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張之洞的“山西舊屬”

文丨陳曉平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引陳伯弢《袌碧日記》稱：“張文襄用人，成見甚深，凡所甄錄，一、門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學，兼用出洋學生，舍是無可見長矣。”此說突出張之洞用人的一些特點，尚不全面。若再深入探討，則重用舊屬、友生，也應包括在張之洞的用人原則之內，有些友生即兼有舊屬身份。張之洞總督兩廣，重用山西舊屬，也包括一些早已熟悉的友生。移督兩湖時，又將這些山西舊屬，連同在兩廣的一些僚屬帶往湖北，這是後話。

張之洞重用山西舊屬，有些是通過正式折片請調，有些則是幕後運作，雖無文字證據，仍可合理推測得出。張之洞兩廣總督任內，連續三個廣西巡撫（含護理巡撫）都是其山西舊屬，可以推測是張氏運作的結果。清代主要時期，普通直省設一撫兩司，巡撫管“全面”，布政使管錢糧財政，按察使負責刑名監察，此“三巨頭”存在級差，一般情況是（除從他省平調外），布政使缺出由按察使遞升，巡撫缺出由布政使遞升。

李秉衡。李秉衡（1830-1900），奉天海城人，1881年任直隸永平知府，1882年張之洞上任山西巡撫不久即奏調到山西，後經張之洞薦剡，扶搖直上，升廣東欽廉道、浙江按察使，均未及到任，法越事起，1884年初調任廣西按察使。中法戰爭前期，廣西巡撫徐延旭、潘鼎新相繼因戰敗被革職，廣西省級官員乏人，李秉衡以按察使駐紮龍州，主持廣西轉運局，籌措前線餉需供應，與張之洞配合默契，鎮南關、諒山兩次勝仗有李秉衡的功勞。

光緒十一年二月起，李秉衡以廣西布政使護理廣西巡撫。所謂“護理”是以低級職務代理高級職務，一般在短時間內朝廷會任命正式巡撫。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達兩年多之久，時間之長實屬罕見，從側面反映，張之洞矚望李秉衡實授廣西巡撫，只是未能如願。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張之洞奏上《密陳李護撫片》，稱：“護理廣西巡撫布政使李秉衡，操守清介，自奉刻苦，已為人之所難。其用人辦事，一秉至公，不徇情面，不避嫌怨，愛民出於至誠。上年籌辦賑務，以極苦省份，多方籌湊，存活甚多。至於撫循邊軍，愛恤將領，各營尤深感愜。綜核餉需，力屏虛浮，百計撙節支持。自廣西來者文武紳民眾口一詞，其官聲之好，實為近日罕有。”（《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112冊第67頁）張之洞此片，含有保薦李秉衡實授廣西巡撫的意思，朝廷沒有理睬，奉旨“留中”。

▲李秉衡

光緒十三年七月（1888年8月），李秉衡看到實授巡撫無望，以身體不適為由，奏請“開缺回籍調理”，鑑於張之洞的知遇之恩，他臨別秘密向張氏透露桂省了“要政者三”，列第一位的是廣西提督蘇元春吃空餉，“聞邊營自衡回省，不及三四成，果爾不第蘇（知廣西提督蘇元春）負恩取禍，更如邊事何？”李秉衡之前駐紮龍州，蘇元春軍隊基本足額；他一回到省會桂林，蘇元春桂軍實際人數即降到三四成，換言之，將六七成軍餉放入私囊。1903年，周樹模奏參蘇元春，兩廣總督岑春煊確查，查實蘇元春“縱兵殃民，缺額扣餉，實屬辜恩負國。蘇元春著拏交刑部治罪”。清末廣西盜匪遍地，與蘇元春的貪腐不職有直接關係。兩廣總督有節制兩省提鎮大員之權，張之洞若在1888年開始調查蘇元春的問題，奏請朝廷加以革職，廣西社會不至於爛到那樣的田地。張之洞被人認為是“有作為”高官，他的作為也是選擇性的。處置蘇元春，清查廣西軍營積弊，得罪人多，張之洞不願出手，終於演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李秉衡回籍，接任巡撫的是高崇基。

▲蘇元春

高崇基。高崇基（1822-1890），直隸靜海人，張之洞就任山西巡撫不久，奏調安徽候選道高崇基到山西任職，朝廷俯如所請，於光緒八年下旨允准。張之洞命他督辦山西清源局（類似其他省份的善後局），信任極專。高崇基旋署山西布政使，光緒十二年二月調廣東布政使，光緒十四年十月升任廣西巡撫，十五年七月死於任上。高崇基從1850年考中進士，到1882年得候補道，用了32年時間；從候選道升至巡撫，僅用了6年時間。（《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4冊第329-330頁）他自被張之洞調到山西以後，每一步的升遷都有張之洞運作的痕跡。張之洞對廣西巡撫及兩司的任命，想盡一切辦法加以控制。高崇基去世後，接任的是馬丕瑤。

馬丕瑤。馬丕瑤（1831-1895），河南安陽人，歷任山西平陸縣、永濟縣知縣，解州、遼州知州，太原府知府，遷山西冀寧道、山西布政使，1888年調廣西布政使，翌年八月補授廣西巡撫。他調任廣西，肯定是張之洞運作的結果。1888年初，李秉衡給張之洞發密電稱“馬藩司能來桂，大有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62冊第486頁）李秉衡此電有為公方面的考慮，馬丕瑤官聲甚好，但也有山西舊同僚抱團的成分。1894年，馬丕瑤轉任廣東巡撫，次年病逝。

張之洞在山西識拔的這三個官員，年齡都比張之洞大，他們屬於有操守、有能力的官員，但長期沉浮下僚，張之洞給了他們“飛昇”的機會。這幾個例子表明，在清朝官場，跟人站隊最重要，工作能力強並不能直接提供升遷機會，故而官場投機鑽營之風難以消除。

張之洞對廣西巡撫的控制，讓我們進一步瞭解晚清“兼圻”總督的影響力。理論上，廣西巡撫獨立對朝廷負責，只是在軍務、洋務方面需要諮商兩廣總督。但在實際運作上，廣西屬於貧困省份，廣東經濟發達，廣西經常仰賴廣東的“協餉”以及臨時性的調劑，廣東利用經濟上的優勢加強了對廣西的控制，廣西巡撫實際上變成兩廣總督的“屬員”。晚清時期，有很多廣西巡撫調任廣東巡撫的例子，如張之洞督粵前期的廣東倪文蔚，就是從廣西巡撫調來，馬丕瑤也是先任廣西巡撫，後授廣東巡撫。當時可能有這樣的理解，廣西巡撫是個“苦缺”，調任廣東巡撫是一種“調劑”，讓他在廣東過上一段舒服日子，補償在廣西受過的“苦”。張之洞欣賞的三個廣西巡撫，都是當時清廉的能吏，但對洋務的認識差異較大。李秉衡思想保守，極力反對在廣西開礦，後來發展到支持義和團。馬丕瑤思想開通，主張支持民間發展工業，比張之洞專搞官營工業的思路高明。

▲馬丕瑤

黃照臨。黃照臨，湖南石門人，號碧川，張之洞寫作“筆川”，1882年致軍機大臣李鴻藻密函稱“黃筆川真好，萬萬不可離河東矣！如何？如何？”（李宗侗：《清李文正公鴻藻年譜》第383頁）此時，黃照臨在山西任河東道，協助張之洞整理鹽務，有出色表現，後署山西按察使。光緒十一年三月，黃照臨因“回籍侍養”奏請開缺，理由是“晉省天寒，其母不服水土”，張之洞見到邸抄，即向朝廷奏調黃照臨，理由是“粵、湘接壤，水土不甚相懸，天氣極暖，水道可通”。上諭業經批准，但辦理手續一直拖到八月份，中法戰爭已經結束，吏部議駁，理由是粵省此時“無軍務”。

朱採。朱採（1833-1901），字亮生，浙江嘉興人，1883年被張之洞調任山西汾州知府，後又調到廣東工作，1888年任廣東雷瓊道，主要負責海南事宜。這些調到兩廣的山西舊屬明顯地有相互照應的意識。1887年，護理廣西巡撫李秉衡特地發電張之洞：“軍功武生孟昭勳，前在山西蒙憲臺賞額外，來龍僅給五品翎頂功牌，現在雷瓊朱道處充哨官。遵即電達朱道，飭令孟昭勳赴憲轅賞差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62冊第470頁）孟昭勳只是個武生，意味著武秀才都沒有考上，在山西時候被張之洞賞給“額外外委”，調到廣西龍州時只給五品翎頂、五品功牌，在朱採手下當個哨官，李秉衡覺得他受委屈，讓他到廣州找張之洞要差使。巡撫管一省大事，李秉衡連一個普通武生都出面幫助，表現了強烈的“山西同僚”意識。

朱採

楊玉書。辜鴻銘能入張之洞幕，全靠楊玉書、趙鳳昌的大力引薦。然則，今日知道辜鴻銘者多，知道楊玉書者極少。張之洞最寵信的幕客趙鳳昌，1931年以“惜陰”筆名發表《國學辜湯生傳》，對楊玉書如何邂逅辜鴻銘，有較可信記載：“光緒十一年張文襄公總督兩廣，法越戰事方殷，閩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赴閩偵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邂逅與談。回粵與督幕趙鳳昌言，舟中遇一人，與德國人講倫理學，其人兼善中文，問姓名為辜湯生雲。時海警需才，署中德文翻譯頗譾陋，鳳昌以所聞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諸務。”

楊玉書於1884年11月從廣州出發，經香港赴廈門，其主要任務是協調閩粵兩省援臺事宜，準備運送部隊、槍械、餉銀到臺灣。馬江之戰以後，法軍封鎖臺灣海峽，目的是困死臺灣守軍，劉銘傳為此數數求援，清廷命南北洋、閩粵儘快援臺。楊玉書此次出差，前後接近半年，中間為某些要事回廣州稟報並聽取指示，他跟辜鴻銘的邂逅，就是在廈門到香港的輪船上。

楊玉書為張之洞當四川學政時所識拔的學生，四川華陽人，同治十三年因軍功保舉，以知府分發山西，光緒十年被張之洞奏請入粵。1886年，張之洞派楊玉書跟隨馮子材到海南，剿辦“客黎叛亂”，1887年5月因感染“瘴氣”去世。楊玉書的最大貢獻，是發現了榆林港的價值。他臨死前，寫了一份給張之洞回報的電報稿，強烈要求開發榆林港：“職道上年請開榆林港埠頭，出南林後，同張主事廷鈞親勘其地。……港門兩岸宜築炮臺控制之，內立埠頭，中可容輪船數十艘，通黎山之出產。”1889年，張之洞派李先義等復勘榆林港形勢，寫成奏片稱：“榆林港兩山環抱，水口緊而且深，形如葫蘆，口門內水深港闊，可泊鐵甲大船十餘艘，中號兵輪二三十艘。各山林木叢雜，泉水甚甘”，其“形勢之勝，不獨為瓊海他口所無，即廣東通省各海島，亦所罕見”，實為“講求海軍必爭之地”。

▲榆林內港風景

陳佔鰲。陳佔鰲，廣東海陽人，考中進士後長期在山西供職，1883年被張之洞派回廣東，刺探中法戰爭情報及廣東政壇動態，1889年張之洞移督湖廣時，奏調陳佔鰲回山西落實鐵礦，計劃將鍊鐵設備移往山西安裝。鐵廠在漢陽落戶後，陳佔鰲對張之洞來說暫時沒有用處，他也就留在山西繼續任職。

李先義、吳良儒、吳元愷。此三人原本都是淮軍吳長慶手下軍官，被張之洞奏調到山西練兵。張之洞署兩廣總督不久，即向朝廷奏調山西舊屬：“查有山西委用記名總兵李先義果敢有謀、血性真摯，山西候補知府楊玉書學優才長、究心洋務，山西補用都司吳良儒英銳明亮、器局恢宏，均擬調粵差遣，以資臂助。”隨後，又向朝廷奏調吳元愷。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廣東廣州協副將李先義、崖州協副將吳元愷、廣東海安營遊擊吳良儒，均被張之洞調到湖北。

張之洞將李先義調到山西、廣東，本意是希望借鑑淮軍的西式練兵經驗，建立新型軍隊，但李先義乃是平庸之輩，張之洞可謂託付非人。廣東新軍“廣勝軍”由李先義負責組建、訓練，但成效很一般。李先義調任瓊州鎮總兵後，“廣勝軍”曾歸淮軍將領蔡金章統帶，後又歸董履高管帶，至1896年兩廣總督譚鍾麟裁撤勇營，認為“習氣太深，紀律不講，以廣勝軍為最”，將董履高所帶廣勝軍1625名盡行裁撤。“廣勝軍”浪費了餉項無數，並無成效，最終淪落到被裁撤的結局。

張之洞在廣東時期已高度推崇德式軍事訓練。1884年夏上任途中，張之洞剛好與駐法德等國公使許景澄在上海同住一處，許景澄隨員中有翻譯蔭昌，曾留學德國學軍事，被張之洞留下，在廣東教習水雷用法，但並沒有認識到蔭昌的才能。蔭昌後被李鴻章任為北洋武備學堂總教習，教學卓有成效。袁世凱小站練兵，蔭昌推薦了門生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與梁華殿，除梁華殿不慎淹死外，其他三人均成為北洋系大將。作戰或許非蔭昌之所長，軍事教育確有一套。張之洞對近代軍事學術所知有限，用人拘牽資格，當時蔭昌職位低微，也就不入其法眼。張之洞一直感嘆缺乏人才，眼皮底下的真才蔭昌、詹天佑後來都“跳槽”到北洋。

▲蔭昌

張之洞督粵時期電報中，還有更多山西舊屬被調入兩廣的記錄，不少人物屬於無關緊要，不再列舉。從統計學角度看問題，“能吏”各省都有，應該相信大體上屬於“正態分佈”。然而，張之洞對廣東、廣西原有官員不信任，一定要從山西奏調這些官員前來，建立自己信得過的“幹部隊伍”。張之洞移督湖廣之後，又把不少山西舊屬，再加上在廣東任用的新“舊屬”，陸續調到湖北。張之洞自命“八表經營”，但在用人方面過於狹隘，這就註定了他在晚清政壇的實力無法與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