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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6日，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景軍、中國社會科學院田豐、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嚴飛三位社會學家領銜，由新經典·琥珀聯合《人物》、小鳥文學、看理想、網易人間、鳳凰網在人間、新週刊·硬核讀書會、正午故事、新京報書評週刊等媒體共同發起的第三季“不一樣的社會觀察”懇談會圓滿落下帷幕。
懇談會發言人以“生死” “公共性” “現代化” “親密關係”等為主題展開了精彩分享，既有人奔赴一個個現場，提出切合中國語境的觀察與思考；也有人把目光投向遙遠的緬甸與波士頓，關注異鄉人的流離與生死。而這些分享的共同點在於，皆是關注普通人境遇、反映當下現實的有意義的話題。
4月16日，正值北京市馬拉松賽開幕。田豐在開場致辭時提到，每年如期舉辦的“不一樣的社會觀察”懇談會，也是向外推介社會學的馬拉松過程，如今仍處於起步階段。社會學的“破圈”，需要更多年輕朋友們的積極參與。
目前，我們已聯繫部分優秀作品提供簽約出版機會，也將投稿中的優秀作品推薦給小鳥文學、網易人間等媒體。第四季“不一樣的社會觀察”也將於明年如期進行，敬請各位持續關注與參與。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4年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獲博士學位；1994年至2001年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獲終身教職；2002年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從副教授晉升為教授並獲博士生導師資格；2005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研究重點為涉及公共健康領域的社會和政策議題。先後擔任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理事等職。
我的研究是跟中國11所大學的教師聯合一起做的，我們研究的問題是比較傳統的善終之難和現代的善終之難，其中包括三個具體問題：
談到死亡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意識到死亡問題帶有社會是否公正的問題。比如在我們國家，農村居民因病死於家中的比例大大高於城市人口，各種人群因病死於家中的比例大大高於公職人員，低收入的人因病死在家中的比例大大超過高收入人群。即便是城市居民公職人員或者高收入者，他有經濟條件，死於醫院的時候，也是往往難免身心的極度痛苦、醫療費用過高和過度診療，這彼此之間的綁架導致患者耗盡一生的積蓄。當既不能救命，又不能保證基本尊嚴的時候，這種雙重的剝奪是一種肉身經濟的必然。
通過400多個死亡敘事、100萬字的資料收集，我們發現在中國，在生死關頭的時候，家庭是最主要、最基本的一個照護單位。但是傳統的孝道和傳統的親情觀念也具有雙刃劍的性質，體現在病人的知情和自決權的困境。
在瀕死狀態的時候，人的瀕死意識可以分成四種，第一個是全然不知；第二個是自檢自覺，醫生也不告訴他，家屬也不告訴他，他用各種方式能夠感覺到或者察覺到；第三個是善意維持對生命的幻想；第四種是能夠公開地講，做好死亡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孝道實際上是非常難的，或者說個人的自主權是非常難的，他缺乏醫事三方協商機制，也就是患者、家屬和醫生能夠形成一個比較好的互動方式。我們發現最嚴重的問題是個體的自決權是會喪失的，因為我們缺乏醫事三方的這個協商機制。
正常死亡這件事變為一個更嚴峻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怎麼能夠在死亡中發現這個死亡本身有價值。潘光旦先生1947年時曾寫過，死亡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正常的過程，因為中國人對待死亡有一套傳統規則。我這裡說的是超自然主義信念，相信人可以轉世、人可以再生、甚至身體可以投胎；另外中國人還有一套觀念就是血脈傳承，也就是說你膝下有許多子女，你從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潘先生還提到另外一種出路，也就是立功立德立言，這對少數人來說仍然是可能的。
在現代社會，怎麼具有超自然主義的概念？怎麼繼續血脈傳承？怎麼立功立德立言？這都跟現代社會的現代性稍微有點脫節。我們通過這個研究發現，一部分已經亡故的人有一種有價值的正常死亡，這種正常死亡實現的方式是通過生前的預囑對生命作出安排；還有一部分是通過生命的贈予，比如向社會捐贈器官；還有一部分是物質贈予；還有一部分人選擇生前葬，就是在自己還沒去世的時候，他就選擇了與自己的親人告別、與自己的同事告別；最後一種是生態葬，如海葬。通過我們的研究，在一部分已故者自己的行為上、作為上，我們能夠看到正常死亡是可以有價值實現的。
美國新新聞主義教父蓋伊·特立斯寫過很多新新聞特寫，他在《被仰望與被遺忘的》這本書裡有相當一部分寫到了紐約的橋。我印象很深刻，他寫了一個修路工的死，修路工的死永遠不會在橋樑奠基儀式中被提及，但是在他們那個世界裡，他們就是他們那個世界的英雄和巨人，有著他們的驕傲和榮光。特立斯說過一句話，“在紐約，每個人身上都有他的故事”。
我舉他這個例子是想說，我覺得熱愛是所有一切好的選題最主要的養分和來源，如果沒有熱愛的話，寫作尤其是非虛構寫作是一個特別寂寞、特別漫長、特別耗費體力甚至心力的過程，你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2021年，我去了仙市古鎮，去之前就想好了，我想寫一個鎮子，我想寫一個群像，類似於特立斯寫的橋，那就是一個群像，這個群像可以打開成為紐約這個城市的切口。其實一開始我認識的是當地的一個擺渡人，因為我覺得他的職業特別有意思，但後來我想了一下，如果我想打開這個社會，女性和動物應該是最好的切口，因為觀察女性和動物在社會上怎麼被對待，就可以看出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這個社會真正的內核。我就把我的切口縮小了，開始注意到鎮上的媒婆。我在《鹽鎮》這本書的第二個故事寫了一個媒婆，她是鎮上特別有名的被家暴者，而且也特別願意傾訴，也特別想有一個人能聆聽她的故事。最後她成了我所有的採訪對象裡素材最多、採訪得最多、觀察最多的一個人。
當你在那個地方待的時間足夠久，比如你看他們做道場、打麻將，他們趕場的時候你去觀察，每次跟不同的人、不同職業的人，不管你感不感興趣，先一通聊，聊完之後，也許就能從浩瀚的大海里找到一個特別好的切口，從這個切口就能看到這個社會特別廣闊的面目。
這也是為什麼我開始決定在當地待3個月，後來一不小心待得越來越久，直至待了一年的原因，因為你只有在那個地方待得足夠久、觀察得足夠細，你才知道當地有哪些植物、有哪些動物，你知道河水什麼時候會漫上第幾節臺階，知道那個擺渡人是怎麼觀察當地的白鷺，知道不同的季節空氣裡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味道，而這些東西在你寫作的時候，它會無形地化為每一個也許你自己察覺不到的細節，它會構成一本特別完整的關於當地的書。我想可能這就是田野寫作、田野調查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吧。
《好奇心日報》和《小鳥文學》聯合創始人兼主編，與伊險峰合著非虛構《張醫生與王醫生》。
“接力訪談”是我從去年11月開始做的一個欄目，登在《小鳥文學》上，也發在《小鳥與好奇心》的公眾號上。
我當時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計劃，就是觸及我的同溫層之外的人，怎麼才能認識更多有意思的人？我有一個很簡單的接力設置，其實它更像一個遊戲。比如我訪了A，A可以提名一個他認為很有趣的人；我接著再訪A提名的B，只要B同意被我訪就可以；B再提C。
每個禮拜我會攢一些稿子，攢到一定數量會發到公眾號和《小鳥文學》APP上，每篇2500—3000字左右，有一些固定的問答：你最近在做一些什麼有趣的事情？它有趣的地方在哪兒、困難的地方在哪兒？你可不可以推薦一些有趣的人？它本質上是一個速寫，非常快地去勾勒一個人的特質。慢慢地做了四五個之後我發現，我把自己我原來認為還有一點的媒體技巧應該全部扔掉，我不能帶著“這個人有趣，我得挖一挖”的想法去看到他，我就是聊天，這個人聊完成以後要是和我想的有趣不一樣，我也只能認了。
訪的四五個人裡面，我發現了一個最顯著的問題：他們好像都不工作。事實上工作對一個人的身份定義是非常主流的。如果我們在現代社會里拋卻了這個定義，沒有用職業的框架形容一個人的話，你要怎麼去評判他？或者你不評判他，你要怎麼跟他交往？這些朋友裡有一個人跟我說的一句話非常感人，他說，我追求的生活是跟每一個普通人非常偶然的接觸，我儘量真誠地去對待這種接觸。
從90年代到現在，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非常原子化的社會，原子化已經被各種各樣的條件進一步固化和鞏固了。還有利己主義、功利主義，用大實話說，當代社會有三種選擇：卷、躺、潤，不是卷就是躺就是潤。我覺得，卷、躺、潤之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可能性？
我現在發了33個人物，你說我試圖從這33箇中看出什麼來？也沒有，但是我的確能看到卷、躺、潤之外的第四種人生的選擇，我甚至發現它是有軌跡的。我稱之為三個步驟：第一步很普遍，就是觀察自我，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現在是不是我要的狀態？我在這個社會當中到底扮演是什麼角色？第二步，你通過第一步之後慢慢會看到別人，你從看到自己到看到別人。第三步很有趣，看到別人之後，其實很多人會重新看到自我，他會把自己放在一個新的評價體系裡，這個體系跟他最初看到自我的時候是不太一樣的。
現任美國杜克大學亞洲中東研究學系實踐副教授、杜克故事實驗室負責人，並擔任臺灣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與新聞研究中心主任，傳記文學月刊/出版社編輯顧問。研究與教學涵蓋各式連載敘事體、報刊、流行文化、文學翻譯理論，以及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起源、建植與形成。
我是一個小留學生，17歲從臺灣到美國，為了上大學又搬到波士頓，那時候我對美國很陌生，就到唐人街做義工，例如教小學生英語。因為我是教很多人基礎英文，所以我的學生多半都是中年的工人和廚師，那時候在波士頓唐人街，我走到哪裡都會有很多人叫我老師，給我免費的飯吃。
我家裡都是讀書人，我又出國唸書，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不會認識廣州、福建一帶的這些工人，可是在唐人街，我們好像成了家人。在海外並不是說這些階級不存在，當然存在，可是為什麼大家會有一種觸動，覺得唐人街就是有一種親密關係，我們可以在唐人街組成一種新的家庭，我們所謂的家庭、親情不是因為血緣關係，而是一種選擇，不管我們是正式移民還是非法移民，我們都存在在這個異鄉，而我們要互相地成為一個新的家族。
我後來一直做唐人街研究。我一直想，我如何把不管是階級、城市規劃還是移民歷史這些概念帶入教室，怎麼樣讓大家更深入地談，或是理解我們雖然在另外一種視角跟這些人完全沒有關係，可是為什麼在全世界的華裔裡，唐人街成為一種非常明顯的象徵，它不但是一種意識上的象徵，而且是一種視覺上的象徵。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都有個牌坊，這個牌坊有點俗，有點四不像，還不是真正的中國建築，而是有一點想象的東方建築，可是它具有標榜性的意義，你跨過這個牌坊，進入唐人街，不管你是在阿根廷、在南非還是在北加州或是在紐約，就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國度。這十幾年我一直在研究，到底何為唐人街文化？唐人街思想是什麼？
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我們怎樣去思考為什麼唐人街在亞裔文化裡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唐人街談到的就是所謂的血緣關係，像家鄉、親人、社群這些概念。我要思考怎樣不是以說教的方式讓學生們瞭解這些概念，對這些概念他們是有些迷思的，而是我要怎麼樣把他真正帶入教室，我們來真正地去思考這為什麼讓我們重新想象人與人的關係、親密的關係、疏遠的關係，還有嚴飛老師曾談到的附近，我們怎麼去想附近和疏離的關係。
東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主要從事電子商務相關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
我將主要講述兩個浙江義烏村莊的數字產業發展歷程，在擁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的義烏，我調研了兩個村莊，Q村和B村。
Q村2005年完成舊村改造，2006—2008年開始探索以淘寶為主的電商之路，2009—2014年成為全國數字經濟最活躍的村莊之一，2015年出面現網商搬遷潮，村莊開始轉型。B村2011年完成舊村改造，2011—2015年作為物流與庫存專業村，2016—2018年開始探索電子商務相關產業，最開始做微商，後來也做過拼多多，2019—2020年變為網紅直播第一村，2021年出現搬遷潮，開始村莊轉型。
在最開始階段，村民和網商是合作共贏的模式，村莊有一些低成本的優勢，網商也希望去利用這樣一些低成本優勢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包括村莊作為城郊村的區位優勢，整個村莊能作為數字產業發展基地是因為它比較新，同時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租金也比較低廉，但是租金上漲之後，這些網商就跑了。
破裂原因是村民認為“我薅羊毛的時機到了”，要把租金往上提，漲那麼多，網商是不願意接受的，他們的合作破裂了，網商搬離了，搬離的方向是村莊外圍的村莊或者義烏當地更外延的，但是基礎設施還算可以的地方。
而這就是所謂的“興衰的辯證法”，我想講兩個維度的所謂興衰辯證法，一是基於逐利性，無論是數字資本還是村民，他們都有逐利性，他們基於這樣共同的逐利性達成了合作，但是最後也是敗於這樣相互之間的逐利性，最後導致了破裂，出現了盛極而衰的狀況。
另外一個社會經濟意義上更重要的表現，這個搬離潮哪怕對於個別的B村或者Q村是一個產業流失的狀況，但實際上它會有一個外溢的效果，能夠讓更外圍的也基本條件的村莊獲得利用數字發展的機會，進而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化。看你從什麼角度或者哪個面上來看，它都存在興與衰的辯證關係。它會形成不斷外擴的發展循環，最開始是外來資本與Q村的村民形成合作到破裂，然後再跟另外一個村達成新的合作，再度破裂，再度轉移，在這個過程中帶動了更大範圍的村莊發展和城鎮化。
中國志願服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發展學系博士，本科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研究生就讀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國際發展學院。主要研究領域及長期關注領域為農村社會發展、減貧實踐、農村基層治理、地區發展模式與農民工問題、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國視野和國別比較等。在《理論與改革》《文化縱橫》、《社會學評論》等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今天給大家分享的是在一個遙遠的、偏遠的來自貴州的小村裡發生的跟互聯網相鏈接的事情。
標題中的“搞就有希望”，是當地年輕人的一句口頭禪，這句話很有力量，也很有生命力。一個貴州的貧困山村，我們會想象裡面的人好像很被動，很邊緣，在發展上經常是被幫助的角色。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始終是充滿希望的，始終也沒有放棄希望。我們這個研究想要給大家展示的就是這樣一個傳統的村落的興衰、發展以及現代化的進程。
首先講貴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夜郎自大”的故事。為什麼夜郎國王會問出來“漢孰與我大？”這個問題，是因為交通不通——當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就會認為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最大。貴州這個地方全是山，“地無三尺平”，要進到貴州和出來都非常困難。
村小的興衰反映了傳統村落的現代化進程，新中國成立後，村小在村民自己的努力下建立起來，為村裡的孩子們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機會，改變了人們的知識面貌，逐漸壯大。但是改革開放後，村小裡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少，直到關閉。在改革開放之前，由於城鄉分隔，他們的發展相對緩慢。大家都差不多，城市也就那樣，你也去不了。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當城鄉區隔打開，你可以外出尋找新的機會的時候，村莊裡的人就會流出去，村就空下來了，村裡也就有了“空心化”的問題。
修路的故事則是村小故事的對照面，反映了傳統村落與外面世界鏈接的過程中給村裡帶來的發展的希望。1992年，村子裡的人砍了一棵古樹，第一次自己籌資修路；2002年，他們第二次修路，這兩次他們集結了全村的資金、人力，也不過就是又修了一條從村子到鎮子裡的土路。但從2012年之後，直到2016、2017年，修路的速度非常快。隨著國家對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支持，至少生活生產的硬件上，通了自來水、通了硬化路、通了電、通了網。鄉村接入現代化在國家的政策力量支持以及村民自己的努力下，實現了一定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前提條件。
接下來是草根創作人主理人的經歷，一個從村子裡走出去的年輕人，他自己先去廣東打工，接觸了電商，並把電商先進的知識和經驗通過他自己的肉身帶回了自己的家鄉，嘗試了電商的各種形式，並最後在家鄉的村落裡開展短視頻創作，對家鄉的環境和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影響。短視頻的創作和傳播為宣傳村落產生了一些很好的效果，有很多遊客來，當地村民利用傳統村落修出來的長廊、休閒亭，擺小攤、賣小吃，村裡的老爺爺老奶奶也不用再揹著山貨到外面去賣。我們統計的數據是在旅遊旺季一天有幾千塊錢的整體收入，對於當地村民來講已經是很可觀的了。
講完兩個故事，引發了兩個思考，一個是城鄉視角，一個是數字勢差。這是我自己思考出來的一個概念。我們都在講數字鴻溝，鴻溝是可以跨越的，但是我們知道數字資本、信息資本、知識資本、技術資本是聚集在城市地區的，鄉村其實是個窪地，當我們嘗試用互聯網鏈接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會讓城市的大量信息洪水沖垮鄉村的信息池，他們的信息很難返回到高水位的地方，因此還要進行一些思考。
另外有關鄉村空間重塑，空間重塑不僅包括物理空間，也包括文化空間。當我們在說鄉愁的時候，我們在說什麼？是不是一種城市人的想象。
但即使他們發展中有很多困難，也有很多波動，年輕人會回來，也會走。但是我看到一本書上講，鄉土景觀是機動的、暫時的、變化的，最重要的，是適應的。鄉土景觀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無意識地、不自覺地、無休止地、耐心地適應環境和衝突的產物，是人與自然、人與人深度交互的產物。人們無論是來或者去，土地就在那裡，山就在那裡。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怎麼樣用人的這種主觀能動性給鄉村的現代化帶來更多的機會。
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醫學人類學、倫理人類學，生死學。近年來關注轉型社會的死亡觀念重構與臨終實踐。
知識介入世界：“理解死亡”通識課的“創作理念”與實踐
“理解死亡”是我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學任教的時候開的一門全校通識選修課。
這門課程對於我來講就像是知識上的即興表演，尤其是現在回想起來，它沒有一開始想象的那麼完善，這個課能講下去的狀態不見得有我想象得那麼周全。但是這個課對於我這個人類學研究者而言，真的是幫我重新理解什麼是當代，所以我後來參與很多面向公眾的活動，很多人覺得好像我還比較理解當代年輕人，其實這跟課堂有很大關係，因為當我試探到這種命題的時候，有些時候學生的反饋或者學生給我的直接衝擊，讓我明白現在我們的緊張關係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放棄了學科的框架以後，自己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讀書人，在用自己的知識勞作走向學生的時候，我收穫了很大自信。如果6年前別人跟我說，你學過人類學，你給我講講托爾斯泰？我是不敢講的。但是後來我覺得，人類學可能不能講托爾斯泰，但是用人類學講《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不是要用人類學做一個終極的解釋，而是作為一個伴讀者，或者作為一個陪伴學習的人，跟學生一起走進這個文本，而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們有些時候上課時，會刻意地以自嘲的方式其降低知識傳播和知識普及的價值，但是這些東西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不重要，尤其在當代這個語境裡。
如果說這個課有成功的地方，就在於它實際上不斷邀請學生進入課堂裡來，而且有些時候我會讓他們用自己非常真實的、有些時候是冒犯性的態度去進入到課堂。對課堂的衝擊沒有形成一種破壞性的張力，反而刺激我們師生之間用一種新的方式彼此理解。我自己的感慨是，這個時代需要“低端的社會科學”，我這個“低端”的意思不是指它的知識含量低或者見識比較淺薄，我的意思是，它必須要直接跟人碰撞，哪怕人的問題意識非常粗糙。年輕人不可能問出太深入、太周全的問題，他們有時候也會意氣用事，可是那個問題意識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直接刺激你校正自己表達的狀態。我這麼講並不是他能刺激研究什麼，而且我個人認為，現階段對於社會科學的授課和知識的表達而言，真正讓我們恐慌的不應該是技術或者網絡帶來的衝擊，而是很多研究者不管是在研究當中還是在授課當中其實是失去語感的，他研究的問題是真問題，他發現的東西是真問題，但是他沒有辦法用跟這個時代對話的方式表現出來。當然我們的傳統價值觀認為知識不需要屈就於大眾的邏輯，這不是一個邏輯或者價值的問題，而是你的知識在一個什麼樣的語境裡被別人認可，它嵌入到什麼環境裡的狀態。
“生死課”唯一的力量感就在於它創造了老師和學生、知識分子和普通受眾之間彼此進入彼此生命的這樣一個場域或一個可能性。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必須要跟公眾對話，這是我們學科的傳統決定的，因為我們歷史上沒有這樣的知識傳統。中國歷史上有文史哲傳統、有藝術宗教傳統，但是我們歷史上沒有社會科學的傳統，社會是一個新的概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自己的基本學科理念植入到公眾的意識當中，其實這是一個比較關鍵和重要的問題。
我之前在新聞媒體工作了12年，後來出國讀書，碩士和博士課題都是有關知識分子的研究。去成都本來希望做的也是成都的野生知識分子觀察，但是19個月的田野調查之後，我的題目稍稍轉向了一下，現在更多是圍繞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我的主要田野地點在DUNBAR，成都郊區的一家以教育為主題的精釀酒吧。初衷是為了一些教育同行或者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附近可以有地方聊天喝酒，無意之間做成了一個公共活動的空間。我最早也是偶然認識了主人家，沒想到後來參與了很多。
2021年冬天，有一陣子基本上我每天晚上都會去那裡烤火聊天見朋友。當時一位從外地來的朋友住在那裡，每天跟我們一起聊天，有一天他說這感覺特別像是薄伽丘的《十日談》，也是疫情背景之下一群人每天圍火講故事。當時我的一位好朋友就說，那我們也來做一個”十日談“，反正每天都來了，乾脆請一些有趣的人來聊天。於是就有了一系列“十日談”為名的分享。第一季名單確定之後，發現都是男性嘉賓，於是又做第二季，全女性嘉賓陣容。就這麼一季季做下來，一次十天，沒想到在一年時間裡居然做了十季，一百場。
我覺得“十日談”比較特別的形式是它的“盲盒”模式，在活動海報上你只能看到嘉賓和主持人的名字和身份介紹，沒有對主題、時長、形式的任何限定，把規則降低到最低。這種形式產生了很多意外驚喜。因為事先沒有宣告主題，在現場也不允許錄音錄像或者線上直播，大家的交流都越來越坦誠。有很多經常來參加活動的觀眾，彼此熟悉起來，有的可能每天都能見到，慢慢就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精神共同體。
因為房租原因，DUNBAR這個地方只存在了580天，今年2月已經結業了。對我個人來說，一方面當然很傷感，這個地方已經不在了，但是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觀察者，我湊巧從頭到尾全部參與了全過程，是非常完整的體驗。更重要的是，DUNBAR展示出來的活動模式和公共生活的樣態還在繼續。就像它的結業海報上寫的，“曲終人不散，城中數峰青”。成都現在很多獨立文化空間也在繼續類似的活動，DUNBAR的朋友們也繼續著他們的聯結。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給大家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讓我們看到還有這樣的機會存在，可能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點什麼。不僅僅是去重新打量、發現你的“附近”，其實我們也可以建設“附近”，建設自己那個小環境。這可能是我們當下能做的一點點事情吧。
湖南永興人，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耶魯大學訪問學者。現為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學術話劇《魁閣時代》製作人，微信公眾號“人類學之滇”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人類學，影視人類學，魁閣學術史。主要關注雲南與東南亞山地民族的歷史與生態。
這個題目其實是想喚醒兩個意象。一是一個年輕導演的同名電影“邊境風雲”，孫紅雷王珞丹主演，故事主要發生地就是瑞麗附近的中緬交界地帶；二是徐克的新龍門客棧般的邊境場景，魚龍混雜，身懷絕技，背後身世一言難盡。為什麼瑞麗可以說是新龍門客棧一般的存在？因為瑞麗的姐告口岸，是第一個實施“境內關外”的口岸之一，有特殊的政策，很早就成為緬甸的木料和翡翠等稀缺資源的集散地。
翡翠大部分都產於緬北克欽邦一個叫作“帕敢”的地方，帕敢又有老礦和新礦的區別，照片上的這個人（右三）碰巧是老礦的礦主的外孫。當時很多人都去貴卡（音）那邊挖礦，貴卡（音）景頗話就是狗喝水的地方，任何人都挖不出翡翠。他有天晚上做夢，夢到他外婆說你趕快去挖，翡翠要出來了。原來的主人怎麼都挖不出翡翠，特別喪氣，也費錢，他以很低廉的價格接手，很快挖出了一塊一噸重的玉，賣了20億。
這張六人合影中的一個人（左三），他的服裝特別像明代晚期縣太爺的服裝。他們已經徹底成為景頗歷史的一部分，已經成為典型的景頗山官的服裝，這個山官來自阿薩姆邦，一個以茶聞名的地方。大家可能會特別關心，茶葉為什麼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布魯斯兄弟在印度發現了茶葉，他就認為中國之外可以種茶葉，掀起了一段波瀾壯闊的近現代史。其實那個茶葉就是這個景頗山官的祖先從中國遷徙到緬甸再遷徙到印度的過程中帶過去的，如果沒有他家，茶葉戰爭基本是不會發生的，這個人也因為茶葉不斷在中國和緬甸、印度之間來回。
去瑞麗千萬別小看任何一個賣衣服的人，照片中的阿妹的正式工作是在瑞麗賣各種外貿服裝，但其實她是景頗族裡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你一聽到她唱歌就覺得像是一隻百靈鳥。
在那些人身上，你是可以把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的近現代史體現出來。
後來，我在景頗世界裡有了自己的身份。在漢語世界有個“大老師”是張偉，我在景頗世界裡也是SARA GABA（大老師），因為我在瑞麗邊境的景頗難民營教超過300個人寫中文，他們其實特別期待能夠留下來，在瑞麗謀生。都不需要一技之長，僅僅是掃掃地，也比緬北公務員的工資高四五倍。我成為景頗語境裡的“大老師”GAM HTOI李大光，正是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我從一個漢族人變成了田野意義上的景頗人，或者說變成了田野意義上的“李大光”。
在各種漢語敘述和英語敘述裡真正可以作為主體的這樣一個少數民族的敘事消失了，這也是我們今天不斷地想探索的，我們如何用漢語表達邊境的少數民族主體敘事，讓他變得有公共性。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
人類學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人類學研究所。研究方向：影視人類學、醫學人類學、青年志願服務等。曾在《社會學研究》《民族研究》《人口研究》《開放時代》《青年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20餘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等國內外項目十餘項。著有《空間、文化、表演：東北A市男同性戀群體的人類學觀察》，譯有《性：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那些你應該知道的事》。執導人類學紀錄片《生活的咖啡線》《餘生無餘之沈叔》《“水果”的故事》。
2013年，我在黑龍江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做社會調查，前後歷時3年，期間與1954年出生的北京沈叔成為忘年交。和我共同關注這一群體的北京玉潤公益基金會，2018年啟動“帶老人回家”的公益項目，我們帶著沈叔，跟著他踏上回家之路。
在回家之路上，我在拍紀錄片，也在思考，除了記錄，學院派還能做什麼？研究性的行動又將走向何方？
近些年來，“care”是一個熱詞，有做臨終關懷的、病房護理的，還有做動物照護的。學界的朋友說，“care”不能簡單被翻譯成“關懷”，因為它是動態的，在具體的語境下加上不同的連詞會有不同的含義。
我在想能否把“care”提升為一種框架，一種思考和行動的框架。這樣從原來糾結於微觀角度上，到底是倫理、實踐、權力關係，而變成在這樣的框架下，所有的內容都可以涵蓋和關聯進來，我們可以在更大的社會結構和更廣泛的關係網絡當中理解“care”。在“care”這個框架下，我們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也可以參看自己和別人如何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以及多方參與能夠發揮的作用。我們改變不了剛性限制，但可以對已有的關係進行柔性的修復，這和志願服務起到的作用是一樣的。
在動態的倫理中，我們通過跟他人的互動實踐，可以理解和尊重生命，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和我提到的精神病患建立一種連接。
第一種連接是和醫護人員的。大家可能會說，讓醫生對病人好一點不就可以嗎？讓家屬把他們接回，不就可以嗎？因為你不在那個脈絡中，你不知道在那個脈絡中可能會遇到的困境。但如果在“care”這個框架當中，我們會發現，醫護人員在科層制的、去人性化的冷漠環境中，有他們力所能及所能做的溫情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值得我們肯定的，是一種人性的燭照。
第二種連接是反思自己。在座各位可能會想，這跟我的生活沒有關係。但是，瞭解和尊重歷史實際上能夠幫助我們怎麼去看待他者的生命，轉向反思自己。換句話說，也在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在這個程度上，“care”是一種道德經驗的普照，每個人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身邊的人發生關切。
最後，研究者能做什麼呢？我們擅於批判，可是批判完我們能做什麼？研究者不被“苦難”籠罩，應該轉化為行動。我懂家屬怎麼想，懂醫護人員怎麼想，一旦我懂了，我可以對接社工，對接志願者。我也會告訴社會，需求和關愛用在什麼地方才能真正幫助到這些老年精神病患。研究者是可以貫穿和打通“care”框架中各方的人，讓他們彼此發生關聯和理解。在這個意義上，研究者是行動的對接口和社會的粘合劑。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關注數字經濟與平臺勞動管理、企業勞動關係與勞動權益保障、不穩定工作與青年就業等問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人工智能時代的非典型勞動形態研究”，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特別資助項目“不穩定工作對再生產領域的影響研究”，在《社會學研究》等權威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出版專著《探尋社會學之旅》A Journey of Discovering Sociology。
近年來，“內卷”和 “996”的焦慮還未解除，圍繞工作的輿論氛圍，又隨著加班、過勞、“互聯網大廠35歲危機”等問題變得更加焦灼而複雜。不管是初入社會的年輕人，還是已在職場默默工作的老手，似乎都意識到奮鬥敘事的失效，開始發出更多質疑和困惑的聲音。是時候，我們需要從沮喪和無奈的情緒中，把注意力轉移到更深入的層面，搞清楚背後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我們需要直面更難的問題：為什麼工作？工作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才是好的工作？
“城市新窮人”是項飆老師說的，主要指的就是在一線城市的白領，尤其是互聯網大廠，這些人收入很高，他們並不是在經濟上匱乏，而是在意義上貧困，也就是找不到自己工作的意義。據統計，中國人平均每天工作9.2小時。英國《衛報》的一篇題為《中國人工作有多努力》的調查文章稱，按照朝九晚五、雙休制並且不加班的情況下，中國勞動者年均工作2000至2200小時（每週41.6至45.8小時）。
我們每天的工作佔據了太多時間，所以當我們要去追問我們的人生意義究竟是什麼的時候，可能更多地也要從我們的工作中去尋找。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提供的數據，近十幾年來，中國城鎮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沒有一年是低於 44 小時上限的。這比世界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高。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大衛·格雷伯）早在2013年就發佈了一篇文章《談談“狗屁工作”現象》，結果引起了大量的共鳴，上百名讀者給他發郵件講述自己的經歷，最後《Bullshit Jobs》（中文譯名：《毫無意義的工作》）這本書出版了。在書中，Graeber提出了疑問：為什麼科技發展了，凱恩斯也預言了，然而我們並不能一天只工作幾個小時，反而工作時長越來越長？他給的答案很簡單：狗屁工作越來越多。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從事這份職業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於是他們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思考和反省，我們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工作意義會缺失，又如何找回工作的意義。
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廣東開放大學教師。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人類學、終身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同時對親密關係和性別研究也有濃厚興趣。
這是一個發生在中國阿根廷探戈社群裡的故事。走入一間阿根廷探戈課室，常常會見到學員們沿著不存在的線走路。探戈舞蹈中通常由男性負責引帶，女性負責跟隨，因此，女性需要更多地練習倒退這種平時很少使用的行進方向。這使探戈看起來像是由男生主導的，但事實上並不存在沒有配合的統治，與其說是男生在主導舞蹈，不如說，是女生的配合幫助男生完成了舞蹈。
我今天故事裡的主人公佈布像是誤入其中，明明他跟大家一起踩著濃郁的探戈音樂，明明他也在表演這些嚴肅認真的舞步，但他卻像是亂入了畫面。不過這不妨礙很多女生喜歡布布，他是中年頑童，性別模糊，更像一個一起玩遊戲的夥伴，而不是一位典型的男性。舞會里的布布，好似不明物體，看起來像是不會與浪漫情愫有半點瓜葛的物種。他的那輛叫不出牌子的SUV也是大家舞會或練習後的班車，每次都拉著幾條女幾條仔駛過明晃晃的夜路，離開舞場。可是一天，他突然開口說他戀愛了，愛上了常常坐他副駕駛的那位女生。劇情快進上演，離婚、搬家、分手、養寵、打工。
據說跳探戈最好的狀態是：“我們各自跳舞，但我們跳在一起”。音樂響起，舞步飛揚，不論兩位舞者腿部動作有多複雜，上半身始終保持著穩定的框架感，面部神色緊張嚴肅。在探戈中，日常和越軌緊張並存著。作為阿根廷的國家文化名片，探戈與阿根廷的國族認同和歷史命運纏繞交織；作為一種擁有大量愛好者的舞蹈，阿根廷探戈首先是一種由隨機和互動編織的身體遊戲，每一個舞步都由引導和跟隨的默契配合完成。如果探戈是遊戲，那麼大部分時候，它像是異性戀互動模式的展演。
哈佛大學人類學和性別研究雙專業博士。研究興趣包括：情感與慾望，城市公共服務與治理，國家人類學，符號人類學。近期發表文章，“苦難的跨代際傳遞：暴力，記憶，和對於非規範性親密關係的追求(英文)”；“論電影中的跨種族愛情與種族主義問題。”
在過去15年裡，相親逐漸成為城市中的公共現象，公園中的“相親角”，電視上的相親真人秀和戀綜，還有商業相親服務層出不窮。在2014年左右，藉著相親在青年中的流行，工會、婦聯、共青團這些群團組織也加入到這個公共場域，把相親交友活動發展成了一項公共服務項目。就作為公共服務的相親，我提出三個問題：一，這種相親交友活動如何生產城市中充盈著浪漫情感的公共空間？二，在其中，相親活動如何使青年的浪漫情感獲得某種社會政治價值？三，基於此，情感吸引力如何成為一種國家之於社會的權力模式？
從2016到2020五年時間裡，我對比研究了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的公共相親交友機制。我將每一場活動當做公共儀式來觀察。
上海的交友活動，可以被視為大規模，低頻率，強氣場——200名參與者參與到每年舉辦一次的一天一夜的活動中，活動包括《我和我的祖國》的快閃合唱，F1拉力賽，以及面具舞會和表白環節。浸潤在活動中，每一個參與者感受到的不僅是浪漫和對親密關係的嚮往，還有自身的社會屬性和群體歸屬感。相反，北京的活動可以被視為小規模，高頻率，弱氣場，3個小時的活動包括遊戲，8分鐘約會，表白環節。儀式雖然努力營造浪漫情感，但是並沒有生產出群體凝聚力。而且由於相親活動的頻繁開展，商品邏輯主導者參與者的擇偶行為，參與者反而想入更深的競爭內卷和焦慮情緒中。然而，正是這種負面情緒使參與者認識到自身的不足，從而更加依賴於公共服務來發展親密關係。
北京和上海的集體相親機制產生出“浪漫的拜物教”的效果，也就是說，通過浪漫情感在公共空間中的集體動員，國家權力在社會生活和親密關係中被激活了。
2023年“不一樣的社會觀察”懇談會就此圓滿落幕。感謝各位同樣積極地關注社會脈動、踴躍提出自己思考的作者、讀者與觀眾們的熱情參與。每場次的詳情回顧後續將在琥珀公眾號（琥珀BOOK）持續刊登，歡迎大家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