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莊帆
1986年9月22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自民黨內部的一場演講上，提到日本人的“知識水平”問題，認為雖然日本有所謂高學歷社會之稱，但從國民平均來看，和美國差距很遠，知識水平“和美國的黑人、波多黎各人或者墨西哥人相當，平均來看十分低下”。這場演講被曝光後，引起美國的強烈抗議。9月24日，中曾根康弘出面解釋，結果越描越黑——他稱，美國是多民族國家，推行教育不易，卻成果斐然，而日本作為“單一民族國家”，本應更容易普及教育。
“知識水平”發言引起了外交爭端，而“單一民族國家”的發言則在日本國內炸開了鍋——因為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人，同樣是日本的國民。包括北海道“ウタリ”協會（即阿伊努語“同胞”之意）在內的社會各界發聲批評，也有議員在參議院提出質詢。內閣之後解釋稱，首相併沒有無視阿伊努民族之意，只是認為阿伊努並非“《國際人權公約》所定義的少數民族”，而“單一民族”指的是日本人雖然由不同來源的人種融合而成，但已經“渾然一體”。這一解釋引起了更多批判的聲浪。
阿伊努是不是一個“民族”？這不是一個單純肯定或否定的判斷，而是關乎阿伊努在日本民族觀念中的位置。現存不到兩萬人的阿伊努人，是日本人近代自我認識形成中極為重要的“他者”，重要到變成一種灰色、尷尬的禁忌，以至於有些人急於擺脫，將阿伊努掃入暗處，或者乾脆抹除，變“他者”為“我們”。近年來，通過強調阿伊努的獨特來打破禁忌的努力也越來越多。這條曲折的認知之路，和日本近代殖民擴張背後的思維與“知識”有著密切的關係。
唯一的“異族”？
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按地域展示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民族與文化。從大洋洲開始，往東繞地球一週，分別設置了美洲、歐洲、非洲、西亞、南亞、東南亞、朝鮮半島、中國、中北亞等獨立單元，在最後回到日本文化之前，還專門開闢了一個單元——“阿伊努的文化”。展示板解說稱：阿伊努民族生活在以北海道為中心的日本列島北部及其周邊，是擁有獨自文化的原住民族，江戶時代開始受幕府統治，明治時代繼續被同化，但一直受到歧視與差別對待。近年，日本政府承認這些歷史事實，採取了尊重阿伊努民族的政策。
承擔公眾教育作用的國立博物館，其展廳所講述的知識，可以說是官方“政治正確”和科學之間的平衡點。再看民族學博物館的分類，未免讓人對阿伊努展廳的設置產生興趣：諸多展廳中，只有阿伊努的版塊是以“民族”為單位設置的。其他展廳都以呈現多元與融合為主旨，這裡反而要突出阿伊努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區別。
由此，不由得讓人聯想到中曾根康弘的“單一民族”、“渾然一體”言論。正如小熊英二1995年出版的著作《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譜系》（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所說的，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一種“神話”，是在戰後日本的特定環境中才得以成立、推廣，併成為普遍共識。實際上，明治維新之後到戰敗之前，日本一直以“混合民族說”為主流。即，日本人是由來自大陸、南洋各島等地的人種和原本生活在日本列島的人種（包括阿伊努人在內）混合同化而成，甚至有學者提出天皇家也是由朝鮮遷徙而來的征服者。這種說法主張日本民族由於混合而具有非凡的“同化”力、征服力，因此具有民族優越性，又因為和朝鮮、琉球人同源同祖，那麼統治甚至同化朝鮮、琉球人乃理所應當。
小熊英二指出，這種混合民族說實際上已經暗含著“單一民族”的邏輯：既然日本和它的殖民地都是同源同祖，那麼就意味著有一種“大日本帝國”規模的單一民族的存在，或者說要朝向“同化”、建設成這種單一民族而努力。當然，這種“努力”的結局是給鄰國和自己都帶來了災難。隨著戰敗、退出殖民地的過程，日本的民族起源說也迅速坍縮，但仍然接續著戰前的邏輯，因此變成了一種“單一民族神話”，即日本人雖然是從大陸、南洋等地渡來，但是早在石器時代就已經完成混合，成為單一的民族，和後來的朝鮮人等已是完全不同的種族（提倡這種說法的代表性學者津田左右吉，早在戰前就已經構建了這一歷史敘事）。而戰後極為複雜的沖繩問題，則因為美軍的佔領等因素，戰前主流的“日琉同祖”論並沒有動搖。總之，“日本人”的單一性作為前提仍然得以保持。
在這種單一民族神話下，阿伊努民族作為唯一的“異族”，成了尷尬的存在。因此，才會有中曾根康弘的那番失言——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與其說中曾根是有意強調阿伊努作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不如說他在講那番話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阿伊努的存在。
要理解這種狀況，就必須追溯日本近代以來統治阿伊努的歷史、以及對阿伊努的“知識”建構。戰前的日本學者們利用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民俗學等工具，創造出了日本與朝鮮、琉球人同源同祖的歷史敘事，卻沒有把阿伊努也囊括進來。這是因為，阿伊努民族恰恰成為了日本人近代形成自我認同中所需要的“他者”，儘管在國籍上屬於“我們”。
從“蝦夷”到“舊土人”
關於阿伊努自身的起源，學界頗有爭論。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早在3萬年前，就有人類就遷移到北海道定居，約9000年前形成比較穩定的聚落，此後人口雖有流動，但直到近代以前沒有大的變化。大約7000年前，北海道受到本州島的影響而進入繩文文化時代，此後又發展出續繩文文化、擦文文化。公元9世紀前後，擦文文化和來自北方庫頁島等地的鄂霍次克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現在所說的阿伊努文化。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和本州島的“和人”（對日本人種族的通稱）一直有交流和貿易。在日本最早的成文史籍《日本書紀》中，已經出現有關“蝦夷”的紀錄。古籍中的“蝦夷”是否即現在的阿伊努人，學界一直有爭論。但後來的和人用“蝦夷地”和“蝦夷”來指稱北海道及阿伊努人，已經固定下來。平安時代和鎌倉幕府時代的史料中已有本州和北海道之間貿易、交往的記錄，在戰國時代雙方還發生過戰爭（左派立場的歷史學家會傾向於將當時的戰爭描述為阿伊努人反抗和人壓迫的起義）。戰爭中，蠣崎氏的勢力逐漸壯大，壟斷了對阿伊努的貿易。蠣崎氏此後改姓為松前，並在德川幕府政權建立後得到了幕府的承認，即具有阿伊努貿易壟斷權以及對和人移民管轄權的松前藩。
從十八世紀開始，松前藩與阿伊努人的關係從一開始的貿易，逐漸走向勞動力的攫取。據記載，在1740年前後，西日本的稻田有一半左右在使用北海道出產的魚肥（以魚製成的肥料）。對漁業資源的高需求，使得越來越多的松前藩商人到北海道開設漁場、工場等，引入先進設備、技術，阿伊努人也從商品提供者變成了依附於和人才能生存的、被束縛的勞動力。江戶時代的史料中，也因此留下了大量描述阿伊努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和悲慘生活的記錄。許多學者也開始討論如何拯救阿伊努人。
而這些討論，大抵都著眼於教化。因為在江戶時代，“蝦夷人”即阿伊努人作為異族甚至異國人，是不言而喻的共識。因此，拯救夷人的辦法就是教化，使其知曉“禮義廉恥”、敬重神佛，通過移風易俗來將他們導向文明的生活。於是，德川幕府並沒有干涉松前藩的剝削，反而發佈一系列的同化政策，禁止阿伊努人的服裝、髮型、飲食習慣、祭祀禮儀。
同化當然不意味著和人已經將阿伊努人當做平等民族對待。幕末偉大的探險家松浦武四郎，用雙腳走遍並且測繪了北海道全島，他也是當時少見的對阿伊努人及其文化抱有敬意的學者。松浦在書中講述過一個阿伊努少年的故事，這名少年熟習日語，也已經按和人風俗剃頭、穿衣，請求松浦帶他去江戶。松浦說，官府有禁令，等到解禁之時方可。少年答道，我曾是阿伊努人，而現在已經完全是和人的樣子，如果仍有禁令，那我何苦學習你們的語言，又在此極寒之地剃成這樣不能禦寒的月代頭呢？松浦被少年打動，最終還是想辦法把他帶到了江戶。
▲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對“蝦夷”一詞的講解，側重於《日本書紀》中“勇猛”的描述，而對採用漢字“夷”的歧視含義並未提及。莊帆攝
在封建幕藩體制下，阿伊努人對於日本來說只是眾多“外夷”中關係更為緊密的一支，在日本型的華夷觀念中，和“南蠻”（葡萄牙人）、“紅毛”（荷蘭人）的差別只在於親疏。阿伊努人被明確為“日本人”的一部分，是由於出現了一個更大的“他者”——俄羅斯。
江戶末期，俄羅斯人開始在日本北方加強活動，引起了有關國防的擔憂。日本和俄國的交涉跨越了幕末和明治維新，在明治八年（1875）兩國簽訂的條約（日方稱為《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中，得到了暫時的解決。在這一系列的交涉中，日本主張“蝦夷地”是自己的領土，其根據就在於“蝦夷人”是自己的子民。這是在歐美國際法觀念傳入之前的樸素認知，但確實起了作用——在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之後，樺太島（即庫頁島）成為俄羅斯領土，為此日本政府將居住在樺太的841名阿伊努人強行遷移到北海道上。這種做法只能用封建幕藩體制的身分制度才能理解，即使當時已經是號稱“文明開化”的明治時期。
在明治政府看來，北海道就是直面俄羅斯的國防前線。雖然曾經幕府也這麼想，但現在不同了——統一的天皇制政府掌握了集中的財政權，終於有力量鼓勵移民、開墾荒地、建設城市。明治初期，北海道被稱為“植民地”，以當時日語的含義並不等同於後來佔領外國而建立的“植民地”（殖民地），而是照字面理解為居民移植、開拓之地。1886年，明治政府設立北海道廳，社會各界有關北海道開發的言論非常踴躍。而正如小熊英二所指出的，其中大多著眼於工商業建設，涉及阿伊努人問題的討論，少到令人意外。
在開發北海道、鞏固國防的大前提下，當局對阿伊努採取的政策是強制遷移與同化教育，江戶時代的“教化”和明治時代的“文明開化”因此無縫銜接。據統計，1873年阿伊努人口數為16272人，佔北海道人口的14.63%，到了1936年為16519人，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卻只佔北海道人口的0.54%. 大量移民的湧入、工業的建設以及土地的徵收，使得阿伊努人從此再也沒有辦法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
與此同時，同化教育也在強化阿伊努人作為“日本人”的認同，但舊的“夷人”觀念並未消失，而是藉助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加強。1900至1907年任北海道師範學校教頭的巖谷英太郎，就將他所教育的阿伊努人視為正在消亡的低等民族。這並非他的個人創見，在“優勝劣汰”為社會共識的時代，許多人都這麼認為，有些人甚至樂見其成。巖谷氏之所以主張仍要教育這一低等民族，是因為當時在北海道傳教的基督徒也開辦了學校，而將國民教育付諸外人，有傷“帝國的體面”。
1899年，《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出臺，規定了種種對“舊土人”即阿伊努人的保護措施，包括給予土地、農具、種子、稅收優惠、醫療教育費用減免等，同時也限制了其土地買賣，以便服務於開發大業。當時議會中許多人認為對消亡民族沒有必要多加保護，因此法案一共提交了三次才得以通過。然而，看似人道主義救濟的背後，其實是將區別對待的同化政策正式制度化。這一法律此後經過數次修正，一直施行到1997年，才因《阿伊努文化振興法》的出臺而廢止。
日本民族起源論的中心
為什麼阿伊努人已經成為了“日本人”，卻仍然不是“日本人”？與之相對，戰前日本有關朝鮮、琉球的“日鮮同祖”、“日琉同祖”反而佔據主流。這是因為，阿伊努看似在帝國的邊緣，實際上卻在明治中葉以後進入了日本民族觀念的中心。在關於日本民族起源的討論中，民族主義和新知識之間的碰撞與糾葛，使得阿伊努人不得不再次被視為“他者”。
1877年，美國動物學家、考古學家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受聘到東京帝國大學任教，並在東京南邊的大森開展考古發掘，即被視為日本考古學之開端的大森貝塚。這是日本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也是第一個確鑿的石器時代遺蹟。雖然江戶時代的學者已經有收集石器的習慣，但當時的主流意見認為石刀、石鏃、石斧等都是神代的遺物。隨著西方知識的傳入和發掘的開展，關於石器時代居民的人種問題，也浮現了出來。
當時的日本學者並不認為日本列島的石器時代人是他們的直接祖先。這裡面有民族自尊的因素——摩斯在大森貝塚的考古報告中提到，掘坑中人骨與其他動物骨頭混雜，推斷當時人有吃人肉的習慣，這引起了一些日本學者的強烈抗議，以摩斯汙衊其祖先為野蠻人（雖然摩斯其實認為吃人肉的石器時代人是比阿伊努更早的一個人種，並非日本人的祖先，雙方並無矛盾）。關鍵在於，遺蹟發掘出來的陶器和當時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所使用的陶器有接近之處，於是，石器時代人即阿伊努人，成為了一種強有力的觀點，在歐美學者和日本學者中都有人主張。
然而，被公認為日本人類學的開山祖師坪井正五郎，提出了不同意見。坪井認為，日本石器時代的居民是一個叫做“克羅波庫魯”（コロポックル）的人種，這一名稱來自阿伊努語，為小矮人之意。在阿伊努的民間傳說中，克羅波庫魯人是早於阿伊努人就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群，後來因為紛爭離開，從此再無蹤影。坪井比較了發掘所得和阿伊努傳說對克羅波庫魯人的描述，認為多有相似之處（如遺址中豎穴式的居住地和傳說吻合），因此主張石器時代日本列島的居民是克羅波庫魯人，而阿伊努人是後來者。
坪井的觀點引起了一場著名的紛爭——“克羅波庫魯·阿伊努之爭”，是日本人類學史上的一場重要論爭。坪井始終是前一派的中堅，也不斷補充論據、寫作文章，而他的對手則有所變化，從植物學家白井光太郎到醫學家小金井良精，都堅持並沒有什麼克羅波庫魯人，從石器時代開始阿伊努人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列島。最終給了坪井的學說致命一擊的是他的學生鳥居龍藏。鳥居氏在1899年對千島阿伊努做了詳細調查，發現當地仍有豎穴式居住的遺蹟，但並沒有克羅波庫魯的民間傳說，當地阿伊努稱這些遺蹟傳承自自己的祖先。從後來的人類學來看，這場論爭在科學上相當粗糙，雙方的依據都不足，種族概念的界定也不清晰。
但是雙方有一點是共識：石器時代人並非日本人的直接祖先。無論是克羅波庫魯人還是阿伊努人，都和日本人屬於不同人種。因此人類學家坂野徹在近年指出，由於民族主義、天皇崇拜的影響，這場有關日本民族起源的論爭形成了“日本人不在場”的奇特形態。
關於日本民族起源，戰前學界的主流意見是混合民族說，主張日本是從大陸、南洋遷徙來的種族混合同化而成。這種學說在明治初年形成，而其最重要的證據卻不是來自考古發掘，而是古典文獻，即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日本書紀》所記載的“神武天皇東征”之事。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有關神武東征的紀錄完全是神話，但當時的學者（包括歐美與日本）大多都將其解讀為對早期歷史的一種寓言式記載。因此，神武東征的真正含義是日本民族實際上是外來人種，征服、同化了原來居住在日本列島上的人種。這套敘事被廣為接受，甚至寫進了戰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中，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足以證明日本人是擅長征服與同化的優越人種。相比之下，阿伊努就是被征服了的“蝦夷”的殘餘，正在走向消亡。
以鳥居龍藏為例，作為繼坪井正五郎之後日本人類學的宗師，他構建了一套影響深遠的“固有日本人”說：日本列島最早的居民是阿伊努人，遍佈地域從北海道到九州、沖繩，留下了諸多石器時代遺蹟，但在之後被“我們日本人的祖先所驅逐”，居住地只剩下北海道、樺太南部和千島等。所謂“我們日本人的祖先”即“固有日本人”，按古典神話的記載應當是從朝鮮半島而來的民族，此後又和印度尼西亞族、印度支那族（鳥居認為即是中國南方的苗族）融合，三族混血形成了現代日本人。鳥居還提出，繩文石器和彌生石器分別是阿伊努人和“固有日本人”的作品（後來科學公認兩種石器之間並非種族差別，而是年代前後）。
可見，以阿伊努人為石器時代居民的學說，並沒有提高其地位，反而加深了種族歧視的偏見。把阿伊努人排除出“日本人”，正是為了以其為劣等的“他者”來強化優等的“自我”。這一邏輯之根深蒂固，以至於在戰後日本在退回“單一民族”論調時，竟不知如何處理阿伊努的位置，才會出現中曾根康弘那種完全無視甚至一筆抹除的言論。然而，對於阿伊努人來說，先以異族區別對待，再笑臉相迎地說我們是一家人沒有差別，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2020年，北海道白老町的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以及周邊的“民族共生象徵空間”公園建成開業，這也是日本的國立博物館系統裡第一次以某一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為主題。展廳不大（一個基本廳、一個特別廳）、展品也不多，相比於其他頂著國立頭銜的博物館，只能說是袖珍級。但是展廳解說板都以第一人稱“我們”來敘述，附有阿伊努語的片假名轉寫，的確是在努力實踐新的歷史敘事。博物館附近還有一處慰靈設施，存放著一些阿伊努人的骸骨——這些都是從19世紀開始，在北海道做研究的學者們掘墓所得。四十多年來，阿伊努人不斷地追討、發起訴訟，又不斷碰壁。近年，北海道大學、京都大學、澳大利亞的博物館等返還了一部分遺骨，但還並非全部。
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常規展覽的最後一部分，是“多民族的日本”，展示著移民的歷史，從幕末開國到吞併朝鮮，一直到戰後經濟騰飛。然而歷史和現狀並沒有展覽所示那般和諧，在日朝鮮人以及東南亞勞工受歧視的問題一直存在。民族觀念仍在不斷構造著過去、現在與未來。
參考文獻從略
（本文作者系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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