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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焚書是可靠的史實， 史料來源於《奏事》。坑儒是三重偽造的歷史，其第一個版本是收入於《說苑·反質 》的歷史故事，第二個版本是《史記 ·秦始皇本紀》。其定本是《詔定古文尚書序 》。焚書坑儒，是一個用真實的焚書和虛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偽史。編造者，是儒家的經師，編造的時間，在東漢初年，編造的目的，在於將儒家的經典抬舉為聖經，將儒生們塑造為殉教的聖徒，為儒學的國教化製造輿論。
前幾年，我在寫作《秦帝國的崩潰》的過程中，注意到一個問題，《史記》關於秦始皇的記載，有太多的缺漏、錯誤和不實，我無法使用現在版本的《史記》作史料去復活一個真實的秦始皇。
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書《秦始皇的秘密》，圍繞著秦始皇的親族關係作了系列探索。在寫作該書的過程中，我對有關秦始皇的史料、研究和評論作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整理，提出了一個初步的意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須要重新編撰，有關秦始皇的歷史，須要推倒重來。
《秦始皇的秘密》這本書的底稿是電視講座稿，為了使非專業的視聽者聽得懂，我以學術論文的內容和思維方式為底本，嘗試用破解歷史疑案的形式(歷史推理)作了通俗的表達。不過，學術問題的解決，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好的表達形式，無疑是學術論文。在本文中，我將書中曾經提到的一個歷史疑案，焚書坑儒的真偽問題單獨抽取出來，作一學術性的論證。
千百年來，有關焚書坑儒的議論和批評，如汗牛充棟，近代以來，學術界對於焚書坑儒的研究，有了深入的進展。概觀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焚書和坑儒的原因、範圍和歷史評價的探討上面。就筆者的管見而言，這些相關的議論和研究，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認《史記》所記載的焚書和坑儒(或者是坑方士)是可信的史實。然而，《史記》中有關焚書和坑儒的記事是否可信的史實，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
這個問題，既牽涉到《史記》的可信度的問題，更牽涉到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史書、史料與史實間的關係的問題。就筆者的孤陋寡聞而言，從一種明確的歷史認識出發，1.首先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關焚書和坑儒的記事，作為歷史學家所編撰的史書來看待；2.進而向前一步，具體地考察司馬遷究竟根據何種史料來編寫史書中的這兩條記事；3.進而再向前一步，在史書，史料和史實間的關係中考察焚書坑儒的相關研究，我還沒有見到。基於這種觀察和思考，有鑑於此，本文擬對焚書坑儒這個老話題，從新的角度，再次作一考察。
焚書和坑儒，分別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條，是發生於不同年份的事情。
關於焚書，在記事的可信上沒有大的疑問。不過，《史記•秦始皇本紀》有關焚書記事的史料來源，仍然有進一步追究的餘地。《史記•秦始皇本紀》有關焚書的記事如下：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這段記事，時間明確，秦始皇三十四年。地點清楚，咸陽宮，秦的朝宮。主要人物有名有姓，官職稱號逐一交代，博士僕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始皇，丞相李斯。事情的進展脈絡分明，咸陽宮酒會上出現爭論，始皇帝交由廷議討論，丞相李斯上言，始皇帝裁決，完全符合秦漢時代廷議奏事以及法令產生、頒行的程序。文中“丞相臣斯昧死言”，“制曰：可”的用語，正是秦漢詔書之一種，制書的標準用語。所以說，這一段記事，從內容上看可以說是相當可信。同時，從形式上看，也是一段典型的秦漢時代的上奏文。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有“《奏事》二十篇”，班固自注：“秦時大臣奏事，及石刻名山文也。”《奏事》這部書，是有關秦帝國的可靠的官方史料，兩漢以來，一直藏於漢政府的檔案館。西漢末年，劉向著錄於《七略》，東漢初年，班固著錄於《藝文志》並加了注，他們都是親自見過這本書的。《奏事》這本書，司馬遷在擔任太史令和中書令的時候，不但仔細閱讀過，而且將其作為編撰《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基本材料之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關於焚書的上述記事，其史料來源，應當就在這裡。
焚書作為秦政府頒行的一項野蠻的文化政策，自有其思想和政策來源。我們知道，秦國長期奉行法家路線，商鞅輔助秦孝公變法，就曾提出過焚書的建議。《韓非子•和氏》載：“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但商鞅的焚書建議被實行一事，史書沒有記載，也沒有可靠的旁證，當是秦孝公沒有采納。秦孝公沒有采納的焚書政策，秦始皇採納了。李斯所建議的焚書政策，其思想和政策的淵源，正可以在商鞅那裡找到淵源。
關於秦始皇焚書一事，西漢初年的政論家賈誼在《新書》中多次提起。《過秦上》說：“(始皇)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過秦下》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對於焚書所造成的典籍佚失的後果，司馬遷在編撰《史記》的時候有切身的感受。他在《史記•六國年表》序言中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他的這段感慨之言，是就焚書事件後果的直接證言。這些年來，新出土的文物，也為秦始皇焚書一事提供了旁證。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可靠的結論，《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的焚書記事，其史料來源於紀錄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相當可信，秦始皇焚書這件事情，思想源流清楚，多種證據齊全，是確鑿無疑的史實。
坑儒一事，發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侯生、盧生、韓眾等為首的方士們，為秦始皇尋找仙人仙藥不果，為逃避處罰，紛紛逃亡，引來秦始皇的怒氣和追究。《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條記載其事說：
(1)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2)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這段記事，是坑儒事件的通行文本，有關坑儒的種種議論和轉載，多是由此而來。不過，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段記事，不免產生種種的疑問。
坑儒事件，起源於方士們為秦始皇尋找仙人仙藥，因此獲罪被處罰者，應當是方士。方士，又稱方術之士，這裡的方士，是指求仙煉丹追求長生不老之術的術士，他們在思想的流派上與道家比較接近。但是，在秦始皇大怒的譴責中，被譴責的對象由方士變成了“文學方術士”。“方術士”，就是方士。“文學”，就是文學之士，可以泛稱博學善文的人，也可以用來指稱儒學之士。不過，這裡提到的文學，沒有一個有真名實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筆帶過的。
進而，到了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學方術士被變更成了“諸生”。諸的意義是多，生的意義是學者、學生，諸生的字面意義，是多位學者、學生，獨尊儒術以後，往往用來指學習經書的儒生。以“諸生”取代“文學方術士”，使被害者的身份模糊，淡化了方士，強化了文學，當然，這種濃淡之間的人為塗抹，畢竟還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隱晦處進行的。
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緊接著這段記事的，是公子扶蘇登場勸諫秦始皇不要重罰儒生的記事。這段記事的原文是這樣的：
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非常明顯，這段記事是作為有關坑儒事件的一條重要補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講，坑儒事件起源於方士，扶蘇勸諫秦始皇，話當從方士求藥開始，奇怪的是他沒有提及這些，而是突如其來地扯到諸生，而且，他話裡的諸生，意義變得非常明確了，就是誦讀和師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來，扶蘇這句話，明顯的是一句掐頭去尾、有意剪裁歷史的話。這句話，不像是為了勸諫秦始皇說的，倒像是為說明諸生就是儒生而說的。如果沒有這條添加的說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這件事情就站不住腳了。
為便於理解，我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稱謂變化作了一個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學方術士-3諸生-4“皆頌法孔子”的儒生。體察這種變化，難免不使人對這段記事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根據前引記事，秦始皇大怒以後，下令將這批文學方術士交給了御史處置，“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御史，或者是指負責監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稱。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務在其職責內，御史們都歸他管轄，他們辦公的地方，叫做御史臺。
按照秦國的制度，文學方術士們交由御史處置，他們將接受嚴格的法律審判。在這段文字中，秦始皇大怒說：“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這是秦始皇預先定罪名的話，所定的罪名為“妖言以亂黔首”。妖言，正是秦漢法律的罪名之一。據此文本，御史們應當按照秦始皇的意思，定諸生“妖言”罪。按照秦漢的法律，“妖言”罪可能被判處死刑，處死的方式是腰斬。
然而，從記事的結果來看，這些被定罪的方士們是被“坑”，也就是坑埋處死的，這就不合秦漢的法律了。根據我們已經瞭解得比較多的秦漢法律制度，特別是近年來出土的大量法律文書來看，死刑沒有“坑”，也就是沒有坑埋處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漢歷史上，坑埋處死，僅僅出現在殘酷的戰爭中，而且，往往是作為受到譴責的暴行被記載下來的。有名的比如，秦國大將白起坑埋趙國四十萬戰俘，項羽坑埋秦國二十萬降卒。由此看來，編造這段故事的人對於法律不太專業，留下了作偽的馬腳。
根據《史記》的記載，活躍於秦始皇身邊的方士大約有三百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者有五人，韓眾(終)、侯生、盧生、石生和徐福(市)。他們都曾經受到秦始皇的禮遇和厚遺，積極為秦始皇尋找仙人和仙藥。侯生，韓國人。盧生，燕國人。徐福，齊國人。韓眾和石生，不詳。
在所謂的坑儒事件中，方士盧生、韓眾和侯生等逃亡，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從此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沒有了消息。徐福是與韓眾和侯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譴責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並沒有受到事件的影響，他沒有逃亡，也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遙法外，一直在琅琊臺愉快地生活，繼續為秦始皇尋找永遠找不到的仙藥。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就在坑方士的後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遊天下，又來到了琅琊臺，再一次與徐福相見。秦始皇不但沒有將徐福繩之以法，反而再一次聽信徐福的巧語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魚，親自動手清除妨礙仙人仙藥出現的障礙。
由此看來，在所謂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見經傳的無名方士，罪大惡極的五位有名方士，不是逃亡就是安然無恙，這種名不副實的結局，實在是使人懷疑秦始皇是否坑埋過方士？至於將這件事情說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不符合記事原文的說法，應當是別有用心的編造。
遍查《史記》以前的文獻，都沒有提到過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
前面已經提到，賈誼是活躍於漢文帝時代的政論家，他撰寫《新書•過秦論》專門討論秦始皇和秦政失敗的原因，他在該文中對秦始皇焚書一事多次予以嚴厲的批評，對於坑方士的事情，完全沒有提到。
淮南王劉安活躍於武帝初年，他主編了《淮南子》一書，對於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獨尊儒術的發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書，是儒家的經典。這兩個人，都比司馬遷年長，這兩本書，都比《史記》早，都沒有說過秦始皇曾經坑埋過方士。
伍被仕於淮南王劉安，是有名的辨士，他曾經引用秦國亡國的事例勸諫淮南王劉安不要謀反說：“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在他所歷數的秦之失政中，只說到秦曾經焚書，殺過方術士，沒有提到過坑方士的事情。
秦始皇坑埋方士的詳細記事，現存西漢的文獻，除了《史記•秦始皇本紀》而外，還見於《說苑•反質》篇，非常詳細，茲引用如下(為了便於分析，我將全文分為3段)：
(1)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
(2)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3)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乃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鉅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仔細閱讀這個故事，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不但包括了《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的坑方士的基本內容，而且詳細交代了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下落不明的主犯之一，方士侯生的下落。故事中的這位方士侯生，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被捕以後，在車裂的酷刑和震怒的秦始皇面前，不但臨危不懼，置死生於度外，而且大義凜然。他嚴厲譴責秦始皇的暴虐不道，尖銳指出秦坐而待亡的滅國危機，直說得秦始皇先是沉默不語，繼而悔過求變，最後無奈感嘆，釋放了侯生。
分析這個故事的構成，非常清楚：1.這個故事的主體是第三段，分量是第一段和第二段總和的3倍；2.這個故事的精彩的部分也都在第三段，在於侯生的長篇說教；3.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簡短文辭，不過是為了交代第三段，也就是為了講述侯生登場演說而鋪墊的引子而已。
《說苑•反質篇》所載的這個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同《說苑》中所見的眾多歷史故事一樣，是長期流傳於民間，見於典籍的歷史故事。這些歷史故事，西漢末年經過劉向的整理，一部分被編入《戰國策》，一部分被編入《新序》、《說苑》當中。我們知道，這些歷史故事，源流相當古老，從戰國以來一直廣泛地流傳，多是遊說之士的學習材料，或者是練習遊說的腳本。這些歷史故事的編撰者，往往是遊士們自己。《說苑•反質篇》所載的這個秦始皇坑方士故事的出現和流傳，應當在秦亡以後到漢武帝求仙求藥，大尊方士之間。這個故事的編撰者，應當是外出遊說的方士們，他們以古喻今，自吹自擂。從時間的先後和流傳的狀況來看，這個故事，應當是坑方士故事的原版，至少是原版之一。
司馬遷編撰《史記•秦始皇本紀》，主要的史料有秦國政府的編年記事、奏事詔令、石刻文字、少數律文等等，這些史料比較可靠。同時，司馬遷也從他所見到的典籍所載的歷史故事中，選取了一部分內容寫進去，使敘事更加豐滿。不過，這些歷史故事的問題比較多，又沒有年代，不但需要作可信度的鑑別，而且需要作年代的排比。
《說苑》所載的一些歷史故事，也是司馬遷編撰《史記》時的史料來源之一。《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的坑方士的記事，應當就是以《說苑•反質》所載的同類故事為底本，再加以改造寫出來的。為了說明這一點，下面，我將《說苑•反質》和《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的兩個坑方士故事的前兩節上下並列，通過對照比較來做一分辨：
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
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說苑》、《新序》的編輯成書在西漢末年，但是收入其中的歷史故事相當古老，我們的這個看法，也得到出土文獻的佐證。1977年，安徽省阜陽雙古堆漢墓發掘，墓主據說是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死於文帝十五年。墓中出土的漢簡，有一部分與《說苑》和《新序》相關。這就不但有助於我們瞭解收入於《說苑》與《新序》的歷史故事來源，也有助於我們瞭解《史記》的史料來源。參見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胡平生、韓自強編著：《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帀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可以看出，兩個故事應當來源於同一底本。《史記》(1)的文本，以《說苑》為底本，增加了三部分內容：譴責秦始皇貪權嚴刑，不聽勸諫的內容；引用一條秦律，敘述方士的苦境。《史記》(2)的文本，也是以《說苑》為底本的，增加了兩部分內容：將焚書和文學的事情牽連進來，與求藥和方士的事情混在一起；將為秦始皇求藥的著名方士們，一一指名道姓加以譴責。
已如前述，《說苑》坑方士故事的第三段，才是整個故事的主體和中心，該故事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不過是為了引出這段故事的鋪墊而已。這一段故事，是一段對話，一個典型的遊士們擅長的遊說之辭，一個典型的編造的天方夜譚。這個故事發生的地點在虛構的“阿東之臺”，秦始皇親自登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落痛罵被捕的侯生“而車裂之”。後面侯生的長篇宏論，都是空洞的說教，秦始皇悔恨釋放侯生的情節，也是民間故事的俗套。司馬遷在編撰《史記》的時候，對於這一段過於張揚的編造故事，沒有采用，僅僅採用了作為故事引子的前兩部分。不過，《史記•秦始皇本紀》在採用《說苑》故事的前兩部分加以改造後，另外增加了一條相關記事，這就是公子扶蘇勸諫秦始皇不要重罰儒生的文字：
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這段文字，本來並沒有說秦始皇坑埋儒生，因為正好添加在坑方士故事的後面，巧妙地成了秦始皇坑埋儒生的畫外說明。關於這段文字的史料來源，我們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與《說苑•反質》所載的坑方士的故事沒有直接的關係。結合《史記》編撰的手法和筆者實地考察的結果來加以考慮的話，這段文字的來源，可能與陳勝吳廣起義“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有關，也是一種秦末開始流傳的歷史故事，而這個歷史故事是有史實根據的。
考察整個西漢一代的典籍，見不到焚書坑儒這個用語。《史記•儒林列傳》概述焚書和坑方士這兩件事情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大體概括《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事而來，被坑者仍然是術士。
揚雄是活躍於西漢後期的政客文人，王莽篡漢建新以後，他曾經上《劇秦美新》文給王莽，對比秦之惡與新之美。在這篇名文中，他歷數秦的種種不義暴行，對於秦始皇極盡攻擊之能事說：
至政破縱擅衡，併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滅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鹹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
揚雄博學多才，“少而好學”，“博覽無所不見”，他曾經校書天祿閣，有機會閱覽宮廷所藏秘籍，是一位通曉歷史的大學者。在這篇文章中，他站在崇儒尊經的立場上，對秦始皇焚書的暴行作了強烈的譴責，並沒有說到坑儒的事情。對於秦焚書時儒生們的反應，也只是說到他們紛紛疏遠秦政權，藏書閉口不言而已。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直到新莽時期，不但沒有焚書坑儒的用語，也沒有坑儒的故事流傳，否則，揚雄絕沒有不用來攻擊秦的道理。
從現有的文獻典籍來看，焚書坑儒，是東漢以來的用語和觀念。《漢書•儒林傳》說：“及秦始皇兼併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大體沿襲《史記•儒林傳》，文辭略有不同而已。《漢書•五行志》數落秦始皇的暴行說：“遂自賢聖，燔詩書，坑儒士。”已經將“殺術士”，改為“坑儒士”了。《漢書•地理志》又向前進了一步，數說秦始皇：“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不但改了詞，而且將“燔書坑儒”連接成一四字詞彙，從此成為漢語的常用詞彙，成為數落秦始皇文化暴行的標籤用語。
《漢書》經班彪、班固父子多年編著，至班昭時才最後完成。班彪活躍於光武帝時期，班固活躍於明帝、章帝時期，班昭活躍於和帝、安帝時期。我們知道，班彪、班固、班昭都是崇尚儒學的人，算是正統的官方歷史學家。《漢書》的編撰思想，可以用班固在《漢書•敘傳》中的一句話來加以概括，就是“綜其行事，旁貫五經”，將西漢一朝二百三十年間的歷史，基於官方認定的儒家經典——五經的教義敘述出來。這種編撰思想，不但反映了班氏一家的正統思想，更反映東漢初年尊經崇儒的歷史風潮。正是因為如此，《漢書》對於史書體例的選定，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對於歷史事實的認定，大體都用經學思想作標準來加以裁決，相對《史記》而言，變動的地方很多，多是些曲從教義的倒退。
在這段話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先是攻擊諸生，繼而攻擊孔子，緊接著說“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貫通文意來看，“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當指焚書一事，“坑之渭中而不用”，當指坑儒。那麼，這一段話，是否可以作為西漢中後期已經有焚書坑儒的傳言的證據呢？筆者以為是不可以的，理由如下：
1.鹽鐵會議，召開於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是《史記》成書以後的事情。桑弘羊的這段話，是基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坑方術的記事，或者是基於如同《說苑•反質》所載的同類坑方士故事所作的個人發揮；2.這段發揮，是桑弘羊不能對文學賢良的辯論作有效的反擊，詞窮之下攻擊文學賢良的話。他不但對文學賢良進行人身攻擊，而且把孔子扯進來加以攻擊，進而化用秦始皇坑埋方士的故事，將方士換成儒生，惡狠狠地以恨不得殺了文學賢良的話撒氣，是情緒性的不實攻擊之辭；3.前面已經談到的，坑方士的故事，是漢代的方士們編造的自我吹噓的故事。對於這種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多抱著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的態度。司馬遷將其用來告誡漢武帝與方士們。桑弘羊將其用來攻擊賢良文學。賢良文學們也沒有想到接下這個燙手山芋，如同東漢的儒生那樣來美化自己，所以淡然無視而沒有加以任何反駁。
受史書體例的限制，《漢書》沒有專門敘述秦始皇曆史的部分，不過，班固對於秦始皇是極其關注，而且是極盡攻擊之能事的。在中國的歷史學家中，明言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直接稱秦始皇的名字為“呂政”者，班固是第一人。這件事情，是他為了醜化秦始皇，不惜歪曲事實的汙點之一，集中地體現了他對於秦始皇的成見。《漢書》崇儒尊經，“燔書坑儒”一詞出現在書中，當是體現“旁貫五經”的編撰思想的結果，同時，《漢書》是“綜其行事”的史書，敘事要有史實的根據。正如前面已經討論到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確實的焚書記事，卻沒有確實的坑儒記事。坑方士的故事，不足以構成坑儒的堂堂正正的史實根據，為了確立焚書坑儒的說辭，必須另有被認定的坑儒的歷史故事。這個被認定的坑儒的歷史故事，可以在衛宏所講述的故事中找到蹤跡。
衛宏是活躍於東漢初年的儒士，他在《詔定古文尚書序》中講述了一樁坑儒的故事如下：
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
這個故事，可以說是坑儒事件的初版。從秦始皇坑士故事的源流上看，已經是一改再改的第三個版本了。對照前兩個版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版本是以《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坑方士故事為底本，有意圖地改造而成的。我們不妨作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這是交代坑儒事件的歷史背景，起源於焚書引起的不滿，將事件與求藥和方士完全割裂。這個背景，《說苑》的故事完全沒有，《史記》也沒有，至此而堅定明確。
“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這是交代被坑埋的人等和人數。《說苑》和《史記》的故事都說是四百六十人，這裡增長到七百人。七百諸生被徵召拜為郎的故事，完全不合秦代的制度和歷史，反映的都是東漢時代儒學昌盛的事情。
“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命就視之”。《說苑》和《史記》的故事都說，方士們是交由御史審判後定罪被坑埋的。這裡改寫成秦始皇預設圈套欺騙儒生，便於突然襲擊坑埋他們。這種編造法，實在是幼稚得很。北宋程大昌《雍錄》載：“議瓜之說，似太詭巧，始皇帝剛暴自是，其有違己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設詭也。”批評得非常中肯。在這個故事中，被坑的不但有諸生，連博士也包括進來了。因為是事後的編造，所以情節更生動具體，《說苑》的故事沒有坑埋的地點，《史記》籠統說是“皆坑之咸陽”，這裡具體改造為“驪山陵谷”。地點在秦始皇陵南部的山谷中，遠離咸陽數十公里，已進入秦驪邑境內。當地有溫泉，地熱種瓜，不合季節結果的事也編了出來。
“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這是詳敘如何坑儒的細節，諸生明確為賢儒，他們被騙到這裡，先被預先設置的機關伏弩射死，再被填土掩埋，靜靜地死去。因為前面說了騙人來看瓜，看瓜的時候如何突然被坑埋，故事實在有些不好交代，於是增加一個“伏機”的細節。
衛宏所講述的這個坑儒故事，純屬編造，而且是太不高明的曲意編造，稍微有點頭腦和歷史常識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不用耗費更多筆墨來辨識。我們感興趣的是，當時為什麼有人要編造這個故事？
我們知道，光武帝本是儒生，創建東漢王朝後，息馬論道，建太學，立五經博士，掀起尊經崇儒的熱潮。明帝即位，親自講經，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環橋門而觀，史稱經學“盛於永平矣”。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義五經異同”，親自裁決經義，由班固紀錄成《白虎通義》一書。在這種政府主導學術的風潮之下，不僅經學的文本教義有了朝廷的欽定，對於解釋經學教義的傳文也有了官方的認定。為了按照官方的教義規定解釋經義，經師們也對傳文中相關的歷史作相應的修改。
衛宏在光武帝時期作過給事中議郎，建武期間，曾經受詔校訂《古文孝經》呈上。衛宏也精通《毛詩》和《尚書》，著有《毛詩序》和《古文尚書訓旨》等多種著作，是著名的經師。《詔定古文尚書》，當是他受詔校訂的另一部著作，是朝廷裁定的古文經書之一。衛宏為該書作序，他對於有關經學的歷史，自然是按照官方欽定的調子講述。《詔定古文尚書序》中的這個故事，可能不是衛宏自己編的，而是當時已經流傳開來，為官方所認定的故事。換句話說，焚書坑儒，作為一種官制的“歷史事實”，在東漢初年已經被認定和確立，《詔定古文尚書序》所載的這個故事，就是被認定和確定的官方版本。
對於上述的論斷，我們可以引用東漢初年學者王充的認識作為證明。王充在《論衡•謝短篇》說：
五經，東漢初年被立為學官的五部儒家經典，即《詩》、《書》、《易》、《禮》、《春秋》。五經之家，研講這五部經書的經師們。由這句話可以看出，在東漢初年，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事情，已經成為官方認可的儒家經師們的共同認識，他們眾口一詞，一致認定這件事情。王充在《論衡•語增篇》又說：
傳語，對於經書的解釋，有種種不同的形式，既用義理，也用史實。由這句話可以看出，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事情，已經寫進傳語，衛宏在《詔定古文尚書序》中所講述的坑儒的故事，應當就是當時為了解釋經書而寫進傳語中的諸多歷史故事之一。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對焚書坑儒這一在中國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可以作出一個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確切結論了。
一、焚書是確鑿的歷史事實。《史記•秦始皇本紀》對於焚書的記事，準確、可靠，史料來源於紀錄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所以相當可信。
二、坑儒是偽造的歷史，而且是一個三重偽造的歷史。《說苑•反質》所載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這段偽史的第一個版本。這個故事，是西漢初年的方士們編造出來的，動機在於自我吹噓，遊說權貴以博取祿利。
三、《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這段偽史的第二個版本。司馬遷為了告誡方士行欺瞞必將自取滅亡，採用了《說苑•反質》故事的部分內容，加以改造寫進了《史記》，他對於這個故事的真偽，沒有作嚴格的鑑別。
四、《詔定古文尚書序》所載的秦始皇坑埋儒生的故事，是這段偽史的第三個版本。這個故事，是東漢初年儒學的經師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基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的故事加工編造出來的。
五、焚書坑儒，是一個用真實的焚書和虛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偽史，編造者是儒學的經師們，編造的時間在東漢初年，編造的目的在於將儒家的經典抬舉為聖經，將儒生們塑造為殉教的聖徒，為儒學的國教化製造輿論。
從此以後，焚書坑儒成為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中國文化史上重大的文化標誌、漢語的常用詞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達兩千年之久，實在是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歷史是在時間中過去了的往事。不過，往事的殘斷傳達到今天，已經是多重的鏡像，不僅有自然的失真，也有人為的改動和歪曲。歷史學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求真，儘可能逼近歷史的真相。兩千年來，秦始皇一直蒙受著種種誣衊不實之詞，坑埋儒生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種。通過本文的研究，筆者自信為他作了實事求是的辨明。
歷史學的工作，當然也要涉及善惡對錯的判斷。採納李斯所獻的焚書政策，是秦始皇政治生涯中的重大過錯。不管出於任何考慮，站在任何立場，用銷燬文化典籍的政策來追求鞏固統治，除了得到迅速滅亡的現實結果而外，還將得到毀滅人類文化的永久的歷史罵名，可謂是反智愚民，蠢頑之極。
另一方面，依附於政治權力，在祿利的追逐中舞文弄墨的儒家經師們，他們不但將古典儒家典雅的文化精神變成僵死的教條，而且不惜偽造歷史以謀求私利，他們既是閹割文化的變態者，也是偽造歷史的造假者，可謂是曲學阿世，卑劣可鄙。
歷史學工作的另一項價值，是要追求美。在去偽存真，揚善貶惡的基礎上，用美麗的文辭和多彩的形式重新復活歷史，當是歷史學家的追求。坑儒是偽史的事情清楚以後，重建秦始皇與方士和儒生間關係的歷史，當是一項可以著手的工作。不過，這牽連到秦始皇曆史的重建，為完滿地完成這個工作，我們還須將《史記•秦始皇本紀》解構，將其史料來源、編撰手法和編撰思想作一徹底清理，然後，我們再在解構的基礎上補充新的史料和研究結果，與司馬遷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重新編撰和復活秦始皇的歷史。
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歷史學是聯通古今的知識系統。從更長遠處想，坑儒是偽史的事情清楚以後，孔子與秦始皇間的人為的隔閡就可以有相當程度的消解，這兩位偉大的歷史人物，可以攜手共進，共同為中國文化的建設作出他人不可取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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