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1631年間，一場瘟疫席捲意大利。疫情期間的佛羅倫薩城，既沒有橫屍遍野，也沒有發生騷亂，更沒有所謂瘟疫傳播者的殺戮，致死率也遠低於其他意大利城市。意大利微觀史家卡爾維評價道，與同一時期的米蘭或1656年的那不勒斯相比，這幾乎就是一種“賜福”。
在被瘟疫圍困的一年中，佛羅倫薩的醫院和公共衛生制度如何有效抵禦瘟疫？官方歷史記載在多大程度是虛假浮華的讚譽之詞？瘟疫肆虐時，佛羅倫薩的官員、醫生、志願者及普通居民如何跨越對立、衝破偏見？危機之下，渴望生存的市民如何用勇氣和奉獻拯救自身？
《從瘟疫中倖存的佛羅倫薩1630—1631》聚焦疫情下佛羅倫薩的一年，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意大利文藝復興史教授、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名譽院士約翰·亨德森在豐富磅礴的史料中精心編織，通過人口統計學、醫學、社會學、藝術等跨學科交叉研究，將枯燥數據化為生動史實，橫截面式剖析了托斯卡納大公、官員、醫生、志願者及普通居民等不同階層面對疫情的反應，對公共衛生政策的有效性以及瘟疫對城市、街道和家庭的影響做出令人信服的闡釋。出版後，《從瘟疫中倖存的佛羅倫薩1630—1631》入圍了當年的坎迪爾歷史獎長名單，第二年因其“對於近代西方社會、文化和醫學史是非常有價值的補充”，獲得社會史學會圖書獎的特別推薦。
橫跨人口統計、醫療、經濟、藝術等學科，深入剖析近代早期佛羅倫薩的公共衛生政策
17世紀的意大利已經建立起享譽歐洲的公共衛生系統，意大利北部以及南至那不勒斯的各大城市中均已建立“衛生委員會”制度，由衛生委員會大臣負責整體的防疫措施。意大利完備又複雜的公共衛生體系，是基於其作為文藝復興時期領土面積最大、最富裕的大國的綜合國力。
通過設立防疫封鎖線，隔離居民，對房屋及貨物進行清潔消毒，將被感染者送至隔離醫院，以及把死者葬在城外的瘟疫墓地，佛羅倫薩衛生委員會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擴散，其防疫政策基於歷代醫學研究者的專業建議，同時考慮了行政管理的特點和醫學專業知識，在近代早期的歐洲飽受讚譽。
當時的人們認為，隔離醫院的藥物與屬靈療法相結合的療法，是佛羅倫薩在近代早期意大利的這場對抗瘟疫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至關重要的一環。圭杜奇稱讚大公在1630 — 1631年佛羅倫薩應對鼠疫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盛讚他將聖米尼亞託要塞指定為隔離醫院的這一舉措。
但受僱於衛生委員會的裡吉醫生曾評價道：“比起死亡本身，每個人都更害怕被送到隔離醫院並葬身於那裡。在當時的整個歐洲，窮人被日益邊緣化，並且日常活動受到了嚴格控制。在像傳染病大流行這樣的危機時期，全社會對他們的容忍度更加緊縮，當時的醫學作者也將瘟疫的傳播歸咎於窮人。
將大量病患帶到隔離醫院是否比關在各自家中隔離更為有效？
佛羅倫薩的鼠疫作為研究案例的特別之處在於，佛羅倫薩衛生委員會的檔案資料提供了最豐富的歷史記載，往來於隔離醫院負責人和衛生委員會之間的信件都被保存了下來。這些信件詳細介紹了隔離醫院的運作方式，給患者開具的醫療處方和屬靈療法，以及如何應對超過萬人的患者（佔佛羅倫薩總人口的10%以上）入院治療的挑戰。
這些歷史文件幾乎記錄了裡面每一天（經常都是令人心痛）的情況，這不禁讓人想起在加繆的小說《鼠疫》中，伯納德·裡厄醫生對於那場虛構的1947年瘟疫的描述。
亨德森通過定量分析死亡率和康復率，重現在隔離機構的工作人員和患者面臨的生死考驗。相關數據表明，這一整套診斷病人、運送患者以及埋葬死者的防疫體系，在當時的確行之有效。
1630 — 1631年，佛羅倫薩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維持隔離醫院的運行，並在全城隔離的40天裡給所有低收入家庭分發糧食和生活必需品。
為了緩解疫情衝擊帶來的經濟下行和失業問題，政府給從事紡織業的製造商提供免息貸款，以便他們繼續開工併發給工人工資。政府還興辦一系列公共工程以提供就業機會。
據統計，用於全城隔離的總支出就高達約24萬金幣，而算上從1630年8月疫情開始到1631年2月8日該書撰寫時這段時間內的其他防疫抗疫費用，佛羅倫薩的總花費已經高達約50萬金幣。亨德森援引一位研究威尼斯的專家的話說，“高昂的管理成本本身就表明政府是在誠心實意地救治瘟疫患者”。
1630-1632年意大利瘟疫地圖
跨越宏大敘事和微觀史的鴻溝，以時間為橫軸，以官方、隔離醫院、志願者與市民為縱軸，呈現佛羅倫薩各階層民眾的真實態度和反應
死亡率雖然記錄了生與死的具體數據，但是無法講述倖存者們是如何活下來的。這本書絕不僅僅關注管理和運行公共衛生體系的群體，同時也關注那些官方政策實施的對象，即社會底層民眾的反應。
除了官方史撰和文獻記錄，亨德森還分析了瘟疫親歷者日記、法庭審判記錄、慈善團體文獻以及當時的防疫宣傳冊、地圖等第一手資料，細緻入微地分析了佛羅倫薩政府投入巨大資金和資源的複雜動機、精英對底層的矛盾態度，再現隔離醫院的醫務和行政人員在日常困境中的勇氣與奉獻、恐懼與苟且，呈現試圖拯救自己的生命與靈魂的底層人民如何為了生存下去，在理性與信仰、法律與情感、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進行抉擇。
窮人通常是官方記錄或醫學著作的客體，而非歷史敘事的主體。當時的許多文獻常用非常負面的角度來記錄他們，甚至將他們視為引發這場鼠疫的根源之一—無論是因為一些故意導致疫情擴散的行為，還是僅僅因為他們相對髒亂的生活條件。儘管佛羅倫薩的窮人階層並沒有留下任何書面文獻，但從當時的庭審記錄中，我們能一窺他們面對鼠疫的反應。
從相關的審訊和證詞可以看出，隔離政策導致某些家庭分離，經濟活動被迫中斷，更使得這些城市居民進一步淪落到孤立無援且無法通過正當手段謀生的處境。在全城隔離期間，一些人從被封鎖的房屋裡逃出，爬上屋頂探望家人、朋友或妓女，或者試圖繼續工作來養活忍饑受餓的家人。經濟困難是人們逃離被封鎖住所或擅自闖入他人住所的主要動機，但也有一些有組織的小團伙趁機利用這場災難從事犯罪活動，偷竊被封鎖的房屋和隔離機構裡的貴重物品。
在一個衛生委員會擁有絕對權力的城市中，許多民眾過去想當然享有的自由和特權都不復存在。而那些衛生委員會認定的違法者，有時並非故意為之，而只是想在物質和精神上尋找可以生存下去的辦法而已。
這些法庭審判記錄也表明，防疫政策實際上是以一種更富於同情心的方式在實施——教會為當地居民施以精神援助，隔離醫院有條不紊地運行，法官為那些違反衛生防疫法令者伸張正義。的確如一位不知姓名的編年史家所寫，“人們沒有在街上看到屍體，過去疫情期間發生過的恐怖的事情這次也沒有出現”。
劍橋大學名譽院士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西方瘟疫史研究的超高水平
佛羅倫薩的公共衛生體系在17世紀已漸趨完備，亨德森曾就讀於佛羅倫薩，方便獲取全面豐富的歷史資料。
另外，作者一貫的研究興趣有兩方面，一是歷史上社會應對貧困的方式，二是社會如何應對流行病，而這正是本書主要探討的兩個方向。
他運用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在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再通過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執法者與被執法者的對立，而是通過重塑社會各個階層的家庭及個人的反應和生存方式，對政府的政策進行細微而富有同情心的解讀。
約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
由於最近興起的後現代史學反對一切宏大敘事，專注於多樣性、微觀和社會邊緣群體，導致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
早在2003年亨特森就呼籲將各種類型的研究集合起來以便形成“一種總體史”，並回答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為此，他呼籲進行長時段考察和比較研究，他的長時段包括文藝復興和近代早期，即整個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時期。
受益於經濟史學家和人口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結合歷史學研究中的微觀史方法，本書可以算作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新研究的出現能改變我們對疾病史以及官方和患者之間關係的理解，進而推動醫學社會史朝著新的研究方向轉變，即更加關注當時的人們對疾病本質的看法，以幫助我們分別從政府和個人的視角來理解相關的行為和舉措，而不是從今人的角度去看待和評判它們。
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接連遭受艾滋病、非典、埃博拉病毒等傳染病大流行導致的災難，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僅說明常規性預防並不能有效阻止更加兇險的病毒，也暴露出在全球化時代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因此，在充分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迴歸宏大敘事，重新反思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疫情災難及其應對變得十分必要。本書豐富的事件細節將會讓讀者對災難、反抗和生存都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從瘟疫中倖存的佛羅倫薩
1630—1631》
[英] 約翰·亨德森 著
劉謙 譯
（點擊圖片即可購買）
作者簡介：
約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意大利文藝復興史教授、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名譽院士，研究文藝復興和近代早期意大利的社會與醫療史學家。另著有《文藝復興時期的醫院》（The Renaissance Hospital，2006）、《梅毒》（The Great Pox，1997，合著）《鼠疫與城市》（Plague and the City，2018，合編）。
譯者簡介：
劉謙
美國密歇根大學羅曼語言文學與比較文學博士，意大利威尼斯大學地中海研究碩士。研究方向為意大利現當代文學、批判理論、城市研究及科技史等。
評論推薦：
《從瘟疫中倖存的佛羅倫薩》代表了目前西方瘟疫史研究的超高水平。與此同時，該書並不深奧。作者以英國史學家擅長的敘事風格，跨越宏大敘事和微觀史的鴻溝，將17世紀佛羅倫薩人抗擊瘟疫的歷史，以平實、簡約和通達的文字娓娓道來，講述了一個關於團結、勇敢和無私奉獻的故事。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向榮
如果一本研究瘟疫的著作，除了死亡數字和疾病術語之外，還有諸多細節讓讀者能夠身臨其境般感受到當事人的恐懼、痛苦、絕望和希望，及其所遭遇的社會正義和社會關懷，能生動還原處在疫情之下的民眾生活和精神百態，就值得認真閱讀。本書不僅聚焦統治者與統治者、窮人與富人之間以及宗教與醫學間衝突，也探究如何通過建立“拯救城市之機體、醫治窮人之身體”的機制和信念處理文明社會所遭遇的危機。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高晞
這本書對於近代西方社會、文化和醫學史是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它與我們最近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社會史學會圖書獎評委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