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張代表性面孔，見證中國當代設計20年進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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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第一件設計作品是紫砂茶具（Zisha Tea Project）系列。初衷是希望賦予中國傳統材料以經典的現代設計，因而現在重新審視它，仍然是我們最喜愛的作品之一，我們平日也經常用來喝茶，或作為禮物送給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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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我們竭盡所能地想通過設計表達身份認知的問題。我們的設計過程並沒有太多受到文化認知的影響，而是自然而然地關注在“我們是誰”，“我們從哪兒來”等基本問題。現在我們年紀大了，或許評論家們反而比我們更重視設計中的“中國性”。“ 我就是我，我只能因為我是我而去思考和設計。我只能對我熱衷的事情充滿熱情，而一些社會與政治問題來自教育和環境，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作為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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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其實更像是一個圓，因而成長意味著越來越接近人生的本質。我們現在會更珍視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事物，與家人在一起，與自己在一起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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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可以設計和建造一所學校。教學和教育是我們研究、設計與建造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經常將設計實踐視為教育的另一種形式，希望更多地參與教育、關注年輕一代，能做更多文化項目，為社會創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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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作品，是大學畢業後的“工業浪漫”概念首飾系列。現在回看，自己始終是在尋找如何在平凡中創造非凡，在歷史中創造未來，表現形式或許變了，但這顆種子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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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更多追求一種形式表達，隨著生命成長，我現在更希望通過設計表達一種精神、一種情感，分享一種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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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做“減法”的過程，是一個“迴歸”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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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上下”併兼任CEO與藝術總監整整13年，這兩個身份就像父母，如果CEO是父親，而藝術總監如母親，賦予品牌價值觀以及高度統一的產品、視覺、活動乃至服務的風格。我現在決定退居二線，就像孩子到了青春期，父母可以退後一步放手讓他大膽冒險了。這雙重角色的體驗讓我日後做設計更注重整體，比如今年我受邀為法拉利進入中國30週年所做的Roma車型整車設計就是一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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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件傢俱設計是一對禪椅，那時我還沒做“璞素”這個品牌，純粹就是想把自己的想法付諸於實踐。現在這對椅子還在家裡用著，它結構簡單，可以完全融合到現在的家裡而不顯違和，安靜而內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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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意味著你更要謹慎地去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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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設計差不多是從“簡單”到“複雜”再到“簡單”這樣的演變的過程，有時這種情況會反覆好幾次，很能反應出自己內心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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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設計最大的成長肯定是它越來越關注本土文化了，就像一個人一樣，當他更關注自己內心的時候，那麼他肯定是成長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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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做了“笛香”插香座，它有12個孔，你看不見香，只有煙從孔中絲絲冒出，現在我發現它也表達了時間與空間的一種關係，如南音表演中的“弦入簫腹”一說。後來我做空間，恍悟這件器物可能是我自己時空中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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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以前，我做過的事非常混雜。現在50多歲了，回頭審視我為什麼做了“笛香”這件東西，當時離開家鄉來到上海，強烈感受到都市被效率與機械化所控制，我突然就想起了小時候讀的那些詩，開始對人文與哲學感興趣。這種變化是自發的，同時肯定會被更多人所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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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與一個法國人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人能否改變另一個人？對我來說，每次成長都是去挑戰一些事，雖然表面可能雲淡風輕，內心挺折磨，總會差一點點就想要放棄。但在問題被解決的那一瞬間，會覺得長大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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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個設計師如果不能將消費者與供應鏈成熟地組合在一起的話是不夠的。以前說設計師會引領消費者，我覺得並非如此，我的用戶們就經常讓我頓悟，讓我對生活理解得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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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量產的傢俱作品是為意大利傢俱品牌NATUZZI設計的多功能家居系統T-BOX。在米蘭展上發佈後，獲得了德國紅點獎和美國IDEA獎。重新審視這件作品，整體還算滿意，只是現在看來如果表面處理成亞光可能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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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是解決人與物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這樣來理解我的作品。當設計面對一個個體的人時，我會思考美學、功能、人機交互；當設計面對一個群體時，我會關注用戶與產品之間精神上的溝通，產品應該體現某一群體的身份認同與價值觀，對應的也是產品的品牌DNA。當設計面對一個更宏觀的層面，比如整個社會與人類時，我會考慮可持續發展的設計策略，設計應該向公眾傳播一種正面的社會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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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人生理解為一段接著一段面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探索，那每經歷過一段都是在成長吧。這段經歷可能是一本書、一段旅程、一件作品、一個人、一座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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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未來，我們無法迴避數字時代。其終極目標是：在數字虛擬世界中建立對於物理真實世界的完全仿真，然後通過兩者的實時互動，提高效率。這一過程是不可逆的，但我認為並非所有的一切都可被數字化，不可被量化的真實部分會越來越珍貴。對我而言，作為設計師應持有一種批判性的態度面對技術與社會的變革，我希望以設計的方式，讓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友善，而非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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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對結果不是很看重，第一份設計工作是平面設計，做了兩年改行又做了廣告製作，然後做電子產品設計，做建築與空間設計時間最長，有十來年，現在做家居方向的產品設計，不過設計的底層邏輯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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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成長”，“成長”意味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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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設計在技術與表現上這幾年成長得很快，都是因為商業的催化作用。但真正的設計能力我覺得變化不大，甚至有退化的可能。目前的設計基本還是在西方百年前到幾十年前的設計框架之內，沒有什麼創造力，更沒有什麼思想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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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只是我想做的事情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一個媒介，並不是全部，我想擁有一種全面設計的方法，從田野調研開始，到商品表達與跟蹤，儘量多視角、多維度，屬於多學科的交叉，有新的可能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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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作品是信凳，現在看來，簡潔的東西依然會很有力量。乾乾淨淨。2010年回國創業，2013年創立了吱音。我們嘗試實現了我在留學時期的一個作品，它就是後來的信凳，造型簡約又富有設計感。現在重新審視這件作品，我覺得信凳應該是一種信念的象徵，而當初仔細推敲的每一道弧線和比例，今日來看，依然是很不錯的經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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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時候，可能更注重的是自我表達，因為對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想法。到了後期，越來越發現其實應該有更多的“責任”。嘗試通過設計去解決一些問題，無論是人的問題還是社會的問題，尤其是產業方面的課題，希望能夠讓設計更有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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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更加包容地看待身邊的事，卻又能堅定自我的認知。這種過程，某種意義上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你不斷重複地思考一些事情的時候，你所理解和表達出來的東西，會越來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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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設計師角色的成敗，我更在意的是作為一個創業者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作為一個創業型的設計品牌，始終會面對產品結構與供應鏈之間的矛盾。工業化的生產關係註定了產量與供需之間需要合理匹配過程，這種挑戰即使是對於一個成立近十年的設計品牌來說也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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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成立明合文吉的第一年，我們設計了一款書架，文-ST-02，三“根”略彎曲的書架，頂天立地，像三棵樹幹一樣生長在室內空間裡。這件作品獲得了當年EDIDA國際設計大賽中國區——最佳傢俱設計獎。17年後再看還是很喜歡，因為它用自然的方式解決了現代戶型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是一款非常有張力而且實用的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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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會隨著時間而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人會沿著一個思維模式隨著成長而演變，但當你有一個明確的思路的時候，不管設計的作品形體多麼不同，脈絡也是不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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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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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未來我永遠都不知道會怎樣，設計也是，我不知道未來會設計什麼，會有什麼樣的靈感。有很多夢想，而且都挺大的。先找個最小的說吧：做一個展覽，把從學生時期到現在以及未來（將要做）的設計放在一起，看看自己到底是怎麼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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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物流形”至今已經十九年了，第一件作品“飄”紙椅誕生在最初五年的彷徨期之後。後來在經歷了融設計圖書館對各類周密的結構、材料研究之後，再回看“飄”，我仍然覺得它是一個起點，符合後來我們提出的“future tradition（傳統的未來）”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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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技術細節與角度上都有很大的變化。十年前，我可能輕視花紋這種視覺的東西，更看重工藝方法，但當我深入到各少數民族與不同地區紋理的設計與工藝之後，我才領悟到花紋與色彩凝聚了一個地方的信仰與世界觀，我現在不會再放過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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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我如何評定自身成長，我會將自覺無知視作一個標誌，這意味著我在保持學習。在設計上，成長就是試錯的過程，試錯越多，越會接近自己內心最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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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搭檔Jovana和Christoph已經完全融入了我的設計生涯，另外中國臺灣《漢聲》雜誌的創始人黃永松讓我看到自己對工藝的執著不是痴心妄想；還有米蘭傢俱展傳播總監兼衛星展發起人Marva Griffin Wilshire對我們的認可非常重要。另外我們曾在巴厘島偶遇的珠寶設計師John Hardy，他全身心在與世隔絕之地建學校，也激勵了我敢於去青山村建“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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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學開始，自己就做過一些自認為算設計的東西。工作後在當時的公司做了第一件量產的產品，那是一組盛入茶水之後會凸顯出內壁的茶杯，內壁會顯現出傳統的器形。現在看來，我早期比較偏愛“設計”和“概念”，很關注作為一個行業和學科的“設計”，關注中國的設計方向在哪裡，做東西比較圍繞自身的感受、理解和興趣，更像是一個會為其淺淺開心的設計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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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時期對計算機與工程學感興趣，希望長大能成為發明家，同時我又愛上繪畫與藝術，最終發現“設計”是融匯了兩端的交叉點。最簡單的變化大概是從愛設計，變得一度厭惡它。因為在真正成為設計師之後，我才發現“設計”有時對人類慾望的助長會超越設計的初衷，但是我仍然享受創造這件事本身。隨著成長，我開始學會在自我表達與他人的普遍需求之間實現平衡，越來越擅長關注“他人和產品”，而不僅僅將設計作為一種自我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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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老。其他的意味自己還在學習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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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父親，他是很早下海的商人，也有文藝情懷，他的一生是伴隨中國從改革開放到全球化的浪潮而沉浮的。我很長時間與他處在一種“對峙”的狀態，總想與他對著幹，直到去年他離世之後，我才發現這樣一位人生的勁敵離開了，像是給了我最後一拳，卻無法還手了。或許因為我一直在設計中尋找價值，他的為人處世與選擇，也無形地影響了我在自己生涯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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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作品是2007年給藝術策展人皮力老師在北京的藝術機構Universal Studios設計的一個可以成為賣貨攤位的箱子，這跟我後來的第一個系列作品冥冥之中有很緊密的聯繫，當時只是繪製了圖紙，由木工獨立完成，對整體的細節把握還是很鬆散隨意的心態，和後來的對細節的執著隔著很大的距離，現在回想，自從對工藝細節開始專注，並具有了足夠的思考能力之後，才算真正開始了設計師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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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本質上是一種服務，除了職業設計師的工作和身份以外，我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一個特定的領域進行實驗。生產力是決定一切的基礎，過去的100年是工業設計的高潮，而今天的世界開始了去中心化的進程，數字化製造讓更有個體性質的產品生產成為可能。在人工智能爆發的前沿，設計如何才能適應新的生產製造方式，為人的需求與追求服務，我覺得隱約之中可以感到一次大變革的到來。而在這個變革中，我一直同時關注傳統工藝與材質如何能夠在當代具有存在和發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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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就是經驗的積累和沉澱，對自己和周邊世界的理解，最終探索突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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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宇宙中，通過AI的協助，生成每一個人想要的由我來創作的物品，然後再通過智能化加工將它們輸出，最終由工匠將它們變成現實世界中獨一無二的、真正具有審美價值和存在價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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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設計都需要一個原因，或者說意義，現在回看2011年左右做的Angela Chair，當時也拿去法蘭克福家居展參展了，會覺得能說抵達“及格線”了。要說當時的心態，想做一點有未來感的、能在未來留下來的作品，要有生命力。現在再看它，我底層邏輯希望表達未來，同時希望它形式上可以優美優雅，但中間是斷裂的，沒有承接，還是有點在放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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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差不多2019年前後，我逐漸懂了“設計”是怎麼一回事。懂與知道，是兩回事。我逐漸清晰了設計在人類社會中的角色，設計與商業、技術、哲學的關係。今天聊建築設計或服裝設計，都是在用建築的詞聊建築，用服裝的詞聊服裝，或是聊傢俱設計我們會停留在某把椅子，聊椅子本身，那什麼是“純設計”呢？我覺得設計師放在人類所有分工中，是解決麻煩的那個人，就像我們有十個人打一場仗，有炊事班也有偵查員，每個人各司其職，那“設計”在這個團隊中的作用就是去解決最大的那個麻煩。他要提出綜合的解決方案，將剩下的九個人聯結起來，去解決剩下九人無法各自解決的問題。所以在我看來，純粹的設計只有通過串聯多個行業才能發生，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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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產生了一些觀念，然後這個觀念得到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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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應該提過，大學時期看中國臺灣創意人包益民先生的一檔節目，當年他那個內容更像是一個“就業指導”，他回院校給畢業生們上課，大概是他以臺北一家咖啡店的logo為例，類似希臘神話裡的女神從罐子裡倒出咖啡，他將其與旺旺的logo作對比，在審美上天差地別，但是前者很快就倒閉了。當時他的分享就像在一個大殼之外敲擊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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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我做了很多摸索，但我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件作品是“Light X”，後來這個作品逐漸延伸成了一個系列。現在回頭看，仍然覺得這個系列很乾淨純粹，能夠體現當時簡單直率的想法，以及想要將這些想法儘可能地付諸實現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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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對設計的理解更多地側重於極簡主義、功能體驗以及人機交互。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我其實在這個框架之上尋找詩意。如今，在我的設計過程中，我更深入地理解了雕塑、建築和藝術創作，同時迴歸到最基本的材料和表現手法。對我而言，設計就像是一扇門。剛開始，當你看到這扇門時，你會覺得它只是一個平面，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當你慢慢靠近並走進這扇門時，你會驚喜地發現它背後隱藏著一個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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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現在我對設計有了更多的責任感，因為我已經成為了一名家長，擁有了自己的家庭。雖然我依然對設計充滿激情，但是我的思考角度也更加多元化。這種人生體驗也會影響我的創作過程。例如，我現在的設計理念更加包容和廣闊，與以前相比更加細緻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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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中國設計已經發生了多元化的成長。這包括群體對設計的認知以及設計師對設計的認知。過去，人們認為設計的理想狀態應該具有某種方向性，但是現在，設計已經成為一種更廣泛的思考方式，成為一種對話和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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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得先說明我對設計師這個身份是比較掙扎的。讀本科大三那年，這種掙扎異常強烈。我接受的教育是“人本主義”，設計就是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然而我鑽了牛角尖，我發現許多問題其實是無法被解決的。最後我做了一個“看不見的設計”——一扇只能單向打開的門。這件作品更像是我對自己當時困惑的反映與體現，也是我後來選擇繼續去英國上學、尋找答案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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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離設計師的身份越來越遠了，我現在會自稱是藝術家，因為人們對藝術的容忍度更高（笑）。雖然我是用設計的方式在做事，但我希望能更加打開，還希望自己是說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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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成長即痛苦。二十多歲總是不自覺選擇“對”的事情，現在三十多歲了，我想做更多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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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是找到自己的過程，是剝洋蔥的狀態，一層一層的；XU雖然是品牌，但更像是我做的一個實驗，我在用創作的方法來做品牌，我想跳出傳統的藝術市場，直接面對普通人，在消費品市場找到藝術的位置。XU目前還在起步的階段，人手也還有限，每組系列背後都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我還在練習如何向公眾更完整地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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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倫敦上學時，鮮明感受到歐美的設計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工業配套系統，在縱向上，職業細分、強調專業。而當時中國除了平面設計之外，設計業還比較混亂，良莠不齊。在互聯網全面普及之後，尤其伴隨UGC這類內容博主的出現，產品設計與營銷都在同時發生。相比於歐美高度職業化的工種，設計師這個角色在當下的中國變得更像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