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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雍正在給其寵臣田文鏡的請安折上批示說:“朕安好,鄔先生安否?”讓雍正問候的這個“鄔先生”即是輔佐田文鏡的師爺鄔思道。
據說有一次田文鏡與鄔師爺鬧了彆扭,鄔師爺來了個“不合則去”,捲鋪蓋走了人,此後田文鏡如同失去柺棍,在地方行政和對上奏請屢遭雍正斥責,不得已又把鄔師爺請了回來。
田文鏡做官靠師爺在清代具有相當普遍性,許多官員一日不可沒有師爺,而師爺也成了隱藏在官場中的最大隱形權利擁有者。
“代官出治”的同時滋生了大量的地方政務不良之風。清代曾有這樣說法:“無幕不成衙”這裡的“幕”就是指幕友、幕賓,即俗稱的師爺。按照清代從總督巡撫到州縣大小几千個衙門計算,每個衙門有五個幕友計算,全國的師爺最少有數萬人之多。師爺們混跡官場,首先靠的還是能力。學幕必須拜師,學成才能出徒,其所學範圍也非常廣。包括收錢糧賦稅,開支各種費用,往來文件和繕寫公私函件,這些成為師爺最基本的本領,汪祖輝曾說自己學習刑名一幕,就用了整整六年時間。
上圖_ 田文鏡 (1662年—1733年),字抑光
師爺是官員權力的附屬品,而師爺對於官員猶如“即可之於飲食,寒暑之於裘葛,而不可離矣。”由此也逐漸衍生出師爺群體,他們不但呼朋引類,暗通信息,上下交結,形成了一種令主官都難以控制的社會勢力。
在幕府所有崗位以刑名師爺、錢穀師爺為最好崗位,一個掌握了審判權力,另一個掌握了錢糧權力,其收入更是其他崗位師爺的數倍。不僅收入高,有的師爺通過關節,收攬了大量的政治資源,走上了官老爺的位置。過程是由督撫一級上報吏部,可以授予官職,但總體看來,能夠當上官的師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是“布藝終老而已”紹興有個教範家相的人,早年做幕僚,他母親卻覺得兒子雖然賺了錢卻不能給祖上爭光“泯泯無聞”,為此他發奮讀書,終於考中進士。清代的理學家戴震和名臣林則徐也都有類似的經歷,到了咸豐、同治後,做官的資格限制逐漸被打破淡化,由作師爺專項從政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如素有中興名臣的左宗棠也是這一發展過程。但是總體看來,大部分師爺都屬於權力贅生物,利用其服務官員的優勢,搞隱形“貪”,屬於清代官場中比較另類的非典型撈錢人群。
上圖_ 法國人喬治.拉比拍攝的清朝衙門審判案犯情景
清代的“無幕不成衙”非常具有普遍性,總督官員、州府官員和地方縣太爺們離開了師爺如同失去柺棍,寸步難行。
“刑名錢穀動系考成,盡人而知其當重矣”,雖然其他種類的師爺也不可輕視,但刑名師爺是僅次主官的角色。主官在審案時,有的刑名師爺乾脆在大堂後面拉個幕簾,聽主官文案後,提出具體意見,往往最終主導了案件的審判結局,刑名師爺有一套完整的看家功夫,即“六法”和“九不可”,至於所謂的三班六房在主官審案時都說話,都出主意被稱為的“滿堂官”並不能代替刑名師爺的最終意見。
在當時刑名師爺掌握好案子就是抓到了錢,往往是勾連書吏、衙役,按照出錢多少進行中間環節商定,儼然形成了一條流水線的利益鏈。有的刑名最厲害的時候是“一雞兩吃”,讓訴訟雙方最後都成了被壓榨的對象,比著出錢,誰出的多,就讓誰贏。《清實錄》裡記載州縣官員和刑名師爺故意對案件進行延遲不結的辦法進行撈錢。
中興名臣曾國藩在出任直隸總督時,發現一個怪現象,就是案件積壓太多,有的已經幾年不給辦案,為此他對當時的州縣官員和從屬的師爺們給出了畫像: “性情卑鄙,操守不潔”,“貌似有才,心實貪酷”, “擅作威福,物議沸騰”,或 “品行卑汙,工於逢迎”,“浮徵勒派,民怨尤甚”,或“詞訟置之不理,積壓尤多”。
這些參劾措辭激烈,可以想見曾國藩對當時州縣官吏的不作為、貪瀆違紀到了極端痛心疾首。此後他開始大面積把不合格的州縣官吏進行汰換。與此同時集中精力清理積壓案件。在曾國藩看來當時直隸官場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為,亂作為。
在身體條件極差,雙目幾近失明的情況下,把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隸積壓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達一萬二千餘件全部結清。僅保定府衙門中由朝廷交辦下來處理的重大上訪案件就達一百三十餘件。這些案件有的擱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
曾國藩不得不感嘆:“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於此。”一生強勢鎮壓太平軍的曾國藩不得承認輸給了清代的官場。
“接收交待,奏銷錢糧,門牌清冊,地丁人口,屯田糶谷……”從60多項事務上看,錢穀師爺沒有刑名師爺權重,但涵蓋面卻非常廣泛,直接涉及管理當地百姓的各項雜務。除了負責本縣衙內的錢糧業務,還負責大量田產糾紛民事案件,銀錢債務,買賣交易和各種收稅業務等等非常龐雜,能夠坐上州縣官吏的錢穀師爺滋潤非常了得。他既是錢糧總管,又身兼財務出納和現金管理等等,撈錢非常容易。
不光如此,錢穀師爺的薪俸也非常高,早在乾隆時期就已經達到220兩,到乾隆後期縣一級的錢穀師爺已經增加到800兩年薪,這都是合理收入,如果是上一級的錢穀師爺,則多達2000兩年薪。
上圖_ 清代的錢糧師爺的“便民易知由單”,用以通知納糧花戶
除此之外,作為錢穀師爺,還有著一些“政治權利”,即上級師爺可以給下級單位推薦師爺,從中收取大量好處。因為上級師爺可以左右地方官的升遷,如果拒絕師爺的意見,那麼今後肯定沒有好果子吃。有的地方官員為了討好大老爺的“身邊紅人”主動和師爺套近乎,主動讓他們推薦人選,這樣就達成了默契。咸豐年間的官員何桂清對此曾總結說:“各省州縣官員到任,他的幕友們必然要推薦門生故舊,代辦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地方官還不知道這些人能否勝任,就馬上拿出重金邀請。”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清代官員段光清在當上建德之先後去拜見州府官員,談話時問他是否請了幕府,段光清回答說:“刑名、錢穀兩席已定”這個首府官員非常不高興說:“爾處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處朋友皆上級所薦也。”可以想見,一個大清高級官員在安排師爺上如此重視,可見其地位和利益的重要。
在利益集團的不斷助推下,師爺這一行當風氣越來越壞。張集罄《道鹹宦海見聞錄》記載,咸豐年間,滿洲官員陝甘總督樂斌,對公事一無所知,乾脆把所有的業務都委託給師爺,這個師爺因此到處招搖撞騙,把地方官擺弄得叫苦連天。
清朝做資深的師爺汪祖輝做了三十四年的師爺,對此總結說:“官之為治,不必能離此三種人,而此三種人者,邪正相錯”,最後他說,到乾隆中葉,就幕友來講,要尋找到正派的,十人中已找不到四五人了。
這種位不高權卻重的師爺行當,影響了整個清朝政治,是屬於非典型的撈錢群體,隨著清朝政權的垮塌,這一行當才最終退出了歷史。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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