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斯曼到土耳其︱現代土耳其是如何形成的？

文丨鄒志強

土耳其是綿延600餘年的奧斯曼帝國的繼承者，是中東地區第一個經過革命與戰爭並走向完全獨立和世俗化的國家，對現代中東格局乃至20世紀的世界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奧斯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發展歷史長期以來是學界研究的重要對象，在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一眾知名學者為學界貢獻了大量經典學術論著，對現代土耳其的發展演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敘事方式。土耳其史和中東史研究的知名學者弗羅茲·艾哈邁德（Feroz Ahmad）的著作《現代土耳其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出版於1993年，是其中成書相對較早的一部。

近年來，多部關於奧斯曼帝國與現代土耳其研究的國外經典著作被翻譯成為中文在國內出版，這既反映了國內知識界對相關議題的巨大興趣，也顯著地推動了國內奧斯曼-土耳其研究的進展。《現代土耳其的形成》英文版是《中東的形成》系列叢書（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East Series）的一本，原本就是作為本科生的教科書，可供非專業讀者閱讀。該書中文版於2020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發行，由鄭東超研究員翻譯，為感興趣的國內讀者貢獻了一部關於現代土耳其歷史的中文參考書。

《現代土耳其的形成》一書以時間為序對現代土耳其的政治、社會、經濟、外交演進歷程進行了一次系統考察，全書條理清晰，史實清楚，翻譯流暢，可讀性很強，而且富有啟發性。作者從總結奧斯曼帝國的遺產開始，將1908年土耳其革命作為現代土耳其形成的起點，論述了土耳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演變進程，包括1923年至1945年期間的一黨制、1945-1960年的多黨合作以及1960、1971、1980年的三次軍人政變後的軍人政權與文官政權的交替運行。相對於其他的同類研究著作，如悉納·阿克辛（Sina Aksin）的《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The Emergence of the Turkish Nation from 1789 to Present）和弗羅茲·艾哈邁德的另一部著作《土耳其對身份的追求》（Turkey: The Quest for Identity），該書跨度並不算大，篇幅也較為適中，既全景展現了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形成歷史及其發展演變歷程，也沒有過多糾纏於細節問題，而致力於以客觀態度和宏闊視野探討現代土耳其的形成過程、軍人角色及其背後的發展規律等關鍵問題，由此表現出獨特的敘事風格。

現代土耳其形成的獨特敘事

學界對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形成過程和發展道路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帝國遺產、革命道路、世俗化、凱末爾主義等成為核心關鍵詞。弗羅茲·艾哈邁德對此有自己的敘事方式。他在本書簡短的前言中特意解釋了為何使用“形成”一詞，而不是使用“崛起”、“發展”或“演變”等詞彙。因為現代土耳其不是完全內生自發而來，不是從奧斯曼帝國廢墟上自然延續而來，而是在贏得反抗外國侵略者和舊政權的民族鬥爭的凱末爾主義精英手中“形成”的，而且這一形成過程一直延續至今。當然，現代土耳其是一個相對於保守落後的、半殖民地的“舊土耳其”的“新土耳其”。

首先，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後的改革及其帶來的改變，奠定了後來成立新民族國家的社會基礎。在他1969年出版的著作《青年土耳其黨人：土耳其政治中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1908-1914》（The  Yo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中，弗羅茲·艾哈邁德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索。這一時期的貢獻主要在於對改革、現代性和獨立主權國家的追求成為土耳其社會的基本共識，創造出一種新的心態和自我認知，民眾的忠誠指向國家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這對後來凱末爾主義精英在土耳其獨立戰爭和土耳其共和國成立過程中凝聚人心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作者所說，“1908年之後是土耳其民族意識形成的關鍵時期”。

▲凱末爾

其次，凱末爾主義者經過長期努力塑造了一個世俗化、自由進步、獨立自主的“新土耳其”。在創建新國家的過程中，土耳其突破了保守的、宗教的、民族的、帝國主義的多種不利思想束縛，通過改變帽子、曆法、伊斯蘭教法、文字書寫方式等“打碎偶像”，摧毀舊社會、創造一個新社會，戰勝了各種各樣、不同陣營的反對力量，以鮮明的目標和強有力的手段推進改革與社會革命。而凱末爾主義者的革命神話在土耳其民族意識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後，現代土耳其的形成並沒有隨著凱末爾和共和人民黨一黨制時代的結束而完成，這一過程在此之後仍在延續。土耳其希望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西方式先進國家，並重塑社會、建設一個新國家的目標並沒有完成，社會經濟的落後與政治秩序的反覆動盪都說明“新土耳其”的設想還遠未實現。在二戰後新的歷史條件下，土耳其徹底改變了孤立和不結盟的政策，融入美國領導的戰後體系，希望被西方接納為平等的夥伴。然而一系列危機事件打破了土耳其的美好設想，更帶來新的國內分裂，親美與反美思潮的長期爭議就是重要體現。

現代土耳其形成中的軍人角色與軍事政變

如果說現代土耳其的形成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體現了作者所強調的歷史連貫性，那麼對軍隊角色的關注則更多反映了其對歷史關鍵節點的重視。軍政關係是觀察和研究土耳其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而且土耳其的軍人角色有著突出的多面性、複雜性。軍隊在現代土耳其建立後享有崇高地位，並長期在國家政治決策中擁有很大影響力。本書導言部分的標題即為“土耳其：一個軍事化社會？”反映了土耳其多次軍事政變帶來的衝擊與思考。作者在書中用大量篇幅分析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軍事政變的前因後果及其影響，以軍事政變及之後的憲法制定為參照觀察戰後土耳其的發展歷史，透視現代土耳其的發展進程。歷史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土耳其軍事政變後的各方博弈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他1977年出版的《1950-1975年的土耳其民主實驗》（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一書中，弗羅茲·艾哈邁德就對土耳其民主改革的曲折歷程以及軍事政變問題進行了較為細緻的分析。在此前研究基礎上，作者進一步認為這種每十年一次軍事政變的政治循環模式，其既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有著與歷史上相似的經濟社會淵源，也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成為完全阻礙國家發展進步的因素，而是與文官統治、政治選舉等共同塑造了現代土耳其的面貌。軍事幹預不僅源於國內政治動盪，也往往受到經濟混亂甚或崩潰的內在推動，多黨制下各政黨及派系紛爭不斷，冷戰環境下土耳其的左右之爭、教俗之爭、勞資之爭、親美與反美之爭等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政治化，政治暴力一度盛行，國家無法獲得穩定的發展環境，政策更缺乏連貫性，外部形勢不利時經濟混亂與崩潰隨之而來。政變軍人雖然有自己的價值取向，但並沒有明確的治國方略，也根本沒有長期掌控政權的打算，而是希望儘快恢復政治與經濟秩序，將權力交還給文官組成的新政府。軍事政變帶來的更深遠影響還是在於土耳其政治與經濟結構的重構，所謂民主與秩序的矛盾讓土耳其反覆陷入失序和政變的漩渦之中，很多改革計劃特別是經濟改革無法在當時的競爭性多黨民主政治的環境下順利實施。而軍事政變可為國內改革發展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雖然並不總是有效），而對秩序的優先追求也影響到國內民主與改革進程，推動土耳其在時代變遷和各方博弈中緩慢探索適合的國家發展道路。由於看到依然未能解決的內在矛盾和並未實質性改變的軍隊角色，作者已預計到發生新軍事政變的可能。如果作者的寫作時限延伸至幾年之後，他還將見證1997年2月28日的“軟軍事政變”，這將再次證明其在書中相關結論的適用性。作者基於20世紀後期的歷史現實突出強調了軍隊角色及軍事政變對政治經濟重構的影響，同時也清醒地指出了軍事政變對政治演變進程的扭曲等消極影響。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軍隊。

雖然作者並沒有預見到進入21世紀以後的土耳其軍政關係的根本性變化，但對其持續演變的影響因素和前景做出了十分有見地的、前瞻性的判斷。作者認為，雖然土耳其軍隊與政府經過多年演變形成了共生關係，這種軍政關係還將會像過去一樣持續演進，但冷戰後的新形勢和新趨勢帶來的政治影響難以評估，土耳其與世界的關係（土耳其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將最終決定軍隊的作用。冷戰後新的民主化浪潮和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努力和進展，一度使歐盟成為土耳其政治經濟發展的最大外部規範力量，土耳其與世界的關係進入新的重大調整階段。藉助入歐要求和歐盟的規範性角色，2002年之後執政的正發黨政府逐步削弱了土耳其軍方的權力地位，文官政府首次成功地馴服了軍隊，基本消除了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土耳其的軍政關係得到實質性重塑。

現代土耳其發展動力的新解釋

作者致力於探索土耳其發展背後的驅動因素，認為推動現代土耳其形成的是社會經濟的變化，而不是政治的延續，這是作者所強調的另一條具有歷史延續性的重要線索。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更大程度上與落伍的政治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坦齊馬特”之後的持續改革使人們認識到不斷融入世界（市場）的重要性，這背後涉及到對國家角色的認知。現代土耳其建立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依然充滿反覆波折，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與實踐就是重要表現。雖然不能絕對地說二者孰優孰劣，而要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目標任務和能力基礎進行調整，國家干預也常常是必要的，但歷史證明只有融入世界、保持開放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機遇，推動國家的發展轉型。凱末爾主義者強調經濟是現代國家的基礎，將工業和文明看作同義詞，工業化也是民主的有力體現。這既反映了土耳其急於擺脫欠發達的落後狀態的強烈願望，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政治經濟結構的演變方向。二戰之後，土耳其精英在認識到必須發展經濟才能成為強大國家的同時，也看到從隔絕轉向開放特別是向西方開放成為大勢所趨，從共和人民黨到民主黨都有類似的施政目標，只不過推進方式不同而已。就像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歷史反覆證明的那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總是造就出新的政治形勢和矛盾，進而帶來新一輪的政治解決方案和發展路徑探索。雖然土耳其發展進程多次被軍事政變所打斷，但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一直在持續，組織化、開放性水平的提高使之難以走回頭路。

始於20世紀80年代厄扎爾時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及其後來的總體成功與延續證明了實行開放、融入世界的重要性，土耳其逐步從混合型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變，放棄國內保護而向世界市場開放，由此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推動了土耳其在21世紀後新一輪的崛起與變革，這正反映了推動土耳其發展演變背後的社會經濟結構因素。當然，這一經濟轉型進程也讓土耳其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社會分配的失衡更為明顯，通貨膨脹與出口導向經濟帶來的外部依賴產生了深遠影響，最終也將反映到政治領域。與世界緊密互動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化不僅是推動現代土耳其發展演變的驅動因素，土耳其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也是決定軍隊等政治力量角色的關鍵因素。

在本書結尾部分，基於對20世紀（具體說是從1908年到冷戰結束之初）現代土耳其發展歷史的深入考察，作者前瞻性地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面臨的形勢與挑戰。除了擔憂再次發生軍事政變之外，作者強調了庫爾德問題的挑戰、伊斯蘭復興運動日益上升的影響力，敏銳地觀察到其背後蘊含的政治意義。此外，冷戰後土耳其外交面臨著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作者對新形勢下的外交選擇及其前景進行了分析，並對土耳其創造性地應對世界秩序變化的能力充滿信心。

在弗羅茲·艾哈邁德出版其著作三十年後的今天，土耳其已經發生了其當初難以預測的重大變化，但軍政關係、教俗關係、經濟模式、外交方向等基本議題依然是土耳其面臨的重大挑戰，正如埃爾多安提出的“新土耳其”設想及其遭遇，從建國以來持續至今的建設一個“新土耳其”的目標仍處於不斷的實踐與爭議之中。2023年是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建國100週年，回望過去百年，土耳其國內政治格局、經濟結構、軍隊角色等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建國百年背景下即將舉行的土耳其大選具有突出的象徵性與不確定性，2023年將成為現代土耳其“形成”進程中的又一個關鍵節點。當前激烈爭奪的大選將更多呈現土耳其的歷史延續性，還是新時代的轉折點，有待時間檢驗。無論如何，現代土耳其的百年曆史進程依然可以為觀察今天的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研究提供有益啟示。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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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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