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還是暗無天日的二戰初期，納粹大軍壓境，正準備入侵英國。納粹德國海軍計劃在勝利之際讓元首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供他乘坐的船是漢堡造船廠特意建造的武裝遊艇“蟋蟀”（Grille）號通報艦。遊艇長約135米，安裝了大炮、高射炮，還有此類船隻上不常見的東西。在描述這艘船的歷史時，記者雷維爾·巴克爾（Revel Barker）寫道：“希特勒的套房尤為引人注目，有一間前廳、一間臥室和一間浴室。”套房的地板上鋪著地毯，椅子和沙發“裝了蛋青色的軟墊”。邊上還有一間相同的套房，裝修成紅色，傳言是給希特勒的情婦愛娃·布勞恩（Eva Braun）用的。但根據巴克爾的描述，傳言似乎有誤，第三帝國的大人物戈林、赫斯、戈培爾和希姆萊等人也都在這艘船上待過。“蟋蟀”號的水手也很特別，他們身穿白色制服，身高都不低於182釐米。
結果這艘船沒能去倫敦露臉，在整個世界大戰中，它只有一次高光時刻：1945年，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Karl Doenitz）登上了這艘遊艇，宣佈了希特勒的死訊，並接管了註定要垮臺的納粹政權。在那之後，這艘遊艇就被遺忘了，直到三年後，一連串的無線電加密通信在中東地區突然出現。
針對“蟋蟀”號的行動是陸軍參謀總部制定的，總部無法改變。該任務將由我分部的一名成員執行，他接受過海上破壞行動的專門訓練。
總部沒有把水上任務委託給你們，因為這種任務要解決很多問題，須經過特殊訓練。執行任務的是瑞卡同志，如果他要在黎巴嫩停留更長時間，請務必照顧好他。
後來以色列國將持續以這類行動贏得聲名，但這件事才是起點。我們已經簡單地講過“破壞者”“瑞卡同志”了，在本書前面部分引用了他描述的到達阿拉伯分部營地的感覺，講到了留聲機和雙陸棋。瑞卡那時才18歲。四年前，他離開了在大馬士革的家，通過相似的方式進入了阿拉伯分部——先是在基布茲變成土生土長的猶太人，接著遇見薩姆安老師，然後住進了“變得像阿拉伯人的人”的帳篷。
包含執行襲擊任務者名字的消息是11月17日發過來的。兩天後，總部發現了幾個問題。前一週，一架偵察機拍到了一些照片——使用偵察機在當時算得上是一種奢侈，這也表明以色列人正在利用擁有的一切工具。航拍照片顯示，“蟋蟀”號平行停靠在貝魯特港口的碼頭。此時它還停在那裡嗎？岸邊的塔樓還是整晚亮著燈嗎？如今帕爾馬赫的檔案還保存著這艘船的另一張照片，是從岸上拍攝的。
“蟋蟀”號
特工們要乘坐奧茲莫比爾出租車去烏塞海灘，也就是上個月亞庫巴上岸的海灘，接到“破壞者”瑞卡。他們無須使用亞庫巴帶來的炸彈，那些炸藥已經被裝進了防水罐，重新埋在附近。“破壞者”會自己帶炸彈前來。行動當天，他們要報告海面情況是否適合執行任務，然後在岸邊用手電筒發出信號，每隔15分鐘就打開30秒。
如果讀過不少關於間諜事蹟的描述，或是讀過關於以色列後來行動的故事，那你應該會理解這次任務在當時是多麼艱難。以色列人必須和敵方領土上的一隊特工取得聯繫，還要安排一次在海邊的會合。執行襲擊任務的人必須訓練有素，裝備齊全，一旦出了差錯，必須要能混入當地居民當中，因此只能由阿拉伯分部的人來執行任務。執行者在潛水前需要目標的最新信息，因此他們拍了航拍照片。就在幾個月前，以色列海軍、陸軍和空軍還未成立，而間諜們甚至連電臺都沒有。如果說阿拉伯分部將襲擊“蟋蟀”號遊艇視作“境外行動的最高成就”，那麼這一評價的出發點倒不是看最終取得了什麼結果，而是看猶太人到底能不能做成這樣的事情。
請確認你已經完全理解。明天聯絡時要清楚地回答所有問題。接下來幾天你會收到有關此次任務的更多細節。
保持堅強！
猶太情報機構一直特別關注納粹在阿拉伯的殘餘影響。例如，有一份1948年7月的檔案，裡面說看見加沙地帶的埃及軍隊中有德國虎式坦克。還有一份檔案則報告說，來了25名前德國國防軍的人，包括“火炮、坦克和空戰等方面的專家”，還提到有傳言說2500名前德軍士兵和意大利傘兵即將加入阿拉伯軍隊。有些報告就像上面提到的第二份檔案一樣，只是捕風捉影，但其他的都是事實。當時確實有德國顧問在阿拉伯軍隊中效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最優秀的爆破專家，也就是1948年最致命的卡車炸彈的始作俑者，曾在納粹德國接受過訓練。
所有這一切都強化了猶太人的懷疑，讓他們深信，那些與他們為敵的強大勢力之間存在聯繫。以色列情報機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去理解當年秋季截獲的一封信的。寫信的是個德國人，此時效力於阿拉伯人的事業。信上說，貝魯特有20名逃跑的德國戰俘，大多數都“在元首的私人遊艇‘蟋蟀’號上工作”。
從那時起，以色列開始高度關注貝魯特港口的這艘船。他們得知，此時這艘遊艇已屬於一位黎巴嫩商人。德國投降之後，他便在英國的一處廢船場買下了它。貝魯特不是這艘船的最後一站；以色列人得到了情報，稱這艘船將要開往埃及，為國王法魯克一世服務，而且船上正在安裝新的武器。按二戰的標準來說，“蟋蟀”號算不上什麼，但在這裡卻是個威脅。考慮到以色列艦隊的狀況，以色列海軍擔心——主要是一廂情願地認為——這艘新來的船會“極大地提高埃及海軍的力量，並對以色列海軍的活動區域構成特殊威脅”。這一評價來自海軍對於1948年戰爭的官方歷史記載，也是後續行動的官方原因。但這並非唯一的原因。
納粹投降才過去兩年半。猶太人仍在努力釐清歐洲發生的事情影響有多大，還在設法弄清有誰還活著。那段時間，在以色列的人總是聚在收音機旁，收聽一個叫《尋找失蹤親屬》的節目，廣播員會播報一些令人心碎的尋人啟事：母親在尋找女兒；有人在尋找兄弟姐妹，他們最後一次見面還是1942年在羅茲附近；來自匈牙利某個小村莊的人在尋找同鄉，不知道還有沒有人活著。對於許多人來說，戰爭並沒有真正結束。甚至沒人敢確定希特勒已經死了。
“破壞者”瑞卡這樣描述了在貝魯特發現希特勒遊艇的事：“這就像那個惡魔，即便已經躺在墳墓裡，仍不肯接受以色列國的存在，還派出私人戰艦來攻打它。”迦瑪列想象遊艇燃燒起來，緩慢沉入海底。他寫道，這種想法“有種復仇的甜美”。
“黎明”，迦瑪列：
由於月照和海況不佳，該任務可能要從週四推遲至週六，即11月28日。我們明天會給出最終答覆。
以下是進一步指示：
手電信號要在21點15分開始，在23點15分結束。人上岸後，船會駛回海里。兩小時後，船再回到相同地點……
如果他到4點30分還沒上船，船就會駛回以色列。他就要留在貝魯特，等我們安排他返回。
為他準備一套和哈巴谷相同尺寸的衣服，一件冬款長外套，一個錢包，裝點黎巴嫩的錢，弄瓶朗姆酒，帶點吃的。
以撒到了港口打探，只見“蟋蟀”號上明顯有情況：甲板上有些地方蓋著防水布，陌生人禁止接近。港口附近有人在出租“哈塞克”——一種長的衝浪板，可以站在上面用雙葉槳划動。以撒和哈巴谷把衝浪板拽下水，哈巴谷躺著，以撒划著槳，擺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就像兩個小夥子在水上享受時光。遊艇周圍停泊著幾艘小漁船、一艘英國商船和英國皇家海軍“奇爾德斯”（Childers）號。前不久，正是這艘驅逐艦在地中海攔截了猶太難民船。這兩名間諜靠近了“蟋蟀”號，看清了船上幾個人的長相，確定這些人不是阿拉伯人。他們覺得這些人是德國人。
兩人回到屋頂的房間，哈巴谷通過晾衣繩用無線電將這些信息全部傳回總部。
雖然準備工作還在推進，但以撒已認為這次襲擊註定會失敗，因為貝魯特小隊還要面對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這座城市裡還有普通的猶太人。黎巴嫩首都有個小小的猶太社區，其中多數是敘利亞猶太人，與附近的阿勒頗和大馬士革的猶太群體有血緣關係。他們長期受益於貝魯特對於種族多樣性的包容，受益於法國的影響，以及地中海東岸的國際化氛圍。但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這裡猶太人的地位岌岌可危。再怎麼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劃清界限，再怎麼卑微地聲明對阿拉伯事業的忠誠，在戰爭的狂熱席捲過來的時候，他們的忠誠都變得可疑，聲明也顯得空洞，終究只是徒勞。當地的猶太人形同人質，只要能確保自身安全，他們什麼話都可以說。迦瑪列在報告中寫道，當地的猶太人已經成了“野蠻行徑”的目標，他們在貝魯特居住的街區已經被人扔了幾次炸彈了。以色列在此發起的任何襲擊，都會牽連到他們，讓他們的處境更加危險。
為了避免報復，間諜提出的幾次破壞計劃都被否決了，小隊還接到指令，不得與外界有任何聯繫，這是阿拉伯分部一貫的規則：猶太特工與猶太居民之間須劃清界限。阿拉伯分部創建者之一、帕爾馬赫軍官伊加爾·阿隆1944年與其他猶太復國主義領導者討論過這一問題，還用了誇張的方式來強調他的觀點。阿隆說：“有一次，我們派往阿拉伯國家的一名使者問我，如果在路上看見阿拉伯人毆打當地猶太人，他該怎麼做？”他該無視嗎？他該插手嗎？“我的回答是，要和阿拉伯人一起毆打猶太人。”
這條規則非常明智，但後來被打破了，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那次著名的慘敗後來被以色列稱為“那次事件”。它始於1951年，最初是以“宣傳”為目的組織埃及猶太人，最終卻演變成利用他們開展破壞行動。在埃及的間諜小組被一鍋端，其成員要麼進了監獄，要麼被處決，還有一人在獄中自殺。這次行動本身，還有誰批准了這次對行動的問題，後來成了這一年輕國家最大的政治醜聞之一。
間諜與當地猶太人接觸頻繁的問題從貝魯特就開始了，總部不止一次在通信中提出這一問題：
你們想必明白，不與當地猶太人接觸的原則不能改變。我們可能會有所失，但從長遠來看，我們要保障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指的是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的生命。現在我們可以認定，猶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沒有未來，但在當時情況還沒這麼明顯。比如，在以撒的家鄉阿勒頗，猶太人經歷過公元70年羅馬人摧毀耶路撒冷聖殿、基督教的誕生、拜占庭帝國的統治、伊斯蘭教的誕生和阿拉伯人的征服，曾經被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王朝所統治，還經歷過至少一次將城市摧毀大半的毀滅性的地震，卻依然存活了下來。既然如此，為什麼以色列國誕生了，他們就挺不過去呢？要在阿勒頗或者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完全剷除猶太人，似乎是不可能的。這一次他們似乎也能過得了關。所以，讓特工們嚴守界限，讓貝魯特的猶太人不要越界，無疑是明智的。
但這一界限從未明確，也不可能明確。像以撒和迦瑪列這樣的人在貝魯特執行任務時，也許會覺得自己不是中東當地的猶太人——他們離開阿勒頗或大馬士革之後就已經脫胎換骨了，已經是人們所說的以色列人。但他們離開的時間並不長，因此在阿拉伯人的眼中，他們和長居敘利亞的猶太人沒什麼不同，和貝魯特猶太社區里人數最多的敘利亞猶太人也毫無二致。阿拉伯世界從未區分“以色列人”和“猶太人”；他們都被統稱為“猶太人”。被抓獲的特工越多，他們是伊拉克猶太人、敘利亞猶太人還是阿拉伯本地的猶太人，就越分不清楚。
電影中的以色列特工。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和英國軍情六處並稱“世界四大情報機構”。來源/電影《特工科恩》截圖
在很久之後才撰寫的關於阿拉伯分部的描述當中，這些人通常被稱為“以色列間諜”，他們也這樣稱呼自己。但他們在1948年初出發執行任務時，以色列尚未誕生，“以色列人”這一說法還沒有人用過。那時他們的真實身份更加模糊。也正是因為這種模糊，他們的一些行為在專業間諜機構看來，似乎大大違背了基本的防範原則。例如，迦瑪列在貝魯特當特工時，還安排了住在大馬士革猶太區的父母前來相會。後來他在寫到此事時為自己辯解，稱他向父母提了條件：“別問我不必要的問題。”其實他不過是數年未見父母，想念他們而已。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父親，不久之後父親就去世了。他們一家三口坐在海邊步道旁的咖啡館裡，父母是土生土長的敘利亞猶太人，兒子卻是以色列間諜。
“避免與貝魯特猶太人接觸”這一指令，對於迦瑪列而言尤為痛苦，因為他有兩個兄弟就住在這裡。他後來承認見過賣內衣的兄弟卡里爾（希伯來語名字叫亞伯拉罕）幾次。他說，他只是在卡里爾的孩子們入睡後，並且在卡里爾發誓保密的前提下到過卡里爾家裡。他還見過另一個賣藥的兄弟蘇比（希伯來語名字叫馬茲利亞赫）。兄弟三人當中只有迦瑪列是間諜。但是作為猶太人，他們都有複雜的身份，而且都有不止一個名字。阿拉伯世界的環境已經越來越危險，他們雖出生於此，但也必須小心翼翼，無論是賣內衣還是搞情報。
到了貝魯特，以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未經允許便穿過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邊境回到在阿勒頗的老家，用的是巴勒斯坦的身份文件。哈巴谷也和他一起去了。以撒辯解說，之所以冒險，是因為要探查敘利亞的軍事準備情況，但這話連他自己都不大相信。他只是想回家待幾個小時，確認自己來自哪裡，確認“扎基·沙索”這一早年的身份是真實存在的。這種衝動能引起許多移民的共鳴。他沒有告知父親就離開家鄉，加入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現在已經過去整整六年了。
這兩名特工穿過迷宮般的小巷，走向猶太人一直聚居的街區。離那裡不遠就是阿勒頗城堡，它俯瞰著整個集市街。以撒離家不久，父親就去世了，而母親在他小時候就死了。但他相信繼母還活著，還住在猶太區。他找到了繼母的院子，但繼母不在那兒，有人說她已經搬走了。在那之前，很多猶太人已經逃離了這座城市，他們的房屋都被陌生人佔據了。前一年秋天，聯合國投票決定分割巴勒斯坦，阿拉伯暴亂分子隨即燒燬了數百間猶太人的房子、商店以及幾乎所有的猶太教堂。這裡曾經是他們自己的小天地，但此時已不同往昔。見到什麼人、說出什麼話，都要分外小心。
以撒最終在另一個院子裡找到了繼母。繼母走出來，一眼看到他，就唸起驅趕精靈鬼怪的咒語——繼母以為他已經死了，哪怕人就在眼前，她還是不信。繼母把他帶到簡陋的房間，給他吃他最喜歡的圓麵包和白奶酪。
以撒講起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正坐在他家的廚房裡，中間的桌子上放著數碼錄音機。當講到某些細節，他不時大笑或者微笑，這是他講故事的常態。但講到繼母給他吃東西的時候，他一度閉上了眼睛，臉上露出我從未見過的滿足的笑意。那滋味彷彿還在他的唇齒之間。
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故鄉的城市。雖然臨走前他要繼母保守秘密，但還是走漏了風聲。我認識另一個阿勒頗的人，他還記得當時猶太兒童都在傳言說以撒——也就是看門人的兒子扎基·沙索——是一個英雄。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去了以色列故土，和阿拉伯人戰鬥，而不是任由阿拉伯人擺佈。多年以來沒人見過他，但據說那年夏天的某一天，有人看見他像幽靈一般在巷子裡走動。
每位特工都曾備受煎熬，渴望見到自己的同胞。迦瑪列在回憶時提到了這樣的時刻。那是幾年之後的事，當時他假扮成阿拉伯記者被派到歐洲。某天晚上，正值猶太節日，他經過猶太教堂，停下腳步遠遠地凝望。他看見做禮拜的人進進出出。希伯來語禱告隱隱約約地傳進耳朵，讓他想起了自己父親和祖父的禱告：“至仁至慈的主……請寬恕我們……”他幾乎崩潰了。“但我不是猶太人。”他提醒自己。他現在是尤瑟夫·艾哈邁德，一個阿拉伯穆斯林。他繼續往前走。
對亞庫巴來說，這樣的時刻出現在1948年的春天。當時他與另一名特工正步行跨越邊境進入敘利亞，查看軍隊的部署。他們打扮成阿拉伯人，腰上彆著匕首，來到了大馬士革。那天是週五。
這兩名特工決定到處看看，就來到了大馬士革著名的大市場。在一個攤位上，亞庫巴發現了一小套銅製餐具，有一個罐子、幾個小咖啡杯和一個放糖的盤子。亞庫巴買了一套，問攤主還能不能再買一套。攤主說，店裡沒有了，但是家裡還有一套，請他們兩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同去取。
路上，攤主問他們巴勒斯坦出了什麼事。1948年戰爭才過去了幾個月，阿拉伯人的前景看起來很明朗。
亞庫巴指著他的匕首說，以真主的名義，我們要殺光所有的猶太人，等著瞧吧。有你們幫忙，我們三天就能把他們殺光，一點問題都沒有。
攤主的反應不像他們預想的那樣。“他一言不發，只顧走路，”亞庫巴回憶道，“好像有點心不在焉。我們以為他是個傻子。”他們三人走進小巷，到了攤主的家。一打開院子的大門，亞庫巴一下子明白了。那是週五的夜晚，他聞到了安息日食物的氣味。
我們有麻煩了，亞庫巴對另一個特工低聲說。但那人還不明所以。
我感覺他是我們的同胞，亞庫巴小聲說，提醒他聞聞這種氣味。
你說什麼呢？另一個特工說，這是敘利亞的食物。
攤主讓他們在客廳坐著，自己進去找餐具。亞庫巴確信攤主是猶太人，他熟悉這種味道。他環顧四周，看到頭頂有一盞精緻的銅燈，上面刻著一個希伯來語詞：“錫安”。
“我們臉色蒼白，哽咽起來。”亞庫巴回憶道。他偽裝的阿拉伯身份賈米爾剛剛才放話說要殺光所有的猶太人。攤主回來時，亞庫巴強忍著沒有說出真相。他多想說：“我們是你的兄弟，是以色列的子民。要堅強，要勇敢。”這批猶太人是當地一個小部落。他們彼此緊緊依靠，也認識到自己在中東的命運充滿危險，誰也不能獨善其身。但兩位特工還是什麼也沒說，付完錢就離開了。
亞庫巴經歷了漫長的情報生涯，許多年後，一名研究員找他收集口述證詞，他講述了這個故事。在採訪的轉錄稿裡，研究員加了一處評註：“他已經說不下去了。”
阿拉伯分部指揮部的軍官儘可能把特工與當地猶太人分離開來，認為這樣做能保護貝魯特的猶太群體，以防他們被指控為“雙面人”。對“蟋蟀”號的襲擊在港口進行，看起來要像是海上來的外來者所為。行動獲得批准，繼續進行。
本文整理自《無國之諜：以色列建國之際的秘密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