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性暴力遍佈世界，打破沉默才格外重要 | 一週薦書

現實主義小說呈現的是真實嗎？又或者像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所謂的歷史也是一種虛構呢？在《現實主義的報復》中，文化史學家彼得·蓋伊化身為一名文學評論家，穿梭於文學、歷史和作家傳記之間，探討小說如何成為“對世界舉起的一面鏡子”。只不過，這面鏡子並不如實地反映現實，而是“扭曲的”、帶有作家本人自身立場的侷限性。

蓋伊發現，1850-1910年的三部里程碑式的小說《荒涼山莊》《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雖然都可以被歸為現實主義的範疇，卻都隱藏著作家深刻的報復心理——狄更斯被一場失敗的訴訟所激怒，於是在作品中諷刺了英國法院系統的愚蠢；托馬斯·曼通過抨擊資本主義，對他富有的父親進行了復仇；福樓拜對筆下的女主人公既厭惡又同情，那句頓悟般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則飽含著他對平庸的中產階級的痛恨。蓋伊認為，小說並不等同於歷史，但如果研究者採取的方法得當，小說也可以成為發現歷史真相的媒介。

《女性的力量》

提及中華帝國晚期的性，人們不免會聯想到清朝對於性行為的壓抑和嚴苛管控，而在本書中，歷史學家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跨越了性別史、法律史和社會史三個領域，用詳細的史料反駁了這種簡化的觀點，並用比較史的眼光分析了性行為管制、寡婦守貞、同性戀法律與賣娼等問題，也展現了微觀視角下的平民婚姻、婦女歧視等現象。

這部法律史的經典作品初版於2000年，影響過數代關注性別研究的學人。它的目標首先是實證性的，即釐清明清時期對性的立法，但除此之外，蘇成捷也希望將其放置於寬闊的社會情境中審視，比如種種規制如何與社會各階層的心態和實踐發生關聯。這既要求作者理解法律史文獻、民事訴訟檔案中的真實案例，乃至《金瓶梅》《牡丹亭》等文學作品，也需要作者具有剪裁史料的能力。正如《閨塾師》的作者、歷史學家高彥頤評價的那樣，蘇成捷巧妙地擁抱了“語言轉向”這一趨勢，使得他在處理那些難以捉摸的“性”話題時擁有了關鍵性優勢。

阿克塞爾·霍耐特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的重要理論家，也是哈貝馬斯教席的繼任者，本書是其嘗試為20世紀觀念史進行詮釋的著作。在霍耐特看來，我們有必要將這一觀念史看成是“一個從歷盡艱辛的領悟中，萃取出充滿意義的洞見與無法替代的教誨之過程”，然而，為其做出貢獻的諸多學者的言說卻被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把它們翻找出來並以此為基礎構建批判性的正義理論體系，便是標題“活體解剖”的含義。

在書中，霍耐特剖析並總結了弗朗茨·羅森茨威格、奧雷爾·科爾奈、羅賓·科林伍德等20世紀學者的學術貢獻，認為他們都脫離了烏托邦式的渴望，試圖為時代面臨的難題提供診斷與答案。本書也是“霍耐特選集”中的一本，該合集選取了作家的主要著作，在中國出版時獲得了霍耐特本人的支持，他親自撰寫了2萬餘字的總序，為國內讀者詳細介紹了他的學術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