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章太炎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論的評價
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
《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為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為三家之分畛域設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詳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向、歆校書之時，史部書少，故可歸入《春秋》。其後史部漸多，非別立一類不可。亦猶《漢志》別立“詩賦”一類，不歸入《詩經》類耳。後人侈言復古，如章實齋《校讎通義》，獨齗齗於此，亦徒為高論而已。顧源流不得不明，緯與經本應分類，史與經本不應分，此乃治經之樞紐，不可不知者也。
實齋雖少謬語，然其用只在方誌，內篇《易教》以佛書本於羲、文，誕妄實甚！至謂象通六藝，取證尤膚，無異決科之策，且於文人作傳，則斥辨職之言。準是為例，范曄作《後漢書》、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編定者也。史可私作。……實齋之論，徒教人以諂耳。其餘陋者，自撰《文德》，以為新奇，不悟《論衡》已有斯語。
學誠以為六經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然陳壽、習鑿齒、臧榮緒、范曄諸家，名不在史官，或已去職，皆為前修作年曆紀傳。……太史公雖廢為掃除隸，《史記》未就，不以去官輟其述作。班固初草創《漢書》，未為蘭臺令史也。人告固私改作國史，有詔收固，弟超馳詣闕上書，乃召詣校書部，終成前所著書。……雖私作，何所訾也？
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人。正今之世，封建已絕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章學誠———引者注）猶欲拘牽格令，以吏為師，以宦於大夫為學，一日欲修方誌以接衣食，則言家傳可作，援其律於《東方》《管輅》諸傳，其書乃遠在楊雄後。舊目《七略》，今目四部，自為《校讎通義》，又與四庫官書齟齬。既薄宋儒，又言誦六藝為遵王制。時制五經在學官者，《易》《詩》《書》皆取宋儒傳注，則宋儒亦不可非。諸此條例，所謂作法自弊者也。
六、“二章”的集部批判與文學觀
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
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七略》惟有詩賦，及東漢銘誄、論辯始繁，荀勖以四部變古，李充、謝靈運繼之，則集部自此著。總集者，本括囊別集為書，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為文，其他非文也。
自魏、晉以來，始有集名……至梁太子統，又擇其精者，別為一集，於是而有總集之目。總集者，所以去別集之繁冗，而便學者之誦習也。
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為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
文之與學，非二事也……而保氏申之以六藝，由是學立而文以生焉。專門守器，物曲人官，苟有所業，必有所長，得心應手，不能已於辭說，而況先王之道之大，天地民物之備，禮樂典章之著，性情心術之微，名物象數之博，君子學焉而無文以著之，則師無以教，而弟子亦無以傳習，以衍其學於無窮，是文者因學而不得已焉者也。
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制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為己制，則人皆以為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
七、章太炎的小說家論與章學誠的方誌論
言六經皆史者，賢於《春秋》製作之論，巧曆所不能計也。雖然，史之所記，大者為《春秋》，細者為小說，故《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記事。……是禮之別記也，而錄在小說家，《週考》《周紀》《周說》亦次焉。《周說》者，武帝時方士虞初以侍郎為黃車使者，採閭里得之。今之方誌，其族也。《周官》：“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闢忌，以知地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新物。”唐世次《隋·經籍志》者，以是為小說根本。區以為事，《南州異物》《南方草木》，則辨其產；《荊楚歲時》《洛陽伽藍》，則道其俗；《陳留耆舊》《汝南先賢》則表其人。合以為志，《周紀》之屬以方名，故諸雜傳、地理之記，宜在小說。儀注者，又《青史氏》之流，今世所錄史部，宜出傅小說者眾矣。《周紀》諸書，據偏國行事，不與《國語》同錄於“春秋家”者，其事叢碎，非朝廷之務也。
故國別以為史，異於猥蕞小侯。……其他方誌、小說之倫，不得以《國語》比。宋世范成大志吳郡，猶知流別。挽世章學誠、洪亮吉之徒，欲以遷、固之書相擬，既為表、志、列傳，又且作紀，以錄王者詔書，蓋不知類。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又小說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鈃著書，上說下教，其意猶與黃、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諸子所不能錄者，比於拾遺，故可尚也。其下或及神怪，時有目睹，不乃得之風聽，而不刻意構畫其事。其辭坦迤，淡乎若無味，恬然若無事者，《搜神記》《幽明錄》之倫，亦以可貴。唐人始造意為巫蠱媟嬻之言，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說名，固非其實。
八、章太炎目錄學思想的影響與意義
麟家實齋，與東原最相惡，然實齋實未作史，徒為郡邑志乘，固無待高引古義。試作通史，然後知戴氏之學，彌侖萬有，即小學一端，其用亦不專在六書七音……惟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跡，此與地中僵石為無形之二種大史。
下走之於實齋，亦猶康成之於仲師，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駿，如晦見明，私心傾向久矣。獨於是論，非所循逐，亦自謂推見至隱之道，較諸吾宗差長一日也。
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
九、章太炎學術史著述的學術和思想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