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曉鍇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4期
正如胡繩所言：“國民黨在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後垮臺的根子”。那些象徵“山河一統”的“寧漢合流”、“東北易幟”，用以標榜“獨立自強”的“修約運動”，以及南京等大城市中的所謂近代化建設成就，無非是一些自欺欺人者給“黃金十年”找來的“虛面子”罷了。
有一種觀點認為，從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近代中國迎來全面發展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裡，各項社會經濟指標取得發展和突破，開啟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新進程。那麼，所謂“黃金十年”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是歷史事實還是想象的幻景？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但經濟命脈很大程度上操控於帝國主義之手。如煤礦業，1936年帝國主義控制的煤產量達2222萬噸，佔全國煤產量55.7％；鋼鐵工業中，生鐵產量95％以上被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石油、電力等領域也幾乎為日美等國壟斷。國民政府缺乏經濟方面的治理能力，一些措施與工業增長要求背道而馳。例如，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大量依靠債券和借款，並且付給較高利息，使全國投資的70%從工商企業流向政府，十分不利於經濟發展。
從工商業發展的角度看，“黃金十年”的“含金量”有限。這一時期得到發展的民族工業主要是輕工業，但外資工廠仍在整個行業中佔據壟斷地位。在紡織工業中，1936年外資紡織廠的紗錠佔中國全部紗錠的46.2％，線錠佔67.4％，織布機佔56.4％，中國紗廠在資金和產品方面均落後於外資紗廠。捲菸工業幾乎被英美菸草公司獨佔。其他如肥皂工業，英資肥皂公司一家產量就等於所有中國人辦的肥皂廠產量的一半。
所謂“黃金十年”期間經濟並不是持續增長，整體增長速度仍舊緩慢，工業產值只佔到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左右。國民政府對外國資金、技術的依賴程度過大。國民政府為應對戰爭，大量發行法幣，為維持軍費不斷提高稅負，加之官僚資本的膨脹，嚴重影響民族工業發展。更為關鍵的是，這一時期，整個國家呈現衰敗景象，在農業生產領域的表現尤為明顯。這十年中，農產品進出口數量形成明顯反差。大米年均淨進口量，由1921—1925年的1850萬市擔增加到1931—1935年的2129萬市擔；小麥年均淨進口量，由1924—1928年的880萬市擔增加到1929—1933年的2773萬市擔；而1933—1936年年均輸出的農產品僅及1931年以前年均的半數。1927—1931年，全國糧食產量大幅度降低。農產品輸出量銳減，使農村經濟蕭條，副業經濟萎縮。農村經濟整體徘徊不前，甚至衰退惡化。
1937 年初，四川南部地區發生嚴重饑荒，近30 萬人受災，數萬人餓死。圖為全村逃亡的災民，孩子手中的樹葉是他們僅有的食物 吳雍/ 供圖
大城市相對繁華的同時，農村出現赤地千里、遍地餓殍的慘烈景象。1930年，中國人口死亡率高於美國2.5倍，甚至明顯高於印度。土地所有者紛紛變賣土地，逃離鄉村，造成農村資本嚴重枯竭，農民負債日漸增多。據針對全國20個省737個縣的調查，1933年農民平均負債比例高達62％。
“寧漢合流”和“東北易幟”以後，國民政府雖然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但其實際控制範圍不過蘇、浙、皖、贛、閩數省，各地軍閥實際上仍處於分庭抗禮的割據狀態。國民黨內部也分裂成許多派系。軍事上，蔣介石、唐生智、李宗仁、李濟深、馮玉祥、閻錫山等各自擁有武裝力量；政治上，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西山會議派等各成一派。軍閥勢力與政客集團互相傾軋，內部紛爭十分激烈。1930年爆發的中原大戰，標誌著國民黨內部軍事鬥爭與政治紛爭達到高峰。軍閥與政客勾連，內鬥複雜激烈，是所謂“黃金十年”的政治實態。
南京國民政府本質上是“以軍領政”的軍事獨裁政權。蔣介石集團大量引入舊官僚、舊軍閥勢力，以致國民政府日益腐朽，貪汙腐敗浸透行政機關。國民政府表面上主張開放黨禁、團結禦侮，實際上打擊異己，逐步暴露其貪汙腐化、派系傾軋和管理無能的面目，以致民意盡失。1930年5月20日，《北華捷報》寫道，“與不到18 個月前的熱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國人中的絕望感，也許是最糟的一點”。1933年6月19日，《國聞週報》評論，“民眾厭棄國民黨之心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在所謂“黃金十年”期間，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引起國民黨內部及社會各個階層的反對和抵制。知識分子公開發出抗議，揭露和批判國民黨踐踏人權、無視法制的獨裁統治。
1927—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試圖實現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在列強面前，收效非常有限。1928年國民政府雖與英美日法等國締結新的關稅條約，表面上實現關稅自主，但進口貨物的最高稅率不能超過1925 年在北京舉行的關稅特別會議所規定的差等稅率，所有進口貨物除按原定值百抽五外，附加稅稅率不得超過30％。中國海關行政與稅率制定權仍操於外國人之手，總稅務司一職仍由英國人擔任。1931年，國民政府關稅自主權遭到嚴重破壞，廢除領事裁判權的談判再也無法繼續，所謂“修約運動”只能草草收場。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侵略者侵佔東三省，建立偽滿洲國。南京國民政府由“不抵抗”轉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仍以妥協為主。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漲情緒及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才逐步開始局部抗戰。從求助國聯干預，到上海停戰，再到塘沽協議，國民黨根本沒有徹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
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對中國商品、資本、市場的壓榨和掠奪進一步加深，工商業深受其害，國民政府卻無力招架。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在東北設立的公司達369個，實繳資本額達52200萬元。其中，滿洲鐵道、滿洲炭礦、滿洲石油、滿洲電業、滿洲化工等10多家壟斷某個行業的“特殊公司”與“準特殊公司”的資本額，佔日本在東北設立的所有公司資本額的71％，達36900萬元，幾乎掌握了東北的經濟命脈。
1935年，日本製造華北事變，策動華北五省脫離國民政府，實行所謂“自治”，進而脫離中國。面對日本吞併華北的企圖，國民黨企圖以退讓求和平，將中央軍撤離平津地區，批准成立半自治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以滿足日本的胃口。侵略者的鐵蹄步步逼近，恰是所謂“黃金十年”的真實寫照。
所謂民國的“黃金十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幻景。歷史評判首重立場，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立場來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是近代中國革命的根本奮鬥目標，也是我們評判歷史的根本標尺。由此來看，1927—1937年，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致使大革命失敗；官僚、買辦資本持續增長、膨脹，佔中國絕大部分的農村日益凋敝；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猖狂，東北、華北大片國土淪喪……這難道就是所謂的“黃金十年”嗎？
從國民黨自身立場來看，這是他們的黃金十年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從興中會到中國同盟會，到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再到中國國民黨，最終在孫中山的不懈努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完成改組。兩黨共擎反帝反封建大旗，東征北伐，一度拉開真正的“黃金十年”的序幕。然而，國民黨右派一再向帝國主義列強妥協，將封建軍閥、地主、買辦和大資產階級奉為上賓。這意味著國民黨自身的退化變質。他們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大資產階級努力攫取利益，又衍生出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這些中華民族的寄生蟲，又何嘗不是國民黨自身的吸血鬼呢？國民政府越是為他們攫取利益，就越受其束縛，就越喪失民心，其政權基礎也就越薄弱。正如胡繩所言：“國民黨在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後垮臺的根子”。那些象徵著“山河一統”的“寧漢合流”、“東北易幟”，用以標榜“獨立自強”的“修約運動”，以及南京等大城市中的所謂近代化建設成就，無非是一些自欺欺人者給“黃金十年”找來的“虛面子”罷了。
那麼是否真的有“黃金十年”？有，但它只存在於上海灘的十里洋場、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的“王道樂土”。近代中國深重災難的罪魁禍首正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中國越亂弱，它們就越受益。所以，1927—1937年是一個“黃金十年”，但那終究是“洋大人”的“黃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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