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茅海建有一個觀點：清朝的官員，尤其是中央官員，後來大多成了民國官員。民國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換了一塊招牌，內部人員沒有太多變化。
晚清官員棄舊朝而投新朝，自然有著生計的原因，但他們在做政治選擇時，並沒有太多思想方面的痛苦。清朝滅亡之際，曾作為維護清朝統治重要力量的官僚集團，上至三公九卿下到知府知縣，他們在大廈將傾之際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大部分人選擇投奔民國政府，少部分選擇離開政壇，個別的則選擇給清朝殉葬。
在那個亂世，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選擇，而不同的選擇也決定了這些人不同的人生路線，他們有的在民國飛黃騰達，成為一方高官大員；也有的一生坎坷，命運幾經沉浮。這些人豐富多彩的人生軌跡，也為厚重的歷史添加了無數的故事，讓後人得以一窺當年社會的一角。
按照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行政區域劃分，清朝境內共分省及特殊政區，省下轄府和直隸州，府下領散州和縣。清末，由於權力變動和各種其他政治因素的影響，全國共分為二十二省、一百餘個廳、二百餘個府、二百一十餘個州、一千三百餘個縣。如此計算的話，全國的督撫、布政使和按察使，“知府”“同知”和“通判”，知州和知縣之類的大小官員可以說成千上萬。這些人作為“大清”一手提拔起來的官員，在大廈將傾之際的表現十分詭異，大部分人對清廷的覆滅非但沒有感傷，反而有一股幸災樂禍的心情。
張國榮飾演的知縣。來源/電視劇《布衣知縣梵如花》截圖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原因也十分複雜。簡單來說就三種原因，第一是到了清末，朝廷已經喪失了中央集權的威信。比如，在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時出現的“東南互保”，就是典型的地方勢力不服中央的案例。既然清廷中央已經沒有什麼權威，地方官員自然不想再為其效忠，而是開始各有打算。第二是因為清末官場已腐敗至極，各地官僚集團都有自己的生財之道，而面對簽署了大量不平等條約的賠款壓力，清廷中央自己都難以在財政上約束地方，地方勢力在各帝國主義的支持與合作下，更是不願意在清廷這條下沉的破船上久留。第三則是軍權的喪失，清末，全國精銳部隊都已掌握在北洋系等地方實權派手中，清廷一手建立的新軍又是革命黨的主力，此時，嗅覺靈敏的官僚早已跟革命黨有了各種各樣的聯繫。所以，武昌起義炮聲一響，隨著革命軍的前進，各地也紛紛宣佈脫離清廷獨立，清廷的統治最終瓦解。
辛亥革命勝利之際，為了儘快平息戰火、恢復國家元氣，革命黨與舊勢力還是做出了妥協。比如武昌首義成功後，同盟會湖南分會焦達峰、陳作新領導新軍起義併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隨後很快佔據都督府，下達了“不分滿、漢，任職如常”的電令。也就是說，原來的清廷官員只要不反對革命，一律繼續任職。這種事情在當時稀鬆平常，絕大多數的原清廷官僚都選擇與革命黨合作。這雖然減少了革命時期的暴力事件，也讓辛亥革命成為一場不徹底的革命，為中國後來走的彎路埋下伏筆。當然，人性複雜，在浩浩蕩蕩的歷史大勢前，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首先談談那些“硬骨頭”，儘管清廷極度腐朽，但還是有些清廷的頑固擁護者在最後時刻選擇“殺身殉葬”。這些人中有跳九江自盡的時任江西巡撫馮汝騤。武昌起義爆發後，南昌新軍響應時一度想把馮汝騤推舉為都督宣佈獨立，卻遭到馮汝騤的拒絕。後來馮汝騤為表忠誠，在九江自盡，成為為清廷殉節的漢官第一人，還被清廷詔諡忠愍。福州將軍樸壽則窮兇極惡，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還澆油放火拉著全城人陪葬，組織旗兵負隅頑抗。最後福州被革命軍攻破之際，樸壽被革命軍抓到，但是他堅決不向革命軍投降，最後被處決棄屍山下。事後被清廷贈太子太保，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諡忠肅，也算一塊硬骨頭。另外還有閩浙總督松壽，在福州城破之際也選擇自盡。同樣的人還有山西巡撫陸鍾琦，此人在最後時刻依然對清廷保持忠誠，甚至到了太原後，他還積極組織反對革命黨的活動，對革命黨造成了極大威脅。在關鍵時刻，太原革命黨斷然決定舉行起義，1911年10月29日早晨，閻錫山指揮的起義新軍士兵持槍衝入巡撫衙門，陸鍾琦見到起義軍時質問：“爾輩將反邪？”隨即陸鍾琦這個頑固反革命就被亂槍擊斃……這些人算是清廷最後的追隨者，按照羅正鈞、吳慶坻、趙爾巽等人編寫的《辛亥殉節錄》《辛亥殉難記》《清史稿·忠義傳》等書記載，當時為清廷“殉節”的文武官員，名流士紳多達328個，其中滿族213人，漢族90人，蒙古族16人，漢軍旗人9人。
當然，這些人中有部分人的“殉節”也不太好成立，比如曾任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後為四川代總督的託忒克·端方在被革命黨抓住後苦苦求饒，還說自己是陶姓漢人，且平日對大夥不錯請求饒恕。但是眾革命黨皆表示“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國仇，不得顧私恩”。於是把端方和他弟端錦一起宰了。也許是為了遮醜，清廷得知端方死後也沒追究他貪生怕死求饒之事，反而贈端方太子太保，諡忠敏，所以說這個“殉節”實在是水分大了點。除了官員外，也有不少文化名人為清廷“殉節”，比較著名的就有國學大師梁漱溟的父親、曾任京師巡警廳任教養局總辦委員的梁濟。在六十大壽之際，他留下一封萬言遺書稱：“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之後就投湖自盡。對他的死，傅斯年雖然在《心氣薄弱之中國人》中將梁濟和辜鴻銘、張勳並列為守舊的象徵，但他也承認：“任憑他是什麼主義，只要有主義就比沒有主義好。”
託忒克·端方
另一個為清廷投湖“殉節”的王國維爭議很大，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萬事妥當後，在昆明湖魚藻軒自沉。事後人們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遺書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雖然很多人並不認為他的死是給清廷殉節，而是另有原因，比如“逼債”“驚懼”等，但溥儀事後賜王國維諡號為“忠愨”的行為，反倒坐實王國維為清廷“殉節”一事，也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猜想。
對清廷以死明志的人固然有，但數量上實在少得可憐。正如清遺老王樹枬感嘆：“吾嘗讀宋、明諸史，見其末造鼎革之際，忠臣志士往往以一死殉君父之難；甚至甕牖繩樞之子，足不出一鄉，名不掛尺籍，而抗節不屈，或不惜捐糜踵頂，殺身以成其仁，或結身長往，以履土食粟米為恥。若此者，比比皆是也。獨我朝養士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實遠軼宋、明兩朝，國變之後，士大夫之從容就義與國同盡者，寥寥無復幾人；其有不降志辱身，高棲遠遜，以老死於山陬海澨之間者，亦可僂而數也。”
絕大部分的清末官僚在改朝換代之際，還是老老實實地選擇了和民國政府合作以換取仕途的道路。比如魯迅諷刺過江蘇巡撫程德全在辛亥革命時，“用竹竿挑去了撫衙大堂屋上的幾片簷瓦，以示革命必須破壞”，然後搖身一變，成了民國政府的江蘇都督。這種人才是當時清末的知府知縣們的普遍狀態。
中國山西省平遙縣古代縣衙二堂內景。攝影/秋影隨風，來源/圖蟲創意
比如慈利縣知縣雷以動，在革命後，按照革命黨的“留任”法令繼續擔任知縣一職，還遵守了革命黨要求的城鄉普遍實行男剪辮髮、女放裹足等命令。其他的大官如13位內閣、9大總督等，大部分人都選擇跟革命黨合作，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以所謂的“皇族內閣”裡的徐世昌為例，此人50歲出任軍機大臣，後任內閣協理大臣。辛亥革命時期，作為袁世凱的重要政治盟友，徐世昌不但在清廷倒臺時起到了重要作用，還在1918年擔任中華民國總統。除了他之外，“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也都在民國任職。作為“皇族內閣”司法大臣的愛新覺羅·紹昌，清廷覆滅之際也沒有殉節，而是選擇投靠袁世凱，最後還當上了弼德院顧問大臣。清廷9大總督之中，如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在民國成立後，初任清史館總裁，主編《清史稿》，後在段祺瑞政府任善後會議議長、臨時參議院議長等職。直隸總督張鎮芳，在清朝滅亡後繼續從政，在袁世凱時期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長，直到後來跟張勳復辟才徹底喪失了政治前途。
這些人都是清廷舉足輕重的官員，他們的表現也讓清廷的覆滅有了諷刺意味，而那些普通的知府知縣轉變更快。比如，廣西梧州宣佈獨立後，迅速利用自己在當地根基深厚的優勢，把控了梧州新政府的各個要職。前清道臺沈林一為總管兼梧州稅關監督，前清知府張德淵、知縣張祖杖繼續留用，武官統兵不變，一切機關行政均按舊制，梧州獨立的成果事實上已經被竊取。更讓人憤怒的是，這幫人還製造藉口在當地百花衝殺害了超過400名革命志士。從此一地就可見，留用舊勢力，對辛亥革命成果的竊取造成了多麼大的損失，類似的事情在全國各地都有上演。比如蘇州知府何剛德在得知江蘇巡撫程德全“挑去簷瓦”式地宣佈起義後，便和家人拿了兩張白床單一拼，寫了“起義”倆字掛上屋頂就宣佈蘇州光復。後來何德剛官運亨通，1914年出任民國江西內務司司長、長江豫章道尹，還在1922年一度擔任代江西省長一職。這都是當時的縮影，大部分的前清官僚都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下，選擇與革命黨合作，並且多數在民國繼續幹著老本行。
當然，也有部分人在清朝覆滅後對政治心灰意冷，選擇隱居或從商從學，還有人乾脆跑路，而這些人的比例也有不少。上文提到過的清廷皇族內閣和提督知府們，很多人對辛亥革命並不抱著支持的態度。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或是逃走，或是歸隱，離開了政治舞臺。
比如，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就是典型例子，載灃在溥儀退位後便回家安心種花養鳥，不再過問時世。後來張勳復辟時曾專門請他出山，卻被拒絕。甚至後來偽滿洲國成立，載灃不但拒絕同行，還力勸溥儀不要過去，也算是大是大非面前立場不變。
載灃與溥儀（右）
再如，曾任清末第一屆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此人雖然庸碌無能，但搞錢倒是一把好手。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披露，慶親王的銀行存款高達712.5萬英鎊，相當於數千萬兩白銀。但在清廷大廈將傾之際，他還是義無反顧地逃跑了，最後他於民國六年（1917）一月二十九日死於天津租界，時年七十九歲。又如陝甘總督長庚，在得知清帝遜位後，立刻將總督印交布政使趙惟熙，隨後離職回家養老。類似這樣的高官不勝枚舉，除了高官外，那些“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知府知縣們亦有不少捲款逃亡的。比如在青島，因辛亥革命逃亡到這裡的各路前清官僚眾多，他們帶的金銀細軟也多，為了防止被賊人偷搶，他們多居住在巡捕房附近，其中住在巡捕房的寧陽路的人最多，以至於青島百姓稱其為“贓官巷”，甚至鬧出了很多人只知“贓官巷”不知寧陽路的笑話。其他的帝國主義在華租界區也有很多前清遺老的身影，尤其是天津、上海等地，一時間興建了不少豪宅府邸，當然都是用他們曾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建造的。
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後，便把內閣中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交通等要害部門收入囊中，惟將司法、教育、農林等幾個清水衙門讓給南方革命黨人。袁世凱的手下基本都是前清官僚，這些部門上上下下巋然不動。同時，南方地區出於種種原因，強大的舊勢力依然牢牢把控基層，大部分知府知縣根本就是原來的官員繼續掌權，這讓辛亥革命成為一場很不徹底的革命，故有人感慨，民國初期簡直就是一個沒了清朝皇帝的大清。這也引發了後來一系列諸如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等歷史事件。
袁世凱
辛亥革命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制度，從此，凡是任何“稱帝”的行為都會遭到唾棄，這不得不說是一場劃時代的勝利。然而，我們也認識到，由於革命黨缺乏先進的理論指導和堅強的領導核心，並沒有徹底摧毀舊制度，而這也在客觀上給了前清官僚可乘之機，尤其是中下層的知府知縣們，更是利用他們官場人脈和行政經驗在民國時期混得如魚得水。用魯迅在《阿Q正傳》中的話：“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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