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為好友范仲淹重修岳陽樓後，為何憑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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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

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應該是我們學生時代十分難忘的語文課堂記憶了，洞庭湖的浩渺壯闊和作者的家國情懷躍然紙上。而《岳陽樓記》真正的主角滕子京，在大力籌資建造岳陽樓，最終功成剪綵的那一刻，非但沒有因這一流芳千古的成績而興奮自豪，反而潸然淚下，嘆息不已，這是怎麼回事呢？

岳陽樓風景區。攝影/高級提控師，來源/圖蟲創意

範滕二人的情誼

為了解決五代遺留下來的武人桀驁不馴、軍頭叛服不常的問題，宋太祖、宋太宗兩朝皇帝採取收攏兵權、大興科舉、提高文人地位等措施，讓北宋的文治達到中國歷史上的新高度。宋太宗在位時期年年擴招進士，許多缺乏家世背景的底層人士也能通過科舉完成階層跨越，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留下的高門貴族體系也完全被打破了。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出生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滕宗諒（字子京），父親滕感曾做過雅州軍事推官，但在滕宗諒幼年就去世了，由母親刁氏撫養長大。雖然滕感是個小官，但也給滕宗諒留下了可以讀書學習的家底。滕宗諒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在24歲那年（1015）考取了進士。相比“五十少進士”的唐代，宋代的進士名額確實多了不少，但也依然是很難考的。而這一年與他同期考中進士的，就有本文主角之一的范仲淹。

湖南嶽陽樓景區滕宗諒（字子京）雕像。攝影/圖瑞，來源/圖蟲創意

范仲淹的先祖是唐朝宰相範履冰，五代時期，范家沒落，父親範墉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范仲淹也和滕宗諒同病相憐，父親在他年幼時去世，母親謝氏改嫁在蘇州當官的朱文翰。這時的范仲淹名叫朱說，也不知道自己生父另有其人，不過繼父對他也很好，給了他良好的教育，也使得他樹立了建功立業的遠大理想。

范仲淹畫像

21歲時，范仲淹寄居在濟南旁邊的長白山醴泉寺刻苦讀書。為了給家裡節省糧食，他只帶少量的糧食上山，煮成的粥湯在寒冷的冬夜凝結成冰，白天就拿著這種“飯糰”就著鹽和野菜吃。在寺裡，他感到自己讀書太孤獨，時不時跑到外地結交好友，目睹了各地百姓的艱難生活，立下“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人生目標。過了兩年多，繼父朱文翰去世，范仲淹回家為繼父辦理喪事時才得知自己的身世，向母親許下振興家門的諾言，抄起琴和佩劍就赴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當地的應天書院寒窗苦讀。一次，宋真宗來到應天府，大家都去圍觀皇帝，只有范仲淹繼續看書，足見范仲淹耐得住寂寞的心性。

有這樣的毅力，做什麼都不是難事。26歲那一年，范仲淹如願以償考中進士，在殿試中不僅見到了當時的北宋名相寇準，還結識了志同道合的滕宗諒。相似的人生經歷和志向讓範滕二人一見如故，引為同道。隨後，二人開始了比較坎坷的地方官生涯，其中范仲淹因為家產之事被範氏族人排擠，所以沒能靠著范家的影響力讓自己得到更高級別官員的提攜，自身才華也沒有得到賞識，好幾年時間裡都在低階官員的圈子打轉。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32歲的范仲淹調任監守泰州西溪鹽倉。當時泰州沿海的海堤因多年失修而損壞，令土地容易被海水倒灌而鹽鹼化，危害農耕和民生。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江淮制置副使張綸受范仲淹請求修復海堤，遂表奏朝廷讓范仲淹出任興化縣令，徵調周邊幾個州的民夫一同開工。范仲淹的計劃是修長達146裡、高1丈、寬2丈的磚石大堤，沒想到剛開工就遭遇暴風雪裹挾巨大海浪的衝擊，淹死了上百民夫，使得范仲淹一度受到輿論譴責。正是在這樣的艱難時刻，時任泰州軍事推官的滕宗諒始終在一線協助他安置軍民，幫助他有序推進修堤進程。在共同造福一方的事業中，範滕二人進一步加深了對彼此的瞭解和欣賞，結成了深厚的情誼。

然而，在修堤工程的關鍵時刻，范仲淹因母親謝氏突然病逝而只能回家丁憂守孝。臨走之前，范仲淹把這段時間修堤的計劃和方略心得交給張綸，張綸也受朝廷任命接過修堤指揮棒，滕宗諒則繼續協助修堤計劃。最終海堤功成，有效幫助當地沿海地區的民眾和土地抵抗了海水侵襲，民眾紛紛為范仲淹、張綸等人立生祠以表感激之情。明清之後，堤壩的東部逐漸淤積成平陸，如今堤壩的主要部分都已被改為公路，北起今江蘇省阜寧縣、南抵今啟東市呂四港鎮的堤壩舊址，就是當年范仲淹主持修築並經後世不斷擴建的“范公堤”。

為天下不約而同選擇“剛直”

宋仁宗即位初期，太后劉娥攝政。范仲淹和滕宗諒因為修堤有功受到朝廷關注。范仲淹受時任南京留守、知應天府的晏殊賞識，邀請他執掌應天書院教席。范仲淹一面在書院嚴謹治學，弘揚正直律己、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風範，一面向朝廷上書《上執政書》，就自己在地方工作期間深切觀察和感受到的機構臃腫、人員冗雜等問題，奏請進行吏治、教育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這些主張就是范仲淹日後推動“慶曆新政”改革的思想雛形。

宋仁宗坐像軸。來源/故宮博物院

由於該奏疏富有見地，范仲淹受到宰相王曾的青睞。王曾在晏殊面前一頓誇，晏殊又將他推薦給宋仁宗。宋仁宗想要有一番作為，聽聞有范仲淹這樣的能臣，立馬任命他為秘閣校理，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范仲淹也沒有忘記昔日一同戰鬥的好友滕宗諒，向朝廷推薦他做大理寺丞，負責審核刑獄案件。

範滕二人都是工作負責、能力過硬之人，性格上也都比較“莽”。晚年的劉娥太后權力慾望膨脹，一度想要效仿武則天加冕為皇帝，而宋仁宗對她一直十分孝敬，準備在天聖七年（1029）的冬至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范仲淹上奏仁宗稱皇帝不必如此，對太后行家禮便可，但並未得到答覆。范仲淹見狀直接上奏太后，有勸太后還政之意。可想而知太后是不快的，晏殊也害怕連累自己而指責范仲淹，反而被范仲淹的《上資政晏侍郎書》所表露的公心搞得慚愧不已。不久，范仲淹知道自己不能見容於劉太后，主動請辭，被外放到河中府通判。

宋仁宗親政後，召范仲淹入京，拜為右司諫。仁宗是宋真宗的李宸妃所生，一度想要清算劉太后，同時讓自己的養母、宋真宗的楊太妃當皇太后，但被范仲淹等人勸阻。范仲淹還就廢黜郭皇后之事，同時任宰相呂夷簡反覆辯論，使得呂夷簡策動仁宗將范仲淹外放知睦州和蘇州。

影視劇中的朝議。來源/電視劇《清平樂》劇照

因在蘇州治水有功，范仲淹被仁宗調回京城任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他回到京城後繼續同呂夷簡鬥爭，向宋仁宗進獻《百官圖》，勸說仁宗改變宰相用人制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的權力。正好宰相李迪和呂夷簡黨爭，呂夷簡勝出，范仲淹和大臣範諷被當作李迪一黨而遭外放。見范仲淹多次因為直言得罪人而被貶外放，梅堯臣作《靈烏賦》勸告范仲淹少管閒事，不要惹禍上身。范仲淹卻不以為然，回覆表明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至於滕宗諒，他先被貶到閩北的邵武縣，又在明道元年（1032）奉調入京，擔任掌管皇帝衣食住行的殿中丞。劉太后雖有當第二個武則天的心思，但自己並沒有唐中宗李顯那樣的親生兒子可以在後世祭祀自己，一直沒有付諸行動。年過六旬的她身體每況愈下，決定在翌年二月身著帝王之服去大宋太廟舉行祭祀大典，在形式上過一把當皇帝的癮，結果當然被臣下勸阻。同時，滕宗諒和秘書丞劉越等人直接上書請求太后還政於仁宗。劉太后雖沒有同意，但也沒有責罰滕宗諒等人。

明道二年（1033），劉太后在身著改制後的帝王袞服參拜太廟後不久病逝。沒有太后管著的宋仁宗一度放飛自我，喜愛宴飲，寵幸嬪妃，搞得身體很虛。滕宗諒看不慣仁宗的行為，直接上書：“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這樣直白的指責讓仁宗十分沒面子，加上滕宗諒和范仲淹、範諷二人關係親近，又正值範呂之爭白熱化的階段，仁宗決定將滕宗諒降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

由此可見，範滕二人都是敢於犯顏直諫、衝鋒在前之人，這也為他們在後來的慶曆新政改革當中同進退的結果埋下伏筆。

歷經波折的慶曆新政

寶元元年（1038），盤踞西北多年的党項族首領李元昊宣佈稱帝，建立西夏政權，並大舉入侵北宋邊境。康定元年（1040），宋軍在三川口與夏軍的第一次大規模會戰中失利，夏軍聚兵延州城（今陝西延安）下。宋仁宗啟用此時已經年過五旬的范仲淹與韓琦一同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擔任安撫使夏竦的副手，同時任延州知州以抵禦西夏人。滕宗諒也升任刑部員外郎和直集賢院，兼任涇州（今甘肅涇川）知州以防備夏軍東進。兩位從中央到地方屢上屢下的能臣，因西北戰事再次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范仲淹一到西北，立刻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他改革了之前臃腫僵化的軍隊機構，加強軍事訓練，按夏軍入侵人數之多寡安排出戰部隊，並步步為營收復失地。很多不瞭解宋夏之戰的人，認為宋軍對西夏一直被動挨打，其實並非如此。就好水川一戰而言，宋軍人數遠少於夏軍，宋軍在大將劉平的帶領下爆發了很強的戰鬥力，給予夏軍很大殺傷，大大遲滯了夏軍進攻延州的步伐，讓李元昊功敗垂成。經過范仲淹的一番經營，宋軍戰鬥力進一步提升，奪下了白豹城（今甘肅華池東北）等多處城寨，修築青澗城和鄜城，招撫羌族等少數民族部落為己所用，有效遏制了夏軍的進攻步伐。狄青、種世衡、郭逵、張亢等後來戰功卓著的名將，都是范仲淹主政西北時發現或提拔的。

宋夏邊境

隨後的兩年，在范仲淹和滕宗諒等一干能臣的經略下，穩住了西北防線，讓李元昊屢屢吃癟。然而，宋將任福和葛懷敏在進攻戰中因輕敵冒進和指揮失誤，在好水川和定川寨送了夏軍兩場大勝，讓李元昊率軍進逼關中前線的潘原，圍攻涇州城。在此番危局下，范仲淹和滕宗諒再次默契合作。滕宗諒的涇州城守軍遠少於敵軍，他召集數千農民穿著盔甲軍服登上城樓，向敵軍表示守軍還有很多，你們不怕就來打吧。他又招募了一些勇士，出城偵查敵情，並聯絡周邊的州郡遙相呼應。面對讓人抑鬱的連日陰雨和因定川寨之敗士氣低迷的軍民，滕宗諒大擺宴席犒賞士卒，在佛寺祭奠定川寨的宋軍英靈，將宋軍將士戰敗和犧牲的悲傷轉化為對西夏人的復仇和請戰情緒，這一系列舉措有效提振了士氣，安撫了人心。范仲淹也及時從環慶路帶著數千蕃漢兵來援救，雙方一起把李元昊部逼退，保住了城池。

經過數年的西北鏖戰，宋夏兩國軍民都揹負了沉重的負擔，而西夏一方更是因李元昊的窮兵黷武，導致周邊各政權都對他實行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讓西夏的財政和民生瀕臨崩潰。無奈之下，李元昊只得向宋稱臣，罷兵休戰。滕宗諒在西北治軍有方，立下不少戰功，范仲淹向朝廷舉薦他為天章閣待制，加環慶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慶州（今甘肅慶陽）知州。而范仲淹在慶曆三年（1043）被宋仁宗詔入京城，擔任參知政事，在54歲的年紀以宰相身份實行史稱“慶曆新政”的改革。富弼、韓琦等經略西北有功的大臣也進入皇帝的核心圈子，參與改革。而原來的權相呂夷簡被罷相，以表明宋仁宗支持改革的態度。

為什麼這個時候需要改革呢？主要因為朝廷財政壓力過大。在我們的印象中，宋是中國古代最富裕的朝代之一，這話既對也不對。對的地方在於宋的確商貿繁榮、稅收不少，市民生活豐富。不對的地方在於宋朝因災荒、對外戰爭和“三冗”（冗員、冗兵、冗費）等問題，國家開支過大。北宋大興科舉、一職多官和恩蔭制度的實行，募兵制招募超過百萬的龐大兵額，讓國家機構和人員臃腫龐雜。宋仁宗一朝，北方的軍費開支和賑災花費支出使得北宋財政開支二十倍於太祖、太宗時期，皇帝還得時不時從皇家內庫中拿錢補貼財政，以免國庫空虛。頻繁的水旱蝗災和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問題，讓許多民眾流離失所、民變四起，對國家稅收能力也是極大的挑戰。范仲淹在經略西北的過程中，更是看到了財政和軍制改革的重要性。因此，一個完整的改革方略，在他的心中逐漸成型。

當年九月，范仲淹正式開始實行新政十條：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抑僥倖（限制官僚濫進），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均公田（均衡官員的公田收入），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減徭役（減輕民眾負擔），修武備（整頓軍備和訓練），重命令（嚴肅對待和發佈朝廷命令），推恩信（保證朝廷的善政和信用）。這些措施歸結起來就是六個面向：調整行政機構，嚴格用人制度與相關福利保障政策，發展生產力，改善民生，增強國防實力，嚴明朝廷法度以樹立威信。

這樣龐大的新政計劃，其中有五條指向行政機構和人員改革，自然會損害當下既得利益者們的利益。不少正常任用的官員也因為要配合新政，不得不放棄職位，使得家庭生活窘迫。而范仲淹本著“一家哭不如一路哭”的原則，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堅持推進改革。新政實行不久，大批冗員被裁汰，行政效率顯著提高，財政狀況有所改善，歐陽修、富弼、餘靖、蔡襄等一大批有才能的改革派臣子得以施展抱負。在與遼夏的博弈中，宋也逐漸取得主動權。新政所取得的成就，也開始讓吳育、張方平等反對新政的臣子逐漸認同改革。

在這“眾正盈朝”的局面下，亂子卻從改革派成員當中引發了。保守派大臣們沒法從政績上攻擊新黨，就從“結黨營私”上做文章，攻擊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成員是“朋黨”，有成為權臣的潛質，會危害君權和社稷。正在這時，改革派成員石介為歌頌新政成就，揮毫寫下《慶曆聖德頌》以讚揚慶曆君子們的功績，指責反對新政的夏竦是奸邪之輩。這不但徹底得罪了夏竦等保守派大臣，也給了舊黨成員攻擊改革派結黨的口實。

然而，真正破壞局面的是年輕氣盛的歐陽修。夏竦得知石介曾寫信給富弼，讓富弼效仿伊尹、周公輔佐仁宗，就教下人學習石介的筆跡，偽造一封石介勸富弼效仿伊尹、霍光行事的信件，從而把富弼汙衊成廢立君主的權臣。夏竦還拉攏仁宗身邊的宦官，讓他在仁宗面前說范仲淹等人的壞話，稱這些改革派廣納門生，朋比為奸，沒多久就能把控朝堂內外，不得不防。仁宗雖然支持新政，但他本人並非雄才大略，性格甚至有點軟弱，所以有點動搖，想要找范仲淹要一個解釋，看他們是否真的在結黨營私。

歐陽修為了和保守派鬥爭上頭了：既然說我們結黨，那咱們就聊聊什麼是朋黨。於是乎，著名的《朋黨論》出爐，指出“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同利為朋”。歐陽修可能認為只要我們是君子，那就問心無愧。但是作為封建帝王的宋仁宗，最看重的是你是不是君子嗎？非也，在於你是否勢力大到會威脅我的地位和權威。二百年前唐代的牛李黨爭，裡面君子也不少，結果卻把朝堂搞得一團亂，君權也受到巨大損害。

歐陽修的做法無疑給保守派送來了絕妙助攻，他們更加以此為由在輿論上攻擊改革派和新政。對宋仁宗而言，范仲淹及其所代表的相權已然制衡了皇權。

岳陽樓下的哭泣

當朝堂上的慶曆君子身陷囹圄之時，滕宗諒也迎來了“謫守巴陵郡”的時刻。為什麼滕宗諒會被貶謫呢？滕宗諒在西北抵禦西夏人時攤上了一樁“公使錢案”。所謂公使錢，指的是朝廷批准地方政府用來招待路過本地的官員的經費，到了仁宗時期還被用來招待士大夫以表示國朝養士的體恤，甚至一些商人和遊子也能鑽空子得到公使錢的資助。在西北抵禦西夏期間，滕宗諒等人都曾用公使錢資助往來邊境的商賈和其他職業人士，利用他們來獲取敵方情報，必要時還拿來激勵士卒。

在一線為了戰爭順利，公使錢使用範圍超標也無可厚非，怎麼就成了要緊的案子？這就要說到朝廷來的一個監察官鄭戩，他在朝廷和地方為官時，都是鐵面無私，嚴格監察手下和同僚是否有經濟問題，甚至連宰相的面子也不給。這次他被派到滕宗諒治理的涇州，擔任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成了滕宗諒的上司。在之前的水洛城案中，鄭戩就是主角之一。現在，鄭戩發現滕宗諒和張亢在使用公使錢時存在濫用的問題，順藤摸瓜又查出種世衡和狄青也有貪汙公使錢的嫌疑。

這四位都是鎮守西北的得力干將，現在被鄭戩搞得下不來臺，中央御史臺也開始介入此案。監察御史梁堅彈劾滕宗諒有十六萬緡的公使錢去向不明，其他三人也都被御史連番攻擊。一旦四人被處理法辦，那西北防線頓時就要捅一個大簍子，這是辛苦建立西北防線多年的范仲淹所不能接受的。於是，范仲淹站出來為四人辯護：西北邊境公使錢的使用固然有不少不合規矩之處，但是一線局勢瞬息萬變，常常需要便宜行事，他本人和韓琦在西北時也有過破例使用公使錢鼓舞部下的情況，如果臺諫官員認為應該清算他們的不法之舉，那就連自己也一起彈劾罷黜了吧。

范仲淹保護滕宗諒等人的行為，於公是為國守才，維護西北國防，於私是顧念滕宗諒和自己多年的情誼，且滕宗諒在地方也積極配合慶曆新政的舉措，認同范仲淹的改革思路。范仲淹試圖以自己的宰輔和改革領袖的威望，強行保住他們。沒想到這位和自己脾性相似的老友在朝廷派出的監察官員抵達前，將公使錢的賬目盡數燒燬。可能滕宗諒是出於保護同僚，將罪責攬在自己一人身上的想法，直接讓自己罪加一等，連同張亢一同被逮捕問罪。

范仲淹不相信滕宗諒和張亢是貪腐之人，依然極力為二人辯護。這時的他從理性的角度考慮，應當主動向宋仁宗認錯並表明情況，讓仁宗來做決斷，仁宗或許會體諒范仲淹和滕宗諒為西北之事勞苦功高，不予處罰或者減輕處罰了。但是，他想到了當年二人一同赴京趕考、一同堅守海岸、一同戍守邊疆的時光，而張亢等人也是范仲淹在西北邊境結下的患難之交，一幕幕的往事讓他難以自矜，做出了較為感性的抉擇。

影視劇中，范仲淹為滕宗諒求情。來源/電視劇《清平樂》截圖

范仲淹的主張，不出意料地遭到御史臺等司法監察機關的反對。御史們認為如果不對滕宗諒等人進行處罰，國家就失去了法令的威信，將來還怎麼管理天下人？這樣的爭執讓拿主意的宋仁宗頭疼了，新政和邊防一定要經營，但朝廷法度也不能棄之不顧，該怎麼辦呢？這時歐陽修及時送來助攻，指出狄青等武人本就文化程度低，不懂法度，在公使錢的使用上有錯誤難以避免，可以寬容，且不應該再擴大追查範圍，但滕宗諒和張亢是進士文官出身，不會不瞭解制度，知法犯法肯定要處罰，這樣就能做到兩頭兼顧了。

宋仁宗聞言受到啟發，決定不處罰狄青等武將，而對滕宗諒和張亢予以象徵性貶官，同時又頒佈敕令，指出邊疆官員和武將只要不把公使錢揣進自己腰包裡，可以酌情使用。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作為言官領袖，以辭職為由逼迫仁宗加重對滕宗諒等人的判決。本就不是很有主見的仁宗再次妥協，將滕宗諒貶為嶽州（今湖南嶽陽）知州。

此次公使錢案的四人裡，張亢從一方統帥被貶成六品地方官，種世衡在第二年病逝，狄青沒有受到處罰，日後還進入中樞。而滕宗諒被貶得最遠。滕宗諒到這兒來不僅再難以在邊疆建功立業，身上也揹著一個汙點，以後再想實現理想幾乎不可能了。而在他被貶不久，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和仁宗的分歧越來越大，保守派逐漸取得上風，范仲淹、韓琦等改革派大員被盡數趕出中樞，歷經一年多的慶曆新政草草收場。

慶曆新政的失敗，徹底讓範滕二人的理想破滅。范仲淹作為天下文官的楷模，當了地方官也還受到許多尊崇。而滕宗諒沒有這樣的威望和名聲，只能把經營好嶽州當成自己餘生的事業，“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就是他治理的巨大成就。面對東漢時建立、卻因五代戰亂破敗不堪的岳陽樓，滕宗諒想到了受公使錢案影響而名聲受損、前途無望的自己，他決定重修一番岳陽樓，不僅讓這一千古名樓再現大觀，也洗刷一下自己的恥辱。

滕宗諒決定不動用州府財政，而是搞民間集資。滕宗諒發佈公告，稱州府可以幫助大家向老賴討債，但這筆錢討回來後要用於修築岳陽樓，不能自己留著。被欠錢的百姓們心想反正靠自己的力量討不回錢，還不如讓衙門去討，自己還能賺個名聲，何樂而不為？在民眾的支持下，老賴們把欠款交給官府，岳陽樓修葺工程順利開工了。

不久之後，全新的岳陽樓落成，“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使得岳陽樓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勝地。新樓落成自然需要一個有分量的人物來寫一篇文章，滕宗諒想到了自己的摯友范仲淹，這才有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岳陽樓記》。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的描述，讓讀者對站在岳陽樓上觀洞庭美景而心馳神往。但范仲淹是否真正到過洞庭湖邊，在歷史上是有爭議的。多數觀點傾向於他並未親身到過洞庭湖，而是靠著洞庭湖的畫作和自己到過的其他湖泊的景色，“腦補”出了洞庭湖的盛景。

湖南嶽陽洞庭湖岳陽樓景區。攝影/夢未止夢DreamCont，來源/圖蟲創意

聽聞岳陽樓落成的消息，滕宗諒並未為這個建築傑作而高興，而是悲從中來，憑欄哭泣。他哭的是自己的命運，年紀輕輕考中進士，每到一地為官都政績卓著，為抵禦西夏更是不知奮鬥了多少個日夜，如今面對這不得已而為之的罪名，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清廉名聲都毀了，怎麼能不讓人神傷？他更是哭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哭好友范仲淹和他的慶曆新政，國家不能以新政振之，自己又什麼都不能做，在那個“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士大夫時代，這是讓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十分痛苦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用一生實踐了這一千古名言。他的同道好友們，也都在以自己的力量為國家和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偉大品質，成為中華民族代代流傳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