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90年代”系列·留學潮 | 千萬裡我追尋著你

採寫 | 潘文捷

編輯 | 姜妍

1978年5月20日華盛頓時間凌晨3時許，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在睡夢中被電話吵醒。電話另一頭是美國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

卡特：為什麼在這個時間打電話？

布熱津斯基報告說，此時他正在北京，和鄧小平在一起。

卡特：有什麼壞消息嗎？

布熱津斯基：不是壞消息。鄧小平問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國學生到美國的大學留學。

卡特：你對鄧小平說，我們可以接受10萬中國學生。

這是《人民日報》記者溫憲2013年11月10日在採訪美國前總統卡特後發回的報道內容。經過一番醞釀之後，1978年6月23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作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這個消息如同恢復高考的決定一樣突然。但正是此項決定以及之後一系列相關政策的落實，使得中國先是在80年代出現了大量公費留學人員，隨後自費留學人員也不斷增加，並在90年代迎來了留學熱潮。

上世紀70年代末，首先有機會走出國門的是一批高級領導幹部。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提及，1978年，中國有13名副總理級別的幹部累計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此外還有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鄧小平在1978年底總結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在傅高義看來，這種對落後的認識是使改革獲得支持的關鍵因素。

而推動學生出國留學也與改革有關——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認為教育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鄧小平認為科學和教育是頭等大事，科學是沒有階級屬性的。他第一次談到這項工作時說：“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鄧小平曾有過留學法國的經歷，他對留學生和現代化建設的關係有切身感受。

1978年6月23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在聽取教育部工作人員關於清華大學工作彙報時，作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指示。他指出︰“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辦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教育部要有一個專管留學生的班子”。“6·23指示”開啟了新時期，中國大規模派遣留學人員的序幕。

除了派遣留學生，中國也開始出現自費留學生。據新華社報道，1978年，整個上海只有8個人申請自費留學，但1979年，自費留學人員超過千人。1981年，自費出國留學政策的基調得到了確定：國家在政治上對自費留學人員和公費留學人員一視同仁。對自費留學的限制逐漸放寬，1984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1985年，國家取消了“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要堅決大膽放開”的政策取向，這使得1985年以後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增長更為迅速。

在《我曾走在崩潰的邊緣》一書中，新東方學校的創始人俞敏洪談到，1980年，他到北大西語系讀書時，同學中“還幾乎沒有出國的”。而從1982年開始，他的大學同學中開始零星有人出國讀書。在他本科畢業的1985年，全班同學都抱著“考著玩一玩”的心態，參加了沒有經過備考的托福考試，不過此時大規模的出國潮還未出現，同學們“幾乎全都被分配到了國內的單位”。

《我曾走在崩潰的邊緣》
俞敏洪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19

當時間越來越靠近90年代，俞敏洪發現身邊出國的朋友漸漸多了起來。1988年，看著朋友中陸續有人出國，他也產生了想要出國深造的想法， “不出國進行深造的話，我會在未來的世界失去機會。”然而獲得國外學校的獎學金並非易事，俞敏洪需要自己掙出學費。他先是參與了一些培訓機構託福和GRE課程的教學工作，隨後發現，這不如自己開培訓班來錢快。於是，在1990年，已經是北大正式老師的他向學校提交了辭職報告，著手創建培訓班。

清華大學新聞網2008年的一篇題為《留學的歷史定位：劃時代的留學潮》的文章中談到，1981年，美國首次在中國舉辦托福考試，以北京為例，當年參加者為285人，1985年上升為8000人，1986年達18,000人。1989年全國的考生有4萬多人。文章稱，到了90年代，為了報名，“常常要通宵排隊，但仍有未如願者。而託福和GRE的成績則越考越高，北京新東方學校的補習班則越辦越火。”

不過，國家的出國留學政策並不是陡然放開的，而是經歷了一些反覆。1968年出生在陝西延安安塞縣的李延龍如今在美國做藥物研發方面的工作。他回憶說：“1985年上了大學以後，在班主任的薰陶下，我逐漸開始改變想法，隱隱約約覺得出國可能是一條好的出路。”好景不長，1989年僑屬關係政策實施，規定只有親屬在國外生活的學生才可以出國留學，出國的道路平添重重阻攔。當年大學畢業的李延龍無奈只能先去了一家位於石家莊的製藥廠工作。然而藥廠工作微薄的收入讓他覺得不論自己再怎麼努力，前路都很渺茫。他供職的研發小組經過不斷實驗終於將當時一款售價達5000元的免疫製劑的成本降了下來，然而，這一成果所收穫的經濟收益幾乎與小組成員無關，“拿到手裡的工資一年只有一千多塊錢，連體面的生活都過不了”。

事情不久之後就有了轉機。1990年，美國出臺的《1990年移民法》，提高了入境移民的最高限額，每年增至約70萬人，且美國公民的近親親屬不受配額限制，被稱為是歷年來最寬鬆的移民政策，美方擺出加入全球人才爭奪戰的姿態。而中國政府為避免人才外流，曾一度對當時想要出國的人員增加了限制措施。

今天回過頭看，《1990年移民法》引發的留學潮波動只是個小插曲。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立並肯定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工作方針。常態化的留學政策逐漸形成。出國政策逐漸鬆動，提出公派“按需派遣”，自費“隨時申請”。李延龍也加入了當時自考託福和GRE的大軍， “當時在石家莊沒有考點，我要去北京航空學院（指北京航天航空大學）考試。費用也很高，報名費加上差旅費，差不多花了我大半年的工資”。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大城市的學生已經可以在新東方等出國中介的幫助來實現留學夢，身處邊遠地區的邢建軍則根本不知道有新東方和中介機構，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學好外語，想要抓住公派留學的機會，實現人生的蛻變。

決定要留學時，邢建軍已經是青海畜牧獸醫學院（後與其他學校合併成青海大學）的教研室主任、教務處副處長。回想起自己出國的動力，他坦言：“那時候的想法都很樸實”，就是改善生活。有個同事公派到澳大利亞待了一年，帶回了微波爐，大家看了都覺得神奇。他琢磨著拿著獎學金，再自己打打工，省點兒的話，收入比在國內的工資還要高。

在90年代初，邢建軍周圍已經有一些人選擇告別鐵飯碗，辭職去了海南和深圳，當中的有些人後來成為小企業主掙到了錢，但邢建軍決定紮實學習英語，等待時機出國。他學習英語的材料是中央民廣播電臺每個週日的《星期日英語》節目和一本叫《英語學習》的雜誌。此外，他還想看《China Daily》，但三百多塊錢一年的定價對他來說實在太貴，就一群人哄著學校圖書館訂購了來。報紙訂來後，邢建軍常常在圖書館抓時間閱讀，有時候一看就看到管理員要下班的時間，管理員乾脆讓他拿回家看，他就抓住機會，晚上在家一邊看報一邊查字典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

邢建軍選擇的是公派出國的方式，也就是政府間的合作項目。那時候公派項目派遣的都是有工作經歷的人，他所在的偏遠地區也有一些照顧性的政策，因此他所在的單位有去歐洲的項目名額。“當時我們到歐洲，一張飛機票要1萬多，我一個月才掙一百多塊錢工資，這錢，如果公家不給出，哪裡來？”

出國前，邢建軍的父親已經患病，出國後，夫人也已經停薪留職在家帶孩子，這意味著他成為了一家人生活的全部經濟來源。在意大利，他和很多國人的生活都過得非常簡樸：“能省就省，房子住得遠，租金要便宜，各方面都要精打細算，比如要到賣折扣商品的窮人超市裡買東西。”在超市裡邢建軍最常買的是洋蔥、雞蛋、西紅柿，因為煮意大利麵是生活的標配。而豬肘子、豬蹄子意大利人不吃，價格就會比其他肉類便宜得多，所以每每到了週六，一起出國的幾個中國人會一起湊錢買個豬肘子，煮煮燉燉，就上最便宜的啤酒、葡萄酒，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每逢週末，邢建軍還要去當地中餐館打工當“三廚”，主要工作就是把冰箱裡提前凍好的蒸餃放籠屜裡蒸，或者下油鍋裡炸。偶爾他也會和朋友們去酒吧裡喝一杯。之前在國內的教育觀念裡，人們會覺得酒吧是色情場所，五六塊錢一聽的可口可樂在國內也過於奢侈。他到了意大利的酒吧，指明要喝罐裝的可口可樂，旁邊就有人說，你喝這破玩意幹啥？

1994年4月20日，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開天闢地”的大日子——中國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接入全球互聯網，從此開啟了互聯網時代。在邢建軍的描述中，1994年，意大利早已“有了internet（互聯網），也有了email（電子郵件）。在學校，電腦都是蘋果Macintosh”，因為“人家都已經有word、excel了”，邢建軍從國內帶的DOS操作系統的書一頁都沒有翻。他經常利用下班後的時間，打開電腦學習。“那個時候我們有個心態，知識改變命運，我從青藏高原出來，和國內一些地區差距已經很大了，而這些地區和國外的差距就更大。那時候我覺得如果能學出來，就可以拿到學位回國做個博士後，進而能進北京，能解決老婆和孩子的戶口。”

1998年2月11日，北京，顧客在聯想電腦專櫃購買電腦。

從邢建軍的敘述中可以感受到，當時西方一些國家的先進和發達，成為了許多國人眼中不言自明的出國原因。而對這些國家的羨慕和仰視，中間也暗含著對中國現代化未完成的焦慮。微波爐、可口可樂、蘋果電腦，這些來自西方的事物也不僅僅是普通的商品，更象徵著現代化的承諾。

在八九十年代，人們談論“現代化”，就好像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實。不過，“現代化”的這套歷史敘述從何而來？《“新啟蒙”知識檔案》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看到，這原本是美國社會科學界發明出來的。在冷戰的背景之下，為了與前蘇聯“世界革命”發展模式對抗，美國創造了一套關於後發展國家的發展範式，也就是“現代化理論”。在這套理論中，所有的國家都被擬定了一條導向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世界時間軸。

《“新啟蒙”知識檔案》
賀桂梅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1-3 

隨著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市場從對中國進行封鎖和遏制到有限度地接納中國，“中國落後於西方”的主體意識也生成了。賀桂梅看到，中國人形成了一種自我憎恨式的視角，“即70-80年代轉型期的全部社會問題都來自中國內部，而全部希望則來自於中國外部”。

由此可見，在上世紀8、90年代前後國家推動及個體進行出國留學的選擇，是為了學習西方一些國家的先進和發達之處，但除了來自海外的吸引，人們能夠選擇留學也和國內的大環境密不可分。

1998年4月18日，遼寧省撫順市人才招聘市場即景

國家統一招生、統包學生所有費用以及統一分配的“統包統配”制度曾經緩解了新中國建設急需人才的矛盾，但是隨著高等教育和經濟的發展，情況發生了變化。統包統配製度下，高校辦學積極性難以發揮，用人單位和畢業生也少有選擇權。人才的使用根據的是編制的需要，但不一定是本人的才能。用非所學、人才閒置的現象是很常見的。

1987年，北京第一次舉辦了用人單位和畢業生見面的供需洽談、雙向選擇會。不過所謂的雙向選擇，依然是一種過渡性方案，受到很多政策的影響。例如，用人單位每接收一個畢業生，就要考慮到幹部編制、工資指標、外地生進省（區、市）指標等因素，缺一不可。在北京，高教局每年給高校的“留京指標”約佔當年畢業生總數的10%。其他大城市也有類似的舉措。頻頻有人向相關部門反映：“北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為什麼北京的孩子就天經地義地留這兒工作？為什麼就不讓我留下？”生源的流向依然受限，類似的疑問依然存在。

雖然在體制內擁有鐵飯碗的就業願景依然是當時社會的主流觀點，但嚮往著流動的就業者逐漸多了起來。據劉明華在《世紀旋風：人才“大逃亡”》一書的記載，在90年代初，中國科技人才交流中心負責人介紹，全國專業技術人才中30%有流動意向，但人才流動率僅有2.6%。“中國人的長期不能動，已使很多人產生不願動的惰性。領導喜歡安於現狀的下屬，而安於現狀不可能激發一個人的活力。”當時間邁入90年代，流動從某種程度變成了時代的呈現方式，跳槽、辭職、下海等等擇業和流動的方式，讓人們擁有了豐富經歷、展現價值的機會。

1998年4月18日，遼寧省撫順市人才招聘市場

1992年，劉震雲創作的中篇小說《一地雞毛》，講述了躊躇滿志的大學生被分配到機關單位，過上了平庸瑣碎甚至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生活。小說裡，在體制中“送禮”和“走後門”成為託人辦事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主人公也逐漸安於現狀，成為了體制的一部分。同一年，胡咕嚕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學讀書，“那時戶口制度還很嚴苛，大學生畢業都包分配，即便自己尋找到了更喜歡的崗位，依然要被各種戶口和指標鎖死。與此同時，我們目睹的是下崗的上一輩人迅速被社會遺忘，日益感到人們各自為戰。當我開始要面對未來選擇的時候，感受到的就是這些方向混雜的洪流。”

胡咕嚕提到了崔健1994年的專輯裡一首叫做《彼岸》的歌，這首歌一共有四句：“這裡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共同面對著同一個現實/這裡是世界，中國的某地/我們共同高唱著一首歌曲。”胡咕嚕每次聽這首歌，想到的都是，中國人有著一種特殊的共同命運，也因此有著一種特殊的集體感。“我出國的原因可能是在下意識擺脫它們。”他說，中國人有“被一種被看不見的力量操縱”的感覺，這種感覺超越年齡、地域和階層，是一種“老百姓”的身份，是一種他想要擺脫的中國人的集體情緒。“在九十年代，讓我想起這種感覺的除了春運，還有97年香港迴歸和98年大洪水這類事件。

《彼岸》是崔健1994年《紅旗下的蛋》中的一首歌

《彼岸》這首歌中，崔健在街頭訪問路人，問了若干問題，其中一個便是“你想出國嗎？”  胡咕嚕最早聽說“中介”這個詞時，是指出國中介而不是房地產中介。1998年他在新東方上課，聽校長俞敏洪發表勵志性的演講，因為接受國外考試中心的成績單和學校新建需要穩妥的通信地址，他還在新東方的辦公室租了一個實體郵箱，只為了等和出國有關的那幾封信。他還記得那個辦公室就在北大南門對面的寫字樓裡。

1999年是邢建軍歸國的年份，他通過留學實現了進京的夢想。同一時間，胡咕嚕正準備離開北京。和邢建軍不同的是，胡咕嚕自述出國的緣由是尋找在世界中的位置和適合自己的生活。不同於90年代出國潮早期更多人是公派身份，此時自費留學（不走政府間的合作項目）漸漸成為主流。但是所謂的自費，並不是字面意思上說的自己掏錢去上學，而是選擇自己聯繫學校，考GRE、託福，拿到offer和獎學金資助，再去留學。“每年幾萬美元的學費在那時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完全是天價，美國高校研究生的獎學金和助學金讓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留學變得可能。對個人而言，美國無論是在科技還是文化上都是我願意探索的一片土地。”

胡咕嚕最早認識的打定主意要出國的人，是他的一位熱愛理論物理的大學同學，這位同學每天晚自習結束後都要到小賣部買一瓶冰鎮的玻璃瓶裝的可口可樂，過生日時會要求胡咕嚕到海淀圖書城南口的麥當勞請自己搓一頓，他們還一起解讀了《加州旅店》的歌詞。“我們都是不算追求物質生活的人。那時美國雖然是我們心目中的發達國家，但科技和文化對於我們來說更有趣些。在這兩點上比較出色的國家，在年輕人心中應該是有好感的。”

“我的同學裡，選擇出國留學的人確實都更個人主義一些。他們看起來不是在學校裡就已經想著攀爬社會金字塔的人，而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和我一樣不願意被分配之類的流程早早固定自己的人生。”“個人主義”這樣的表述在社會主義中國曾長期帶有貶義色彩，但在90年代的語境裡，卻已經有所不同。正如賀桂梅指出的，這是因為在80年代，圍繞著“人”、“人性”、“主體”的人道主義表述已經批評了過去國家對人性的壓抑，轉而把“個人”視為絕對的價值主體。

《北京人在紐約》這樣的電視劇也讓胡咕嚕有所觸動。電視劇中的主人公王起明獲得了在中餐館刷盤子的工作，一個月900美元。“美國畢竟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國家，什麼人都可能定居下來，並不需要是有錢人。傳說中洗洗盤子就能買車的去處，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應該是有吸引力的。這樣一部作品似乎是給九十年代的出國風潮定了個調：如今可以相對自由地出國了，但都得靠自己打拼。不過，我覺得就是得靠自己打拼這個現實讓它變得激動人心——個人自主選擇生活道路，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北京人在紐約》
1993 
圖片來源：豆瓣

在胡咕嚕眼裡，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和九十年代的大學生之間的區別基本上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區別。“八十年代的關鍵詞是反思，反思這個國家在之前幾十年發生了什麼，重新找回它的身份。知青文學和1983年首播的紀錄片《話說長江》就算是在這些方向上的嘗試。而九十年代開始之後，很多人都在思考，自己能擁有多少自由？假如那時出國移民和這個問題有關係，我一點都不奇怪。王小波在九十年代能夠脫穎而出的關鍵很可能是他比知青作家想得更多，體現了更純粹的自由。”胡咕嚕認為這和王小波在八十年代的出國經歷多少有關。

“自由”成為了胡咕嚕眼中九十年代留學生的關鍵詞。因為它的背後有著一種具有整合力的意識形態。在世界範圍內，上個世紀70-8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義登臺的時代。而在中國，人道主義知識話語也成為了80年代變革社會的庇護傘。賀桂梅看到，人道主義把人從國家機器的直接控制之下解放出來，但是這只是其“解放”一面，它還有構建秩序的一面——建構更適宜於“現代化”的“經濟個人”。

這也符合在胡咕嚕對八九十年代不同氣氛的印象——在他眼中，八十年代算是中國政治氣氛最活躍的十年，而九十年代大家都開始埋頭做個人發展了。“和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相比，我們把對國家和社會的期望變成了對自我生活的一種期望。”

在意大利時，邢建軍的夫人和孩子曾去探親，費了好大的周折才辦妥了簽證。“待了三個月，簽證到期我就讓他們回來了，因為是朋友做的擔保，我這人非常仗義，不能讓朋友吃虧。”那時候簽證不容易辦，因為擔心中國人有移民傾向。他在國外屬於學生身份，是沒有能力擔保家人出來的，必須找意大利朋友來擔保，“朋友得到警察局、移民局簽字，知曉各種移民法律，簽了字才能辦出來，費老勁了。”

當時確實也有不少出國門後“黑下來”的人。一些華僑對邢建軍的行為表示不理解，有的人得給蛇頭交十幾二十萬才能偷渡到這裡，怎麼他這麼傻，好不容易把老婆孩子帶進來了，還讓他們走呢？

邢建軍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他在意大利期間，佛羅倫薩的憲兵打死了一位當地華人。兩兄弟在意大利有一間製衣廠小作坊，晚上正在裝車的時候，憲兵認為，這麼晚了還有人在裝東西，可能有貓膩，於是就來一探究竟。兄弟中的哥哥有合法身份，弟弟則是偷渡來的。哥哥就讓弟弟趕緊跑，自己則阻撓憲兵追趕。在這個過程中，憲兵把哥哥打死了。“當時當地華人的反應好像也不是太激烈。有的華人跟我說，要是打死的是黑人，意大利警察局一個月都不得安寧，門口肯定都是人在靜坐，可是中國人就這麼忍氣吞聲，不了了之了。”

除此之外，邢建軍也看到，和美國不同，歐洲總體來說對外來者比較封閉和保守。“在歐洲著名高等學府裡的有幾個中國人？掐著指頭算也掐不出來。”他認為在歐洲，想留下來唯一的選擇似乎就是進入企業打工。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選擇“黑下來”，等待大赦——也就是讓黑戶合法化，前提是有人僱傭。

胡咕嚕離開中國時，國內的政策是出國留學會被註銷戶口，還被要求交數額不小的培養費，不交就不給辦護照。“當時辦理這一切的時候，有一種被迫了斷的暗示”。在他讀研的那個年代，出了國後又回去的人似乎有著“混不下去”的嫌疑。“我認識的同齡人中，只有兩位回國發展了，但他們特意為了生孩子專門回來一次。我的老同學們裡沒有海歸的，他們看起來都享受著自己選擇的生活，偶爾會回憶母校、鄉音和小吃。而特別追求事業的，比如我大學的喜歡理論物理的朋友，雖然和他有好些年沒聯繫了，但我很清楚，他肯定認為在美國有一個更安靜的研究環境。以我對他性格的瞭解，在國內高校任職肯定會令他煩惱不堪。我自己也是這樣的，假如回去，可能會活成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抱著這樣的想法，胡咕嚕選擇了在美國定居。

胡咕嚕也認識一些偷渡客，“他們花了很多錢在律師身上，一步步走著緩慢的移民過程”。但他同時也覺得，“就中國人來說，是否有身份，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沒有什麼影響。中國人就是勞碌命。努力想要留在美國，也就是努力過自己想過的日子。”

邢建軍認為自己這一批留學生和80年代的留學生差別不是太大，“大家都是省吃儉用，想要獲得知識，改變命運，把日子過得更好。”邢建軍從2010年起擔任意大利教育中心中國區負責人，他見證了中國學生在留學這件事上的態度變化。他看到八九十年代的留學生主要靠獎學金，而現在的留學生很多要花家裡的錢。“我留學的時候，咱們中國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跟國外是差距還是很大的，現在咱們新一代留學生到了意大利，都覺得‘村’。他們相互調侃都是‘我進村了’。”

中國留學生的態度變化也折射出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的變化。

在整個90年代，中國一直有一種處於現代化未完成狀態中的焦慮。在《“美國夢”轉型——當代大眾文化中的美國想象》一文中，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張慧瑜認為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來，“中國與美國的情感就像戀人一樣充滿了愛恨交織”。他說，1980年中國對美國處於“暗戀”階段，美國作為國人想象中的“夢中情人”，是現代文明的典範和理想之地。1990年代初期，這種“單相思”的情緒達到頂點，正如劉歡在《北京人在紐約》的片頭曲《千萬次的問》裡唱出的那種糾結——“千萬裡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並不在意”。

粗看起來，在90年代似乎也有一些反美情緒，例如1996年，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曾經風靡一時。1999年4月，美國炸了中國駐前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美國駐華使領館都遭到了抗議和圍攻。胡咕嚕記得當時成都領事館因此關閉，他不得不去上海領事館簽證，看到衡山路人行道上排隊等候的依然有很多學生。然而，在張慧瑜看來，這些都說不上是真正的反美：《中國可以說不》其實並非在反抗美國為代表的全球政經秩序，毋寧說是求認同而不得的一種心態；而1999年的事件也沒有否定美式價值觀，反而是進一步渲染了“落後就要捱打”的民族悲情。

1999年5月10日，廣東省廣州市，在美國駐廣州領事館附近舉行的抗議活動上，人們舉著遇難的三位中國記者的照片：邵雲環、許杏虎、朱穎

這是90年代的特別之處。在新世紀，人們討論起“大國崛起”，討論起修昔底德陷阱，接著又討論起了“文化自信”。在新世紀成長的年輕人，對美國和對西方世界的看法與他們的前輩有著極大的差別。

邢建軍意識到，今天，國家實力、家庭財富等因素使得留學生不會太操心經濟上的問題，這一點和90年代出國的留學生形成巨大反差。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則這樣講述留學生之間的代際差異：“00後大學生往往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常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看待其他國家，以‘願望思維’看待國際事務，認為中國很容易實現對外政策目標。他們常以中國與外國兩分的方法看待世界，將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視為同一類國家，將和平、道德、公平、正義等人類的普世價值觀視為中國獨有的傳統，認為只有中國是正義的和無辜的，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是‘邪惡’的、西方人對中國有著天然仇恨。”很難想象在90年代的留學生中會存在這種思維。

（胡咕嚕為化名，感謝申璐對本文的貢獻，按語寫作：黃月。）

參考資料：

溫憲《美中合作既是機遇也是責任》，《環球時報》2013年11月12日《訪談實錄》版

《我曾走在崩潰的邊緣》俞敏洪 中信出版集團  2019

《鄧小平時代》[美] 傅高義 著 馮克利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

《世紀旋風：人才“大逃亡”》劉明華重慶大學出版社 1993-7

【奮鬥百年路 啟航新徵程】尊重勞動尊重人才 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959198

新中國檔案：鄧小平作出擴大派遣留學生戰略決策http://www.gov.cn/test/2009-09/30/content_1430681.htm

留學政策變遷40年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829623527112672&wfr=spider&for=pc

《1978：留學改變人生》錢江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4

楊曉帆：《賀桂梅：走出思想史的可能與限度》騰訊文化 

https://cul.qq.com/a/20150513/009585.htm

第五屆教學共同體年會主題報告 | 閻學通：如何為00後大學生講授國際關係課程

https://mp.weixin.qq.com/s/GcftpDXIBDFJ26E570VHcg

張慧瑜：“美國夢”轉型——當代大眾文化中的美國想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3/09/305763.html

張蓋倫：《落實辦學自主權　高校究竟如何做主》，科技日報 2018

http://m.people.cn/n4/2018/0830/c155-11528097.html

程元：《大學生的誤區與社會的誤導——風波過後的回顧、反思與啟示》，《人民日報》1989年9月6日

郭豔紅，王芳. 世俗中的掙扎與沉淪，從劉震雲《一地雞毛》看知識分子的困境[J]. 電影評介,2008,05:104.

浦樹柔：《高校畢業生分配製度：艱難的轉軌》，《瞭望》新聞週刊1995年第31期

《留學的歷史定位：劃時代的留學潮》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874/745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