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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些年來，有關996以及其他高強度勞動負荷問題的討論不時出現在媒體上。加班成為職場打工人抱怨最多也最為厭惡的現象之一。
但是，似乎不是所有人都討厭加班，有些人甚至認為任勞任怨地加班是一種美好品質。今天的文章，人類學學者袁長庚將通過《製造同意》這本書，為我們講述與加班有關的陷阱——加班究竟是“福報”還是剝削？
講述 | 袁長庚，人類學學者
來源 | 看理想節目《工作與人生書單》
事實上，無論是對加班現象大加撻伐的人，還是視加班為一種美好品質的人，都秉持這樣一種假設：在工作當中，“理性”且不受外力脅迫的勞動者不會去追求加班，加班所能提升的產能，最終都只會讓老闆獲益，而勞動者的生活節奏被打亂，休息時間被佔用，無論是否能夠獲得相應報酬或補償，都無法完全抵消自身生活所經受的擾動。
反對者把加班當成是資方貪婪無度的具體表徵，而支持者則強調在具體的語境當中，勞動者的“自我犧牲”可以換回個人、家庭乃至整個社會的繁榮。
那麼我們進一步拆分一下這種假設，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這種假設都把工作看成是外在於工作者的事情。一個人跟他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純粹的手段關係，無論是摸魚還是熬夜爆肝，都是為了指向工作之外的東西。
這一類的討論期待著工作的人都能保持“理性”狀態，充分計算自己通過工作所可能獲得的收益。反對加班的人認為，既然加班的增益不明顯，所以理性的我就應該到點兒走人；支持加班的人或許也不會天真地認定加班會獲得等值的回報，但是他們背後有“社會”甚至是家國和人類撐腰：雖然自己沒有多拿錢，但是所創造的財富和價值最終不還是惠及更多的人了麼？這難道沒有意義嗎？
對這樣的爭論方式，人類學研究者是比較警惕的。因為它總是傾向於過分簡化人們與工作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忽視人們在工作的具體過程當中所可能產生的複雜的體驗。
人類學希望大家能夠掌握一種內在的視角，用學科的專門術語說就是一種“主位”觀察。我們可以在從內部立場做出觀察和分析之後依然給出自己的好惡評價，這樣做也比那種一味地置身事外、指手畫腳要強得多。
我們今天要推薦的這本書，《製造同意》，就是一本從內部視角去理解工作中人的狀態的作品。這樣的文本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民族誌”（ethnography）。坦白說，這個翻譯不太理想，因為在中文裡，“民族”這個前綴有特定的含義。
尤其是在當代漢語當中，“民族”往往是一個自身有著明確身份認同的歷史文化共同體。但是“ethnography”本身並不只是記錄這樣的群體，我們可以寫一群棒球愛好者、城市裡熱衷於整容手術的中產階級女性、生活在西雅圖的小乘佛教信徒，甚至是街頭幫派、某海外基地駐紮的美軍。
換句話說，被我們翻譯成“民族”的這個前綴，只要是一個內部存在關聯性的人群即可，他們甚至並沒有形成穩定的自我認同，只是被某個關鍵事物鬆散地連接起來。
《製造同意》這本書描寫的是美國一家工廠裡的工人，具體說是工人們在車間工作中所表現出的狀態。為了寫作這本書，作者邁克爾·布洛維自己親自到工廠裡面做工人，親自操弄各種機床，體會車間工作的酸甜五味。
布洛維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教授，還曾經做過美國社會學會的主席，是當代非常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也是一位非常有性格而且一生中充滿開拓性和行動力的知識分子。
他的經歷很傳奇，一生都在關注勞動、生產和組織等問題。他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出了很多富有洞見的修正和補充，但是他回答理論問題的方式很特別，那就是走出書齋、穿上工裝，親身體驗那個工廠世界，讓經驗和純粹的思考之間形成一種有機的互動。
布洛維的成名作是對獨立之後贊比亞銅礦工人的研究，此後他又到美國、匈牙利甚至蘇聯的工廠裡實地研究，是一位真正會使用機床的馬克思主義者。
《製造同意》是作者布洛維親自到工廠工作之後累積資料完成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布洛維在化名為“聯合公司”的引擎分廠工作了十個月。這是一家大型機械製造公司，在農業機械製造方面非常拿手。
這項研究的緣起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戰後的三十年，是美國藍領工人一段比較美好的歲月。在這個時期，美國的製造業發展迅速，工廠內部工人福利、收入都有明顯的改善。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歷程中曾經長期存在的勞資矛盾似乎也有極大緩解。
聽起來還不錯，但是對於布洛維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們必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這些產業工人會心甘情願地在工廠裡賣命，而且在計件工資這樣的制度下，會“自動地”提升自己的生產力？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是不可化約的，會週期性產生震盪。或許工人為了生計所迫，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是為什麼他們要自願地加入這種生產競爭？一個比較直觀的解釋是，為了更多的收入。
但是實際上，在計件工資制度下，多出來的產品，其邊際效應並不高，卻需要勞動者付出高強度勞動。把工人們設想為為了多掙幾個錢而拼命幹活，至少不能解釋問題的全部。而且當時整個世界還處在冷戰兩極對立之下，很多人都曾預言過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必將造成大的衝突甚至解體。
不妨把這個問題做一箇中性化一點的處理：我們不要限定在七十年代的美國，也不要限定在製造業工廠車間，我們也可以問，在我們工作的地方，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現象：為什麼有些人沒有得到多少好處，但是卻格外賣命，“公司又不是你家的，你到底圖什麼？”
布洛維認為，這裡存在一種“同意”，consent，也就是參與勞動過程的人都允許、接受這樣的勞動狀態。他覺得這個“同意”是一個“製造”的過程。所謂“製造”，不是說有哪一個超級力量押解著我們像犯人一樣接受現狀，而是一種近似於“看不見的手”的調控。
我們在一系列歷史、社會因緣際會之下，形成了某種觀念。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它被叫做“意識形態”，是一種對自身處境的錯誤認知。布洛維作為當時年輕一代的學者，他沒有停留在老一輩學者那種對工人“怒其不爭”的哀嘆中。他反而在這個地方出發，目的就是為了搞清楚，為什麼人會形成並且接受這種認知。
布洛維用了很長的篇幅，兼顧各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解釋。我想撿出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點，供大家思考，尤其是把它們和我們當下的處境做一個關聯，看看這種硬核馬克思主義研究如何可以成為我們自我反思的養分。
首先，我們回到一個最基本的面向上來討論問題：聯合公司下屬的引擎工廠，是一種什麼樣的工作狀態？
在今天的網絡用語當中，“進廠”是一個含義非常複雜的詞。可以用作自嘲，也可以如字面意思所示，就是指從事相對繁重的製造業體力工作。
當我們談論“工作”的時候，“進廠”至少不是我們腦子裡首先浮現出的意象。雖然很多人自稱在“大廠”裡面“搬磚”，但很少有人會真的認為自己的工作在基本形態上和工廠體力勞動相似。那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穿越到半個世紀之前，站在引擎車間機器轟鳴的工作區，我們眼前的這一切包含著哪些基本要素？
首先，這是一個封閉的物理空間；其次，這個空間的整體設計、分佈是為了滿足生產所需，因而它內部各個部分的關聯遵循著生產流程和分工的需要；第三，在這個空間內部有很多分工不同的勞動者，他們的工作互相配合，技能上形成互補，他們的工作和生產的節奏相吻合，按時上下班；最後，整個生產流程最終凝結為實體產品的完成，勞動是具體的、有形的。
當然，我們還會發現，這個空間裡有少數管理者，偶爾還會出現一些更高層的管理者。車間內部也不只是勞動，大家在幹活的時候會聊天，會抱怨，也會爭吵。休息的時候，大家會一起抽菸，喝瓶可樂，可能會在一起吃工作餐，期間互相開開玩笑，打聽一下彼此家庭鄰里的八卦消息。
綜上所述，可以說，這個車間像是一個相對封閉、自主的小王國。人們因為一件具體的事情被關聯在一起，既形成縱向的階序關係，也有彼此橫向分工聯繫。人們是工友，同時也各自攜帶工廠之外的生命經驗。但總的說來，所有這一切，在這個空間之內都被“生產”重新組織起來。
大家不要小看上面這一小段總結，布洛維的整個研究幾乎就是在對這個問題的反覆明確的基礎上展開的。
根據布洛維自己的交代，因為在做研究之前，他關心的問題就是工人在計件工資制度下的超額生產問題，所以剛剛進入工廠時，他曾經對這種主動提升生產技能甚至加班加點賣命的行為嗤之以鼻。畢竟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教授，怎麼可能中了資本家的圈套呢？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在這套規則裡同樣忙得不亦樂乎，而且如果達不到預期的目的，還會很生氣。
為什麼事情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布洛維首先注意的就是“生產過程”問題。換句話說，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都在大談特談工人的階級認同、結構性被剝削的處境，但是很少有人把生產過程當中的真實經驗當作一個嚴肅課題。
布洛維在親自從事勞動之後才意識到，當大家進入車間之後，並不是成為什麼抽象的工人階級。相反，我們在這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內、在這個具體的勞動過程當中，成為一個個具體的勞動者。勞動者彼此競爭，同時又依賴他人的協作。
如果庫房管理員給你穿小鞋，或者叉車司機是個新手，那麼就會影響你的工作進度，同樣，如果你自己弄斷了鑽頭或者在一份新工作上手忙腳亂，也會成為別人的麻煩。
在這裡，布洛維很有想象力地把計件工作下的超額競賽，稱作一種“遊戲”。
用布洛維的原話說，這種遊戲由“操作工與調節工作條件的各種社會或非社會對象之間所經歷的一系列階段所組成”，遊戲的內核是“勞動者跟諸多限制條件之間的平衡藝術”。超額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像牛馬一樣的人，自我剝削式地玩命幹活。
超額遊戲是一系列平衡之後的結果，你要熟悉整個生產流程，要掌握生產技術，要熟悉機器的特性，同時也要跟上下游的工友搞好關係，甚至要在不同班次、不同任務之間做靈活的調配。毫不誇張地說，超額遊戲建立在一個勞動者對自己所處的這個相對獨立世界的掌控力的基礎上。
布洛維承認，車間內部形成的這種超額競爭遊戲的前提是資本家變得更狡猾了。他們允許工人成立工會，允許工會在利潤許可的空間之內討價還價。這種縱向勞資雙方之間矛盾的緩和有助於工廠世界形成一個內部循環的競技場。
這個遊戲本身也遮蔽了勞資之間的結構性對立。但是無論如何，廠房內部已經成型的組織文化確實鼓勵人們參與到超額遊戲當中。一個優秀的玩家一定是對整個生產流程以及各個要素極為熟悉的人，在遊戲當中的優異表現所帶來的社會承認、心理滿足，是一個人無法忽略的。
此外，當你成為搞砸事情的那個人的時候，工廠內部的評價反饋也是相對直接的，工友們的抱怨和指責不像現在的辦公室政治一樣曲折隱晦，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獎懲機制。
布洛維在這裡總結到：超額遊戲的起源確實是工人主動屈從於勞動限制，但是人的主動性並不僅僅表現為屈從。一旦人們加入遊戲，就開始思索遊戲提升的可能性，開始主動協調遊戲過程當中人與人之間的配合，甚至發展出相應的情感聯繫。
布洛維非常公允地指出，超額遊戲是源於資本逐利的本能，但是遊戲一旦啟動，它也會充當破壞逐利本能的角色，例如工人們會悄悄地建立自己的小金庫，把一定量的超額產出暫時存儲起來，在工作狀態不理想時拿出來湊數。這一點從管理者的角度而言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車間內部，它得到了一批基層管理人員的默許。
布洛維甚至在這個現象中萌生了一種對歷史的幽思，他感慨說，我們總是會創造出“不如所願的歷史”。比如一種原本想更大化壓榨工人的制度，卻也在不經意之間促成了工人對整個生產世界的掌控力、協調性。
就好比加繆在《西西弗神話》當中那個著名的判斷：每天被迫重複無聊勞動的西西弗是悲劇性的命運的奴隸，但是當西西弗開始認真地面對推石頭這件事情，當他開始學會判斷推石頭的勞動過程，甚至石頭自身的質地和特徵，他就部分溢出了命運的捉弄，成為一個部分主宰自己命運的人。
布洛維建議把車間本身看作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有很強的自我調適、自我保護能力。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車間看作是一個庇護所，當人們進入車間的時候，塑造他們彼此關係和狀態的首要力量就是分工協作中的不同位置。我們在哪臺機器上面工作，決定了我們和哪些人一起在自動販售機那兒喝東西。
為了說明這一點，布洛維舉出了美國社會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種族身份。
相信這些年來關注美國社會問題的朋友們，應該不會對種族問題的反思和批評陌生。比如說像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初衷就是提醒大家，雖然經過平權運動之後，種族平等被寫進各種規章和條文，但是種族歧視依然潛藏在生活的最深處。
但是布洛維的觀察很有意思，他發現，在聯合公司引擎分部的工廠裡，勞動合作往往是跨種族的，而且在他觀察到的情景當中，種族雖然不能說是沒有絲毫影響，但至少在勞動過程中是微乎其微的。
布洛維用一個經典人類學概念去佐證自己的觀察，這個概念就是“戲謔關係”（joking relationship）。
戲謔關係是著名人類學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他在對人際關係的觀察中發現，在一個系統內部，為了維持必要的親密和團結，有時候人們會以開玩笑的方式來顯示彼此之間的關係的特殊性。
布洛維在工廠內部發現，不同種族的工人之間，有著非常親近的關係，而這種親近的根源是我們的分工協作關係，親近的體驗則是開一些看似冒犯但實際無傷大雅的玩笑。
比如我在車間裡叫你“黑鬼”，你並不生氣，恰恰是因為我們所屬勞動空間的相對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本身意味著一定的信任和理解。我們彼此協作的共同經歷更能顯示出我們對彼此的支持，我們是哥們兒，是可以開得起玩笑的人。
《製造同意》是一本非常精細、複雜的社會學著作，本文這麼長篇幅，其實只談了其中的幾個點。之所以想推薦這本書，是因為時間又過去了半個世紀，布洛維筆下那個勞動者的世界，在我們所熟悉的視野中差不多完全消散了。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工人們所處的世界跟我們日常工作空間之間的區別。
比如說，今天的職場通則當中，有一條是鼓勵我們和同事之間保持適度的距離，甚至告誡我們不要試圖在公司內部交朋友。工作不是讓我們短暫脫離社會身份、進入共同勞動遊戲的渠道，而且變成了強化社會差別、社會偏見，彼此互信程度非常低的賽道。
布洛維認為，聯合公司引擎分佈構成了一個內部勞動市場，常常有人在不同崗位之間流轉，很多人都熟悉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工種。即使是職位上沒有變化，時間和經驗的累積也會塑造很多車間內的“百事通”。
今天，很多時候轉崗是一種懲罰手段，因為整個用人機制在專業化、分工化的旗號之下，以所謂“專才專職”的方式看似更為“科學”，實際上是從根本上不相信也不允許對“人”的可能性有更豐富的想象力。你是個碼農嗎？那麼好，最好不要插手人家運營的工作。你是做運營的嗎？你會寫代碼嗎？那你有資格來研發部門？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如果說我們正身處於工作的意義危機當中，那麼這個危機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所想象和實踐的“人”在萎縮。
我絕無意願，也沒有資格號召大家都砸爛狗屁工作的飯碗。但是值得各位注意的是，我們不可能外在於我們的生活經驗，我們不是一到公司就元神出竅，靈魂盤踞在屋頂上冷眼旁觀那個失去魂魄的自己在幹活兒，然後下班之後再靈體合一。
就像是布洛維頗有深意地提醒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前輩們要注意“人”在生產過程中具體的、活生生的體驗一樣，我們也要對自己身處其中，被塑造被影響的工作經驗保持一種更為坦誠的態度。
所以，我們要反思工作環境，反思工作中對人的理解和想象，反思我們腦海中那個“工作”的基本邏輯。當我們身體和眼下的生計受困於老闆和公司的時候，至少在認知和價值上保持一點想象力。我們需要重新建立對工作的認知，需要重新想象不一樣的工作世界。
*本文為看理想App節目《工作與人生：無限人生書單第6季》第3集講稿，主講人袁長庚，內容有刪減。完整節目內容歡迎點擊“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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