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春：近代西方探險家在華活動不應被美化

作者：王新春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5期

某些西方探險家狡稱將中國的敦煌文書和其他西域古文獻竊往國外是為了“拯救”和“保護”文物，完全是自欺欺人。事實上，這些近代西方探險家在中國的每一次“探險”，對於中國的文物古蹟來說都是一場不可挽回的浩劫。

近代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部的探險活動以其所謂的“傳奇”色彩而為一些人津津樂道；西方學術界也刻意宣揚這些探險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塑造這些探險家的“偉大”形象，強化他們所構建的話語體系。然而，事實究竟如何呢？

探險活動的殖民擴張背景

近代西方的殖民侵略，是一些西方探險家紛赴中國西部探險的大背景。19世紀初，英國和沙俄在展開爭奪中亞勢力範圍的“大博弈”之始，就以中國新疆和西藏為吞併目標。兩國在中國西部的侵略活動，最初主要通過派遣商人及其代理人進行商業貿易，從邊疆向腹地滲透。在擴大非法商業版圖的同時，也在大肆蒐集情報信息，為政治與軍事方面的進一步行動做準備。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穆爾克羅夫特等人以開拓貿易的名義，廣泛活動於中國西藏和新疆的重要城市，不僅蒐集情報，還與當地人建立密切聯繫，煽動地方政權臣服於英國。這些活動以商業貿易為先導，為英國侵略中國西部準備先行條件。

近代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部邊疆探險的規模和頻次，與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過程及步調基本一致。自《天津條約》以來，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強得到在中國內地遊歷、經商等特權，在中國零星的探險活動迅速轉變為系統性的情報蒐集。以測繪重要地域地圖為目標的地理探險，成為西方國家圖謀和蠶食中國領土的重要手段。英屬印度政府設置專門的間諜學校，選拔印度人進行測繪技術培訓後，以“班智達”為代號，由印度三角測量局秘密派遣至西藏進行地理測繪和蒐集情報活動。納恩·辛格等人“在西藏地區三十餘年的活動，最終使西藏成為英印政府軍需部門在西姆拉就能實現軍事部署的可計算空間”。英國非法炮製的“麥克馬洪線”，就大量參考了這些間諜和其他探險家在中國西南邊疆的測繪資料。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在中國西部的西方探險家來源更加複雜，活動地域更為廣泛，活動方式更為多樣化。除間諜活動愈加猖獗外，一些西方探險家甚至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如英國探險家榮赫鵬長期活動於新疆、西藏，1903年率軍入侵西藏，屠殺了數百位藏族同胞。

隨著近代中國西部科學考察活動的日益頻繁，西方殖民者亦將觸角伸向了這一領域。一是直接資助探險家，通過諸如英國、沙俄的皇家地理學會等機構提供資金、設備和地理測繪培訓等方式，讓探險家在考察途中進行地理測繪。雖不排除這些活動有科學探索的內容，但在當時的國際政治、軍事局勢下，它們顯然也具有情報蒐集的性質。在這一機制下，沙俄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等人，一直通過探險活動鼓動西方列強侵吞中國領土，並提供具體策略。二是派遣測繪人員或間諜跟隨探險家活動。以中亞考古聞名於世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中國西北考古探險期間一直有印度測量局測繪員隨行，所獲資料成為英屬印度政府編制中國西部地圖的基本素材。沙俄總參謀部間諜馬達漢跟隨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探險隊進入新疆後便與之分道揚鑣，在兩年間獨自蒐集了中國北方多個省份極為詳細的情報。可以說，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侵佔中國西部邊疆領土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探險家的身影。

並不單純的“科學考察”

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大背景下，一些冠以“科學考察”之名的活動明顯帶有殖民主義思維和行動方式。這些西方探險家在進入中國時一般攜帶有槍支彈藥，甚至有武裝人員充任探險隊員。一些探險隊在中國境內肆意橫行，隨意獵殺野生動物，欺壓中國百姓，搶劫財物。更有法國杜特雷依·德·蘭斯的“高地亞洲科學考察團”和普爾熱瓦爾斯基的探險隊，在青藏高原少數民族地區搶劫村莊，屠殺藏族同胞，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慘案。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探險家羅伊·安德魯斯在其肆意盜掘雲南、福建等地自然化石的行徑遭到中國學術界阻止時，叫囂要派遣美國軍隊進行干預。近年在新聞媒體上大肆宣傳的“雪鐵龍東方之旅”，即1931年的“雪鐵龍橫穿亞洲探險隊”，其實當時在法國被稱作“黃種巡查團”，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特徵。在與中國學術界合作組建“中法學術考察團”考察期間，法國隊員野蠻毆打中國學者。次年，法國將在探險途中拍攝的影像資料製作成電影《黃人巡查記》公開上映，其中包含大量辱華場景，遭到旅法華僑和駐法使館的嚴詞抗議和抵制。

探險家撰寫的旅行經歷和考察記錄，本應基於科學立場進行客觀描述與記錄，但在殖民主義背景下，很多西方探險家基於“西方中心”立場，刻意強調中國邊疆地區在地理、歷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西方“特性”，通過西藏、新疆等地區與中國內地的差異性闡釋，解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歷史。在研究新疆的歷史文化時，主張“什麼東西都必須用‘沿著希臘的足跡’來對待”，而對於西藏則是營造其獨立於中央政權之外的假象。這些觀點不僅配合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活動，也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社會關於中國邊疆諸多問題的認知。

損毀盜竊中國文物罪惡昭彰

一些西方探險家談及在中國的考古發掘和竊取古物，往往辯稱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拯救中國文化遺產，這一謬言不僅在西方廣為流傳，甚至在國內也得到了一些附和。王冀青教授對斯坦因來華護照問題的研究表明，近代西方探險家據《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獲得了“考查古蹟”等特權，但其護照上沒有任何詞句表明中國政府允許這些西方探險家“在考察期間隨意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並將所獲文物全部運出中國”。這些西方探險家在中國的考古發掘與文物購買等活動，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盜竊行為。

20世紀初，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多次以“考古”為名深入中國新疆等地，攫取了大量文物，僅在克孜爾石窟中就切割剝取了近300塊壁畫。這些壁畫後來很多毀於二戰戰火，給人類文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圖為1906年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克孜爾石窟（引自《絲路探險：1902—1914年德國考察隊吐魯番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91頁）

儘管宣稱是在進行“科學考察”，但是一些西方探險家發掘遺址和蒐集古物基本上採取盜寶式挖掘。在竊取文物的同時，對遺址造成巨大破壞，使遺址所蘊含的諸多關鍵歷史信息徹底消失。這些珍貴的古物被攜至國外後，大多被探險家的資助者瓜分，有一部分甚至被拿去出售。中國西北石窟壁畫就是最為典型的例證。從新疆至敦煌的大量石窟和建築遺蹟壁畫，被德、日、美等國探險家用鏟子、鋸子、特製膠水隨意、野蠻地揭取，然後堂而皇之地放置在博物館供人觀賞，而克孜爾、莫高窟等石窟至今依然可以看見很多壁畫被剝離後殘留的觸目驚心的“傷痕”。有學者在談及克孜爾石窟保護時指出，大部分石窟經歷千年風雨依然屹立於山間溝谷，“壁畫色彩鮮豔如新”，“相對於自然營力而言，外國探險隊的野蠻剝取則是克孜爾石窟壁畫的致命一劫”。

某些西方探險家狡稱將中國的敦煌文書和其他西域古文獻竊往國外是為了“拯救”和“保護”文物，完全是自欺欺人。居延漢簡、羅布淖爾漢簡等文獻資料發掘、整理、保護和利用的經歷，充分證明了中國完全有保護珍貴歷史文獻的能力。事實上，這些近代西方探險家在中國的每一次“探險”，對於中國的文物古蹟來說都是一場不可挽回的浩劫。

著名中西交通史學者賀昌群1931 年在《西北的探檢事業》中有這樣一句話，“這種事（指近代西方探險家在華活動——引者注），在政治清明的國家，本來是不輕易容許的，因為這種所謂探檢事業（作者認為中國有些地方無險可探，故將近代西方探險家在華活動稱作‘探檢’——引者注），一方面誠然有它學術的意味，而骨子裡卻更銜著帝國主義的嚴重的使命”。這反映出同時代的中國學人對這些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部探險活動的性質有著清醒的認知。時至今日，我們當然不能沉醉於西方著作通過探險故事所塑造的近代某些探險家“偉大”形象，和其在中國的“光輝”探險經歷，盲從於他們肆意曲解的“見識”。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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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宇

校審：水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