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雲濤《魏晉南北朝絲綢之路與對外關係史研究》出版

石雲濤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九色鹿

2023年5月出版

ISBN：978-7-5228-1190-1

石雲濤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外國語大學長青學者。中國唐史學會理事，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唐詩之路研究會學術委員。從事漢唐歷史與文學、絲綢之路與中外關係史研究。出版專著《建安唐宋文學考論》《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三至六世紀絲綢之路的變遷》《絲綢之路的起源》《漢代外來文明研究》《唐詩鏡像中的絲綢之路》等2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80多篇。曾獲河南省優秀教師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二等獎、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北京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對外關係史上的地位，過去有一種錯覺，好像長期的分裂與動亂造成了對外關係的中斷和對外交流的低落。張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和方豪先生《中西交通史》都有這樣的論斷。他們認為在中西交通史上，這是一個衰落時期。方豪先生說“北朝曾將西域交通完全隔斷”；張星烺先生則說六朝時“干戈雲擾，全國鼎沸，中原淪於異族，而漢族僅得保有長江流域。陸地通西域既絕，而海上交通至是記載漸詳”。事實上這也是許多人的印象，向達先生《中西交通史》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筆帶過；白壽彝先生著《中國交通史》共分五篇，第二篇為“秦漢時代之交通”，第三篇則直接跳過魏晉南北朝，講“隋唐宋時代之交通”，完全忽略了這一時期對外交通的發展。這種認識不符合歷史的實際，這一時期對外交通繼續擴展，對外交流從未停止，而且是持續升溫，不斷推進。

新時期以來，這種認識有所改變，研究對外關係史的學者越來越重視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這裡不加詳述，可參看本書第一章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外關係史研究四十年綜述。總的來說，這是一個發展時期，這個發展是相對於兩漢時期來說的，這種發展可以從交通、交往和交流三個方面來考察。

從交通方面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時間段，表現為在漢代以後傳統絲路的利用之外，新的交通路線的開闢和絲路的延伸。魏晉人魚豢《魏略•西戎傳》描述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線雲：“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當為‘國'之誤）。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他記載了經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至大月氏的南道，經故樓蘭、龜茲至蔥嶺的中道，從中道繼續西行至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的道路，從玉門關西北行經車師、高昌至龜茲與中道合的新道，又記載了至大秦的陸海交通道路：“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還記載了入天山北路的北新道，由此西行至烏孫、康居、大秦和眾多遊牧部落的草原路。魚豢的記載大體反映了兩漢至魏晉時期的中西交通，顯然是大大發展了。經過400年左右的分裂動盪，中西間的交通並不是停滯了，而是發展了。隋代裴矩《西域圖記序》記載的西域三道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此序寫於隋代經營西域之前，當時煬帝委派裴矩到張掖主持互市。裴矩博覽眾書，訪採胡人，獲得豐富材料，撰《西域圖記》上奏煬帝，煬帝據此開始對西域的經營。因此，這裡的情況實際上反映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西交通路線。序中的“西海”並非指一地，而是指地中海、紅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反映了當時中國與域外的交通已經到達了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敘利亞、伊朗等地，而且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這是自張騫出使西域以後絲路交通形成的新局面。

從交往的域外國家來看，兩漢時不過二三十個國家和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建立起通交和貿易關係。三國吳時朱應、康泰出使扶南，經歷“百數十國”。在北方，北魏是對外交通和交流的高潮時期，與之交往的國家和地區達90多個。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記載當時西域交通雲：“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在南方，梁朝是對外交往的高潮時期，梁朝更多地利用了海上交通，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進行交往。《梁書·諸夷傳》雲：“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於前代矣。”正是有感於大量外國使節入華，梁元帝才繪《職貢圖》以形象化地展現對外交往的盛況。

從交流方面看，一方面是經濟貿易，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內容都較兩漢時期大大拓展而更加豐富了。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源源不斷地傳至域外，域外的物產如植物、動物、器物、香料、醫藥、珠寶傳入中國，以供觀賞和實用。佛教雖在兩漢之際已經傳入中國，此後一百多年悄無所聞，漢末西域僧人入華，逐漸顯露頭角，但直到西晉時都城洛陽佛寺不過40多所。佛教真正大發展是從東晉開始的，東晉南北朝被梁啟超稱為佛教的“輸入期”，佛教作為一種異質文化逐漸融入中華文化的肌體。北魏時洛陽城內外佛寺1000多所，孝明帝正光以後“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掀起一波又一波崇佛熱潮。大量域外僧人入華傳教，眾多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佛經被大量翻譯，據統計，這一時期翻譯的佛經達1600多種。流行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也傳入中國，被稱為祆教。隨著佛教、祆教的傳入，南亞、西亞和中亞地區的藝術也傳入中國。佛教石窟、寺院建築，宗教繪畫、雕塑，西域樂舞進入中原地區。

總之，從交通、交往和交流等方面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外關係的發展是空前的。研究中古史、絲綢之路和古代對外關係史，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期，在兩個大一統時代之間的400年左右的這個時期，不僅在前一個時代的基礎上開拓前進，而且孕育著後一個時代的恢宏氣勢。它絕不是兩個高峰之間的一個低谷，而是一浪高過一浪的浪頭，這個浪頭高過漢代，又為隋唐的大浪蓄積聲勢。但這一時期絲綢之路和對外關係史的研究，也有特殊的困難。這是一個長期處於大分裂、大動盪的時期，先後出現過30個政權，每一個政權都與域外有聯繫，頭緒紛繁。沒有一定的潛心研究和積累，其中的人物、事件便是雲裡霧裡，如一團亂麻。這是研究的困難之處，但也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絲綢之路與對外關係史的研究並不盡如人意。筆者近年來涉足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若干成果，整合為這本小書，不足之處，敬請學界不吝批評，多加指正。

摘自本書《前言》

編輯、策劃：周暢 竇知遠

審校：宋榮欣 李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