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兩個凡是”幾乎成為了普世真理，誰要是不遵從，必然會遭到萬夫所指。但有這麼一位同志，卻敢於頂著壓力批評“兩個凡是”，呼籲大家實事求是，他便是方毅，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功勳卓著。
方毅是福建人，生於廈門，14歲時便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參與創建了閩南蘇區。1934年，革命陷入低潮，紅軍主力離開湘贛鄂，北上陝甘，他則奉命留下來堅持游擊戰爭，艱難維繫革命的星星之火。當年下旬，他奉福建省委的命令前往上海嘗試通過特科聯繫黨中央，結果途中不慎暴露行蹤，遂遭到敵特逮捕。
反動派對他施加嚴刑，逼他透露有關紅軍的機密情報，但他寧死不屈，守住了氣節，沒有出賣任何一個同志。敵人拿他沒辦法，便將他關入死牢，準備擇期處決。1937年，國共再度聯手抗敵，國府為了表示建立統一戰線的誠意，釋放了一批在押的共產黨人，其中便有方毅。方重獲自由之後立即被派往華中工作，1939年，他又轉往華東支援新四軍打擊侵略者。
解放戰爭爆發後，黨中央欽點他出任山東省委高幹，負責統籌魯地的黨建工作，調集一切力量配合華野作戰。淮海大戰期間，他盡全力維持後勤運轉，將一車車糧食、一箱箱彈藥安全送上前線，幫助中野、華野擊敗了強大的國民黨軍，取得了一場關鍵性的勝利。1949年，他跟隨華野南下，福建解放後，他出任省委副書記，主管農業與水利。1952年，他被調到上海工作，次年又轉往中央協理財政部。
1954年，他受黨中央委派，前往中南半島幫助越南進行戰後經濟重建，並很快替越南搭起了一個計劃經濟的框架，至1959年，越南已經建成了多所國營工廠，實現了橡膠、糖、鋼鐵等戰略物資的國產化。動盪時期，他出任外聯部門主政官。當時中國所面臨的處境極差，一方面我們與蘇聯交惡，一方面仍與美國處於對立狀態，人民政權可謂是夾在東西方陣營中間，進不得也退不得。為了改善這一不利狀況，方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極力與第三世界國家交好，籌建亞非共同體，凝聚友好力量對抗美蘇的霸權主義。
動盪結束後，華國鋒同志欽點他到中科院當“掌舵人”。彼時的中科院正處於低谷期，大批科研人員還在被關押，諸多60年代就上馬的項目至今也沒能拿出一個像樣的成果來，這導致中國的科技水平遠遠落後於世界，如果我們再不發力趕上去，恐怕就要錯失發展的良機，永遠居於人下。
方毅深感責任重大，不敢怠慢，上任之後，他一邊有序給被冤枉的科研人員平反，安排他們返回原單位，一邊對中科院進行整頓，糾正錯誤思想。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最早對“兩個凡是”提出質疑的一批人，這在當時可謂是驚天之舉。除此之外，他還力主恢復高考制度，重構高級知識分子培養體系，為人民政權儲備人才。
1978年，鄧公提出了著名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由此拉開了中國科研發展的第二個春天。方毅趁勢申請經費重新上馬了諸多核心科研項目，比如電子對撞測試、有色金屬研究、稀土加工等等。旁人都誇方毅是中國科研的“教父”，但他卻謙虛的表示，自己只是一個“後勤大隊長”，管管吃喝住宿還行，真要搞科研還得是專人來幹！
80年代初，他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研與建設等部門，1988年，他因為年事已高主動申請離開一線，90年代初，他卸下一切重擔，退出領導崗位，過起了安逸的退休生活，1997年，這位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因病離世，時年81歲。2008年，黨中央為他出版了個人傳記，向世人展示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以表示對他的尊敬和悼念。
動盪結束後，“左”的思想仍在延續，許多人還活在過去，不願面向未來，將“兩個凡是”奉為圭臬。方毅認為，這種保守的態勢必然會影響科研進程，繼而阻礙人民政權發展，於是他便頂著壓力唱起了“反調”，高舉實事求是的旗幟迎風前進，最終在其他同志的協助下，逐漸破除了時代的枷鎖，革除了動盪的殘餘，推動中國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份功績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