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劉榮榮 羅來寬:​剪不斷、理還亂的韓國炒幣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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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3日,因涉嫌操縱市價而遭韓國警方跨國通緝的韓國“幣圈大亨”權道亨在東南歐國家黑山被捕,引發全球幣圈和金融界關注。去年權道亨創立的加密貨幣Terra-Luna價值暴跌99%,導致全球投資者損失超過50萬億韓元(約合2651億元人民幣),僅韓國國內受害者就多達20萬人。韓國人對於炒幣的狂熱也因此暴露於世。

2021年2月,在韓國開始實施“數字貨幣交易實名制”前夕,首爾一名女子從數字貨幣交易所的電子顯示屏前走過。


瘋狂的韓國

韓國虛擬貨幣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2009~2013年的摸索階段、2014~2017年的騰飛階段和2018~2022年的調整階段。十幾年中韓國虛擬貨幣市場雖時有風波,但交易額基本處於高速增長之中,直到2022年出現明顯下降。

2009年比特幣誕生並在全球開始流行,韓國的技術愛好者也開始了對比特幣的探索,但當時尚未形成規模化的市場,相關交易規則與機制也不成熟。2013年12月1日仁川出現韓國第一家接受比特幣作為支付貨幣的零售店。但韓國企劃財政部、金融服務委員會等部門隨即進行討論後認為,比特幣缺乏穩定性,不具有“固有價值”,而且缺少可測量的金融結構和指標,因此拒絕接受比特幣和其他虛擬貨幣成為法定貨幣,並承諾加強對虛擬貨幣交易,尤其是洗錢活動以及其他違法活動的監管。

隨著比特幣的普及以及虛擬貨幣交易機制的健全,韓國虛擬貨幣市場逐漸實現騰飛式發展。2014年初,韓國第一家虛擬貨幣交易平臺Bithumb成立,虛擬貨幣交易有了穩定的渠道。2017年是韓國虛擬貨幣交易發展最為迅猛的一年,投資者紛紛下場投身其中,韓國以佔世界不到1%的人口,創造了全球20%以上的虛擬貨幣交易量。據韓國金融監督院數據,截至2017年12月12日,韓國虛擬貨幣交易所存款餘額為2.067萬億韓元(約合116.1億元人民幣),比2016年同期的322億韓元(約合1.8億元人民幣)增長64倍,而2014年和2015年該領域的存款總額則分別只有25億韓元(約合0.14億元人民幣)和90億韓元(約合0.51億元人民幣)。

2017年末開始,韓國政府部門針對虛擬貨幣交易先後發佈多條監管舉措,加上2018年虛擬貨幣熊市的影響,比特幣交易有所放緩。但2021年初韓國再度出現“炒幣熱”。根據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提供的韓國四大虛擬貨幣交易所實名新用戶數據,以11月為基準,2018~2020年分別新增2.4萬、1.0萬、10.2萬個,但2021年僅4月份就有191.5萬新用戶註冊。2020年全年通過新韓銀行、農協銀行等實名賬戶向虛擬貨幣交易所存取的金額共37萬億韓元(約合2078億元人民幣),而僅2021年第一季度,這一數字即達64.2萬億韓元(約合3606億元人民幣),接近上年全年的兩倍。2021年下半年,韓國24家虛擬資產交易商的交易額達2073萬億韓元(約合11.65萬億元人民幣)。“幣圈大亨”權道亨正是藉著這股東風聲名鵲起,他2019年推出的韓國本土虛擬貨幣Luna幣上線後價格一直在1美元以下浮動,2021年12月Luna幣價格開始上漲,一度接近120美元,市值達410億美元,在所有加密幣中排在第五位。孰料2022年5月Luna突然暴跌並最終崩盤,而權道亨本人則在崩盤前一個月從韓國出境,直到在黑山被捕。經過這場風波以及全球虛擬貨幣市場震盪,2022年下半年韓國國內虛擬貨幣市值明顯萎縮,比上半年減少16%,日交易額更是比上半年減少43%。從2018年來的蟄伏到2021年的爆發,再到2022年的萎縮,韓國虛擬貨幣市場在調整階段幾經沉浮。

截至2022年末,韓國流通625種虛擬貨幣,虛擬資產交易所實際參與交易用戶達627萬人。這意味著,在總人口只有5200萬左右的韓國,平均不到10個人中就有一人炒幣。

韓國人熱衷炒幣的背後,是普通人對於階層跨越絕望而衍生出的狂熱投機心理。在2022年末實際參與虛擬貨幣交易的627萬用戶中,年齡20~49歲的佔79%,青壯年勞動人口是虛擬貨幣交易的絕對主力。在大企業、大財閥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下,教育內卷、階級固化、就業壓力、房價高企等成為揹負在韓國青壯年身上的一座座大山。

一方面,韓國青年失業率處於較高水平,韓國媒體2019年曾報道,約有1/4的年輕人沒有穩定工作;另一方面,實現就業的人也難以憑藉工資支付高昂的房價。據韓國統計廳數據,2021年韓國工薪階層年平均工資為4024萬韓元(約合21萬元人民幣),而同期年輕人最為集中的首爾地區住宅均價為12.4億韓元(約合657萬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普通工薪階層不吃不喝需要約31年才能在首爾安家。普通人靠努力工作獲取財富、實現階層跨越難如登天。這一社會環境催生了普通韓國人的投機心理,而回報率驚人的虛擬貨幣給這種心理提供了一個宣洩口。2017年虛擬貨幣價格一路狂飆,比特幣年內漲幅甚至超過1000%。諸如“三星員工炒幣賺400億韓元(約合2.2億元人民幣)後辭職享受人生”等現實案例的傳播,對普通人產生了巨大吸引力。在壓力與誘惑的雙重作用下,選擇虛擬貨幣投機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結果。

2023年3月23日,韓國“幣圈大亨”權道亨在黑山的波德戈裡察被捕。


一拍的市場監管

虛擬貨幣在韓國落地並迅速發展,各種隱患也層出不窮,但相應的監管卻姍姍來遲。虛擬貨幣既無國別與主權背書,又無合格發行責任主體,也無國家的信用支撐,其較大的波動性等天然地帶來了投機性和巨大風險性,且極易滋生非法融資、洗錢、詐騙等違法行為。在摸索階段與騰飛階段前期,韓國並未對虛擬貨幣採取實質性或體系化的監管措施,只在2016年10月公佈的金融科技發展計劃中提到,要逐步將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監管制度化。直到國內虛擬貨幣市場如火如荼後,韓國相關部門才開始發佈一系列監管政策。

在制度層面,2017年9月,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宣佈將禁止一切形式的ICO(首次幣發行),以遏制虛擬貨幣市場的投機炒作,維護金融穩定。雖然該禁令次年被解除,但ICO仍要面臨較為嚴苛的監管與限制。2018年1月,韓國宣佈限制虛擬貨幣交易,要求所有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必須對用戶進行實名認證,並與銀行合作開設虛擬貨幣賬戶。此外,韓國政府還要求交易平臺必須報告所有交易記錄,並對涉嫌洗錢等違法行為進行監管。此後,韓國政府又決定自2022年1月起對一年內超過25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虛擬資產所得按照20%的稅率徵稅,這一政策後被推遲至2023年1月起開始執行。

在組織層面,2017年12月,韓國金融當局與韓國金融情報部門合作,成立專責小組,監督虛擬貨幣交易。2022年5月,Luna崩盤引起韓國虛擬貨幣市場動盪,為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韓國成立“數字資產委員會”,監督虛擬貨幣交易平臺。

在法律層面,2020年3月,韓國國會通過了《特定金融交易信息法》,承認虛擬貨幣為虛擬資產,要求交易所賬戶必須實名,以防止洗錢,該法案為處於灰色地帶的加密貨幣提供了系統的法律依據。

這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規範了虛擬貨幣交易市場,增強了透明度,打擊了利用虛擬貨幣從事的非法活動。然而,由於虛擬貨幣去中心化的特徵以及靈活的交易方式,政府很難對整個市場進行徹底的監管。即使韓國監管部門不斷出臺各項措施,也總有狂熱的投機者利用監管漏洞通過地下交易和場外平臺繼續買賣虛擬貨幣。

韓國虛擬貨幣的出路

韓國政府雖已採取了較為全面且嚴格的監管,但仍對虛擬貨幣市場頻頻“爆雷”束手無策。經歷了2022年5月以來的Luna暴跌、FTX破產、WEMIX退市等一系列風波之後,韓國“虛擬貨幣神話”似乎戛然而止。2022年年底,韓國國內虛擬貨幣市值跌至19.4萬億韓元(約合1090億元人民幣),日均交易規模跌至3萬億韓元(約合168.5億元人民幣),而2021年同期,這兩個數字分別為55.2萬億韓元(約合3101.1億元人民幣)和11.3萬億韓元(約合634.8億元人民幣)。但另一方面,韓國不想放棄區塊鏈的發展機遇。西江大學計算機工學系教授、韓國區塊鏈學會會長樸洙勇認為,在第四次產業革命浪潮中,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將成為未來貨幣的基礎,眾多企業和金融機構對比特幣的可靠性與穩定性給予了認可,它已經被賦予了作為貨幣的價值和價格,但因其有限的供給和持續擴大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比特幣價值可能會進一步上升。一旦幣價重新走上上漲軌道、投資信心恢復,虛擬貨幣市場發展或將進入新的快車道。

在監管方面,2022年8月,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柱鉉曾表示,“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金融分析院將加強對虛擬資產運營商的監督,並與金融監管局等政府機構合作進行技術開發,盡最大努力保護投資者”。韓國司法部通過的《2023年政府業務報告》中也指出,將引入“虛擬貨幣跟蹤系統”,加大力度打擊利用虛擬貨幣洗錢的行為。基於虛擬貨幣市場亂象以及韓國監管部門的態度,韓國政府可能進一步規範虛擬貨幣市場的運營和管理,加強對虛擬貨幣交易所的審核和監管以及投資者身份和交易資金的真實性審查,防範市場風險和洗錢等違法行為。

(劉榮榮為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山東大學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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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23年
第10期
責編: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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