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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參戰，無疑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一次終極大考。但此次的對手，卻也史無前例的強大，是正如日中天的美國。
撇開強大的軍事實力不說，美國單看經濟實力即具有碾壓性的絕對優勢——首先是其工業總產值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達8782.7萬噸，國民生產總值為2848億美元，人均1877美元。而1949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價值245.63億美元，佔到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儲備總量的70％。
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中國共產黨到底行不行？全世界都在觀望。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主席臺上講話，左起：陳雲、周恩來、劉少奇、毛澤東、朱德，會議著重討論了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相關問題
此時剛成立的新中國，尚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國內尤其是廣大新解放區的人心也很不穩定，建國僅僅只是萬里長征剛走完第一步。
就如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上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本來就不發達的鐵路交通，約有一半處於癱瘓狀態；1949年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均遠低於歷史最高水平。如鋼、糧食、棉花產量分別為15.8萬噸、2162億斤、889萬擔，僅相當於新中國成立前歷史最高值的17.1%（92萬餘噸）、77.9%（2774億斤）、52.3%（1698萬擔）。
新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來恢復經濟、穩定局勢
從1950年春起，人民軍隊即積極動員起來參與生產建設，僅東北、華北和西北軍區部隊，即開墾土地213萬畝，同時還承擔了成渝鐵路建設、隴海鐵路修復等大型工程和華北、西北地區水利建設。
這是一個豐收之年，然而開荒的戰士們卻來不及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了——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在朝鮮半島爆發。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以極度劣勢的裝備痛擊“武裝到牙齒”的美軍，全面逆轉了朝鮮戰局。而最關鍵之役，就是二次戰役——如果說一次戰役，對“聯合國軍”而言還有點猝不及防的偶然性，損失也不甚大的話，那二次戰役就完完全全是真面目的硬碰硬，“聯合國軍”美第8集團軍和第10軍這兩大主力集團均遭到沉重打擊，已無人會再懷疑志願軍的戰鬥力了。
老資格的“中國通”、在開灤煤礦攫取個人“第一桶金”、兩口子私聊都講中國官話的美國前總統胡佛，沮喪地承認：“聯合國軍在朝鮮被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軍隊足以擊退中國人。”
而斯大林則致賀電稱：“你們的勝利不僅使我和我們的領導同志，而且也使全體蘇聯人民感到高興。由於你們在抗擊美帝的鬥爭中取得的這些重大勝利，請允許我向你們的領導同志，向中國人民志願軍和全體中國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
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動員口號下，國家戰略重心不得不重新調整。1950年11月15日，中財委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確定戰爭期間財政經濟工作的方針是“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確定1950年國防費用佔國家財政支出的41.1%，達到28億元；而1951年國防費用佔比則進一步增至43%，絕對數較1950年幾乎翻一番，達到52.64億元。
鉅額國防費用的支出，直接導致1951年的財政收入預計僅為支出的88.5%，赤字將高達11.5%。
如何應對鉅額赤字？首先當然是適當增加稅收。以農業稅為例，本來在1950年下半年調整稅收後，政府為休養民力而一度減輕了農業稅，但戰爭帶來的鉅額財政赤字，又使得國家不得不調整政策。
1950年3月，新疆輪臺縣草湖鄉，正在忙碌的7位墾荒者，來自王震將軍領導下的農六師102團
195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為了彌補赤字，為了國家能確實掌握一定的糧食和經濟作物（這是根據今年買不到棉花所得出的一條經驗），今年公糧仍以增加一成為有利”。1951年7月8日，政務院《關於追加農業稅徵收概算的指示》明確農業稅照原概算增收1/10，最低稅率由1950年的3%提高為5%——這一措施，使得1951年的農業稅實徵數額達到361.5億斤，比1950年增加了34%。
但與歷史數據相比就可以看出，1951年雖然稅率提高，實徵額度也大幅上升，但實徵數額卻僅佔農業產量的14.5%，與1949年的13.5%、1950年的12.3%相去無多——較之民國中的大多數年份，這仍處於一個較低位數。而到1952年，實徵數額佔比就下降至12.2%。
全國性的土改和社會秩序的逐漸安定，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產力。而社會組織效率的提升，又使增產資源的邊際效用進一步提升，對世界頭號強國的戰爭勝利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這，又進一步提升了黨和政府的執政威信。
如果說，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外交上還處處留有餘地的話，抗美援朝戰爭則徹底撕破了一切。
一次戰役後，美國對中國出兵的情況尚懷有幻想，判斷為“象徵性”出兵。而在二次戰役後，就徹底給打明白了，不但打明白了，而且心氣都給打崩盤了，整個軍事勢態從長驅輕進一轉而為全線崩潰，戰爭預期也從“飲馬鴨綠江”“聖誕節前送孩子們回家”逐步淪落為“如果中共軍隊繼續進行全面進攻的話，聯合國軍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撤出朝鮮”。
雖然戰場上一籌莫展，但1950年的美國，其綜合實力仍然不可小覷。一旦清醒過來之後，美國就迅即充分發揮了作為全球頭號工業、貿易和金融資本強國的非對稱優勢，對華採取了極為苛刻的貿易制裁和全面遏制措施。
早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的1950年6月29日，美國就頒佈了“1950年輸出統制法令”，規定煤油、橡膠、銅、鉛等11種貨品除非有特別輸出許可證，不得輸往中國內地和澳門。此後美國對華貿易制裁又不斷升級，8月頒佈“1950年特種貨物禁止輸出令”，禁令中包括金屬母機、非鐵金屬、化學藥品、化學器材、運輸器材、電訊器材、航海設備等16類；9月，加強了棉花輸出的管制，並禁止鋼鐵、鐵道用品等20餘種物資輸出香港、澳門；10月，對銅及銅製品、鋅及鋅製品、鉛等物資的出口採取限額辦法。10月28日，美國海關人員檢查停泊費城的美國商船，若有駛往中國的禁止出口物資即予扣留。
朝鮮戰爭爆發後，針對“親美、崇美、恐美、跪美”的思想意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於1950年底在全國展開了“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帝國主義的教育(簡稱“三視”教育) ，圖為一處宣傳教育活動現場
志願軍入朝參戰後，美國進一步加強對華貿易制裁，於11月將對華管制戰略物資由600餘種增加到2100餘種。12月2日，美國又公佈“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的加強命令，所有輸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物資，不論是否戰略物資一律納入管制。8日，又公佈了“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禁止美籍船隻開往中國，而且凡是經過美國轄區口岸轉口的外國商船，若有運載的戰略物資前往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者，亦即予扣留。
作為美國的盟友，日本、比利時、法國也先後宣佈對華實施出口管制。
此外，美國還於12月16日，頒佈“管制外人資產法令”，凍結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一切公私財產。
這一系列封鎖禁運，對中國國內市場造成了明顯的影響——從1950年底至1951年7月，上海市場的進口原料器材價格上漲1至4倍，而部分歷來出口英、美的土產則失去了銷路。
這一變化，迫使新中國將貿易重心轉向以蘇聯為代表的同陣營國家，並積極面向東南亞尋找新的貿易伙伴。外交和經貿上的“一邊倒”乃因此逐漸形成。
不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所實施的貿易制裁與封鎖，也使得中國政府有了充分的理由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如對美國等國在華企業實行徵用或代管、管制和徵購；對原接受美國等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和宗教團體等，實行完全自辦。這讓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列強，自清末以來長期在華經濟以及文化、教育、宗教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大量侵略性投入，瞬間化為烏有。
但在美國陣營內，也並不是鐵板一塊，“騎牆派”也是大大地有的。
首先是英國自己想賺錢——其1950年的對華進出口總額為1.4億英鎊，佔同期中國外貿總額的7.1%。而英國對中國及香港的出口額為0.8億美元，又佔其當年出口額的1.5%（這一部分出口商品，又有相當數量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中國內地市場）。香港對中國內地的出口額約為2.58億美元，佔當年香港出口總額的39%。總而言之，英國在香港擁有巨大的財政和商業利益，而且香港經濟是否繁榮穩定還關係到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和威望——所以英國並沒有認真執行對華貿易制裁措施，因為那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
其次是英聯邦的小弟們也有不少對華貿易份額——如巴基斯坦，其1950年1至6月對華出口額佔其同期出口總額的12.9%；馬來亞（當時還在英國治下）1至8月的對華出口額佔其同期出口總額的4.2%；印度1至12月對華出口額佔其同期出口總額的2.8%……所以它們也不大讚成實行對華全面經濟戰政策。
所以英國人以極其複雜的心情，執行著美國主導的對華遏制——一方面向朝鮮派出規模僅次於美軍的軍事力量（然後接連被志願軍狠揍）；另一方面，卻通過香港這一對華貿易口岸，繼續明裡暗裡維持著相當程度的對華貿易。搞得連在朝鮮戰場與志願軍打仗的英國軍人也抱怨——我們在和中國人廝殺，而他們卻在向中國倒賣青黴素！
當志願軍和“聯合國軍”在朝鮮長津湖殊死搏殺的同時，在紐約成功湖聯合國總部，一場唇槍舌劍也在進行。
事情的緣起要追溯到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隨後，美軍入侵臺灣，公然阻止解放軍解放臺灣，統一祖國。6月28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譴責美國政府的行為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此後，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的提案，嚴正要求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召開有關討論美國侵略中國、侵略朝鮮的會議，必須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參加。9月29日，安理會通過決議，決定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代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參加討論控訴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中國政府決定派出代表團前往聯合國，伍修權為大使銜特派代表，喬冠華為顧問。
美國政府則在阻撓我代表團參加安理會會議未成後，不甘於只當被告，反咬一口，於11月10日向安理會提出提案，要求安理會討論所謂的中國軍隊“干涉朝鮮”問題。最終，安理會通過決議，將中國提出的控訴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和美、英等6國提出的所謂中國“對大韓民國侵略案”合併討論。11月24日，中國代表團抵達紐約。這是新中國代表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也是新中國外交代表首次踏上美國的土地。也正是這一天，麥克阿瑟宣稱要在聖誕節前結束戰爭，讓美軍回家過節。11月27日，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政治委員會討論蘇聯提出的“美國侵略中國案”，這是新中國代表首次出現在聯合國會場。當中國代表團進入會議廳時，正在發言的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中斷演講，向中國代表致敬，中國代表伍修權在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桌籤的席位就座。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聯合國安理會開始討論我國提出的“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中美在聯合國講壇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開始。在發言中，伍修權列舉大量歷史和當時的一系列事實後明確指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政府的武裝力量侵佔了臺灣，這就構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公開直接的武裝侵略行為。”此外，他著重批駁了“臺灣地位未定論”，針對“美國未曾侵略中國領土”之說，伍修權質問道：“那麼，美國的第七艦隊和第十三航空隊跑到哪裡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們在臺灣。”“任何詭辯、撒謊和捏造都不能改變這樣一個鐵一般的事實：美國武裝力量侵佔了我國領土臺灣。”最後，伍修權代表中國政府向安理會提出三項建議：第一，譴責和制裁美國侵略臺灣及干涉朝鮮的罪行；第二，使美國軍隊撤出臺灣；第三，使美國和其他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1950年11月29日，安理會繼續開會。這次會議開始討論美國誣衊我國的所謂“大韓民國侵略案”。蔣介石集團非法代表蔣廷黻發言，竭力為美國辯護，他雖然聲稱“代表中國”，發言時卻不使用聯合國規定的正式語言之一漢語，全程英語。伍修權作即席發言：他首先指出蔣廷黻只是國民黨殘餘集團的“代表”，根本無權代表中國人民，並指出：“我懷疑這個發言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為偉大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的語言他都不會講。”
1950年11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伍修權(前排左一)出席聯合國政治安全委員會全體大會
但聯合國安理會在美國操縱下，否決了中國代表的提議和蘇聯代表提出的控訴美國侵略中國案。同時，在蘇聯的反對下，“控訴對大韓民國的侵略案”也遭到安理會否決。美國又於12月7日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已經被安理會否決的、誹謗中國的“對大韓民國侵略案”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中國代表憤而離場。12月15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作出決定，聯合國大會無限期休會，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也無限期休會，實際上剝奪了中國在聯合國講壇上與美國進行鬥爭的機會。鑑於此，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伍修權將軍及其隨員已無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權將軍等於12月19日啟程回國。”
中國代表團的這次聯合國之行，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國的嶄新風貌，與志願軍在朝鮮戰場的偉大勝利交相輝映。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我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控訴美國武裝侵略臺灣的聲明，反映了我國人民為保衛祖國獨立與世界和平而奮起反對美國侵略的堅強意志，同時也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日益高漲的要求和平的正義呼聲。它與我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部隊在朝鮮前線的英勇作戰，同是對於制止美國擴大侵略戰爭，與維護遠東和平具有重大意義的舉動。”
本文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21年10月上，原標題為《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入朝參戰對國內建設和國際關係的影響》，有刪節，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