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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導讀】近期，美國IBM宣佈暫緩招聘，稱未來數千個工作崗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這是自今年裁員潮席捲Meta、谷歌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以來的又一波裁員計劃，其影響範圍波及全球就業市場。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理解超級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角色？這些巨頭又如何參與並塑造全球政治經濟格局？
本文分析超級企業的興起及其塑造全球不平等的過程。文章指出，技術進步與經濟全球化是助推超級企業擴張的主要動力，信息技術的特性、全球化的生產與市場網絡、與政治利益的結合為大企業創造了寡頭壟斷的機會，導致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信息越來越透明的情況下，超級企業“贏家通吃”的局面反而成為一種全球現象。
作者認為，儘管超級企業的興起能夠增加社會財富，但也加劇經濟不平等，擠壓更多企業的生存空間和勞動收入，擴大貧富差距；而對於不平等問題的治理方式——政府以加強反壟斷、徵收財富稅來分別調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企業通過慈善捐贈來進行第三次分配——也往往遭遇瓶頸。文章指出，在全球化因疫情和大國關係不明朗的當下，超級企業可能成為分化世界的力量，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分配矛盾會更加突出，國家內部也極易走向政治分裂。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原題為《超級企業與全球不平等》。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1981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舍溫·羅森提出了“超級巨星經濟學”的概念。他認為，技術進步不僅擴大了體育比賽和演唱會的傳播範圍，而且使財富和市場份額向行業中的超級巨星集中。40年後，超級巨星現象不僅在體育界和娛樂界變得更加突出，更是在全球市場中掀起了巨浪。從2020年初到2021年底，蘋果、微軟、字母表（谷歌）、特斯拉、亞馬遜這五家科技巨頭的市值增加了5.7萬億美元，約為全球GDP的6%。蘋果的市值一度突破了3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而到了2022年，它們的市值卻出現了暴跌，平均降幅超過了30%。2022年底，新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橫空出世，又讓潛在的最大股東微軟的市值開始狂飆。相較於這些超級企業過山車式的表現，大量小企業卻掙扎在生死線上。就美國而言，在疫情暴發之後短短三個月中，已經有40萬家小企業永久關門，超過了新冠疫情之前全年的數量
新冠疫情只是壓倒小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75%的行業的集中度都在迅速上升。1990年，全球前50大公司的市值還不到全球GDP的5%。30年後，全球前50大公司的總市值相當於全球GDP的28%。《紐約時報》認為“大公司吞噬整個世界”的現象正在發生。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對全球6000家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上市公司的分析發現，這些公司的利潤分佈呈現倒三角形狀：前10%的超級公司貢獻了80%的利潤，中間60%的公司基本持平，墊底的10%的公司的虧損基本抵消了前10%公司的盈利。與此同時，行業間的差異也更加突出，金融、信息技術、專業服務等行業成為炙手可熱的超級行業，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市場附加值和利潤。
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信息越來越透明的情況下，為什麼贏家通吃的局面反而成了一種全球現象？一方面，超級企業是一群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學霸”，它們同普通企業的區別不僅在於規模，而是更全球化、更具創新性、更有效率，也更能賺錢。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是助推超級企業興起的主要動力。
相較於歷史上的技術革命，信息技術革命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更具顛覆性。這是因為信息技術具備兩個特性：非競爭性和排他性。在通常理解中，私人產品如汽車和房產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特徵，公共產品則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徵。但當前，具備這些公共產品特性的信息技術往往為私人公司所控制。信息技術的非競爭性體現在無限量消費，即社交媒體不會因為使用人數的增加而造成資源的減少，因此擴大規模的邊際成本很低。比如ChatGPT推出後僅兩個月，註冊用戶數就超過了1億。而排他性則體現在信息技術的創新可以通過專利保護來限制他人免費使用和模仿，以保障技術創新的高回報率。這兩個特性使得基於信息技術的創新公司具有更強的盈利能力和增長空間。
其次，全球化的生產和市場網絡擴大了跨國公司的組織優勢。現代產業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分工深化，二是集群化。在分工深化方面，隨著高端產品製造越來越複雜，一個國家難以承擔所有的分工環節，產業鏈按照比較優勢跨國佈局是必然之舉。在集群化方面，生產或市場一旦達到了關鍵規模，接下去就可以如同滾雪球一樣迅速擴大，放大規模經濟效應。這兩個特徵疊加導致全球供應鏈跨國集中佈局，既形成了空間積聚，節約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又完成了資源整合，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的無形資產比重高，單位成本隨著規模擴大而迅速下降，因此利潤率更高。
另一方面，超級企業的形成也是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深度融合、相互強化的結果。一旦企業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取得了最初的領先地位，它們就會通過兼併擴大規模和拓展業務範圍，同時發揮政治影響力提高市場進入門檻，減少競爭威脅。在歐美國家，政治遊說和選舉捐款是超級企業發揮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渠道，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遊說非常普遍。美國在聯邦層面的遊說支出每年高達35億美元，其中代表企業和商會的利益集團是遊說的主力。在過去20年中，標準普爾1500指數所代表的1500家大型公司參與遊說的比例從33%增加到42%。經濟學中通常用一個行業中最大的四家公司的產值佔總產值的比例（CR4）來衡量行業集中度。美國各行業的平均集中度是15%；而在遊說支出方面，前四大公司的遊說支出佔整個行業的45%。這意味著，超級企業不僅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得以加強，而且它們的政治影響力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增長。歐盟國家的超級企業也表現出相似的趨勢，儘管它們的政治遊說支出沒有達到美國企業的水平。
超級企業政治遊說的重要目標就是提高市場準入門檻，減少政府對反壟斷的審查，從而有利於大企業鞏固和壯大其優勢地位。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席捲全球，發達國家政府倡導減少政府幹預，放鬆監管，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表面上看，這些政策旨在推動自由競爭，提高市場效率。但事實上，政府監管並沒有全面放鬆，而是有選擇性的重新監管。一方面，勞工權利和失業保護方面的法律限制放鬆了。勞動力市場變得更靈活，但勞動者的收入卻沒有提高，反而在數字經濟的推動下形成了龐大的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美其名曰“零工經濟”（gig economy）。據估計，美國有25%~30%的就業人口從零工經濟中獲得收入。到2027年，零工經濟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中的份額將超過50%。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監管則大大強化了。比如，美國1998年通過的《數字千年版權法》（DMCA）極大地提高了對違反數字版權行為的懲罰力度，但為互聯網平臺提供了免責的避風港，從而為21世紀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新自由主義下的放鬆監管加劇了勞資關係的不平衡，尤其是為大企業創造了寡頭壟斷的機會。在美國和歐盟，行業和市場的集中度都在增加，市場競爭程度隨之下降。
理論上，超級企業的興起意味著各國可以利用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做大蛋糕併產生涓滴效應，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紅利。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利潤向這些超級企業高度集中，意味著更多企業的生存空間在不斷縮小。超級企業的出現對收入分配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經濟學家大衛·奧托和他的合作者用翔實的企業層面數據進行了檢驗。他們發現，超級企業的興起使勞資關係朝著更有利於資本的方向發展，壓縮了勞動收入佔比。勞動收入佔比是勞動者勞動報酬佔GDP的比例，體現了經濟產出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比例。這些超級企業的突出特徵是：固定資本和勞動收入佔比相對較低，而研發投入和數字化程度高。因此，當超級企業佔據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時，整體經濟中勞動收入佔比就會下降。以美國為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型公司在勞動生產率、利潤和市場佔有率方面都在上升，而工人的實際收入和勞動生產率都在持續下降。
美國的情況並非特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勞動收入佔比在所有發達國家都在下降。35個發達國家的平均勞動收入佔比從1980年的54%下降到2014年的50.5%。發展中國家也呈下降趨勢，但速度稍慢。從1993年到2014年，54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勞動收入佔比從39%下降到37.4%。美國的情況尤為突出。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估計，從1947年到2000年的半個多世紀中，美國的勞動收入佔比僅僅從65.4%下降到63.3%；而從2000年到2016年期間，勞動收入佔比下降了6.6個百分點，是之前53年下降幅度的3倍。勞動收入佔比下降往往意味著中產階級收入的停滯和減少。
這些研究表明，儘管超級企業的興起增加了社會財富，但不平等加劇也是客觀事實。這樣的局面給政府治理帶來了兩難：一方面，如果通過政府幹預限制超級企業的發展，就違背了公平競爭的原則，甚至會產生負向激勵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任由超級企業繼續擴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將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也會更加突出。如何處理這樣的治理難題？從歐美國家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政策來看，似乎沒有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初次分配是產生不平等的最主要渠道。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通常是市場力量決定的，但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反壟斷就是政府矯正財富初次分配不均的政策手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美國是經濟飛速增長、財富高度集中、政治腐敗蔓延的“鍍金時代”，誕生了許多具有行業壟斷能力的超級企業。卡內基、洛克菲勒、摩根、範德比爾特等商業大鱷壟斷了鋼鐵、石油、金融、鐵路等行業，被尊稱為“工業領袖”（Captains of Industry）。他們認為美國社會正在經歷“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進步運動，只有最具活力的企業才能在競爭中勝出，而競爭中落敗的企業只不過是通往繁榮之路的陪葬品。
儘管這些商業大鱷具有在政治上呼風喚雨的能力，但它們追逐壟斷暴利的行為也引起了美國社會的擔心和反感，被稱作“強盜貴族”（The Robber Barons）。美國於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法》，將企業的壟斷或試圖壟斷行為定性為犯罪行為，從法律上為反壟斷提供了立法基礎。不過，在《謝爾曼法》通過後的12年中，這個法案只是一個紙老虎，沒有任何企業因這個法案被起訴。直到1902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下令要求JP摩根將控制全美鐵路線的北方證券公司進行分拆。隨後美國政府又將洛克菲勒旗下的標準石油公司拆分成7家地區性公司，以打破獨家壟斷的局面。
《謝爾曼法》由此成為美國政府敲打和限制超級企業的法律武器。不過，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反壟斷的目標和結果都發生了變化。1978年，芝加哥學派的羅伯特·伯克法官在《反壟斷悖論》一書中指出：反壟斷的目標應該是消費者福利的最大化，而不僅僅是保護競爭。許多商業合併後因規模擴大而成本降低，事實上是對消費者有利的。伯克認為，企業的掠奪性定價行為——通過惡意壓低價格來打壓競爭對手，是不可持續的非理性行為，因此不應作為判定是否有壟斷行為的標準，而應該以是否損害消費者福利為標準。儘管伯克的觀點很有爭議，但在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大背景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接受了伯克的觀點，將消費者福利最大化作為反壟斷的目標，為大企業通過價格戰打壓競爭對手的做法開了綠燈。的確，自從20世紀末微軟公司同美國司法部的世紀反壟斷訴訟案以來，美國沒有一起壟斷案例。在奧巴馬在任期間，儘管科技巨頭們業已形成在互聯網行業中的寡頭壟斷，但美國政府沒有啟動對任何一家企業的反壟斷調查。
但是，21世紀以來，超級企業的持續擴張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廣泛擔心。2017年，耶魯法學院的一位博士生莉娜·汗在《耶魯法學評論》上發表了《亞馬遜的反壟斷悖論》長文，對《反壟斷悖論》的主要命題進行了反駁。她認為，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反壟斷目標在互聯網時代是不合適的。亞馬遜這樣的超級電商可以通過長期的掠奪性定價搶佔市場份額，並通過垂直整合收集海量的客戶信息以主導市場。在這個過程中，消費者的福利在短期內並沒有受損，而掌握了他們個人信息的亞馬遜則具有了更大的市場影響力。因此，這種掠奪性定價不僅是理性的，而且可以長期持續。的確，儘管亞馬遜公司長期虧損，但其在美國電商市場的壟斷地位卻越來越穩固，股票價格也一路走高，一度成為美國市場價值最大的公司。
與此同時，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吳修銘在《龐然大物的詛咒：新鍍金時代的反壟斷》一書中對美國社會的財富和權力集中趨勢表示了極大的擔心。他也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的反壟斷立法不能與時俱進。“如果我們從鍍金時代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經濟政策無法維護廣大民眾的利益，通往極權之路就會開啟。”因此，政府應該加強反壟斷政策的實施，限制超級企業的形成和擴張。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的超級科技企業逆勢增長勢頭強勁，引起了社會的擔心和不滿；再加上超發貨幣造成的嚴重的通貨膨脹，更增加了改變這一局面的緊迫感。拜登政府上臺伊始，就邀請莉娜·汗和吳修銘這兩位反壟斷的新銳學者進入白宮。莉娜·汗被任命為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吳修銘則擔任技術和競爭政策方面的特別助理。隨後，拜登政府發佈行政令，提出加強反壟斷審查，嚴格監督科技巨頭之間的合併，以促進市場競爭。這個政策的效果立竿見影。在拜登執政的第一年，反壟斷審查的案件數量就增加了115%。在2023年的國情諮文中，拜登再次呼籲國會通過更嚴格的反壟斷立法，以提升美國的科技競爭力。
▍稅收與再分配
調節稅收是政府進行再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收入所得稅和財富稅兩種。累進稅率的收入所得稅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都已廣泛應用。最高稅率的變化反映了各國政府在再分配問題上的政策方向。1930~1980年，發達國家把收入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定得很高，尤其是英國和美國，高達70%~90%。在如此高的稅率下，高級經理人沒有多少動力去爭取更高的收入。1978年，美國350家大型上市公司的首席執政官（CEO）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員工的31倍。1980年以後，歐美國家大幅下調收入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高級經理人的收入開始迅速增長。2020年，上市公司CEO的平均收入達到普通員工的351倍。
儘管調整收入所得稅的稅率有再分配的效果，但富豪們積累財富的速度遠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他們還有各種辦法避稅。據估算，美國財富最多的1%的億萬富翁不僅實際繳納的收入所得稅稅率比其他99%的人都低，而且自新冠疫情以來，個人財產超過1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們的總財產反而增值了70%，從3萬億美元增加到5萬億美元。
托馬斯·皮凱蒂認為，針對少數富豪的“財富稅”可能產生更強的再分配效果。因為相較於收入，財富價值通常更能反映真實的納稅能力。在美國，民主黨陣營部分政客採納了財富稅的建議。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兩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和伊麗莎白·沃倫提出對億萬富翁開徵財富稅，以縮小美國的貧富差距。因此，民主黨提出了《超級百萬富翁稅法》，建議對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部分徵收2%的財富稅，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部分徵收3%的財富稅。拜登政府上臺後，部分採納了這些建議，提出把財富稅徵收範圍進一步縮小，只針對擁有10億美元資產或連續三年收入在1億美元以上的超級富豪，符合這些條件的大概有700人。在2023年的國情諮文中，拜登又提出了一個新方案，認為淨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家庭應該至少繳納20%的收入所得稅。
然而，民調顯示黨派之間對於是否開徵財富稅存在巨大分歧。80%的民主黨人支持對富人額外徵稅，而共和黨內只有31%的支持率。科技巨頭們更是強烈反對，認為徵收財富稅會削弱企業創新的動力，對經濟長期增長不利。比如，特斯拉的CEO埃隆·馬斯克對額外徵收財富稅的要求嗤之以鼻，因為他所繳納的收入所得稅已經創了紀錄。在其他發達國家，財富稅也不是一個熱門的選項。許多發達國家也曾經試圖通過財富稅減少貧富差距，但實施效果並不理想。1996年有12個經合組織（OECD）的國家徵收財富稅，而到了2019年，僅有4個國家（法國、挪威、西班牙、瑞士）還在徵收財富稅。而且，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各國已經卷入了降低稅收的逐底競爭，缺少徵收財富稅的動力和能力。
▍捐贈與第三次分配
除了反壟斷和稅收等政策調節手段之外，企業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捐贈成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就在《謝爾曼法》通過的前一年，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發表了《財富的福音》一文。他認為，處理鉅額財富的最佳方式是在有生之年將財富用於公益事業，因為這種方式能夠真正矯治財富分配不平等，使得富人與窮人彼此和解，和諧相處，不必徹底革新現存秩序和文明。卡內基的理念得到了洛克菲勒、福特等其他超級富豪的支持。在20世紀初，以這些富豪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會紛紛成立，它們的捐款資助了大學、智庫、圖書館、音樂廳等知識傳播的機構，也開啟了現代慈善基金會行業。
一個世紀後，美國再次經歷了經濟繁榮和財富集中的局面。這個“新鍍金時代”也伴隨著企業捐贈的迅速增加。自21世紀初以來，美國誕生了3萬多個私人慈善基金會，私人和企業的捐贈總額達到3000多億美元。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2010年倡議的“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已經得到了全球230位億萬富翁的支持，他們都承諾在有生之年將大部分財富捐獻給社會。
但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是：超級富豪的捐贈是否會加劇腐敗的金錢政治？從美國的選舉捐款數據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收入水平在前0.01%的億萬富豪的選舉捐款僅佔美國選舉捐款總額的10%；而到了2012年，這些富豪們的捐款已經佔選舉捐款總額的40%。儘管無法證明這些捐款影響了選舉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競爭性政治體制無法改變不平等加劇的趨勢。
選舉捐贈只是金錢政治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慈善基金會可以通過建立精英社會網絡，將財富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使利益集團的訴求得以在國家政策中予以體現。研究表明，即使只把6%左右的慈善捐贈算作有政治目的的資金，其金額就已經超過了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捐款的2.5倍，相當於三分之一的遊說資金。如此規模的捐贈資金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起到財富再分配的作用，也可能被用於鞏固超級富豪的既得利益。
▍全球化的困境
超級企業的興起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和典型標誌。在經濟全球化高歌猛進的20年中，不斷擴張的超級企業是連接世界的橋樑，受到了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的追捧。在全球化因疫情和大國關係惡化而前景不明的當下，超級企業的擴張卻可能成為分化世界的力量。與此同時，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分配矛盾更加突出，導致了國家內部的政治分裂。
皮凱蒂等學者發現，隨著不平等程度加大，西方國家的政黨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變成了多頭精英政黨體系。受教育程度高的知識精英傾向於支持左翼政黨，高收入的商業精英則傾向於支持右翼政黨。這種政治分化類似於印度傳統種姓制度的階級分層，即代表知識精英的婆羅門和代表商人和武士的剎帝利之間的上層社會分化。換言之，西方國家的政治分化可以稱為“婆羅門左翼”（Brahmin left）和“商人右翼”（Merchant right）之間的分化。儘管婆羅門左翼和商人右翼在政治觀點上有很多分歧，但他們代表的都是受益於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精英階層，因此都支持繼續全球化。在這樣的多頭精英主導的政黨體系中，教育和收入水平較低的勞工階層逐步被邊緣化，他們參與政治的意願大大下降。這部分民眾因此成為更激進的政黨和政客極力爭取的選民基礎，以同精英階層主導的溫和政治派別形成競爭。激進左翼表現為強調加大再分配力度以在各個層面消除不平等，而激進右翼則表現為反對外來移民的民族主義。2008年金融危機後，政治極化表現得更為突出。激進左翼政黨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等國的選舉中贏得了大量選票，激進右翼政黨更是在幾乎所有歐盟國家的支持率都大幅上升。儘管在政治光譜上距離很遠，這兩個派別卻有一個相同的政治訴求——反對全球化。而超級企業作為全球化的明星代表，自然成了雙方火力的焦點，但政治極化使西方國家內部難以在再分配問題上形成共識。
超級企業擴張引起的不僅有民眾對貧富差異拉大的擔心，還有他們對政府無所作為（或無能為力）的不滿。金融全球化引起的逐底競爭削弱了國家的稅收能力，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安全感卻使民眾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更大。這就帶來了一個兩難困境：依靠財政赤字和舉債維持高福利會把國家拖入新的經濟危機，削減福利支出又可能引發政治危機。一旦陷入了這樣的惡性循環，嵌入式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框架也就難以為繼了。
保羅·科利爾認為，焦慮、憤怒、絕望這三種情緒已經動搖了西方國家民眾的政治信念、對政府的信任，甚至彼此間的信任。因此，他呼籲重建“倫理國家”“倫理企業”和“倫理家庭”，認為只有政府和社會致力於共享繁榮和共擔責任，才能重建共同信任，避免因陷入偏激的意識形態之爭而引起社會分裂。
在這樣一個時代，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享繁榮是一個不可能任務嗎？沃爾特·沙伊德爾在《不平等社會》一書中指出，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總是處於長期持續的不平等狀態中，只有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和災難才能短暫地改變這個趨勢。一個世紀前的鍍金時代被世界大戰和經濟大危機所終止，接下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許多發達國家經歷了經濟持續增長而貧富差距縮小的過程，但這個短暫的共同繁榮時期在20世紀70年代末被扭轉。在過去40年中，幾乎所有國家的貧富差距都擴大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精英階層從全球化中的獲益都遠遠超過普通民眾。全球進入了一個財富高度集中的“新鍍金時代”。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給各國帶來了廣泛的受益機會，但效率和公平之間的矛盾也更加難以調和。這個矛盾在富國和窮國都同樣突出，儘管它們的社會經濟環境差異很大。在發達國家，不平等主要反映在前1%的超級富豪和99%之間的差距；在發展中國家，不平等更多體現為後40%人群的貧困問題。
不平等問題的長期性和普遍性意味著沒有快速和標準的解決方案，超級企業只是這座不平等冰山的一角。對超級企業的口誅筆伐也無法解決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結構矛盾。無論是加強反壟斷、徵收財富稅，還是“重建倫理國家”，在現實政治面前似乎都只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也許正如皮凱蒂所言，“歷史自會開創新的道路，往往就在最出人意料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