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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公權（1897—1981）族名篤平，又名公權，字冬元，又字恭甫，自號跡園，筆名巴人、石漚、君衡，江西泰和人。他學貫中西，建樹卓越，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主要代表作品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等，《蕭公權全集》於1983年由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蕭公權曾著《問學諫往錄》一書，記述其家鄉與家世、啟蒙與求學、親族與師友、教學與研究、中國與國外等等往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個人回憶錄和學人自述史。他在該書《結語》裡總結道“我是一個不幸環境中的幸運之人”1，這句看似簡單的話，實則蘊含千言萬語。
蕭公權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無論是經歷晚清與民國，還是沐浴歐風美雨，他的人生起點是被宗族親人呵護的孩童；不管是萬里寄蹤，還是名震海外，他的情感認知都無法抹去來自家庭的種種影響。蕭公權對早年家庭生活、家庭教育的回憶，與五四時代那些厭惡、痛恨或反叛態度不同，始終充滿著溫情、愛意和眷戀。也正是通過他的敘述，讓我們對曾經輝煌過的上田蕭氏及其鹽業、文化活動有了更多的瞭解，並在當事人的回憶和史料發掘中，進一步感受和認識傳統家族及其文化在個體成長中的作用。
蕭公權學究中西，尤其對中國政治思想歷史有深入研究和洞察，對傳統宗族社會、倫理、生活的利弊也必然有著深刻的體會和全面的認識，但他始終對舊家庭有著特殊的情結，對社會和文化激盪中保持對新舊家庭的理性思考，因而在他身上似乎存在某種求新與戀舊的矛盾性、違和感，讓人不得不對歷史、家庭和個體之間關係予以慎重考察和同情瞭解。
余英時曾以蕭公權為例，說明歷史人物具有深刻的複雜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並不必然是反對傳統、反對儒教的激進分子。他說：
另一個清華學生蕭公權的經歷則更能說明問題。他是1919年5月4日學生運動的參與者，曾與同學到天津辦報紙為運動鼓吹。後來在美國專攻政治哲學，在“輸入學理”方面很有成績。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則是“整理國故”的傑作。他又寫過很多文字討論現代教育和民主憲政，因此在“研究問題”方面也成績卓著。他對新文化運動的多方面貢獻是無可懷疑的。然而一查他個人對中國文化與孔子的態度，竟是相當保守的。例如他對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甚為稱許，因為他自幼父母雙亡，全靠伯父母撫養成人，同族弟兄對他也多扶持。他堅定地說：“我覺得‘新文化’的攻擊舊家庭有點過於偏激。”他曾批評提倡白話文者的言論過火，更不贊成“打倒孔家店”。在文學興味方面，他自小愛好舊體詩詞，造詣極高。2
在余英時看來，蕭氏出身舊家庭、參加過五四學生運動、留美學習、專攻政治哲學、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討論現代教育和時政，他的個人經歷與激進人士幾乎相同，卻對當時備受攻擊的中國文化、儒學乃至傳統家族制度有所迴護，保持理性態度。蕭公權本人曾對此總結說：
一個人的性格和習慣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當中養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長和弟兄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間接地，有意地或無意地，給予我幾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問學及為人的基礎。五四運動的健將曾經對中國舊式家庭極力攻擊，不留餘地。傳統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裡面。其中雖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父母雙亡的我卻得著“擇善而從”的機會。因此我覺得“新文化”的攻擊舊家庭有點過於偏激。人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盡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醜極惡的。“新家庭”不盡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3
家庭對個體性格、習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謂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對於蕭公權而言更是如此，也是他本人早年生活經歷的真實表現。他之所以不同意毫無鑑別地攻擊舊家庭，乃源自其“幸”與“不幸”的雙重遭遇，併為整個人生建立精神和物質基礎。
蕭公權1897年11月29日出生於江西南安，祖父蕭星北為癢生，時任南安縣教諭。其父蕭敏樹，字進修，號丕侯。蕭公權出生約一個月，母親就不幸去世，由於父親長年在外奔波，幸而得到祖父著意照料。六歲時，蕭星北去世，蕭公權由大伯蕭敏政帶至重慶撫養。十二歲時，生父蕭敏樹病逝，蕭公權被過繼給蕭敏政。在重慶，蕭公權生活上得到全方位的照顧，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都得益於蕭敏政的安排。1914年春，蕭敏政思索後，同意蕭公權到新式學堂學習的要求，親自送到上海投考。蕭公權對在重慶生活、學習的回憶較為充實，是蕭氏家教的寫照，本文後述其詳。
除了大伯蕭敏政，二伯父（蕭漢儒）及其三子蕭蘧也對蕭公權有很大影響。在上海期間，蕭公權寄住於二伯父家，得到特別的關愛和支持。
民國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華學校，他十分高興。聽說我從上海到北京(後來改名北平)的路費還沒著落(大伯父遠在重慶)，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買好火車票，並給我一些零用錢。民國九年夏天我在清華畢業回到上海準備赴美。他明知學校發給每名畢業生五百銀元的治裝費，卻另外給我百元，表示他對我的獎許。我上船的那天，他又親到碼頭來送我。4
蕭漢儒（1862—1926）曾掌管四川怡豐總號及鹽鋪，於清末捐官從政，擔任過浙江永和縣和山東唐邑縣知縣，辛亥革命後返回泰和上田閒居，最終醒悟，“致力於教書育人，以求救國安民，長髮其祥”，到上海租屋而居，儘可能為族人子弟在滬求學提供方便。海內外知名的三蕭，都曾受其照護。5學業方面，蕭漢儒三子蕭蘧給予蕭公權最大的指導和鼓勵，在蕭公權就讀上海的中學、考上清華、赴美留學等等，均在前指引，即便是學成回國後，他仍然為蕭公權教書任職積極引薦。
在大伯父培植、父親激勵、七叔看顧、長房二伯父幫扶下，蕭公權與眾多堂兄弟姐妹相處甚歡，且備受攜持、引導，大家庭給予他良好的陪伴、全面的呵護、謹嚴的教導和適時的幫助，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才說是“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裡面”。較同時代家庭而言，應該有不少類似比較溫暖互助的家族，但相比“攻擊舊家庭有點過於偏激”者，蕭公權確屬幸運的了。
家庭生活都是日常而實際、具體而瑣碎的，都有難唸的經、難過的坎，亦正如蕭公權所言傳統家庭也有其缺點、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甚至人類社會的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即便是當時嚮往的新家庭和我們所處的當下社會，莫不如此。但從蕭公權的敘述裡，儘可看到大家庭對他的愛憐、養護和栽培，也理解其所言“奠定了我問學及為人的基礎”，進而認識到他與當時激烈批評舊家庭的行為、觀點相左的特殊原因。不過，以上這幾點還並非全部，他本人的敘述中，還表現出對家族歷史文化著意記述、考察與歸屬感。
蕭公權出生在江西南安縣（今贛州市大餘縣），祖籍是江西泰和縣，世居千秋鄉上田村。相傳遠祖為西漢蕭何，北宋末年由河南遷自泰和。蕭公權對泰和故里尚有一些記憶，如上田村因地勢不高常因水患避居樓上、上田蕭氏人口眾多以及建築、祠堂等等，但都略筆而過。
關於家族早年的歷史，蕭公權對先祖創業或有耳聞之知，但對當年到重慶落腳而居的怡豐號有較為仔細的記錄，為江西上田蕭氏商業歷史留下寶貴的資料。就蕭氏一族在商業上的不尋常發展，蕭公權只有簡短的敘述：
嘉慶道光年間有幾位祖先開始沿長江西上遠入川西，往來販運各地物產。長期努力經營，業務逐漸擴大。到了光緒中葉“怡豐號”成了一個著名的商號。華西華中各地(包括重慶、漢口、長沙、揚州)都有分號。怡豐號除大規模運銷長江上下游各省出產重要商品以外，也兼營淮岸官鹽的運銷。
據竺可楨記述，蕭家最初創業者為蕭次尹，以挑夫起家，先後育有而七子，後以販賣木材及鹽漸至鉅富。蕭次尹，譜名其萊，名秀，字次尹，號鬱亭，次尹有七子：美珠、美璣、美瑛、美聖、美瑞、美璦、美奐。蕭秀本從科舉，為貢生，訓蒙村童，後命蕭氏兄弟四人先入蜀地，尋找生路。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蕭氏兄弟在雅安開設布號，始建怡豐商號，蕭美聖還融入自己的生意理念，擬作對聯曰“怡色柔聲克諧已孝，豐財合眾反身而誠”。怡豐商號將內地所產布匹、雜貨等運送外地，漸次發展起來，設立分號、合股開辦鹽號，生意跨越兩湖、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等多個地方。而後，蕭美聖之子蕭炳南被推舉打理總號事務，將揚州、漢口、湘潭三地分號交給兒子蕭雲浦、蕭筱泉等管理。蕭炳南抓住時機，響應兩江總督曾國藩推行兩淮鹽務新政，領到首批鹽票，命兒子蕭雲浦進入“四岸公所”當出納，開始與沿江地區的官府、鹽商等密切來往。所謂“四岸公所”，就是清末民國初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鹽務通商口岸聯合辦公地，是四省大鹽商核定平衡鹽價、產、供、銷、運等事宜之地。蕭雲浦在揚州與周扶九等同鄉合辦鹽號、錢莊，數年就成為揚州八大總鹽商之一，這也是怡豐商號最輝煌時期，時有“蕭家的鹽、周家的錢”之說。蕭芸浦晚年，生意主要由蕭筱泉打理。發展家族生意同時，蕭氏幾代人在上田老家不斷建房屋、修書院、興祠堂、修護村濠等，先後建了兩座書院（大原書院和華陽書院），一座私塾（臨清書屋），兩座大型私家院落（趣園和遐觀樓），三處宗祠以及近百座風格統一的民居院落。從蕭次尹到蕭雲浦、蕭筱泉，大概就是蕭公權所描述怡豐號發展過程。
根據多種史料分析，泰和蕭氏的成功，一個商業關鍵是進入並利用了鹽業，打通了上海、揚州、武漢、長沙、重慶等關鍵水域和重要城市，並開展多種經營。蕭公權在重慶怡豐號生活時間較長，回憶材料也比較具體。他說：
這坐落在重慶城內陝西街的商號只經營大宗批發，並不做“門市生意”，因此怡豐號的建築格式與一般商店不同。這是一幢廣庭深院，高樓大廈的建築。前門開向陝西街，後門開向曹家巷。重慶是一座山城。曹家巷的後門是在最後一進房屋二層樓的背面。前幾進的房屋是重慶分號的“辦公室”“會客室”“餐廳”和“店員”“學徒”,各項僕人等的“宿舍”。後幾進的房屋是分號老闆(經理)和家屬的住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大伯父由崇慶州分號經理升任重慶分號經理。我隨著他全家遷居陝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怡豐號決定歇業，才搬出去，在城內玉帶街馬家巷一處較小的宅子居住。6
按蕭公權的說法“我的兒童時代正值業務盛極將衰的時期”，1909年怡豐號歇業也說明了這一點，是蕭氏商業的轉折點。怡豐號的業務一直支撐到辛亥革命前後還在進行，但已經難以維持，於是決定分立家財，各自獨立經營。不過，重慶怡豐號在此之前就停止營業了，蕭公權說：
主持總號的族曾祖篠泉公相機立斷，在辛亥革命的前兩年決定停業。正式停業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聲中把高懸在陝西街前門上“怡豐”兩個金字的橫額取了下來，結束了一百多年締造成功的商號。7
據資料記載，怡豐號分崩離析之後，蕭雲浦的遺孀、漁家姑娘出身的翟夫人心有不甘，命兒子蕭雨甸、蕭澤民創設“瑞豐祥”鹽號，延請叔叔蕭衡才為總經理，劉厚生任副經理。1919年，蕭衡才因為虧損太多而辭職，任厚生為總經理。1927年，“瑞豐祥”獲利甚豐。這些都是怡豐號的後續故事了。
比較難得的是，蕭公權從家族成員自身的觀察，對怡豐號商業沉淪的原因做出總結。他說：
怡豐號歇業，據我推測，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庚子拳亂以來全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形都在轉變。舊式的商業，無論其規模怎樣宏大逐漸不能應付新局勢。其二是怡豐號是一個純粹“家庭”企業的組織。蕭氏族人志願經商經過“學徒”式的訓練面有成就的都可以參加業務，升任各分號的“老闆”。他們與僱用的店員並肩工作，但他們不是僱員而是“所有人”。他們既然有決定業務方針的力量，他們的行動便直接影響業務的盛衰。在開創和發展的時期，這些兼具“股東”和“經理”身份的族人大都小心謹慎，克勤克儉，努力工作。但是後繼的人豐衣足食，甚至“養尊處優”，忘記了前人創業的辛苦艱難，不僅不能盡心於業務，甚至沾染浮華，從事揮霍。於是營業漸趨不振。
蕭公權指出兩個原因導致怡豐號衰落，第一個原因是外部大環境，除了當時的政治腐朽、社會動盪、經濟不振外，還有往往被忽略的鹽業本身的變化。清末外國所制“洋鹽”逐漸傾銷內地，本地鹽越發遭受損失，蕭雲浦曾“領軍”上書兩江總督劉忠誠，要求抵制洋鹽，暫獲批准。但是“洋鹽”具有製作精細、雜質少、成本低等諸多優勢，且中國新式商人也開始研究、生產現代細鹽，故而原本鹽商依靠專賣銷售的本地鹽失去市場。蕭雲浦代表的舊商人，也並沒有重視改進鹽的生產技術，大量財富用以購地置產，沒有及時轉換為現代工商業應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另外一個不能不提的是，蕭雲浦還是有“紅頂商人”之稱，光緒年間曾一次應捐曾國荃六十萬金，像這樣的捐助及其大筆商業賄賂，無疑也是雪上加霜。至於蕭公權指出的第二個原因，更是當時家族商業的普遍現象，若沒有敢闖能幹的家族領袖，按照傳統家族商業運營思路和後代大肆揮霍，勢必會從內部就直接瓦解其商業經營。
從蕭公權《問學諫往錄》的回憶文字，我們感到他對怡豐號的輝煌與沒落的評價保持著客觀理性的態度，應該說他對先輩的創業興家事蹟是有很多耳聞目染的，但卻並沒有表現得那麼惋惜痛心，更多的是對重慶陝西街故宅的留戀和往昔親人在側的美好時光的眷戀。大概蕭氏一族因為從前的豐厚家底，在商業衰落後，也能保證較好的生活、發展，但其中潛藏的國事家運不得不令後人思之鑑之，再思之，再鑑之。
蕭氏家族的財富積累，蕭公權必從中深受其益，而來自親族的善待，對早年失去父母的蕭公權成長而言，則是幸而又幸。其中，除了從幼年到成年的一路養護，還有極為重要的精神、人格、教育等方面的影響，這些因素對蕭公權的生命塑造、影響是無法估量的。正因為此，泰和蕭氏除了商業上顯跡留名，還留下了更為寶貴人才培養、教育文化貢獻和精神文化遺產。
在二伯父蕭敏政的呵護下，蕭公權六歲時就在重慶和兩位堂姐一起跟隨私塾學習了《史鑑節要》《地球韻言》《聲律啟蒙》和《千家詩》等書，有了良好的啟蒙教育。這也反映蕭氏培養子弟的一些特點和用心，如對教材的選取已經不用《三字經》《百家姓》等習用蒙學讀本，而是靈活調整，學習蕭氏自家所編的《史鑑節要》，又學習《地球韻言》，故而在教育上是比較重視和開放的。
學習外文和經史，是蕭公權早年受教的最重要部分。外文方面，是英文和日文兩種，雖然學習時間都不長、程度也不高，但作用卻不可小視，畢竟在當時而言，能得到如此教育條件的可謂少之又少。外語啟蒙經歷，讓蕭公權對英文不覺陌生，為日後繼續學習打下基礎，其英文寫作、著述、授課獲得英美人士讚賞。
經史學習，用蕭公權自己的話說，是“幼年讀書的重要關鍵”。得益於何篤貞的良好教導，蕭公權不僅認識到了中國經史文學的脈絡輪廓，還體驗到學而時習的快樂。鑑於蕭公權細緻的敘述和內容的可參考價值，特引述如下：
他認為《十三經》必須涉獵，但不必全部精讀熟誦。那時我已讀過“四書”了。他教我（一）加緊熟讀《詩經》《春秋左傳》《禮記》《尚書》和《爾雅》；（二）隨後涉獵《周禮》《儀禮》《易經》和《孝經》；（三）此外《公羊傳》和《穀梁傳》在有餘力時“過目”一下。上列第一類的五種並不背誦全書。其中他認為比較不重要的一小部分也由我翻閱一下，不去“精讀”。採用這樣“速成”的方式我居然在五年之中“讀”完了十三經，他不要我們讀《史記》《漢書》等史學要籍，而讓我們去細看吳乘權根據朱熹《通鑑綱目》所編的《綱鑑易知錄》。他教我們不必去管書中對於前代事蹟的褒貶而專注意於事跡的本身。他這樣選擇教材，“經學家”“史學家”或者會認為“不足為訓”。但照我推測，他自有他的理由。當他應聘的那年我已經十四歲了，而且“中學”以外我還要注意“西學”。如果教我去按部就班，窮經通史，不免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在那五年中近乎偷工減料地讀經史，給予我不少“國學”常識，後來受用不盡。這不能不歸功於何師。此外他時時鼓勵我自動選看“合胃口”的各種書，不限一家，不拘一格，因此培養我博覽的志願。這也是值得感謝的。
據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說，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之後，浙江大學避寇內遷，曾在泰和縣停留了一些時候。隨校遷徙的教職員學生借用上田村蕭族的“公”“私”房屋作為臨時的教室和宿舍（他那時在浙大任教，後來到美在華盛頓大學任教）。8
這段記載的是浙江大學被迫西遷歷史的重要部分，在其校史及相關研究上多有介紹。浙江大學因日寇近逼，輾轉多地，1938年2月遷至泰和，到達泰和後，在上田村辦學，所用屋舍為蕭氏家族的兩座書院——大原書院（又名千秋書院）和華陽書院，還有趣園和遐觀摟（即藏書樓）等四處：總辦處和一年級學生主要授課、住宿的地方在大原書院；教職工眷屬主要住處、儲藏室和實驗室在老村（大原書院西北）；圖書館、禮堂、教職員宿舍和二三四年級學生授課及食宿地方在新村（老村西北）；農學院實驗室和農場在華陽書院。這也是時任浙大校長之所以記述蕭雲浦等蕭氏一族事略的直接原因。雖然蕭氏與怡豐號俱已不復當年，但他們留下的豐厚物質文化遺產，仍在不斷髮揮作用，澤及後世。
蕭公權對蕭氏鹽業家族的回憶，是研究江西泰和蕭氏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無論對於地方歷史文化，還是中國近現代商業文化歷史，都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蕭氏視角和歷史相關資料的補正，我們看到了有關蕭氏一族家庭生活、教育、商業與文化的許多方面，加深了對於中國傳統家族與家庭的多樣性、複雜性、豐富性的認識。
正如蕭公權所說，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在舊家庭的基礎上延伸展開的，其背後是本民族數千年的社會、文化、心理積澱。然而，百年以來的內外部環境變化，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全面衝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家庭的每個角落，直到今天也沒能穩定下來，反而迎來老齡化、少子化、現代化等一系列新的挑戰。蕭公權家族經歷了經濟破落、百萬之富和瓦解離析，是中國傳統商業模式、家庭的代表，也是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必然要經歷的陣痛、曲折和代價。
蕭公權家族的商業崛起及其家族文化，說明商業在近代以來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發展方向，其作用不僅僅在經濟方面，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且具有商人家庭的獨特表現。蕭秀作為教書先生，雖然沒有創造足夠的財富，但一開始便為敢闖敢幹的蕭家子弟打下文化教育基礎，這在當時文盲佔據大多數人的國家仍然是難能可貴的，也是總結蕭家興起不可忽視的。蕭公權曾言，蕭家在“功名”上少有成就，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商業模式和從事商業的需要，蕭家經過兩三代人就實現了商業崛起，以家庭入股和分散各地的商號吸收了大量的家族人員從事其中，只有到了蕭雲浦，實際到蕭遽、蕭公權這代子弟方有足夠的家庭積累和從事其他職業的選擇。在商業文化孕育之下，蕭家開枝散葉，但大部分人到經濟文化更為集中的城市，甚至從鄉土走向更為廣闊的國外，以至遠離故國，其間微妙，值得深思。
1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228頁。
2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34頁。
3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13-14頁。
4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9頁。
5劉宗彬等著：《吉安鹽商舊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第234頁。
6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3頁。
7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5頁。
8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