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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正式通電各省：“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正如1929年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夢麟所說，在“開國建元，與民更始”之時，“採用了世界各國大多數採用的太陽曆：一面既合‘改正朔’的古義相符，一面又得到合世界從同的便利，這實在是中華民國開國史上第一件鹹與維新的大事。”自此，中國也像當時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採用公元紀年，實行新曆法。
古往今來，世界上最常見的歷法可分為三大類，即陰曆、陽曆和陰陽合曆，後者通常又簡稱為陰陽曆。根據月亮繞地球運動的週期制定的歷法叫陰曆；根據地球繞太陽公轉運動制定的歷法叫陽曆，又叫公曆。而我國傳統農曆既不是純粹的陰曆，也不是純粹的陽曆，它使用陰曆的歷月，這可以保證每個歷月中的第15天或第16天都遇上滿月。同時，它又採用陽曆的平均年長，使歷年的平均長度儘可能接近於迴歸年長度，這就屬於陰陽合曆。
現行公元紀年是陽曆紀年法。有人曾似是而非地稱之為“西曆”。其實，究其根源，這種曆法並非產生於西方，而是產生於6000多年前的古埃及。著名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把埃及比作“尼羅河的禮物”，正是這條浩蕩的長河，滋養哺育了古代埃及的燦爛文明。炎熱少雨的埃及，發展農業首先得力於尼羅河的定期氾濫。尼羅河每年6月開始漲水，7—10月是氾濫期，這時的洪水挾帶著大量腐殖質，灌滿了兩岸龜裂的農田。幾個星期後，當洪水退去，農田上就留下一層肥沃的淤泥，等於上了一次肥。人們11月進行播種，第二年3-4月收穫。尼羅河還有一個特性，就是每年的漲水基本是定時定量，雖有一些出入，但差別不是太大，從沒有洪水滔天淹沒一切的大災。這就為古埃及人最早創建大規模水利灌溉系統和制定曆法提供了方便。古埃及人為不違農時，發展農業生產，逐漸認識到必須掌握尼羅河氾濫的規律，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了許多經驗。古埃及人發現尼羅河每次氾濫之間大約相隔365天。同時，他們還發現，每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當尼羅河的潮頭來到今天開羅附近時，天狼星與太陽同時從地平線升起。以此為根據，古埃及人把1年定為365天，把天狼星與太陽同時從地平線升起的那一天，定為1年的起點。1年分為12個月，每月30天，年終加5天作為節日，這就是埃及的太陽曆。
埃及的太陽曆將1年定為365天，與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圈的時間（迴歸年）相差1/4天，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準確了。但是，1年相差1/4天，經過4年就相差1天；經過730年，曆法上的時間就比實際時間推進了半年，冬天和夏天正好顛倒過來。再過730年，才能回到原來的起點。
埃及康翁波（KomOmbo）神廟牆壁上的古代石制日曆
公元前44年，即改曆命令宣佈後剛兩年，58歲的愷撒就被其政敵刺殺，其義子屋大維登上權力寶座。屋大維忙於鞏固權力，無暇顧及曆法問題，那些僧侶們竟把儒略曆中“每隔三年置一閏年”曲解為“每三年置一閏年”，如此，前45年、前42年、前39年、前36年、前33年、前30年、前27年、前24年、前21年、前18年、前15年、前12年、前9年都是閏年，比儒略曆實際日期多出3天。為糾正這一錯誤，屋大維規定，取消其後3個閏年（公元前5年、公元前1年、公元4年），以補正累積誤差天數，待扣除這3天后再實行“4年1閏”。
作為羅馬帝國的締造者，屋大維統治羅馬長達43年。他結束了一個世紀的內戰，使羅馬帝國進入相當長一段和平、繁榮的輝煌時期。公元前27年8月，羅馬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Augustus，意為“神聖”“高貴”“至尊至聖”）稱號。因為屋大維是在8月被授予奧斯古德尊號的，所以元老院決定用“Augustus”來命名8月，並將8月的天數增加1天，使之與愷撒大帝命名的七月（July）日數一樣多。但這樣一來，下面大小月的順序也就搞亂了，而且還會多出一天。這一天只能在2月中扣除，於是2月就成了平年只有28天的特殊月份。如此看來，歷史上的“2月30日”並不是沒有過，歷史上一共出現過12次2月30日，也就是從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9年中的12個閏年中。
屋大維死後，克勞迪亞家族的提比略擔任下一代皇帝。據說當提比略繼位時，有人為了討好他，提議仿效前人，用其名字命名月份，結果被提比略拒絕。提比略說一年一共只有12個月，要是都用皇帝的名字來命名，將來第13個皇帝怎麼辦？因此，後來再無用凡人名字來命名月份。
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一次宗教會議上，規定儒略曆為基督教的歷法，但沒有規定哪一年是它的起點。當時歐洲各國紀年方法不一，如羅馬以始建羅馬城為紀元，還有以戴克裡先稱帝那年（284）為紀元的。希臘則以召開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那年（前776）為紀元。自西歐進入封建社會後，基督教會的勢力膨脹起來，掌握了各地的文化教育大權。6世紀，來自敘利亞的一位基督教修士狄奧尼西·埃克西古，應教皇聖約翰一世要求，編定532年-626年教會年曆。他根據當時使用的歷法，按每隔532年同一月份的日期及“月相”（月的圓缺）相吻合的說法，選擇了傳說中耶穌遇難後復活的日子（即基督教的復活節3月25日）恰好是星期日的那一年，認為這一年就是耶穌受難、復活的年份。然後，他認為《聖經·新約》中暗示耶穌活了30歲，從受難、復活那一年上溯30年，即羅馬建城754年，這一年即是耶穌的誕生年份。532年，教會將此紀年法在教會中使用，即在公元532年後宣佈532年前為公元元年。當時這樣的規定完全出自於宗教的需要，因為532年這個數，是閏年週期數4、朔望月週期19和星期的天數7的最小公倍數（4×19×7=532），這樣可以保持基督教的復活節，再經過532年以後又會在同一日期、同一月相和星期序數重複出現。公元7世紀時，英國史學家、神學家比德以耶穌的生年作為公元元年，公元以A.D.（拉丁文Anno Domini縮寫，意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則以B.C.（英文Before Christ的縮寫，意為“基督以前”）表示。在我國，公元元年相當於西漢末期漢平帝劉衍的元始元年。
我國古代天文曆法成就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我國最早的成文曆法是出現於春秋末年的《四分曆》，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它的歲實（歷年）是365.25日，這是當時世界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數值。
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明清時期我國科學技術的停滯，曆法已經落後於西洋曆法，如明朝使用的《大統歷》，導致欽天監接連測算日食失誤。清朝建立後，參與編修《崇禎曆書》的德國人湯若望將之呈進清廷，新曆定名為《時憲曆》，於順治二年（1645）頒行天下從而成為官方曆法。
民國肇始，萬象更新。臨時政府在服飾、稱謂、習慣、曆法等各方面都在努力“與國際接軌”。1912年1月2日，臨時政府發佈《改歷改元通電》，通電寫道：“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強調“現在共和政體業已成立，自應改用陽曆，以示大同”。陽曆即採用西方曆法，“大同”即與世界接軌，以民國建立作為新的紀元開始。臨時政府雖強力推行新曆法，但也考慮到民眾生活的需要，新曆下還附有舊曆。自此以後，公曆新年稱元旦，農曆新年則稱為春節。
不過，民眾適應新曆法還需有個過程。改歷之初，舊曆在民眾中仍占主導地位，除民國紀年外，對西曆並未完全接受，從而形成了曆法問題上的“二元社會”：上層社會——政府機關、學校、民眾團體、報館等，基本上採用西曆；而下層民眾——廣大農民、城市商民等，則仍沿用舊曆。公曆新年，只有政府機關相互拜年，民間則冷冷清清。反觀春節時民間卻熱鬧異常，許多商人也在春節時關門謝客並貼上傳統的春聯。
錢玄同(1887—1939)，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新文化運動倡導者
除了普通民眾的習慣，陽曆所具有的西方背景和宗教色彩也使得民初新曆推行中面臨諸多困境。1913年，《上海公報》描述：“吾國頒行陽曆於今一週（年），其果能實行與否？無論窮鄉僻壤，即號稱最開通之上海，猶未能佔多數。”為此，1919年11月1日，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一文，集中闡釋了他將“基督紀年”改稱“世界公曆紀年”的緣由。他論述說：“基督紀年是已經為世界通用的；世界通用基督紀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中國若用基督紀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曆紀年，於考古、於現代應用，都是極便利的。所以說，‘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1927年，時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長高魯也說：“民國元年，採用此歷（耶穌紀年），謂之為公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改名為國民歷，絕無宗教觀念。”到了1929年，有人直接就說：“公元就是西曆紀元”“因為它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公用，所以稱為公元”。
為推行新曆法，民國時期曾強行取消春節。民國初年，不論是除夕還是大年初一，政府各個機構都要正常上班。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再次頒佈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使用國曆，廢除農曆。為了雷厲風行貫徹這一命令，政府還規定機關、學校、商店不得在春節期間擅自放假，否則就要對相關負責人實行嚴厲制裁和處罰。為配合新曆法，1931年，教育部頒佈了《修正學校學年學期及休假日規程》，其中寒假統一為1月18日到1月31日。這樣的假期規定，完全以新曆法為標準，從而很難保證春節時正好放寒假。
但農曆春節在中國有2000年以上的歷史，民俗事象豐富，民間依舊將春節作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當時有報紙評論說：“陽曆勢力範圍統一了各機關的案頭日曆。然而陰曆儘管人們沒有大字通書，卻被牢牢地記著。這陰陽兩家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分疆而治，這才是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錢玄同雖然主張過陽曆新年，而他家人則全部傾向於過陰曆新年。1915年除夕，他不得不按照舊俗進行祭祖、過年。他感慨道：“改歷三年矣，婦雛猶懵然。”1930年1月2日國民黨的《上海黨聲元旦特刊》發表《推行國曆廢除舊曆的工作》，也承認實行陽曆推行艱難，“習俗相沿，積重難返”。鑑於此，1934年初，南京國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對於舊曆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民間又可名正言順地過農曆春節了。抗日戰爭爆發後人們發現，曾經號稱要廢除的傳統春節，卻能起到增強家庭、社會和國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後，陰曆春節比陽曆春節，無論在名義上還是事實上，都過得更加熱鬧起來。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建立了新政權。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經第六小組及常委會、全體會議討論後，將紀年連同國旗等方案確定一併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審議。確定紀年方式的工作在新政協籌備會，由以馬敘倫為組長，葉劍英、沈雁冰為副組長的第六小組具體負責。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向代表們作了《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周恩來說：“是否應該重改紀元呢？還是繼續三十八年（1949年是民國三十八年）呢？還是採用世界紀元呢？”“第一種想法，常委會及政協籌備會的代表很少同意這種想法。因為這是換朝代、改紀元的封建傳統的想法……而今天在世界各國朝代變更後改紀元的也很少。我們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當然可以不必要沿襲這種封建傳統。更多的人贊成採用世界紀元，少數人說，中國人民不習慣。”
民國元年（1912）1月3日，安徽西鄉自治公所印發的革命軍政府要求民眾剪辮子、掛國旗、放鞭炮、改元中華民國和使用陽曆以及上繳稅收的文告傳單，2002年中山公園中山堂《孫中山與北京》展覽徵集文物
從6月16日到9月14日，第六小組全體成員和有關專家們共開全體會議4次，座談會多次，進行討論。最初，分歧很大。後來，經第六小組有關人員查閱北平各圖書館和北京大學的相關資料，發現世界各國採用本國紀元的只是少數，絕大多數國家都採用公元紀年。經過多次反覆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採用公元紀年。這是因為它是國際上通用的紀年，統一、方便，而且當時各解放區早就在使用了。
9月25日晚8時，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關於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等問題的協商座談會。會上，對於紀年，大多數人贊成公元紀年。黃炎培發言說：“有人說採用公元紀年是以耶穌降生之年為紀元，是基督教國家的年號。據我們調查瞭解，其實許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國家也採用公元紀年。現在公元紀年已成為國際習慣通用的年號。少數國家採用本國紀元，但在行文寫到本國紀年時，常常還要加註公元多少年，麻煩得很。”聽到這裡．毛澤東風趣地說：“就是耶穌也不壞嘛！耶穌和今天某些國家借推行基督教進行帝國主義侵略並不一樣。”
經過熱烈的討論，大家一致鼓掌同意採用公曆為新中國紀年。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本年為1949年。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以“新華社答記者問”的形式解釋了採用公元紀年的緣由。其中的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公元的意義如何？公元紀年是由耶穌基督降生而來，我們沿用這年號是否有宗教意味？”而回答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大變革，與中華民國的有名無實完全不同，所以不宜沿用中華民國的紀元。但也不宜再用一種與世界其他各國都不相同的紀年方法。公元是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公用的紀年方法，並不是基督教國家所獨有的，所以為了便利採用公元，並無宗教意味。”不過，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中國傳統的農曆仍然沿用於推算傳統節日如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等，而春節仍然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
趙少峰《公元紀年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歷史書寫的變革》；
朱文哲《西曆·國曆·公曆:近代中國的歷法“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