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欣《西域文獻與中古中國知識-信仰世界》出版

原創敦煌書坊敦煌書坊 2023-05-11 18:07 發表於甘肅

餘欣著

出版：甘肅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23-5586-7

定價：78.00元

前言

本書的研究旨趣,是以西域出土寫本與文物為顏料,“深描”作為寫本時代知識–信仰承載體的絲綢之路的“數理”與“物象”,進而探討文明傳統構造視野中的“人物關係”、技藝傳習與信仰實踐,以範式、個案與細節充盈中古中國知識傳統生髮的脈絡肌理以及方術生成與衍變的世界圖景。

西域文獻,取的是文獻的本義,即文明一切過往之記錄。不僅包括寫本,還包括相關圖像資料和信仰實踐器物。循此理念展開的整體研究,並非抽象理論或概念推衍,而是以文獻集成、實證考辨為基礎的分析和闡釋,以文本、器物、圖像的綜合考察, 重繪信仰世界全息圖景,從而構建數術傳統的知識網絡,呈現儀式場域中的器物象數,觀照中古宗教文化景觀化生諸相,為從文明融攝的角度探究民生宗教的特性開拓新境域。

數術是關於字宙圖式和人的選擇的知識與技藝,是“中國文明基因庫”的重要構成部分,對於理解中國學術、思想、禮制、人倫、秩序、制度具有特殊意義。依《漢書·藝文志》,數術包括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佔、形法六類,而從中古時代的發展茲繁和出土文獻實際來看,可分為陰陽、歷算、選擇、占候、易佔、式佔、卜法、堪輿、祿命、相術、夢書、符咒、雜佔十三類五十四目。數術是“究天人之際”的“智慧結晶”, 可以看作是一種與字宙論相關的“實用科學”。集儒生、方士於一體的“陰陽家”運用經學“理論”和數術“工具”,掌握了祥瑞災異的解釋權,並以此建立國家政治和日常生活秩序。

在傳統中國的知識系統架構及其成立過程中,數術之學是最不容忽視的基底性要素,應將其置於長時段視野下探察,尤其要注意其在中古時代的傳習、衍變及影響,深入學理與技術脈絡,追尋知識傳統的生成與傳承的歷史進路。基本研究取向是將這些關於“數理”的“科學”與關於“選擇” 的“技術”視為 “世界圖像”的組成部分，而不是某一種孤立的技能或占驗的方法,試圖從這一角度把握數術,來觀照“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重繪其變遷的軌跡,構建起中古時代帶有“地方感”的“世界圖像”。由文獻考證的基礎研究,上升為對學術思想史和知識社會史的展開分析,將增進傳統社會對天道–自然、人–物的認識史“術”的觀念史,知識體系的成立史以及思維方式的發展史的理解,建立起數術研究的解釋性框架,並推進對宗教社會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新探索。

上編“知識視域下的數術”,以文本的“超細讀”與政治文化聚合研究回答“術”如何製作與行用的問題。數術的製造有其特定的歷史風土、信仰機制、知識體系和社會運作模式,其發展變化也離不開制度的推動、規範與制衡。緣此,我們主張在知識—信仰—社會網絡中觀照符應文本與敘事的意涵,闡發其交錯的文化史價值。陰陽五行雜糅禎祥災異,其表現皆在知識,其意義則在社會行動。在知識視域中展開數術統合研究,突破以往單一化的研究視角和推論式論證方式,有助於推進數術作為信仰性知識的內在理路研究的進展。

陰陽五行理論是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和社會的“學理根柢”。其中“瑞應”，或者說“符瑞”“符應”,堪稱知識–信仰傳統中最為獨特的天命思想、政治技術和社會心態的凝聚體。瑞應的應有研究理路,是還原它為方士之學,置於數術、方技之學脈絡中觀照,唯有如此,方能領會其內容何以如是駁雜,其內質何以充滿方士氣息,其構造何以會與政治情境密切互動。聖王降誕、天地字宙、政治倫理、八方禮俗、雜佔雜術、鎮宅相物、奇異動植、鬼物神怪,各種系統的“學”與“術”交結糅合,唯有從方術的通體背景出發,才能把握瑞應的基本性格。瑞應並非禎祥災異預言書,而是方術與博物之學交織創制的堆疊型文本。故而符應圖書的知識譜系研究旨在檢討瑞應的起源、發展以及在政治操作中的作用, 利用史志、圖像、銘文、敦煌和日本佚存古寫本,從知識內核和文本語境的多維視角重繪瑞應圖書在漢唐時期的“行方”,並揭示其形成的歷史過程和在制度系統結構中生長的歷史情境。

“禎祥變怪”,植根於方術,符應可以被視為陰陽災異學說的應用實踐,因此必須重置於中國方術傳統的語境下理解。在分析瑞應圖書早期流變的基礎上,根據現存於東京尊經閣文庫的《天地瑞祥志》寫本,討論六朝以降的傳承,辨識文本組織的邏輯及其文化認識論。通過對瑞應圖書視覺譜系的文本研究,揭示寫本文化中圖像與文本的關係。追蹤古代瑞應圖書存在的痕跡,不同的祥瑞形象表現,並與敦煌寫本《瑞應圖》《自澤精怪圖》進行比較研究。最後,探討符應圖書在政治合法性建構中的作用：認定祥瑞的標準如何確立,與唐代律令社會中的制度如何關涉,以及非正式的祥瑞如何獲得官方認可並進入新的《瑞應圖》系統。一方面,祥瑞知識來源於方術、博物、陰陽五行、禎祥變怪、讖緯災異, 格式化、經典化和制度化的過程,《瑞應圖》的創制,祥瑞發現、判定、上奏、表賀、制可、修史一系列制度運作, 同時與政治輿論的操控、政治行為的實施和合法性的塑造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 政治行動絕非讖緯理念或某一瑞應條文指引下的操作, 即便發現兩者之間似有關聯,所謂的因果鏈往往是後此推定而建立的假想,畢竟瑞應圖書並非政治踐行的操作手冊。對於符瑞,當將其契入傳統中國方術體系中加以理解,不能僅從讖緯文獻和政治文化建構過程來分析。

瑞應也是時代精神狀況和集體行動的表徵。敦煌歸義軍時期符瑞造作為我們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構築在地域政治空間如何操作的鮮活圖景。對歸義軍史上的符瑞關聯事件的考辨,揭示了敦煌這樣一個深受佛教影響的蕃漢雜糅的社會,在利用符瑞塑造權力正統、強化內部政治結構、凝聚族群認同的過程中,原屬漢文化政治話語系統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與符瑞觀念如何融合,符瑞的製造策略、儀節和傳播如何操作,主帥、官僚、文士、教團、民眾如何達成共謀與合作,文武、僧俗、胡漢集團如何結成穩定的統治機制,從而拓展地方政權政治格局與權力運作機制研究,增進對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與歷史走向的認識。

蕭吉所著《五行大義》為中古時期陰陽五行理論的集大成者。編纂體例、文本結構、概念表述以陰陽五行為條貫,並對所有概念和方法做了縝密的闡發,充分體現了蕭吉的學術興趣和時代氛圍。陰陽五行學說的源流和嬗變,自春秋戰國以來,隨著中國思想、學術與制度的演進更趨紛雜繁複, 陰陽五行所包含的內容不斷被注入豐富的意蘊, 容納於其中的方術–博物傳統的呈現方式日趨紛繁多姿，至中古時代,各類知識、信仰與技術出現了匯流統合的需求與趨勢,這既體現了陰陽五行理論發展的內在理路,同時也體現了士人複雜而多重的知識結構和人生抱負。將蕭吉和《五行大義》置於這一座標系中加以考察,並以蕭吉驅除東宮鬼魅一事作為切入點,可探究其學術旨趣之依歸。蕭吉在占驗行事中,將風角、九官、祿命、謝土、物怪諸術鎔鑄於一爐,充分展示了如何將陰陽五行理論用於信仰生活並在政治活動中的實際運作、操弄。以蕭吉為線索,“達觀”漢唐間陰陽五行之 “學”與“術”的衍化,對陰陽五行的“行容”,尤其是魏晉隋唐之際的“變容”有新的領悟。

中國古代數術書寫模式的基石：建立於陰陽五行思想之上的數術觀念和知識體系,導致東西方數術書寫的模式也有很大不同。陰陽五行與祥瑞災異實為同體異相,而陰陽學說的構建源於陰陽家對天文、律歷、佔候之術的理論化。將陰陽、占卜、讖緯、祥異,置於知識譜系中諦視,方能窺探其源流同分之族理。數術功用與意義在於“時亦有以效於事也”。由物兆到人事的解釋模式得以成立,並在社會實踐中發揮功能,正是基於這樣一套知識–信仰體系。

中古陰陽家及其習用數術的重新發現,在非漢族群和海外的流佈及其信仰實態的揭櫫,為重繪方術的宗教景觀提供了新的“色相”,不僅有助於闡明中國傳統數術在多元文化中的影響,也有助於從精神層面理解絲綢之路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解析和把握跨文化的方術施行的歷史情態,為重建長時段、多維度的方術世界史,求索方術知識在多語言、多民族、多宗教交匯融合的社會情境中共生、互動與再創新的史蹟,重構全球史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文明互鑑交融的歷史景觀,並從文明在互動中演進的角度探求民生宗教的性格提供了新的取徑。

數術以一種匯合了政治、禮儀和“選擇術”的模式持續地發揮作用。技術性的數術在被創制出來的過程中,已經融入了創制者的視角、經驗和觀念。歷史上的數術知識形態的變化又構成了觀念的變化,而當徵應解釋方式一旦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它的合理性又將以常識支配著人們的習慣。人們會通過數術設定的世界確立自己行事的選擇。因此在知識體系演變的過程中, 綜合考察數術和文本在政治生活構成中的意義,可進而呈現中古中國的“世界圖景”之特徵。這一研究模式可以歸結為“朝向生活世界的數術詮釋”,並從其時間體驗與空間想象上,解讀其多重面向的“意義邊界”。

數術不僅是知識和經驗的集合,同時也是以數術的視點把握人類周邊物類的一種技藝。數術的分類和選擇思想,實際上是中國傳統知識人所構建的世界像,分類形式正是世界像的表徵。這一有關人類活動諸領域的重層構造,既體現了信仰支配下的日常生活與社會構造對於秩序的維持,也包含了施術者和信受者的自我認識。

將數術文獻重置入歷史場域中,可以重繪中古時代數術的知識傳統與世界圖像如何建構、交織和化生；自我中心主義和邊鄙情結如何確立和調適；地方性與民族性色彩如何映射；在數術實踐中呈現怎樣的本土文化和天下觀；數術對於社會文化心理、地域政治實體的立場與行為,乃至“知識人”的出處,有著什麼樣的影響；相對於正統的、一般性的世界圖像書寫和解釋,西域出土寫本中的文本和觀念,可以對此提出哪些挑戰,並給予給我們什麼啟示。

西域出土文獻能夠從諸多方面映照中古時期數術及其周邊歷史與文化,尤其是漢地瑞應文化對敦煌西域的深刻影響。對漢文數術典籍與實用文書在西域的流傳,數術知識的跨文化傳播、融合和創制等等進行研討。同時在文獻的本體研究的基礎上,討論數術文獻所建立的信仰實踐的世界圖像問題,並側重於探究各類涉及“瑞應”的聞見、體驗和想象的碎片是如何將創作者、使用者的價值、情感和心態投射在文本之上,塑造出不同的世界圖像,成為當時的社會知識結構和集體記憶。

從敦煌到“東海”的數術文獻涉及絲綢之路的諸多方面,具有多元文化的意涵。經由數術知識經絡的梳理,為了解中古時期方術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與薰染, 提供了更加生動而具體的例證。將西域出土數術文獻與域外祥瑞災異古寫本進行系聯與貫通,有助於為數術的歷史學研究拓寬視野,以出土史料的發掘和傳世資料的重理為核心,尋繹中古數術的歷史發展過程,利用多元的史料還原歷史的立體鏡像,以新穎的史學觀念構築文明交融的闡釋。從“文明交流與互鑑”的高度審視和重繪中古時代的數術世界圖像,追索其成立與變遷的過程,可以使我們對文化匯聚交融造就的古代的精神世界, 獲得靈動的歷史體悟。

貫穿於本書中的另一條主線是對歷史風土中的“人”與“物”的關注。近二十年來,中國史學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新的學術增長點不斷產生,並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中國古代博物學研究卻依然顯得非常寂寥,真正從知識史與社會史角度進行考察的整合性的析論仍付諸闕如。究其原因,恐怕是由於博物學往往只被看作是前科學時代的粗糙的知識和迷信的雜燴,而沒有從“認知和應對萬物的方式”的高度認識它在傳統社會中的價值,因而一直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實際上,作為將人類經驗型知識存在當成研究對象的學問,在現代科學確立之前,數術與博物在傳統社會的知識體系、信仰世界和實踐領域始終佔據著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博物學不是科學的簡陋形態,而是自成體系的知識傳統,這一傳統無法用科學去理解和統攝。博物學給我們提供的“非科學性思考”,恰恰是它的價值之所在。博物學不僅是一個知識體系,而且是理解和體認世界的基本範式。數千年來博物與方術形成複雜的“共生文明”,成為中國學術的基調。中國博物學的關切點並不在“物”,不是一堆關於“萬物”與“世界”的知識,而是鎔鑠天道、人事與物象,面向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實踐和情感體驗。中國博物學的本質,不是“物學”,而是“人學”, 是人們關於“人”與“物”關係的全體理解。這才是中國博物學傳統的真精神。

博物學不是方士的專利,也並非只是文人士大夫的雅趣。博物兼有格物致用和“趨吉避凶”的功能,不論是“決嫌疑、定猶與”,還是對物象人事和世界圖式進行解釋,普通民眾同樣有賴於博物學。這些經由實踐、“傳聞”、習業等途徑所獲得的“學問”,除了通過專門的著作傳播之外,更多是通過實際占驗以及人際傳播等方式擴散開來,然後逐漸沉澱為“常識”和“異術”。考察物在儀式中顯現的位置意義和人物關系,對於探索知識的成立與傳播過程和多面的古代思想世界,極具價值。

數術、儀式、器物緊密關聯,相關研究需要在方法論上有所開拓。關於信仰實踐中的器物的歷史學研究極度匱乏,且多囿於物質文化史與藝術史研究的範疇。如何將器物的生成、使用、流轉還原到真實的歷史場景中,從而利用這些信息來認知和把握彼時民眾的日常生活、知識譜系、信仰世界？將器物置入禮俗活動中,以揭示物的信仰之用,可以更好地理解物之於古人生命活動、社會秩序的意義。

下編“儀式場域中的器物”,從知識—信仰—制度全景觀照器物在歷史語境中的意義,建立數術器物研究範式的進路。將儀式性器物視為物象原境、文本記錄、宗教體驗、情感記憶和文化鏡像的“統一場”,考察知識建構與物質形態、儀式行為、使用實踐之間的關係, 建立器用結構與知識體系、社會生活、時代氣質的關聯, 進而發掘知識–信仰傳統生成與構造的深層內涵。

此前有關琉璃的研究,其著眼點主要在於琉璃的名義考證以及東西文化交流史考察,對於琉璃在佛教信仰與儀式實踐中的意涵則未能深入開掘。“琉璃考”綜合運用佛教典籍、史志詩文、敦煌文獻、圖像資料、考古遺存中的相關史料,從琉璃在佛教“七寶”觀念中的意義和儀禮中的實際應用狀況入手,分析琉璃與其他寶物的全局關係,從佛教供養與法器的信仰實踐揭示其宗教功能與象徵涵義,進而追溯其觀念源流以及在文本和圖像中的表現。琉璃為佛教供養主要概念“七寶”之一,作為清淨瑩澈的象徵,除了經由佛教經典和儀式實踐等途徑深入人心外,還通過本草、蒙書、類書、詩賦等擴大了在社會上的傳播。佛教中琉璃的使用,除了可分為香水瓶、供養器和合利容器三類外,與墓葬和生死信仰有著密切關聯的玻璃花樹,以及琉璃卷軸在佛教寫本文化中的特殊存在,豐富了我們對於琉璃的“宗教物理”功能的理解。

“經巾考”以傳世釋道文獻發掘出的“新史料”為依託, 結合敦煌文獻、圖像資料、考古實物與域外收藏進行通貫稽考, 解明經巾的淵源、材質、形制、功能、使用方式,指出經巾並非為佛教所獨有,而為佛道二教宗教實踐所共用,依其用途實可分為三種類型：包裹收納於經箱中的卷哄；鋪設於經案之上,用於承託經卷；覆蓋於經卷之上,與經案上的經巾共同構成下承上覆的組合。進而超越物質性與文本性分析,著重從儀式施設和藝術表現的角度,研求宗教器物的符號性、儀式性與供養實踐的關係,並在方法論上提出拓進器物研究新面相的思考。

“冥幣考”以新獲吐魯番考古資料：巴達木墓地所出葫蘆木刻冥幣和木納爾墓地所出紙錢文書為基礎,與20世紀初斯坦因阿斯塔那收集品,新中國成立後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所作的考古發掘,其他各地域出土的漢唐間冥幣材料以及傳統文獻互相印證,著重於從冥幣在墓葬中的實際保存狀態、製作和使用方式與墓葬遺存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分析,對其源流、形制、性質和功能進行了新的考索。木質冥幣和紙錢在吐魯番的中間過渡形態的重新發現,使得我們對於冥幣在中古時代所發生的關鍵性演進的歷史軌跡,尤其是對其實際製作、使用方式及在信仰世界中所表達的意旨,有了更為真切的瞭解,並能給予更為清晰的描繪和合理的解釋。

“幢傘考”從宗教實踐中的運用狀況入手,揭示其在“空間的生產”中的信仰功能與象徵含義,進而追溯其觀念源流以及在文本和藝術中的表達。幢傘在佛教儀式中有著廣泛的運用,原本所具有的遮蔽與保護的實用功能被不斷引申和神化,因而在宗教儀式中被賦予了製造並守護境域的核心法器的角色。隨著晚唐五代白傘蓋陀羅尼信仰在敦煌的流行,其更是被強化為地域社會重要禮俗。堅立幢傘,即相當於劃定一條邊界,建立起一道屏障,製造出一個聖域。無論是通過將其安置於城隍四門,藉由門戶符號象徵之途徑,還是通過持傘行進,在開放空間進行“線性切割”的方式,本質上都是為了區隔“內”與“外”,並且經此“莊嚴”儀式,使被納入“內”之中的空間獲得淨化與昇華,從而將疫癘、刀兵等一切災厄闢除於“外”。這種將空間聖域化的手段,有其密教經典信仰實踐的內在邏輯,同時與中國傳統解除方術、道教符咒、祈禳與齋醮科儀,在觀念和技術上有相通之處。通過儀式的常規化盛大舉行,政治合法性和命運共同體在維護地元福祉的合致行為中得以成功構建。

博物學、寫本文化與絲綢之路研究的會通,不僅是史學方法論的轉換,也意味著史觀的更新。在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史研究範式所建構的“大印象” 之外,“術”與“物”的研究是否可以嘗試更真切地觸摸、感知時代的氣息和脈動？我相信,歷史研究更應當具體而微地切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從不同層面展示對歷史的理解與思考,並從中把握一時代之精神與風貌。歷史學有責任對人類的生命體驗進行思考——這種思考不完全是理論的、思辨的,它應當是可感覺和可觸摸的,並融入今人的生命感悟。或日,治史猶如“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然水勢無常,且無生息。不如以木紋形容,更為恰當。木之形與文,生命之軌跡,古今之印痕,自然、人生、歷史、心性之理,盡在其中矣。歷史學家的文心與史眼,猶如手執一片不完整的樹葉,卻試圖窺探與重繪整個鬱鬱蔥蔥的叢林。或許,歷史學家能夠以此更為活性化地探求“果殼中的字宙”和“天數世道潛運默移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