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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歷來重視農業的基礎與應用研究。中國的農業考古研究開展多年，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浮選法的推廣和動物考古研究的快速發展，1981年《農業考古》專門學術刊物的創辦，以及學界對農業起源這一熱點問題的不斷探索，促使農業考古領域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個案介紹、專題性研究、綜合性論述各有表裡，逐漸形成更多成體系的“農業考古”研究領域。尤其在作為考古學關注的三大科學問題之一的農業起源上，可謂成果豐碩。在中國的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問題上學者們不懈努力，基本能夠分區域歷時性地構建起相應的區系脈絡和發展特點，如稻作農業與粟黍旱作農業均起源於距今10000年前後、銅石並用時代“南稻北粟”向“南稻北麥”轉變、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游“由單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向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轉變”等。有學者甚至認為“農業在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無論估計多高都不為過分”。
即便如此，農業考古中的很多問題仍然懸而未決，甚至是越發困惑學界、阻礙學術進步。以“農業起源”相關的概念為例，Bruce D.Smith曾指出，“有關‘農業起源’業已出版的文獻以定義我們討論概念範疇的術語混亂多義為特點。對於諸如農業、園藝、栽培、馴化和飼養這些術語的確切含義鮮有共識。這種語言上的混亂削弱了我們對研究現象的清晰思考”。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概念，“農業考古”在中國的正式提出或可以《農業考古》雜誌的創刊為標誌。經過40餘年的持續發展，其內涵與研究範疇也在不斷變化。
以“農業考古”為“篇關摘”字段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截止2020年“總庫”中共檢出文章1371篇（中文1003篇，英文369篇）。文章發表整體趨於增長趨勢（從1981年的14篇增加到2020年的60篇，其中2014年最高為73篇），文獻來源分佈上，主要來自《農業考古》《中國農史》《古今農業》等；學科分佈上，主要集中在考古、農業基礎科學、旅遊等，充分體現出多學科的特點；基金資助上，主要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項目等；文獻類型上，主要表現為研究論文和資訊，鮮有綜述類（參見圖1及圖2—圖5）。
《現代漢語詞典》：“栽培農作物和飼養牲畜的生產事業。在國民經濟中的農業，還包括林業、畜牧業、漁業和農村副業等項生產在內。”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
《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Ⅰ》：“農業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物質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對象，是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它們都是有生命的有機體，都依賴一定的環境條件而生長繁殖。人類通過社會勞動，對它們的生長繁殖過程及其所處的環境條件進行干預，從而取得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其他物質資料。”可見，農業生產是“有生命物質的再生產”，“它的經濟再生產過程總是同自然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依農業生產力的性質和狀況，可將農業發展歷程分為“原始農業-古代農業-近代農業-現代農業”幾個階段，其中“原始農業是從採集、狩獵野生動、植物的活動孕育而產生的”。總體上，狹義農業是“以種植業為主的樸素的農業概念”，廣義農業“以種植業（有時稱農業）、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副業為其結構”。
由上，工具書一般將“種植業和以它為基礎的飼養業”視為現代農業的主體。
歷史文獻中有諸多關於“農”“農業”等的記述。如《漢書·食貨志》：“闢土殖穀曰農”，將“農”定義為一種職業；《漢書·宣帝紀第八》：“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凸顯了農業生產的重要性。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不少關於農業的文字或卜辭，引起了有關學者的關注，如徐中舒的《耒耜考》和胡厚宣的《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農業》，涉及農業工具和農業技術的專題梳理與研究，在當時影響較大。下面從字形上對“農”字作簡要梳理。
“農”，《說文》雲：“農，耕人也，從
，囟聲。”段玉裁注：“本無人字，今依元應書卷十二補。《食貨志》：‘四民有業，闢土植谷曰農。’”《說文新證》釋義：“耨田（動詞），耕人（名詞）。”《古文字譜系疏證》雲：“農，從田，從蓐，會治草農耕之意。”甲骨文中有從“林”（或“艸”）從“辰”之字（“辳”）（圖6之1、2），有從“林”（或“艸”）從“辰”從“又”之字（“
”）（圖6之3—5），金文中亦有加“田”字（圖6之6—9）。羅振玉將上述甲骨文兩種字形均釋為“農”；葉玉森取前一種甲骨文字形釋為“農”，並指出“從森或從林、從禾、從艸，指農人所處之地為森林之下或禾間草際也，從辰取象振動，乃表力田”；楊樹達指出“甲文作辳，從辰，從林……而《殷墟書契前編》卷五……於從辰從林之外又加從又，義尤完備……謂初民之世，森林遍佈，營耕者於播種之先，必先斬伐其樹木，故字從林也；從辰者，象蜃蛤之形……古初民耕具用蜃為之。辳字從辰，謂以蜃斬木也，甲文加從又者，謂以手持蜃也”。常正光認為甲骨文“辳”字一般都作晨昏之“晨”用，並非“農”字。裘錫圭贊同此說，並指出後一種字形“本象以手持辰除去草木之行，雖然可以隸定為‘蓐’，但是跟後世從‘艸’‘辱’聲的‘蓐’字卻不一定有關係……‘深耕易耨’的‘耨’，古音與‘農’陰陽對轉，‘’的字形所表示的意義也跟‘耨’相合……該字釋為‘農’是不錯的”。
綜上，甲骨文、金文的“農”，從“林”（或“艸”）從“辰”從“又”或加從“田”，當指手持農具在林間或田間耕作之意。按照“辰”的功用來看，其應是用來清除草木的耨一類的農具，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短柄鋤。
俞偉超等指出，“農業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尤其是關於全新世中國稻作農業和粟作農業的起源與發展的自然背景及其相互關係。嚴文明認為，雖然農業最初僅發生於幾個小的地區，但是“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卻是革命性的、全局性的和劃時代的，對於後來的文明起源也有巨大的影響”，農業起源“關係到整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進而也關係到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是所謂新石器時代革命的主要內容”。在概括介紹世界重要的農業起源中心時，嚴文明分別列舉了相應的種植作物和馴化動物。可見，其將農作物和馴化動物作為早期（尤其是史前時期）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或代表。趙志軍曾指出，“農業是指人類利用植物和動物的生長發育過程獲取生活資源的生產行為”，廣義的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水產養殖業等，其以自然生物為生產對象；狹義的農業僅包括種植業和由種植業提供飼料來源的家畜飼養業，其中種植業又成為農業的核心。他進一步提出，“農業經濟是指以種植業和由種植業提供飼料來源的家畜飼養業為主要生產部門的一種經濟形式”，並認為農業經濟是由採集狩獵經濟經過漫長的過程轉化形成的，“農業經濟的發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之一”。陳文華進一步將中國古代的農業發展歷程分為原始農業和傳統農業，其中春秋戰國時期以精耕細作為主要特徵，是傳統農業的形成期。
趙志軍較早注意並強調區分作物栽培與農業的關係，“雖然栽培作物的出現以及農業的產生對古代文明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在不同地區早期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所表現的形式和內容有所不同”。雖然“稻作農業以種植稻穀為標誌”，但是“稻穀的出現並不代表稻作農業生產的開始”、“稻作生產的開始並不代表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了農業經濟階段”。明確地將作物栽培（的初始階段）與農業的關係釐清並區分開來，並將中國農業起源的發展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即“農作物的栽培階段，由採集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的轉化階段，以及農業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階段”，並認為“第二個階段是一個漫長的量變過程”。具體地，栽培稻和粟黍在距今10000年前後開始出現，隨後至距今7000年間處於“似農非農”階段（經濟社會逐漸地由採集狩獵或採集漁獵向農業轉變），距今7000—5000年間農業經濟真正建立（其中南方的稻作農業經濟可能形成於距今7000—6000年間，旱作農業經濟大約在距今7000—5000年間在中國北方地區、至少在中原地區已經建立）。
袁靖等學者認為，“家養動物的起源是農業起源的一個重要內容”，學界圍繞家養動物起源的過程、特徵和機制進行探討，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對國內狗、豬、黃牛、綿羊、家馬、家雞等家養動物的起源或首先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形成較為一致的認識。其中狗和豬被認為是距今10000—9000年前後經由相應的野生動物馴化而得，其他幾種家養動物被認為是通過文化交流直接引入。在與農業起源關係較為密切的馴化動物中，家豬一般被認為是為了獲取肉食資源的功利性目的而出現，其在黃河流域距今6000年以來逐漸成為先民獲取肉食資源的主要方式（長江流域可能由於新石器時代野生動物資源較為豐富，限制了家豬飼養的發展）。
農作物提供了植物性食物資源，家養動物提供了肉食資源、寵物、祭祀用品和次級產品等，是採集狩獵（漁獵）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的重要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圍繞農作物和家養動物所投入的生產勞動和精力以及形成的相應組織機構和管理模塊有效地推動了社會發展，農業的基礎地位不斷得到強化並與整個社會的發展相互依存。可見，以中國北方地區或者黃河流域為例，結合植物考古與動物考古的研究結果，初步可以判斷距今6000年左右是農業經濟形成的重要時間節點，但具體的地方性差異可能存在。
農業考古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專業性分支，陳文華認為其“著重於蒐集和研究有關農業的直接證據，特別是出土的農作物遺存、動物遺骸、農業工具以及遺址地層中的花粉和植物蛋白石（植硅石）等”，“來探討年農業的起源和發展，並著重從生產力的角度研究農業歷史，探索其發展規律，總結經驗教訓，為農業的現代化提供歷史借鑑”；他進一步提出農業考古學最早可以追溯到1866年西方學者對瑞士湖上居住遺址出土粟等農作物的研究，中國的農業考古專題研究起步較晚，主要形成於20世紀後半葉。趙志軍認為農業考古與植物考古有別，“植物考古學基本不涉及農業生產工具、灌溉設施等其他農業發展因素，而僅關心的是人類栽培作物的產生與馴化過程”。
俞偉超等指出，中國史前農業考古的研究目標是“基本探明我國稻、粟、黍、麥、大豆等主要栽培作物的起源地、起源時間、相互作用、發展歷程及傳播方式，當時的自然背景和社會背景，即我國史前農業起源的原因和機制，農業起源在誕生中國史前文化與中國文明的基礎中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中國農業起源在世界農業起源中的地位等等”。可見，中國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主體是農作物、農業技術、農業文化以及農業自然環境等，而“家畜、家禽的起源與發展”只是被其視作其中一個具體目標而列入。
通過檢索“農業考古”字段，可以發現既有相關研究基本都是圍繞“種植業”尤其是農作物的考古發現展開，其中以早期的“農業起源”問題和較晚階段的稻作農業發展（圍繞古水田的發現）作為經典研究案例。而且，近年來學界逐漸加強對歷史時期農業（種植業）經濟特點以及動物飼養、馴化的研究。
秦漢以後，隨著文獻記述更為詳實，“農業”的概念與內容也相對清晰，而更早階段的“農業”內涵卻隨著時間向前推移越發難以界定。因此，定性的描述“農業”與否看似簡單，但定量去界定明確的狩獵採集和農業之間的界限卻難以實現。而且對現代接近農業界線社會的研究也進一步彰顯了劃分“農業”界線的困難。有鑑於此，Bruce D.Smith在狩獵採集和農業之間增加了“低水平食物生產”這一中間概念，其本身又可以根據馴化種的有無，區分為無馴化種的低水平食物生產經濟和有馴化種的低水平食物生產經濟兩個階段。
在農業考古學較為關注的先秦“農業”研究中，主要運用了多學科的技術手段，是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等考古學分支學科與植物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交叉生長點。筆者在此嘗試將“農業考古”的研究時限分為四個階段，通過相應的對對照，檢出具體範疇與研究重點。
（一）農業起源階段，相當於10000年前後至距今7000—6500年前
該階段相當於Bruce D.Smith提出的“低水平食物生產”階段，要注意區分農作物起源、家養動物起源與農業起源的相互關係。比如，學界熱議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和北方早期旱作農業起源，其實主要是在關注以水稻為主體的種植業和以粟黍為主體的種植業的起源。相應階段的肉食資源獲取方式表現為依賴型向初級開發型轉變，且主要是家豬的馴化與飼養實踐，也明顯帶有地域性特點，如長江流域較之黃河流域更為依賴野生動物資源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家豬的馴化進程。該階段的所謂的“農業”或可謂之“史前早期農業”，其實是生業經濟範疇中採集狩獵（或稱之為覓食）之外的範疇，也可根據實際研究對象，將種植業與動物（家豬）的馴養區分開來，更為準確地表述分析內容。
（二）史前農業階段，相當於距今7000—6500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
根據目前的研究，史前農業形成後，呈現出一定的區域性特點，如“南稻北粟”“稻粟兼作（或稱混作）”“塊根塊莖農業”“家豬成為黃河流域先民獲取肉食資源的主要方式”等，更多地表現出相對單一的農業生產形態。相對於植食生產的顯著優勢，肉食生產在農業結構中的比例應漸趨強化，但缺乏二者直接的定量比較，如通過人骨穩定碳氮（C/N）同位素分析估算二者的構成。在這個階段，農業生產成為先民生業經濟的主要來源，馴化物種提供了超出30%~50%的熱量來源，但覓食行為依然作為重要的補充結構存在。可見，除了傳統農作物外，新增的農田（尤其是古水田）、本土馴化動物的強化利用、新傳入的馴化動物等內容成為新的研究對象，學界更加關注史前農業的發展過程、區域特色、傳播路線及其在中國史前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三）過渡農業階段，相當於距今4000年左右至西周時期
銅石並用時代以來，隨著小麥、牛、羊、馬的傳入和發展，史前農業向傳統農業過渡，農業的內容更為豐富，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和規模化家畜飼養、馴化趨於形成，先民對農作物種植和開發型肉食資源的獲取更為依賴，如有學者總結龍山文化晚期至早商時期中原腹地的生業經濟特點為“多品種農作物同時種植和多種家畜共同飼養”。該階段開始出現“農”有關的直接文字記載，為考古實物證據增添了重要的史料記錄，從形式上與內容上共同彰顯了新的“農業”階段到來。在這個時期或稍早階段，動植物產品（小麥、大麥、粟、黍、山羊、綿羊、黃牛、馬等）與其他文化要素（如冶金術、青銅器等）相互包裹，在早期中國與中亞、西亞和歐洲發生著同步或漸次的傳播與交流，這應是各地人口增多、互動頻繁、文化與文明逐步發達的反映。
春秋戰國時期精耕細作農業形成，尤其是秦漢以來成熟化農業得以快速發展，這除了有詳實的文獻史料記載，還在以漢代為代表的畫像石、畫像磚以及農業生產相關的模型上清晰可見。這一階段距離現代農業最近，人類適應自然環境的農業能動性趨於強化，相關的農業科學知識更多的被認知、掌握、記述與傳承。農業在社會生產與生活中的重要性越發凸顯，成為上層建築有效運轉的第一驅動力。該階段的農業考古研究，除了立足考古發現，可能需要更多借助可信度較高的文獻史料、農業科技史、人類學以及民族學等的研究成果。
農業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歷史上農業的範疇不斷地擴充，不應以現在的農業概念倒推歷史，把現代或歷史上某個階段的農業內容都看作是農業應有之內容，而要用發展的歷史觀念去討論具象的研究內容。研究古代農業，除了可以通過“考古發現的與古人生活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植物遺存”外，還要注意加強對農田（尤其是相對容易忽視的歷史時期農田遺蹟或相關材料）、農具、家養動物、人類食譜等內容的多學科分析；針對歷史時期的材料，還要加強它們與文獻史料的綜合考察。
俞偉超等在20多年前就曾指出，開展中國史前農業考古研究應古今並重，“以考古發現為依託，以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為主要手段”，“以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為主線”，“以農業生產技術傳播路線為線索”，“創建東亞地區農業起源理論模式”；同時，“建立古稻、古粟DNA的基因庫，解決古稻、古粟DNA與現代水稻、粟基因的同源性問題”，“可能將現代已丟失的某些有利於當代農業的基因（如抗寒、抗病等）開發出來加以利用”。可見，農業考古專題研究除了作為考古學學科與學術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還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甚至可以將它們上升到種子質量和糧食安全的國家戰略高度來重新認識和考量。
中國的農業考古研究開展多年，取得很多重要成果，尤其在農業起源、農業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等方面。但也暴露一些問題，如相關概念的認識不一致，研究中存在術語內涵、用法混亂等問題。通過梳理現代工具書、甲骨文和金文中早期的“農”字字形、表意以及頗具代表性的考古學、農學研究者的相關學術體系與認識，思考農業考古的關注時限與研究範疇。基於歷史性的研究視野，建議著重從農業起源階段（距今10000年前後至距今7000—6500年前）、史前農業階段（距今約7000—6500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過渡農業階段（距今4000年左右至西周時期）和傳統農業階段（春秋戰國以來）有區別有側重地考察具象的“農業”。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