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作者：李雷波
來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2期
1937年12月，隨著南京失守及日軍大屠殺，一方面江南城鄉秩序的崩解達到極點，另一方面地方秩序之重建也以本地民眾為中心並在各方勢力參與下艱難展開。相較激烈的對敵作戰，“秩序重建”是相對隱晦的主題，卻也可能是更基礎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它既是“抗戰”的目標，也是“抵抗”的手段。毛澤東就對彭雪楓（時任新四軍遊擊支隊司令員）說，“我們武裝有剿匪安民的責任，首先要恢復政權，委放或改換縣長區長，恢復抗日秩序”。自此出發，1938年春新四軍挺進江南敵後亦可視為淪陷區秩序重建的一個重要關節。因而，以“秩序重建”視角重審敵後民眾、（中國共產黨）地方黨組織及新四軍的抗戰，不僅能凸顯民眾武裝“自生成”的邏輯，還可在微觀層面將地方性因素融入江南抗戰整體敘事之中。本文無意全面討論此問題，僅以江南東路一個普通小鎮為視點，觀察本地民眾、地方黨組織及新四軍正規部隊在該區秩序重建中的不同角色、訴求與互動。
以江南東路為視點基於三點考慮。一是當前對新四軍江南抗戰的討論偏重以茅山為中心的京滬路西地區，東路的研究相對薄弱；二是江南東路地區不僅關涉新四軍“向東作戰”的頂層設計，還是地方黨組織與正規軍兩套組織體系在江南地方社會相遇、碰撞、交融及互聯的典型區域；三是東部戰區檔案館藏有一批涉及江南東路抗戰的核心史料，尤其是當年中共蘇常特委關於江南東路地方武裝發展的長篇報告，為從微觀層面觀察基層秩序重建提供了重要窗口。本文順著這些史料提供的新線索，以無錫梅村為中心，探討抗戰前期江南東路地方秩序在不同力量參與下次第構建的歷史進程。
抗戰前期中國共產黨蘇常特委負責的區域，大體包括太湖以東之“蘇州、無錫、常熟、江陰等縣”，因其位於京滬鐵路東側，又稱“東路地區”。這是戰前中國最富庶的區域之一，經濟上“僅次於上海及其他大都市”。軍事上，“有江陰要塞和常熟的福山炮臺”，“無錫、蘇州等地築有鋼骨水泥的國防線，它是當長江和京滬鐵路的第二道門戶”。因其經濟發達、形勢緊要，一直為各方重點關注。即使在淪陷之後，不僅日方在該區遍設據點，國民黨也嘗試重建其軍政組織系統。中國共產黨的上海黨組織在該區淪陷近一年後秘密進入，新四軍則於1939年5月以“江南抗日義勇軍”名義至此。當年不論上海黨組織還是新四軍，到東路後最初穩固的立足點都在無錫梅村。
梅村是一個典型的江南水鄉市鎮。1935年《東方雜誌》有專文介紹，說：“（該鎮）離無錫城東南25裡，地當伯瀆河中流，每天有汽船直達無錫和蘇州，有人力車接連錫倉路直達無錫（將來還要行駛汽車），交通尚稱便利，附近5裡之內，全是農田，港河交錯，地土肥沃，農產品大多由此集散”。鎮上住戶約500家，人口3000人左右，商店40餘家，商團1支隊。當地共產黨人陳枕白謂，“梅村鎮的街道成丁字形，一劃在（伯瀆）河的北岸，即北街”，“有居民20餘家，謝、計、毛、華、陳五姓，開著點心店、雜貨店、鹽店和石灰磚瓦店”，南街即是丁字形的一直，東有一條梅花浜，“寬度與伯瀆河相仿”。梅村便是在兩河交點上聚居起來的。
從歷史上看，東路素稱“財賦之區”，近代又得風氣之先。後常駐梅村的共產黨人瞭解到，“（該區）每年的出口以米、絲、麵粉為大宗，進口大都以工業原料和日常需用品居多。在商業方面來講，除去城區的大商業，單就農村中的小市鎮而言，它的商業就很發達。五里十里就有一個小市鎮，每個市鎮都有很整齊的商店”。工業也極發達，尤以輕工業為最。各縣城遍設麵粉廠、絲廠、紗廠、蠶種製造廠等，計400餘家。僱傭規模在一二十人到四五十人的小絲廠，“在農村中很普遍，差不多大一點的村莊就有一家”，“特別是無錫縣比較多些”。重工業方面，無錫有小規模的翻砂廠，可製作新式農具如碾米機、打水機、打稻機、棉花機等。
在淪陷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蔣介石一直擔心無錫的工商業體系為敵所用。當獲悉“無錫絲廠均已為敵利用，完全開工”時，認為是“我抗戰最大之恥辱，亦是最大之失敗”，要求第三戰區特別加緊無錫遊擊工作，使“各工廠不能復工”，“已開者應使其無法維持，立即停業”。後更嚴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督責東路游擊隊限期斷絕京滬鐵路，“將無錫各工廠破壞，至少要使其秩序與交通不能恢復”。
因靠近長江、太湖、陽澄湖，整個東路土地肥沃，出產豐富。水田種稻，旱地植桑，一年兩季，極少荒年。收入分配上也“不像華北那樣苛刻”，地主和農民關係總體尚好。家庭手工業也發達，江陰農村幾乎每戶都有織土布的木機，蘇州、無錫則有織漁網、打絲線、織花邊、織襪等副業。民眾謀生相對較易，因而有“江南人不當兵”的傳統。
1937年11月12日，淞滬會戰結束。日軍突破長江防線，其第十六師團在白茆口、滸浦附近登陸，向常熟進攻。後兵分兩路，合攻無錫。國民黨軍隊隨即放棄錫澄防線，一部沿京滬線撤向常州，主力則向浙皖贛邊撤退。11月25日，無錫城破。據說陷落前幾日，“無錫已成真空地帶，城防由川軍臨時接管，滬寧路還在零星步行撤軍，與部隊失去聯繫的散兵，滿街都是”，“百姓在潮湧般的人群中漫無目的地逃難，兵慌馬亂，難以盡述”。日軍在侵入城區後，燒殺搶掠，“繁華街道，盡成瓦礫”。
國民黨軍隊由淞滬戰場撤退時，“秩序非常混亂，遺棄武器遍地”，“東北軍檀自新部在蘇錫一帶搶劫人民財物”，“敵人的燒殺隊和漢奸流氓瘋狂似的搶劫、燒殺、強姦，凡是沿交通線二三十里路附近的村鎮，都被燒掉，人民有未及逃走者均遭慘殺”。與城區相比，梅村所遭破壞相對較輕，為逃難民眾和潰退散兵提供了暫時棲身之所。
與梅村類似，“蘇州南邊的木瀆和光福鎮一帶、無錫南邊的南方泉和許舍裡一帶、常州南邊的漕橋和雪堰橋一帶，沿太湖邊的鄉村集鎮，都被各城市逃難的市民住滿了”。此時鄉村基層組織顯示出相當頑強的生命力。陳枕白說，淪陷後“鄉村集鎮的舊組織未受大的影響”，城裡居民逃難至此，“大都找親戚朋友關係解決食宿”，鄉保甲長“還起著一些作用”。即便“城市裡逃難下鄉的流氓地痞”，也因“鄉下物價便宜”，容易謀生，“盜竊打劫等事沒有發生”。相比城區的一片狼藉，此時鄉鎮地帶人口聚集，甚至出現“臨時繁榮”之景象。
撤至鄉間的國民黨軍隊潰散傷兵，在某種程度上也被鄉村地方社會所容納。當日“滬寧東路兩側各縣的四鄉八鎮，都有散兵遊勇潛伏著”，“鄉鎮裡地富大戶分別把散兵收留著”。不少“中下級軍官各自帶著三二十人，選擇廟宇、祠堂等公房集中住著”。梅村“因不在官塘大道，鬼子兵走不到”，“有十幾個散兵躲在鎮上泰伯廟內”，“佔道房居住”。這些官兵持有武器，受過正規軍事訓練，在散入鄉村後，很多就直接參與地方秩序的重建之中。
1938年春節前後，東路各城區陸續出現“地方維持會”之類組織，一面號召市民回城營業，一面發放救濟糧。逃難在鄉的中小商人，為繼續生活，開始回城復業。在此形勢下，“居民的心神也逐漸地安定下來，城裡有了社會秩序”。但充滿悖論的是，此時鄉村秩序反趨於惡化了。陳枕白回憶，當逃鄉市民返城後，鄉村保甲長卻不敢行使職權了，“出現盜竊、擄人勒贖的騷動不安的混亂恐怖氣氛”，“鄉下成無政府狀態”。
城鄉秩序翻覆之際，“幫會”組織似起了消極作用。中共蘇常特委說：“這個區域的青幫勢力很普遍，差不多一般的人都在幫，特別商人在幫的多，因為怕他們的敲詐，有了‘老頭’了就是有了靠山。” “老頭”是青幫頭目的俗稱。這些幫會中人，回城後進入“維持會”中做敵探、翻譯、偽警之類工作，卻反過來“勾結鄉鎮上的幫會中人物”，對在鄉地主、富農及較富有者敲詐勒索，一時橫行鄉里，演成“新生的土匪”。鄉村地區自此陷入極度“混亂時期”，大約持續了兩三個月之久。
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的陳毅曾特別指出：“江南土匪如毛，是江南農村經濟命脈，受著帝國主義侵略總崩潰後的強有力的證據，特別因為國家政權撤退，日寇侵入，而乘機竊發，而特別活躍。”關於此期鄉村秩序崩潰情形，特委報告寫道：“敵人三五成群到農村中來尋女人、捉雞和掠奪財物，流氓土匪漢奸到處活動，游擊隊互相殘殺爭奪地盤，向人民要捐要糧，擾得群眾不知所措。白天怕鬼子和漢奸，夜晚怕土匪和游擊隊，徹夜槍聲不絕，一切都處於恐怖和無政府狀態中。”在應對持續不斷的公開搶劫與綁架勒贖過程中，東路地方社會逐漸走上了“半軍事化”的武裝自衛之路。
首先是各村村民不堪“土匪”騷擾，設法收購槍支，組建初步的自衛武裝。如錫東白丹山唐埂村村民趙建平，就“同唐雲鵠、方國良等一起收買十餘枝步槍、兩枝短槍，成立了防夜隊”。1938年初，陳枕白回到梅村後發現，“街上成立了防夜隊，有十幾個人，分兩班巡防”，“附近鄉村裡，強家橋、張巷、萬巷、呂巷、河北的土埝下、陳四房、新華村等，也都成立了防夜隊”。常熟青年醫師任天石在塘橋組織的自衛隊，“白天各自生產勞動，晚上則集中巡邏放哨”，“確實起到了防範盜匪騷擾，保衛家鄉的作用”。
這一時期，大刀會在江南日漸復興併成為鄉村民眾武裝基本組織形式之一。其頭目多為“封建地主”，以防匪“保衛家鄉”作口號，與各村防夜隊自衛隊功能相似。西撤的國民政府也發佈公告，鼓勵淪陷區民眾成立各級抗敵自衛組織。後為規範各區民眾武裝，軍事委員會還頒佈《戰區及失陷地區國民抗敵自衛計劃綱要》，要求“全國各戰區包含業已失陷之地區，一律組織國民抗敵自衛團，發動全民抗戰力量”，“國民抗敵自衛團概取屬地主義，冠以某省市區（專員區）縣名稱，利用愛鄉觀念，發展國家觀念”。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整合，類似防夜隊、自衛隊、大刀會等“半軍事化”組織在東路各村鎮紛紛成立。後為對付大股匪徒與日軍侵擾，各村單獨的“防夜隊”開始尋求聯合，組織更大範圍的“聯防隊”或“聯防大隊”。在“聯防隊”組建過程中，“舊有的鄉保甲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個“大的聯防隊”大體相當於“國民黨時代的一個區的範圍”。當“聯防大隊”開始組建時，就需要地方實力人物出來擔任中堅，以資號召。梅村強家橋村的強學曾，就是東路地方實力派的一個典型代表。
強學曾（1906—1950），無錫梅村強家橋人，出身地主家庭。據說，其伯父強卓仁是梅村唯一的大地主，有良田千畝，另在“東亭鎮開設絲廠”，本人“亦頗具資財”。強氏早年就讀於無錫輔仁中學，後從江蘇省保安隊幹部訓練所畢業，曾任區團長、分隊長、聯防主任等職。自1929年起先後出任無錫香涇鄉鄉長、梅村商團分會長、香平鄉鄉長。戰前強氏所創辦的梅村商團武裝“有團員30餘人”，曾“聘請教練官，教習團員使用槍枝射擊等技術”。
無錫陷落後，強學曾以“自衛保家鄉”為號召籌建地方武裝，並策劃將梅村周邊的幾個“防夜隊”聯合起來。1938年2月，他召集各村代表在梅村小學召開聯防會議，“到會十四五人”。此次聯防的範圍，包括“南面整個荊福鄉，西面香平鄉，東到安樂橋，北面朱園鄉，西北蘇團橋欽家裡，以及梅村本鎮在內，周圍大約有二十里左右”。後議定隊伍名曰“梅村自衛聯防大隊”，以7人組成“防務委員會”，強學曾為主任兼大隊長。“防委會”下設辦公室及四個處，“強嘉生負責經濟處，強福康負責衛生救護處，陳枕白負責宣教處，萬鍾粟負責總務處”。隊部設在強家橋義莊，梅村設聯絡處。大隊下設3個分隊，“梅村鎮上為第一分隊，有隊員七八十人，梅南第二分隊、梅北第三分隊各有隊員六七十人”。隊員“絕大多數是本地青年農民和少數失業職工與失學青年”，“大隊部與中隊長，有少數是幫會分子，多數是小知識分子”。
在大隊內部領導和下層的關係，“不是本家即是親戚或是同學，或是青幫中的什麼師傅徒弟”。故聯防大隊雖具有現代軍事組織的某種形式，實質仍是以家族、親戚、師徒、同鄉等社會關係為紐帶，並以自衛為導向的半軍事化組織。據時人觀察，“強學曾部隊的組織，除了原有的一部分商團武裝和蒐羅的一些流氓、散兵”，“主要是靠收編了像唐埂村和東園鄉那樣的鄉村自衛隊”。趙建平在白丹山創辦的“防夜隊”，就把全部武裝交給了強部。
在經濟關係上，“防夜隊”時期的隊員基本是不脫產的農民，僅“供應一頓晚餐”。大隊成立後，有了“脫產的專門搞地方治安保衛工作的幹部與隊員”，經費問題就被提上日程。梅村自衛武裝最初的經費來源有二：一為農民交納的田畝捐，“因此時不納糧，不交租”，一為“集鎮上商店交納的營業稅”。營業稅按營業範圍大小，“每月繳納稅款，田畝捐規定每畝每月交納一升米，直接向耕田農戶收取，如果種的是租田，則在租米項下扣除”。後來“還在各交通要道以及河流要道設有稅卡”，在經費管理上，“收入不是統籌統支，而是各隊有不同的收入，各自獨立的幹部和士兵的待遇”。
有了經費保障，槍支彈藥也較易籌集。據說，當年“數十萬潰散在滬寧東路鐵路兩側各縣的中央軍，丟棄的槍支彈藥，不可計數，各地防夜隊都能蒐集收購到長短槍枝”。開始時步槍每支10元，短槍每支20元，子彈3分或5分一粒。農民及孩子們常常能在茅草崗裡、荒墳墓地、河塘魚池不斷撿到槍支。陳毅後來談到，“中央軍撤退時丟下了十幾萬支槍，大部分為鬼子、偽軍、青紅幫拿去，人民拿得很少，這時我們失掉一個好機會。”梅村聯防大隊組建之初，恰遇到了這個“好機會”。當上海地方黨組織進駐梅村時，就注意到強部武器簡直“非常之好”，不僅有“中正式步槍、七九步槍、捷克式輕機關槍、金陵造的重機關槍、自動步槍，各式各樣的槍都很齊備”。
梅村隊伍拉起來後，曾進行初步的軍政訓練，如“上政治文化課，練習射擊”等。隊員在其中接受了初步的抗日救亡思想，也掌握了基本的射擊技術。三個分隊還曾聯合演訓，“這樣，聽到鬼子兵、偽軍下鄉來騷擾，大家就能夠抵抗殺敵，不致慌張了”。需要強調的是，梅村武裝基本是“自衛”導向的，而非以“抵抗殺敵”為目標。但也正因如此，梅村自衛聯防大隊之組建為失序的地方社會逐漸確立起一個重心來。以此為支撐，其他社會事業也開始了初步的重建。
首先是基礎教育系統的恢復。當時日偽控制區“沿交通線的據點，以及各城市中的中小學校，都恢復開辦”，“教職員大都舊有者”。梅村近郊個別鄉村小學教員迫於生計，也“想接受縣裡偽教育局的領導”。為對抗敵偽教育系統，陳枕白等“揭出抗日教育的大旗”，從“防委會宣教處”中專門撥出經費，資助各村小學的覆校。
他們先從梅村開始預備復學，次第擴及周邊。後為統一領導大隊控制區域的中小學，專門設立“無錫東南區教育輔導處”，對復課小學加以資助。當時有些小學不在大隊控制範圍內，也表示願意接受輔導處領導。教育輔導處遂於5月中旬決定，“不分地區，只要願意接受輔導處的領導，一律發給補助費”。在此政策支持下，“全區大約五十多所學校”實現了復課覆校。6月6日，各學校在呂巷荊村小學聯合舉辦教師節紀念大會，宣佈成立“無錫教育協會”，以陳枕白為主任。至此，梅村周邊基層教育系統基本得以恢復。此外，其他社會組織如婦女協會、職工聯合會、農抗會等也相繼籌建。
約在同年6月間，為應對日偽軍頻繁下鄉，梅村自衛聯防大隊“因時度勢”，改稱“無錫國民抗敵自衛大隊”。考慮到當時正是國民政府頒佈《戰區及失陷地區國民抗敵自衛計劃綱要》並號召淪陷區組織“國民抗敵自衛團”之際，“無錫國民抗敵自衛大隊”之名，應是“抗戰”的國家主導意識形態在東路鄉村社會的迴響。
此時梅村自衛武裝已發展到500多人，“有兩個大隊，每一個大隊下面有三個中隊，每中隊有三個分隊，每個分隊有三個班，每個班的人數三個的五六個的不一”。此外還設“司令部、政訓處以及各處”，看起來很齊備。不過，在稍後到來的共產黨人看來，梅村武裝僅有其表，組織化程度不高。在編制上，“二個大隊的人數，實足算起來一個大隊的人數都不足”，隊員們“每天除去吃三餐飯的時候有人在部隊中，其餘時間，所有人員都在外面茶館酒店，賭錢吃酒”。大約也是出於“自衛”的緣故，大隊基本沒有主動與日軍“打過仗”，且“聽到敵人要下鄉來的消息，大家都把槍埋藏起來”，“化整為零各人分散廕庇，等待敵人返回據點後，各人把槍取出，又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走來走去”。
作為紮根地方的實力人物，強學曾在“自衛保家鄉”的地方政治活動中，既能與各方勢力合作，又適當保持獨立色彩。當國民黨人邵南驥到梅村，準備在此重建無錫縣政府之際，強同意接受其“一科科長”之任。在他的隊伍中，也有像陳枕白、李哲先等失去組織關係的本地中共黨員擔當要職。但當國民黨系統的“忠義救國軍”前來拉攏時，為保持相對獨立，未接受其番號。
當時梅村周邊較成規模的隊伍，還有“後宅鴻聲裡一帶的鄧本殷部，甘露南北橋的楊忠（字小南）部，安鎮後橋的朱冰蝶部”，“人數均在三四百人左右”。鄧本殷是大革命時期的粵軍將領，鄧部號稱“江浙遊擊軍第一縱隊”，共3個大隊，“每個大隊一百二三十人左右”，隊長和隊員多數為原遊散於蘇常太三角地區的中央軍。朱冰蝶戰前做過小學教師、新聞記者，為青幫骨幹。淪陷後，利用幫會組織廣收門徒，形成勢力。楊忠部活動於蘇錫常交界處的甘露及吳縣虎丘一帶，“骨幹分子多數是幫會中人”。鄧部駐“梅村東十里”，與強學曾聯絡較多。1938年九一八紀念時，兩部曾開展聯誼活動。朱冰蝶部與鄧、強二部實力相當，強、朱“曾結拜為金蘭之交”，大致相安無事。但朱、鄧兩部因防地相接，常鬧稅收糾紛。總體上看，三部在梅村周邊相互制衡，構成鼎足之勢。
據不完全統計，在東路地區淪陷後的大半年中僅無錫即先後湧現39支自衛武裝，隊員約2500餘人。這些蜂擁而起的地方武裝，有著諸多稱謂，如自衛隊、游擊隊、大刀隊，“或者就叫某某人的隊伍”。他們佔據一塊區域，就開始“抽捐納稅”，“相互吞併，爭奪地盤”。規模稍大者，設有司令部的組織，如副官處、軍需處、參謀處、政訓處等，小的部隊就一個隊長，下設中隊、分隊、班等。這些以“自衛保家”為宗旨的民眾武裝，雖常因稅收、地盤等問題發生火併，但整個江南東路地方秩序之重建也在這些勢力間緩慢展開並維持脆弱的平衡。這讓淪陷的東路表現為“抗戰後的奇形”，即“青幫、流氓、土匪多，漢奸偽軍多，游擊隊多，妓女多，煙管多，茶館、飯店多、澡堂多”。有些游擊隊“學習了過去軍閥的作風，在群眾中作威作福，欺壓群眾”，“白天是游擊隊，夜晚即是土匪”。陳毅說，在江南淪陷區“民眾對（有些）游擊隊的厭惡恐慌心理，達到異常程度”。
截至1938年夏，東路各遊擊武裝雖互有聯絡，但基本“獨立為王”，不相統屬。迨至初秋前後，少數地方游擊隊開始“到處找友軍搞聯繫”，“取得相互支持”，尋求“編為一個系統”。這類尋求系統化的地方訴求，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國民黨在江南敵後組建“遊擊武裝”、加強區域控制的國家目標。當時新四軍因組建未久，國民黨軍統旗下的“忠義救國軍”獲得了迅速擴充的機遇，僅1938年至1939年春，“忠救”就從2個支隊2000餘人擴展到7個支隊21275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訴求也為中國共產黨深入江南東路組織民眾、重塑地方秩序提供了關鍵契機。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在東路一度也曾轟轟烈烈。但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及日趨穩固，此區的黨組織基本被摧毀。因而，在該區淪陷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有組織的中共活動是缺位的。陳毅曾談到，“‘八一三’之後，新四軍還未成立，我和項副軍長都還在山上。如果上海黨及八路軍辦事處馬上動員進步青年、文化人下鄉來打游擊”，“則兩年前江南就是我們的了，但上海黨把這些機會放過去了”，“這是江南工作中的一個大損失”。
陳毅的批評未必完全合理，但淪陷初期江南東路地方黨組織的工作薄弱，大體也是實情。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始於淞滬會戰的尾聲中重建，且最初主要以“隱蔽精幹，長期埋伏”方針開展城市工作。上海淪陷後，中共中央又將大批黨員、幹部和積極分子動員到大後方去，留在本地的黨員僅百餘人。直至次年5月，中央才明確表示，“省委目前中心任務，是加強對於鄉村游擊戰爭的領導，創立許多遊擊的根據地”，“我們活動的中心是敵人統治薄弱或沒有敵人的廣大的鄉村，被敵人統治的中心城市工作，應服從廣大鄉村的游擊戰爭”。
正是在此戰略轉變背景下，江蘇省委京滬外縣工委決定籌建京滬線工委，負責蘇錫一帶的組織重建。稍後，京滬線工委進一步改組為江南特委（又稱“蘇常特委”），以林楓為書記，李建模、王承業為委員，王還兼無錫縣委書記。又過了數月，王承業才帶著上海商業印書館的魯乃銘等以“難民身份”抵達錫北“東房橋朱家”。王本打算借朱松壽部在無錫北部立足，但因該部已被“忠救”五支隊袁亞承部收編，才將工作重心轉到無錫東部之梅村。
在陳枕白的認知中，上海黨組織真正介入梅村始於1938年10月。7月間常熟陳震寰（失去組織關係的中共黨員）曾函告陳枕白，謂：“滬寧東路各縣與浦東、松江等這塊三角地區內，約有20萬左右的游擊隊，據我所知，共產黨還沒有派人來領導。我最近派人到上海去，打了個電報到漢口八路軍辦事處，要求派人到江南領導這裡的游擊隊，如果錯過機會，怕會被漢奸來收買，或被國民黨反動派收編。”陳枕白覆函一邊說明“無錫地區游擊隊的組織情況”，一邊表示自己也在尋找組織，卻未得要領。直到強學曾、鄧本殷兩部共同組織的九一八紀念會上，他才見到黨的外圍組織“華東人民武裝抗日自衛會”派到鄧部的聯絡員陳達。但陳達表示他只負責在“鄧本殷部搞地方游擊隊工作”，“地方黨的組織工作另有人來搞”。
直至10月，中共地下聯絡員錢子祥才找到陳枕白，並安排王承業到梅村小學與陳見面。在王、陳初次會談中，王為陳恢復組織關係，陳則介紹王住在“德仁里巷阿金家”。中共無錫縣委就此“落戶”梅村。縣委的使命，首先是在東路重建黨的組織系統，開展民眾武裝工作。王承業的思路也是清晰的。第一步是繼續為李哲先等“失聯黨員”恢復組織關係，第二步是爭取強學曾部走出“自衛”藩籬，積極開展抗日活動。對於甫入東路的無錫縣委來說，爭取強部有不少便利條件。如強部領導班子中有“大革命時期的黨員李哲先”，政治部則由陳枕白等老同志掌握，以及強學曾本人所表現出的開明作風。
不論是時人觀感，還是後來回憶，共產黨人對強學曾都有不錯的印象。蘇常特委報告將強描述為“比較進步的士紳”，謂其雖表現出“封建和保守”色彩，但在當地是“有威望的人”，是“愛好名譽”的。錫北地下交通員陸富全回憶說，當時大家有個共識，“強雖是地主出身，但還是有點正義感，拉起的隊伍主要是為了保家安民，沒有搞打家劫舍”。強學曾對共產黨的聯絡也有積極回應，曾多次強調部隊要積極“吸收抗戰人士”。後來在無錫負責財經工作的朱如言也認為，“強學曾即是地主武裝領導人中比較開明的一個”。
針對強學曾及其部隊特點，縣委制定了靈活的統戰策略。重點從強氏本人“愛好名譽這方面，找機會替他做名譽，取得他的信任”，“中下級幹部都是青幫分子，重義氣，我們拿義氣同他們聯絡感情”。在下層，“利用封建組織結拜兄弟等方法”，“取得他們的擁護”。在統戰初見成效後，王承業便動員上海、蘇州、無錫城區黨員、職工和知識青年陸續加入強部，作為政工骨幹。
這批來自城區的青年骨幹，至少包括“第一中隊指導員李堯生、第二中隊指導員陸靜波、直屬中隊指導員張振華、政治部姚家礽等”。他們到來後，一方面以其全新的知識與經驗，“加強連隊政治工作，建立各種制度，俱樂部，會報討論會，讀書會，識字班”，“各個連隊還辦壁報，每天不斷地貼到各個村莊和要道口”；一方面按照中共武裝工作傳統，要求部隊切實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和擁護”。
為堅定強部官兵抗戰“意識”，地方黨組織主動策劃了針對敵偽的作戰行動。一是策劃襲擊“無錫南門外黃泥橋”日軍據點，鍛鍊官兵膽魄。他們“跑到城內偵察敵情和佈置襲擊計劃”，“動員卅名戰鬥員，帶了三挺輕機槍，在一天夜晚進行襲擊計劃”。當晚因天氣原因無法通過鐵路，僅“將機槍向無錫旗站據點打了一陣槍，在城內的同志掛起國旗，散一些傳單在街上”。雖未能“殺傷敵人”，“倒給敵人一個恐嚇”。結果，“我們這樣一做頗得領導人的滿意，因而提高了部隊的戰鬥興趣”。其二是策劃刺殺已投偽的朱冰蝶，“瓦解了朱部的偽軍”。這些行動都堅定了強學曾的抗戰決心，以後“什麼事情都要和我們的同志相商”。
在此形勢下，地方黨組織向強學曾提議組建基幹武裝、編制主力部隊。其具體辦法為，“將不能脫離生產的戰鬥員使他回家從事生產”，“把能夠脫離生產的人改編為幾個隊，加強政治教育，而另外組織訓練自衛隊作為後備軍”。然後集中資源“編制一個大隊作為主力”，開展正規軍事訓練。後在編制主力過程中，“因各種客觀困難”，僅“成立了一箇中隊”，“只有十八枝槍，隊長指揮員內共廿多個人”。地方黨組織“就拿這十八條槍作為基礎”，從各方面設法擴大。在中隊成立第十天，當鄧本殷部與日偽軍“在大牆門”作戰節節失利之時，地方黨組織抓住戰機，帶領中隊“趁敵人集合休息時，突然給它一個襲擊，殺死敵人六七名，而將敵打走”，取得了初戰勝利。這種主動出擊，不僅“得到領導人和其他部隊的欽佩”，也“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提高了所有部隊的戰鬥情緒”。
在類似對敵作戰行動中不斷積累的經驗與影響，逐漸確立起中國共產黨地方黨組織在鄉村社會的威信。江蘇省委稍後談到：“我們已開闢了很多的工作關係，建立了某幾個地方的工作基礎，特別是無錫和常熟，能在艱苦和複雜環境中創造了自己的部隊，並在政治上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至次年5月，這個直屬中隊擴至80餘人槍，襲擊過幾次日寇據點。除基本部隊擴大成地方黨組織掌握的主力外，在其餘部隊中也發展了黨組織，並“派去了政治指導員”。在地方黨組織的影響下，強部“整個部隊的質量和戰鬥力紀律都提高了”。蘇常特委後來在報告中說，隨著這支主力部隊的建立及發展，“我們的力量佔了優勢”。
這支不事生產並以對敵作戰為目標的“主力部隊”之創建，是梅村地方武裝從半軍事化的“兵民合一”走向正規軍事化的重要轉折。隨著這支部隊走向敵後抗日戰場，梅村地方秩序重建的主題也從“自衛保家”逐漸轉向“抗日救亡”。此後東路地方黨組織繼續紮根基層社會，一方面“利用農民所懂得的東西和適合的東西去組織他們，逐步地向他們灌輸新的抗日內容”，“使抗日工作與改善群眾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一方面又致力於建立健全各種“抗日”名義的領導機構。
12月上旬，在地方黨組織推動下，“無錫各界抗日聯合會”在梅村小學召開成立大會，正式揭出“抗日”大旗。當日有30多人出席大會，參會者包括梅村的農民協會、青年協會、市鎮職工會、教育協會、民鋒社、立社、人社等民眾團體代表，時任國民黨無錫縣長毛木君也派秘書參會。“抗聯會”成立後，組織常務委員會，陳枕白被推選為常委會主席。中共無錫縣委隨即在“抗聯會”建立黨團，以陳枕白等四人為黨團成員。通過“黨團”，縣委實現了對“抗聯會”的領導。
為進一步擴大影響，縣委又在“抗聯會”專設“戰地服務團”，將來自上海、南京能歌善舞的青年“編組成一支能單獨活動的隊伍”。全團20餘人，下分歌唱、舞蹈、宣傳、組織、總務五個組，分頭搞活動。凡強部“所控制的地區和友鄰地區”，如鄧本殷部、甘露楊忠部都去宣傳，“農村裡沸騰起來了”。陳枕白任校長的梅村小學，則由縣委規定為黨的對外交通聯絡據點，“傳遞來信和接待來人”。小學生也發起成立兒童團，開展“站崗放哨”等工作。1939年春節前後，原住常熟東塘的中共蘇常特委書記林楓、宣傳委員張英等都遷來梅村。自此中共蘇常特委也落戶梅村。
3月間，在中共蘇常特委統一組織下，開始“分散部隊在梅村鎮各鄉組織與訓練自衛隊”。到5月各鄉“成立了自衛中隊”，且各自都有“一個脫離生產的流動自衛隊小組，人數約四五十名不等”。總共“第一期訓練好的有一千多人”，並“成立了一個自衛大隊，直屬司令部”。除梅村強部外，在無錫接受蘇常特委組織整理的隊伍，還有“江浙遊擊軍約五百餘人”，及隱蔽在“忠救”十支隊的第五中隊朱若愚部、第九中隊陳鳳威部。在蘇州，有“楊小南部隊約四百多人”，“孔祥章部隊約三百四五十人”。常熟則“有人民抗敵自衛隊約千人左右”，江陰有“朱松壽和劉景林部隊約五百餘人”。
不過，這種不斷擴大的影響也日漸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如東路各武裝系統內原有的“CC分子”首先對中共地方黨組織發起挑戰，“忠義救國軍”經常造謠梅村鎮是蘇區赤化了。而隨著東路武裝“抗日救國”觀念的增強，日軍也改變了此前置之不理的態度，轉而採取了較大力度的“掃蕩”。另一方面，東路地方黨組織的幹部主要是“上海的革命工人職員和學生知識分子”，“常不免把上海工作的作風機械的移植到東路來”，卻“不熟悉游擊區工作”，以致造成工作上的錯誤，使工作受到損失。考慮到東路“鬥爭日益走向尖銳化”的新形勢，蘇常特委感到要“堅持京滬路線東段游擊戰爭”，“必須有正規兵團來掩護我們猛力向前發展”。這就是新四軍三支六團葉飛部以“江抗”名義東進前江南東路淪陷區的緣由。
1938年4月，第三戰區在江南方面給新四軍指定的作戰區域，大體“以孫家埠為起點，一路經蘇浙皖［邊］越滬寧路中心之蘇州，內至長江下游之江陰；一路沿長江東下，經江寧、鎮江至江陰”，對新四軍進出東路並無限制。8月6日，新四軍軍長葉挺甚至計劃親率“一個輕裝支隊的兩營，赴丹陽、武進、江陰、無錫、常熟、蘇州、青浦、松江、嘉興、長興、宜興及平湖一帶”偵查敵情。隨著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國民黨開始對新四軍入東路設限。10月23日，新四軍副軍長項英電告中央，“我軍向蘇錫挺進，別動隊與六七師在該處阻止我軍”，“別動隊幾次進擊並公開反對我軍，遭我打擊”。後衝突擴大，三戰區遂將新四軍作戰範圍限定於“丹、鎮、句容、（南京）、當、蕪、南陵、繁昌等”縣內。這是新四軍不越路東之由來。
然而，敵後遊擊險惡環境又要求足夠的迴旋空間，否則容易被敵分進合擊。1939年3月，二團王必成部在丹陽白兔鎮就遭到日偽軍2500餘人圍攻致傷亡慘重。為突破限制，周恩來在皖南軍部為新四軍確立“向南防禦、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向東作戰”即是越京滬線東進。4月初，陳毅參加軍部會議回江南後便決心派葉飛率六團“向東作戰”。為避紛擾，六團改稱“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二路軍”，即以地方武裝名義東進。因沿途有地方黨組織配合，六團很快越過京滬路，於5月8日抵達無錫梅村附近。
得到新四軍東進的消息後，王承業等即去與葉飛接洽並交換關於東路工作的意見。時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呂平提議，可先用“抗聯會”製造聲勢，“召開一個大規模的歡迎大會”，“宣傳新四軍東進的偉大意義”。王隨即返回梅村發動群眾。稍後歡迎大會在梅村小學舉行，“到各界代表與群眾學生等五六百人”，“這是梅村鎮上空前的一次群眾集會”。從地方黨組織的本位視角看，新四軍主要應是幫助地方武裝“走向正規化”的。但在新四軍方面，東進前葉飛領受的任務主要是收集東路“人、槍、款”，“相機建立根據地”。
從“人、槍、款”角度看，“江抗”最先聚焦於“人”的方面，即對無錫及周邊各路武裝進行再改編。在蘇常特委幫助下，“先後改編的，在無錫方面有梅村鎮無錫國民抗敵自衛隊和江浙遊擊軍以及楊小南（忠）部隊，共編為一路，共計3個支隊，改番號為‘江南抗日義勇軍第四路’，司令為強學曾”。江陰常熟方面，有朱松壽部隊和人民抗日自衛隊編為第五路，朱松壽為司令。在梅村，強學曾對加入“江抗”並無異議，“只是在存留原部數額上還有一些保留態度”。呂平回憶，“我直接去做強學曾工作，他抽大煙，我們坐在煙塌上跟他談話，給他個‘江抗’四路司令的職務，爭取他的武裝編入了‘江抗’”。其他部隊大概也都經類似一番會談，大都同意編入“江抗”。
此次收編使“江抗”獲得了極大擴充，武器也有空前改善，“平均每個連隊有輕機槍6挺，每個支隊有重機槍一挺或二三挺不等”。為進一步收集“人、槍”，“江抗”於6月初展開了針對“忠救”十支隊的“繳械”行動。關於此戰詳情，陳毅在9日致軍部電中說：“三日晨，已將忠救軍（周）正剛分兩個直屬大隊解決，僅逃走一部分。繳獲重機四挺，輕機廿支，手提式步槍約300餘，小電臺一架。另反正一箇中隊，人槍百餘，輕機六挺，參加我軍。”經此一戰，“忠救”十支隊大部潰散，其六中隊嚴公偉部編入“江抗”二路，五中隊陳鳳威部編為“江抗”獨立支隊。
“繳械”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方面於6月中旬先令“忠救”副總指揮楊蔚“將十支隊收容整理”，並會同五支袁亞承、六支包漢生部，佈置於江陰、無錫線對“江抗”嚴密防堵；另飭“忠救”總指揮俞一則率二支及第六十九師一部向江陰方面推進。中共蘇常特委報告說，當“忠救”各部在東路陸續集結與“江抗”對峙時，“雙方談判劃分地區活動，並相約打仗比賽”。因楊蔚等表示願率部“攻擊鐵路線敵人據點，要借道我們地區梅村鎮”，“於是我們將部隊運動至蘇州和常州方面，一部由蘇州向上海近郊活動”。此為“江抗”自梅村繼續東進的一重因緣。
繼續東進的另一重因緣是陳毅及皖南軍部的推動。6月9日，陳毅就東進戰略報告軍部說：“東進部隊基本上已完成任務，已令迅速解決袁（亞承）部並速東進創造根據地，準備與管部打成一片。計劃用大力爭取蘇州、青浦、嘉善一帶造成主要根據地。以一個支隊在蘇無路道兩側，一個支隊在常熟、江陰、太湖、長江邊活動。”繼續東進第一戰便是6月24日夜襲滸墅關。此戰以零傷亡全殲據點守軍，令“江抗”在東路名聲大噪。戰後主力迅速轉至常熟太倉境，指揮部移陽澄湖北之東塘。
在東塘，“江抗”又收編了蘇州胡肇漢、陸巷周嘉祿等地方武裝，隊伍繼續擴大。稍後，何克希（時任“江抗”副總指揮）、吳焜（時任“江抗”副總指揮兼第二路司令員）率部分主力先期東進崑山、嘉定、青浦地區，7月上旬抵觀音堂與青浦地方抗日武裝顧復生部會合。7月20日，葉飛率其餘主力自東塘出發，21日抵嘉定，22日轉青浦，與吳焜、顧復生會合。自此“江抗”聯合上海各郊縣民眾武裝連續打擊日偽軍，產生重大影響。其自身也進入極盛期，從東進時1000餘人，一路收編髮展到6000餘人。
但這些成績背後也隱伏著諸多危機，主要是整編後新老部隊間的不協調。如以強學曾部為代表的地方武裝在編入“江抗”後，大部離開本鄉隨主力東進。這是新四軍以實戰提升地方武裝作戰能力的基本路徑。但因這些武裝整編未久，官兵與地方社會血脈相連，尚難適應長期流動在外的連續作戰環境。加之鄉土、家庭觀念重，“各個部隊（都）有要求開回原地活動和發展，引起了領導幹部對地方幹部的不信任”。在此情勢下，“江抗”總指揮部為穩定軍心，常採取“撤換地方幹部”的辦法。問題在於，這些幹部多為“地方武裝的領導者或是創造者”，“撤換”不僅令他們“苦悶”，也影響凝聚力，“使部隊發生逃亡現象”。
另外，地方武裝基於“自衛保家鄉”之初衷，自有其組織邏輯，故改編時都曾要求保持獨立建制。但“江抗”總指揮部在處理新老部隊差異時常採取“編散”辦法，即當個別部隊有不滿情緒時，將其官兵拆散到主力中“以老帶新”，或乾脆“繳掉這些部隊武裝”。如鄧本殷部編入“江抗”，“戰鬥員情緒很高，自以為當了新四軍非常高興光榮”。但後來為徹底解決不協調問題，指揮部“忽然下命令繳槍”，“在繳槍時，這部隊的戰鬥員相反地叫起口號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影響極端消極。被繳械官兵，有些“在外當了土匪，危害地方”。
更麻煩的是，“繳械”事件因鄧本殷的“投訴”，很快傳到第三戰區及國府高層，引發強烈反彈。顧祝同等得悉“江抗”就是新四軍後，很快把對“江抗”的方針由“收撫”改為“防剿”。為利於“防剿”，楊蔚率“忠救”在無錫梅村組織“路南指揮部”，袁亞承則在江陰祝塘設立“路北指揮部”。“忠救”集大兵駐梅村後，“築起堅固的防禦工事，捕殺我們工作人員”。
因後方不穩，加之日軍也於8月上旬分別增派第十五師團步兵一中隊，第十七師團步兵半大隊、輕裝甲車隊、迫擊一中隊，以及第二十二師團步兵二中隊、山炮一中隊、輕裝甲車隊，在寶山、嘉定、青浦對新四軍實行報復性“掃蕩”。葉飛遂決定將主力撤回無錫。8月24日，“江抗”大部退至嘉定望修鎮，26日抵達太倉陳家灣。9月初，因迴向“無錫梅村、黃棣一帶”時，被“忠救”所阻，乃轉向江陰進軍。轉進時，先頭部隊在“澄錫間之璜塘”與“忠救”發生對峙。雙方談判不成，便在鴻山等地“打了幾仗，打成個相持局面”。
9月10日，俞一則計劃集合各軍“馳赴江陰督剿葉匪”，請三戰區撥派一兩個團的兵力東援。稍後，俞氏集中了“忠救”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等支隊共計4000餘兵力，圍堵“江抗”。9月24日，“江抗”也集合6000餘人在江陰周莊與“忠救”發生大規模衝突，雙方“激戰終日”，“（忠救）第五支隊第三大隊及第六支隊第一大隊損失甚重”。這就是“顧山之戰”。經此一役，“忠救”損失3/4的部隊，僅“剩1000餘人集中在無錫西膠山一帶”。“江抗”同樣損兵折將，尤其“激烈殘酷的戰鬥使一些新收編的地方游擊隊產生動搖”。
在此期間國民黨多次致電新四軍軍部，嚴令撤回路東正規部隊。軍部則要求陳毅到東路調解兩部衝突。陳先於9月29日到江南行署與冷欣（時任江南行署主任）會談，後到路東與葉飛等商定“江抗”西撤事宜。為顧全大局，“江抗”總指揮部於10月中旬決定“將大部分部隊帶往江北揚中縣整理”。隨行的地方武裝“有的編散”，“有的編給了新四軍主力”。這一舉措徹底打亂了東路各項工作的節奏。特委報告說，“這些部隊都是地方黨創造起來的，仍需要這些武裝回去堅持那些地區與掩護地方工作的發展”。隨著大軍西撤，“忠救”乘機侵擾，日偽軍也不斷下鄉，遂引發“地方秩序大混亂，群眾充滿著失望情緒”。
10月26日，項英電告中央：“頃接陳毅電，惟知‘江抗’已西移到揚中管區整訓。固由於‘江抗’本身許多問題與西移時後路被‘忠救’與六三師截斷，可（也）是‘江抗’無信心及不瞭解堅持東路的意義所致。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後困難。”這是從新四軍江南抗戰全局界定西撤的“失策”。失去了武裝系統的支撐，地方黨組織在梅村也陷入“四面楚歌”之境，蘇常特委、無錫縣委只得倉促東撤常熟。地方黨組織對“江抗”全部西撤的不滿，不僅長期存在，還曾以各種方式向上級申述。直到1941年，陳毅在蘇北接見江南代表時還談到，“關於江抗西撤，東路的同志很多不滿意，認為江抗不走東路工作才有辦法，西撤了對東路工作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江抗”在與“忠救”嚴重衝突形勢下的全軍西撤，自有維護國共兩黨合作大局的苦心，甚至對後來向蘇北發展還至關重要，卻也破壞了東路民眾武裝的“自生成”系統。11月6日，中國共產黨雖以滯留東路的30名傷兵成立“江抗”東路司令部，但正如司令員夏光所言，“新江抗雖有名義，但是無部隊，無武器彈藥，無通訊設備，無作戰地圖”，工作萬分困難。而困難的關鍵是缺少東路地方社會的支持。這種情況直到次年3月譚震林（新四軍第三支隊副司令員）率部入路東才趨好轉，並最終以蘇常太、澄錫虞為中心開啟蘇南抗日根據地之籌建。但那時梅村已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了，東路敵後的秩序重建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通過前文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首先，民眾是戰爭鏈條上最終的災難承受者，也是最初的秩序重建者。淪陷之初，他們依靠宗族、血緣等關係紐帶，借用保甲、團練等組織形式，走上以“自衛”為主導的半軍事化道路。這些組織形式可能是“封建的落後的”，但秩序崩解之際，正是這些組織支撐起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由於源自民眾對“秩序”的基礎需求，它們的生命力又是頑強的。“為了生存，民眾武裝在政治上大多遊離於灰色地帶，可塑性極強。既可以是國共抗日武裝發展的生力軍，也可以是偽、匪的重要來源，在江南敵後常為國、共、日、偽四方爭取之對象。
其次，不管是上海地方黨組織，還是新四軍，在淪陷的東路都有個融入地方社會的過程。初到江南東路的地方黨組織，有其組織優長與理論優勢。他們一面利用民族矛盾開展統戰工作，巧妙地將自身組織結構嵌入到地方武裝系統之中；一面強化“抗戰”的意識形態引領，促使地方秩序結構從“自衛”主導轉向“抗戰”共識。這些工作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地方的社會影響，也提升了地方武裝的組織化程度。但基於“抗戰”共識的秩序構建也打破了此前的勢力均衡，以致內外鬥爭日趨激烈。
新四軍是由原中央紅軍的一支勁旅演變而來的，經歷過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錘鍊，其六團葉飛部東進前還在路西與日偽歷經百戰，是可以幫助東路地方武裝實現某種程度的“正規化”的。在理想條件下，正規軍、地方黨組織與民眾武裝相互配合，以“游擊戰”為中心形成良性互動，在江南敵後進一步鞏固基於“抗戰”共識的新秩序也是可能的。但東路國共兩黨磨擦持續升級的大形勢，未給新四軍留下多少從容調適的空間，以致各種矛盾牽纏糾結，最終不得不帶著地方部隊倉促西撤。缺少地方武裝的力量支撐，地方黨組織主導下的秩序重建顯然也面臨難堪之局。
進而言之，中共敵後抗戰之所以始終強調“根據地”之重要，其實質似也在通過黨組織、正規軍與民眾相互支撐構建起一個能夠承載日常生活、對敵鬥爭及自身建設的區域新秩序。這個新秩序能否成功並可持續，或許是各區敵後抗戰能否持久堅持之關鍵。
作者李雷波，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