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慧：華夏共同祖先意識的萌生髮展——以“祝融八姓”為中心

作者：羅新慧

來源：《歷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華夏共同祖先的確立，推動了華夏族的形成。春秋時期興起的局部共同祖先意識，為華夏同源共祖觀念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春秋時期，以“祝融八姓”為代表，出現了諸多尊奉共同祖先的族群、邦國。這些族群或邦國跨越地域和文化藩籬，形成基於“共同起源信念”的團體。共同祖先的醞釀，與春秋時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遠祖、神化祖先的風尚有關。局部共祖的出現，開啟了戰國時期以黃帝為標識的華夏共同祖先形成的先河，是當時諸族大交往、大融匯的反映。

關鍵詞：中華民族華夏化共同祖先民族融合

華夏族與華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需要從不同層面和角度細緻梳理。華夏共同祖先的確立，推動了華夏族的形成，在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中，兩者相向而行、相待而成。揆諸常理，古代諸族起源不一，並不存在共同的祖先。可是戰國晚期，黃帝儼然成為華夏共祖，標誌著族群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形成。至西漢時期，不僅“聖王同祖”成為根本共識，司馬遷甚至將天下諸族的祖先一併納入華夏同祖共源的系統。從此，諸族的祖先全部追溯至黃帝，天下從各有其祖演變為同出一祖，從多元匯聚至一體，天下一家之勢已然形成。由各認其祖轉化為共認一祖並非一蹴而就。春秋時期，局部範圍內已經出現被若干族群共同追認的祖先。認可共同祖先的諸族並不是分佈在同一地理單元內，而是超越了地域區隔和地緣界限，甚至華夏與非華夏也建立起“血緣關係”，局部認同網絡逐漸確立。可以說，局部共祖的醞釀是華夏共同祖先觀念形成的第一步。這是以往春秋史研究較少關注的現象。本文以“祝融八姓”的組成、地理分佈以及集團內諸族祝融認同為中心，分析春秋戰國時期局部共祖觀念的形成過程與歷史動因。

一、祝融八姓及其地理分佈

學界對祝融八姓各支族的分佈與遷徙有所考察，但尚有遺漏。通過金文材料，可以補充屬於這個集團中的若干族群。八姓各支或居於中原，或散在四周，通過共同的祖先祝融，這些分散零落的諸族，被無形的網絡編織在一起。

祝融八姓之說出自《國語·鄭語》。周王室史伯預言楚、晉、秦、齊四國將在周室衰落之後迭興，言及楚國時道出“祝融八姓”的分佈及其興亡歷史：

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採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史伯所謂“祝融八姓”包括己、董、彭、禿、妘、曹、斟、羋。己姓，包括昆吾、蘇、顧、溫、董；董姓，包括鬷夷、豢龍；彭姓，包括彭祖、豕韋、諸稽；禿姓，主要為舟人；妘姓，包括鄔、鄶、路、偪陽；曹姓，包括鄒、莒；斟姓，無後；羋姓，包括夔越、荊楚。雖然據史伯所言，祝融八姓及其分支，不少已滅於夏商時期，但根據兩週金文、傳世文獻，可以大致瞭解各姓的地域分佈。

（一）己姓

己，金文寫作“妀”。己姓昆吾，見諸《詩經·商頌·長髮》《墨子·耕柱》《呂氏春秋·君守》，史載昆吾滅於夏商之際。昆吾之居地，《左傳》昭公十二年：“昆吾，舊許是宅”。杜預認為“舊許”是“鄭新邑”，楊伯峻認為“在今許昌市東三十六里”。此外，《左傳》哀公十七年有“昆吾之觀”的說法，孔穎達認為在“東郡濮陽縣”。韋昭認為昆吾初封時居衛，後遷徙而居於“舊許”。但不少學者認為河南許昌是昆吾原居地，濮陽是遷徙後的處所。要之，昆吾之地與今河南中部的許昌、西北部的濮陽有關，位於中原。

己姓之顧，見於《詩經·商頌·長髮》，亡於夏商之際。顧之地望，宋人鄭樵《通志·氏族略》謂濮州範縣城東南28裡有故顧城，當是其地。濮州範縣，在今河南範縣與山東梁山縣之間，接近華夏核心區域。

己姓之蘇、溫。蘇、溫應為一體，《左傳》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可見，蘇在西周初年受封，封邑為溫。蘇應為殷商舊族，西周中期後段的蘇

壺中有“

”字族號，“

”多見於商代晚期青銅器。《尚書·立政》記載周公命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勉勵蘇公恭敬用獄。一般認為“蘇公”即前引《左傳》中的蘇忿生。

“蘇”常見於兩週青銅器。西周晚期蘇公簋（《集成》3739），是蘇君為嫁與王室的己（妀）姓女子作器；西周晚期蘇衛妀鼎（《集成》2381），是蘇國女子嫁入衛國時的自作器。西周晚期蘇公盤銘文有“蘇公作晉妀盤”（《銘圖》14404），是蘇國君主為嫁入晉地的蘇國女子作器。春秋早期蘇脂妊鼎銘文有“蘇脂妊作虢妀魚母媵”（《集成》2526），蘇脂妊是嫁入蘇國的妊姓女子，她為嫁至虢國的名魚之女作媵器，此為蘇虢聯姻之證。反映蘇、虢聯姻的銅器還有出土於河南三門峽虢國墓葬的蘇貉豆，器銘為“蘇貉作小用”（《集成》4659）。器主來自蘇地，但器物出自虢國墓葬，表明器主是嫁入虢國的蘇人。同期出土的還有叔作蘇子鼎（《集成》1926），是為嫁入虢國的蘇地女子作器。蘇與虢、衛、晉等有姻親關係，表明蘇地距離三國較近。

蘇為小國，又地處中原，所以時常捲入爭端。《左傳》隱公三年，周、鄭交惡，鄭人帥師取“溫之麥”，可知溫在王畿。《左傳》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

、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

、懷”，學者以為蘇忿生之十二邑在今溫縣、濟源、武陟、修武、孟津、沁陽、獲嘉一蘇地在王畿，距離衛、晉以及狄人較近，常處於各種矛盾之中。《左傳》僖公十年：“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在狄與周室之間首鼠兩端，最終滅亡，蘇地歸於王室。《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記載，周襄王將原屬蘇國的溫、樊、原、欑矛之田賜予晉文公，晉文公使狐氏、陽氏處之。《左傳》成公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郤至稱帶。“溫，吾故也”，可知溫地又成為郤至采邑。蘇國滅後，其後裔事蹟零星可見。

己姓之董，《左傳》記其出於帝舜之下以豢龍為職事的董父，其後人為鬷夷。這一支當與董姓之鬷夷有所關聯（詳見下文）。

綜上可知，己姓小國多位於河南中部以及魯豫交界一帶，少數在山西南部，基本位於華夏核心區域。

（二）董姓

董姓之豢龍氏，邈遠不可追。董多與晉有關，如良史董狐（《左傳》宣公二年）、卿大夫董叔（《左傳》襄公十八年）、董安於（《左傳》定公十三年）。可以推測董多居於晉地。

此外，按《國語·鄭語》記載，董姓之鬷夷、豢龍已於夏代覆滅，但鬷夷後裔有跡可循。齊靈公有來自魯國的嬪妃鬷聲姬，為太子光之母（《左傳》襄公十九年）；齊國又有鬷蔑，為崔杼所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魯國季氏有司馬鬷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皆當為鬷之後裔。《尚書·湯誓》中還有三鬷之說，孔安國以為在定陶。《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誌》：“曹州濟陰縣即古定陶也，東有三鬷亭是也”。學者以為三鬷亭在今山東定陶以北不遠處。可見，董姓之鬷多分佈在齊魯地區，定陶或為其主要分佈地。

（三）彭姓

彭姓之彭祖。彭之地望，韋昭認為在彭城，即今江蘇徐州。1974年河南南陽出土春秋早期銅器彭伯壺，銘文為“彭伯自作醴壺”同墓出土的銅簠銘文為“申公彭宇自作飲簠”（《集成》4610）。學者指出，彭在楚，滅申之前應已滅國，時代為春秋早期的楚武王時期。南陽之彭或許是滅國後遷徙至豫鄂交界一帶的彭姓支族。

彭姓之豕韋，如依《鄭語》所說，滅於殷商，國已不存。另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至西周時期，豕韋轉為唐杜氏。

彭姓之諸稽，其地尚無可考。

（四）禿姓

禿姓之舟。《國語·鄭語》記載，鄭桓公“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即東虢、鄶、鄔、蔽、補、舟、依、柔、歷、華。“舟”應是舟人故地，韋昭注：“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所以舟地應在新鄭界內。虢國大夫舟之僑，或出自舟之族。

（五）妘姓

“妘”在西周金文中寫作“

”。西周早期銅器員卣銘文：“員從史

伐會（鄶），員先入邑”（《集成》5387），員卣一般認為是昭王時器，器主隨從史

征伐鄶。史

見於

鼎（《集成》2740）和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

鼎（《集成》2704）。從銘文可知，史

聽令於祭公、王姜，那麼員卣記載的史

伐鄶，亦當出於王命。鄶國青銅器還有西周晚期的“會（鄶）姒作媵鬲”（《集成》536）。“會（鄶）姒”應是嫁入鄶國的姒姓女子。1972 年出土於陝西扶風法門鎮的西周晚期銅器會妘鼎，銘文為“會（鄶）妘作寶鼎”（《集成》2516），此器出於王畿地區，可能是嫁於王畿的鄶國女子所作。可推斷鄶與王室或者王畿地區大族存在聯姻關係。

傳世文獻亦可見有關鄶的記載。《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晚期，濟、洛、河、潁之間，“虢、鄶為大”。《詩經》“國風”中有“鄶風”，但吳季札北上觀樂時，“自鄶以下，無譏焉”，對鄶風、曹風等不加臧否，可見鄶已經衰落。《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載，鄭公子瑕葬於“鄶城之下”，可知此時鄶已為鄭地。韋昭認為鄶國地望在新鄭，《史記·楚世家》正義引《括地誌》：“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鄒衡認為，“周代的鄶國遺址已經在曲梁東南約10餘里處發現”，也有學者認為在河南密縣。總之，鄶地近鄭國，在河南新鄭、密縣一帶，位於華夏核心區域。

妘姓之鄔，亦見載於史籍。《左傳》隱公十一年記載周桓王奪取鄭國鄔、劉、蒍、邘之田，可知春秋初年，鄔已國滅，併入鄭國，後為王室所有。《左傳》莊公二十年記載，鄭伯調停王子頹之亂，並不成功，遂奉惠王歸鄭，是年秋，周王及鄭伯入於鄔，又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左傳》昭公二十四年，王室內亂，“王子朝入於鄔”。根據上述記載，鄔地與成周相距不遠。鄔之地望，杜預注：“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即今河南偃師縣西南，地處華夏核心區。

妘姓之偪陽，或，為楚之與國，《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甲午，滅之”，杜預注：“今彭城傅陽縣”，在今山東嶧縣南五十里。偪陽被晉人所滅，其地入宋。

妘姓之路，不得其詳。總體來看，妘姓集團中，鄶、鄔地在中原，偪陽地處中原以東。

（六）曹姓

曹姓之莒。關於莒國之姓，有三種觀點：其一，曹姓，《國語·鄭語》記載莒為曹姓；其二，己姓，出自《國語·鄭語》韋昭注；其三，嬴姓，班固《漢書·地理志》：“莒，故國，盈姓，三十世為楚所滅。少昊後”。《左傳》文公七年：“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由莒國女子戴己、聲己之稱看，莒為己姓；《左傳》文公八年：“（穆伯）奔莒，從己氏焉”，將莒與己姓聯繫在一起，可知春秋時期確有己姓之莒。1977年山東沂水劉家店子春秋中期墓葬出土莒公戈，莒國應在山東沂水、莒縣、日照一帶，戰國初年被楚所滅。

曹姓之邾、小邾，春秋時期位於今山東鄒城、棗莊一帶，山東鄒城嶧山鎮發掘出土春秋時期邾國故城遺址，而棗莊東江發現有小邾國國君墓地。戰國晚期，邾國、小邾皆亡於楚。

（七）斟姓

無後絕祀。

（八）羋姓

羋姓主要是荊楚、夔越。韋昭注：“夔越，羋姓之別國”，由《左傳》所記可知夔為楚之別封。

《鄭語》記載雖然脈絡清晰，但並不完備。檢諸兩週金文，《鄭語》遺漏了屬於八姓集團的若干支族，如妘姓、己姓中的幾支。

其一，妘姓之周（琱）。西周中期周棘生簋、盤銘文：

周棘生作楷妘媅媵簋，其孫孫子子永寶用。。（《集成》3915）。

周棘生作楷妘媵盤。□金用［迮］邦，其孫孫子子永寶用。。（《集成》10120）

簋銘說器主為楷妘媅作媵簋，盤銘則是為楷妘作媵盤，可知“媅”為女子之名，而楷妘，應是妘姓女子嫁入楷。器主“周棘生”，陳夢家結合

之族徽等指出“周是

姓之國”，別於姬周之周。此後，不少學者論證妘姓之周的存在。出土於陝西扶風法門鎮的函皇父諸器也表明周（琱）為妘姓。函皇父鼎銘文為“函皇父作琱妘尊兔鼎”（《集成》2548），函皇父匜銘文則稱“函皇父作周妘匜”（《集成》10225），是函皇父為妻作器，由琱妘的稱名方式，知琱為妘姓。學者推測妘姓之周（琱）為居住在周原的古族，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妘姓之周（琱）始終存在。

其二，妘姓之輔。西周晚期輔伯

父鼎銘文：“輔伯

父作豐孟妘媵鼎”（《集成》2546），可知是器主為女兒所作媵器，故輔亦為妘姓。輔氏家族器尚有西周中期後段的師

簋和輔師

簋（《集成》4324、4286），兩器分別記載器主以琱生、榮伯為“右”，接受王的冊命，可據此推測輔氏居於王畿地區。2005年河南南陽萬家園墓出土西周晚期銅器“輔伯作兵戈”，學者指出此墓距離南申仲爯父墓不遠，應屬申國墓葬，而輔伯戈埋葬於此應屬饋贈之器。如此，輔應居於宗周區域。

其三，己姓之番、蓼。“番”在彝銘中較常見，西周晚期銅器王鬲銘文：“王作番妀

鬲”（《集成》645），此器應是王為夫人作器，可知番為己姓。西周晚期銅器番匊生壺銘文：“番匊生鑄媵壺，用媵厥元子孟妀乖”（《集成》9705），器主為番氏，母家氏為匊，番匊生為其女作媵器，其女“孟妀乖”之稱表明番為妀姓。由春秋早期銅器伯

盤銘文“番叔之孫伯

用媵季夢

”（《銘圖》14467）、上鄀公簠銘文“上鄀公擇其吉金鑄叔羋、番妀媵簠”，也可知番屬己姓。番器多出於河南信陽（番昶伯者君鼎、番伯酓匜、番叔壺）、河南潢川（番君伯

盤）、湖北當陽（番仲戈）等地，可推測番由王畿區域遷徙至漢淮流域，最終為楚所滅。

1963 年出土于山東肥城小王莊的

士父鬲證實了蓼的存在。該器銘文：“

士父作蓼妀尊鬲”（《集成》715），應是器主為來自蓼的己姓夫人作器。另據《左傳》桓公十一年記載，鄖人慾聯合隨、絞、州、蓼伐楚，反敗於楚，楚人“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蓼被楚人兼併。蓼之地望應在河南南陽一帶，與楚鄰近。

由上可見，《國語·鄭語》記載的祝融八姓大多可得到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印證，另有文獻失載的“八姓”之族，通過金文資料得以重見。八姓各支族主要分佈在今河南中部、陝西關中地區，一部分居於山東西部和南部，少數在山西南部，若干處於淮水流域、江漢流域。處於河南中部的蘇（溫）、舟，以及分佈在陝西關中的周（琱）、輔，位於華夏核心區域。其餘諸國（不包括楚、蓼、番）雖不在中心位置，但緊密環繞在中心區域的外沿。八姓並非居於同一地理單元內，可以說，以祝融為共同祖先的這一集團跨越了地域界限。因此，“祝融八姓”的出現，意味著一種超越地域關係，而基於“共同起源信念”的群體登上歷史舞臺。

二、祝融：局部諸族的共同祖先

“祝融”是目前文獻中所見最早的被若干族群共同認可的祖先。《國語·鄭語》出現“祝融八姓”之說並非巧合，春秋金文、戰國竹簡中存在不少有關追認祝融為祖先的記載。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時期是共祖觀念形成的關鍵時期。

春秋晚期邾公

鍾銘文：“陸融之孫邾公

，乍厥和鍾，用敬恤盟祀。”（《集成》102）器主邾公

即邾桓公革（公元前487年繼位），他將自身世系追溯至遠祖陸融。新近面世的春秋晚期郳公

父鎛也將先祖追蹤至“有融”：

餘有融之子孫，郳公父，愓戁（勤）大命，保朕邦家，正和朕身，作正朕保，以共（供）朝於王所，受吉金，刑鑄和鍾，敬臨祼祀，作朕皇祖恭公、皇考惠公彝。（《銘圖》15815）

該器器主為小邾國國君

父。小邾國又稱郳（倪），由邾國分出。器主稱其祖父為恭公、父考為惠公。史籍記載“（小邾國）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可知從器主郳公之世至被楚人滅國之前，小邾國傳有六代。二人自稱“陸融”之後、“有融”之子孫。楚人對於其遠祖祝融也有強烈認同，史載楚成王以附庸夔之首領不祭祀祝融、鬻熊為藉口興師討伐。

邾公

鍾、郳公

父鎛銘文中的“陸融”、“有融”是否就是祝融？學界對此頗有爭論。但問題是以往研究多據《帝系》等材料，缺少出土文獻佐證。新近面世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下稱“安大簡”）相關內容，可證“祝融”就是“陸融”、“有融”。安大簡中，祝融寫作“融”：

融乃使人下請季連，求之弗得。見人在穴中，問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懼，告曰：“酓。”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熊，是為荊王。

這則文獻講述了融與楚先祖季連、穴熊的關係。穴熊是楚人公認的先祖，見於新蔡簡，季連見於清華簡《楚居》。可見“祝融”在文獻中可寫作“融”。有融、陸融、祝融，“有”、“陸”、“祝”皆為前綴，而且祝、陸皆幽部字，音近可通，可證祝融、陸融、有融為同一人。

在戰國文獻中，祝融是具有神性的祖先。《國語·周語上》記載“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將祝融作為夏王朝興盛的祥瑞。祝融的神性，顯示於奇異的“脅生”故事。《大戴禮記·帝系》：“陸終氏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

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安大簡類似記載中“無陸終其人，生六子者就是祝融黎”，故而整理者認為“文獻陸終當是祝融之誤”。

邾公

鍾、郳公

父鎛銘文稱器主為祝融之子孫，可見邾人、小邾對於先祖祝融具有自覺的認同。兩器作於春秋晚期，而祖先為“融”這一觀念的由來很可能非僅當時所有。以邾公

鍾、郳公

父鎛的時代為基點，將祝融作為共同祖先觀念的出現上推至春秋中期，大致不誤。邾人、小邾人、楚人對祝融的認同，其意義不僅在於說明三國擁有神性的先祖，更表明至遲在春秋晚期，已經出現了為一些族群共同認可的祖先。祖先崇拜已經超越了諸族各認其祖的階段，向著同源同祖方向邁進。

戰國時期，以祝融為祖先的觀念繼續發展。特別是楚國，祝融認同根深蒂固。祝融頻繁出現於卜筮祭禱簡中，這類竹簡是主人生前遭遇疾病時占卜禱請各類神靈的記錄，很多內容涉及祖先神靈。如新蔡簡：

其中提及楚之先祖包括老童、祝融、鬻熊，也有穴熊。包山簡：

“老童、祝融、鬻熊”是固定搭配。望山簡：

三種竹簡提及的楚之遠祖均有祝融。包山簡主人邵

，官居左尹，相當於周之“大夫”，他出自楚昭王一系（昭王是其五世祖），下葬時間為公元前316年。望山簡主人是

（悼）固，大約生活在楚威王（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在位）時期或稍早，身分為下大夫。悼固與楚悼王關係密切，悼王是悼固得氏之祖。新蔡簡主人為平夜君成，其墓葬年代為楚悼王（約公元前400—公元前381年在位）末年，他是楚國封君，出自楚昭王一系（昭王可能是其三世祖）。三種竹簡主人雖有楚王室背景，但與王室關係比較疏遠。他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遇疾求禱，包括祝融在內的幾位遠祖成為固定禱請對象，表明在他們看來，祝融不僅保佑楚國王室，而且護佑出自王室的貴族。

幾種卜筮祭禱簡中，新蔡簡為戰國早期，時代最早。由此可以推測，楚王族對於祝融的認同，可以上推至春秋晚期，與邾公

鍾、郳公

父鎛的時代相仿。楚、邾、小邾皆認同祝融先祖，說明這一時段，正是局部共同祖先觀念醞釀成熟的關鍵時期。

需要注意的是，前述己姓之番，也列於“祝融八姓”，但目前尚未見番以祝融之後自居的史料。1978年發掘的湖北荊州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墓主為邸陽君番勝，所出竹簡多為卜筮祭禱類，與前引三種竹簡性質相同，但祭禱遠祖簡文僅一條：“舉禱番先特牛”。簡文記載竹簡主人稱遠祖為“番先”，而非如新蔡、包山、望山簡稱“楚先”，全部竹簡中不見“祝融”之稱。與之類似，湖北荊門嚴倉1號墓，湖北荊州秦家嘴戰國墓M1、M13、M99，荊州棗林鋪彭家灣M183 和M264、唐維寺M126、熊家灣M43，所出卜筮祭禱簡也未見禱祀祝融的內容。嚴倉1號墓墓主悼

生前為楚國大司馬，簡文中記載“舉禱於

”，應是禱於先祖。秦家嘴竹簡記載“□禱□都於五世王父以逾至新父”（出自M1），“既□禱特牛於五世王父王［母］”（出自M13），“□禱之於五世王父王母訓至新父母，疾”(出自M99）。三座墓葬墓主祭禱先祖有一致性，皆包括生父、生母以及五世祖父、祖母，但並沒有楚先祝融。荊州棗林鋪彭家灣M183墓主為女性，其告禱的先祖有“集定君”（簡1、簡9）、“集莊君”（簡11）、親父

赴尹（簡2、簡9）、親母（簡7）。彭家灣M264墓主也為女性，竹簡中有“禱三世王父”。唐維寺M126、熊家灣M43 所出卜筮祭禱簡中有禱於“地主”、“司命”、“北方”、“二天子”等，但沒有先祖祝融。秦家嘴三位墓主生前位列士、庶人行列，棗林鋪一帶楚墓為中小型墓葬，墓主同樣為士、庶階層。

出現這種情況或許因為，其一，商周時代的政治架構是家國同構，所以春秋時期共同祖先認同的發起和主導者主要是核心統治集團——國君宗室及其近支宗族。當時尚屬分封政治體制，塑造祖先崇拜等活動，社會中下層參與度有限。其二，核心統治集團塑造共祖認同，是一種政治行為，若要自上而下滲透至社會中下層，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進而形成一種牢固的文化傳統，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歷史過程。

由於文獻缺載，除邾、小邾、楚以外，祝融八姓其餘諸族關於祝融認同的情形尚不得而知。但就目前資料反映的情況而言，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首先，邾、小邾、楚的祝融認同是主動表達，而非他人越俎代庖。近年來，學者在研究古代民族認同時，提出需要注意文本書寫者的問題，認為邊緣諸族的歷史記憶，可能出於諸夏的編撰和散播。揆諸祝融之例，可以說以祝融為先祖，出自楚、邾、小邾人的自我記述，是其自我意識、自我認知的體現，並非諸夏人士替代書寫的結果。

其次，祝融集團八姓諸族，或處中原或居邊緣，兼包諸夏與非夏，恰如《鄭語》所謂八姓“或在王室，或在夷、狄”。八姓之中，己姓昆吾、蘇、溫，禿姓之舟，以及妘姓之鄶、鄔，均處於華夏核心地帶，與諸夏互動頻繁，在春秋時期已融入華夏。邾、小邾與楚，雖然既非正宗諸夏又非典型夷狄，但時人以蠻夷視之。春秋末期，魯國大夫叔孫婼稱邾為“夷也”；邾滅“服事諸夏”的風姓須句，被時人視為“蠻夷猾夏”。又如《左傳》昭公十三年，晉公會諸侯，邾、莒以遭魯國侵伐而訴於晉，晉公在盟會上拒見魯公，魯大夫即批評道“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將邾排除於華夏行列。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別於諸華而與蠻夷相系聯。《左傳》成公七年記“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以楚為群蠻之首。《左傳》襄公十三年記“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徵南海，以屬諸夏”，意謂楚大有蠻夷，班號令於諸夏。因此，楚人在春秋時期未躋身華夏行列是事實。但是，通過以祝融為共同祖先，邾國、小邾、荊楚與已經華夏化的蘇、鄶等，被囊括在同一集團之中。

最後，八姓各族當中，楚國最為推崇祝融，而《國語·鄭語》所論祝融八姓，似在為楚張目。《鄭語》先是借史伯之口，斷言歷史上凡有輝煌先祖者，其後必彰顯於世，虞、夏、商、周莫不如是。然後史伯進一步申明，“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祝融與夏禹、周棄同類，也是光輝的祖先，但“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那麼依照虞夏商周之例，祝融之後必可彰明，於是史伯預測，“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意思是能夠彰顯祝融之功者，在於羋姓，而羋姓之中，唯有荊楚當之。此番言論很像是為楚人造勢。在《左傳》所記楚靈王的言論中，這一用意體現得更加直接。靈王冬獵於州來，駐紮於潁水入淮處，意欲包圍徐國，震懾吳國。楚靈王先是回憶先王熊繹與姜太公之子呂伋、衛康叔之子王孫牟、叔虞之子燮父、周公之子伯禽共事康王，但齊、晉、衛、魯皆分得珍寶之器，唯熊繹一無所得，於是探問：“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靈王之問，暴露出問鼎於周的心態。靈王更進一步追問：“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昆吾與楚均傳自遠祖祝融，故靈王稱昆吾為皇祖伯父。楚王意謂昆吾舊地為鄭國吞併，楚人理所應當向鄭國索要自家伯父舊地。依照楚靈王的邏輯，蘇、溫、鄔等兄弟之國，為晉、鄭等所翦滅，是否也盡當歸還楚國？楚人打著共祖祝融的旗號，強調同出祝融的血緣關係是虛，強烈要求擴張地域之心是實。

在建構祝融認同方面，楚國發揮了重要作用。從中原到江漢流域，從關中到魯西南，已經形成了以楚國為核心、以祝融為共祖的“共同體”，為楚王“問鼎”鋪墊了基礎。在這樣廣闊的地域範圍內，若干族群擁有共同祖先的認識。相對於天下共祖黃帝，祝融可稱之為局部共祖（將祝融進一步納入“五帝”系統，則是此後的事情），而局部共祖的出現，是形成華夏同源共祖的第一步。

三、局部共祖認同的時代潮流

春秋戰國時期，諸族凝集在同一祖先的旗幟下組成共祖集團，已經成為時代潮流。除“祝融”之外，“四嶽”可稱之為另一局部共同祖先。較之祝融系統，“四嶽”集團中的華夏色彩、戎狄因素都十分突出。“四嶽”集團見載於《左傳》襄公十四年：吳敗於楚，遂向盟友晉國求援。晉國主夏盟，命卿大夫範匄會諸侯之師於向，與會諸侯有齊、魯、鄭等諸夏國家，也有曹、莒、邾、小邾等東方小國，而姜戎由於與晉國關係密切也參與其中。但幾個大國對晉態度怠惰，晉人氣急敗壞，遷怒於姜戎，認定是戎人向諸國走漏消息，導致諸國不敬晉國。範匄拘捕了戎子駒支，歷數其罪，栽贓戎人。但戎子駒支據理力爭：

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

學者對戎子駒支的這段話耳熟能詳，或為其義正詞嚴所歎服，感慨其華夏化程度之深；或矚目於其自我身分之界定，力證春秋時期的華夷之別。然而，諸家多忽略了戎子駒支另一重要身分——“四嶽”之後。駒支說：“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將“四嶽之後”與“戎”兩個因素相結合，意味深長。

戎子駒支之族原居於瓜州，屬姜戎。駒支歸納戎族特點：“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言語不達”，在戎與華之間劃出清晰界限，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拒斥諸夏。駒支試圖撇清與諸夏的關係，是要反駁範宣子的栽贓。實際上，駒支所在戎族和晉國關係緊密：晉惠公（約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在位）之世，姜戎遭秦人驅趕而遷徙至晉國南土，至駒支時已近百年。百年之中，姜戎與晉互動密切，晉引之為屬國，姜戎則協助晉國防堵秦人東進。晉秦崤之戰，姜戎與晉人協力大敗秦人。自此之後，歷襄、靈、成、景、厲直至悼公，晉軍東征西討，姜戎無役不從。可見姜戎在政治上完全內附，與晉國深度融合。

戎子駒支並不否認與諸夏的血緣關聯。駒支借晉惠公之口稱姜戎為“四嶽之裔胄”。春秋時期著名的“四嶽”之後為齊、呂、申、許。四國之中，申、呂與周王室關係密切，西周宣王時，兩國成為王室佈防江漢流域的重要力量。許則受封於西周初年，平王東遷時，擁戴王室，是服從王室的侯國。齊更是周王室十分倚重的力量。駒支稱本族為“四嶽之後”，則是將本族與華夏之姜齊列為同儕，意在宣稱本族與諸夏同系所生，晉人不可置兄弟之情於不顧，汙衊誹謗。當然，駒支承認與華夏國家有血緣關聯，有其現實目的，未必完全出於華夏認同。因此，他一方面力陳與諸夏的關聯，另一方面又大談夷夏之別，突出自我意識。

駒支對自我身分的“定位”，體現出諸族交往中身分“構建”的複雜性。有學者指出，當眾多背景不同的族群聚集時，一些族群常常根據自身對其他群體的可及性以及當時的具體需求來“調整”身分。他們或者選取外來因素為自己建立更具共通性的身分，或者融合本族文化與外來文化以創造出新的混合身分，或者忽略外來因素以堅持本土身分。在此過程中，個人和群體可能同時具有多重身分，這些身分在某些方面相互重疊甚至矛盾。正如戎子駒支一方面強烈堅持本族認同，另一方面強調與諸夏的關聯。看似矛盾的多重身分，為駒支周旋於各侯國之間贏得了空間。就駒支所闡述的“身分構建”看，雖然其自我意識十分強烈，但其為“四嶽”之胄、與諸夏侯國存在血緣關係的“事實”，與駒支強調自身的特點，如語言、習俗、服飾等因素並存。

史載“四嶽”乃上古英雄。在英雄祖先的旗幟下，戎狄與若干諸夏侯國被匯入同源。“四嶽”集團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它開創了史家將戎狄納入華夏集團的先聲。

兼跨諸華與戎狄的還有“唐叔”集團。《國語·晉語四》謂“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韋昭注：“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為戎之一支，但長期與晉通婚，晉文公母即為狐姬。在《晉語》中，狐之先祖為唐叔虞，此狐族可能是叔虞與狐氏女所育子孫。既皆出自唐叔，則狐氏與晉人擁有共同的祖先，意味著戎狄之一支與典型的諸華國家晉本為一家，同為兄弟。與上述祝融、四嶽集團有所不同的是，“唐叔”並不具有神性，故“唐叔”集團似更接近事實。“唐叔”集團所開啟的模式是徑直從血緣上將華夏與夷狄聯結起來，將兩者合二為一。

除上述集團之外，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其他局部共同祖先及其集團，特別是地域相近的諸族擁有共同祖先，如臺駘集團、太皞集團、大任集團等。這些集團星星點點，等待著更大的彙集，以形成燎原之勢。

《左傳》昭公元年記載子產之言：“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依照子產所說，沈、姒、蓐、黃皆出自導川障澤的英雄臺駘。此處之沈與作為周公之胤的沈並非一國；黃也非淮上之黃。由“晉主汾而滅之”一句看，四者應皆在晉地一帶，四國所組成的“臺駘”體系是典型的地域集團，屬於相鄰諸族而同祖者。

同類的還有太皞集團。文獻雲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是具有神話色彩的先祖。《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記載，“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任、宿、須句、顓臾，屬東夷，為風姓，太皞是其祖。四族當距濟水不遠，既有相同的居地，又有共同的祖先，屬於地域集團與“血緣”集團的重合。須句與魯之上層通婚，莊公配偶、僖公之母即為須句女。有意思的是，這一集團本屬東夷，但卻自別夷狄而自詡諸華，斥責邾人“蠻夷猾夏”者，正是僖公之母。

大任集團也應屬於相鄰諸族而尊奉共同祖先。《國語·周語中》記載西周末期周卿富辰之語：“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韋昭注：“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由富辰所說，摯、疇之國出自大任之家，這些族群中的代表人物為王季之配偶大任。事實上，摯為殷商舊國，《詩經·大雅·大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是說任姓的摯仲氏之女大任，嫁於周之王季。而疇，據說處於濟、洛、河、潁四水之間，與摯臨近。摯與疇應是相鄰國族而尊奉共同祖先。

由四嶽、唐叔、臺駘、太皞、大任等諸集團看，春秋戰國時期局部共同祖先的醞釀方興未艾。其中，既有祝融等大規模集團，也有大任、臺駘等小集團；既有同居一地而擁有共同祖先的情形，也有跨地域卻擁有共同祖先的狀況。在多個集團中，諸夏與非夏兼容，中原與邊緣幷包。值得注意的是，局部共同祖先意識的出現並非軍事征服的結果，也不是某種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單向覆蓋，而是在長期歷史演變中，血緣、經濟、政治、文化等諸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餘論

春秋戰國時期共同祖先的醞釀，與春秋時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遠祖、神化祖先的風尚有關。春秋時代，瀰漫著以祖先彰顯子孫的風俗。人們熱衷於抬出家族中有特殊地位的祖先，以提升自身地位。春秋金文中常見作器者自稱為“某之孫”、“某之子”，“某”則是家族中地位顯赫的祖先，人們將家世追溯至卓越的先祖，目的是光耀自身。於省吾指出，“制器撰銘以昭其德業光烈，傳諸子若孫，以享以祀，世守而永寶之，冀其拊循遺澤，奮發濯磨，趾美前徽而不墜也”，這種心態是人們神化先祖的直接動因。

在追認祖先的風潮中，許多族群塑造出具有神話色彩的偉大先祖，如商人始祖契、周人始祖后稷。即便世家大族也編織出神異的先祖故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晉卿範宣子詢問魯國穆叔何謂“死而不朽”，範宣子以為世不絕祀、保有大祿即是“身死而名不朽滅”之謂，稱頌自家先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範氏”。依範宣子之說，陶唐之後為御龍，御龍之後為豕韋，豕韋之後為唐杜，唐杜之後為範氏，血胤相承，生生不息。範宣子意在表明晉為諸夏盟主，範氏復為之佐，借神異的祖先誇耀己族之興。正是在崇拜英雄祖先、追溯始祖、神化祖先的氛圍中，共同祖先出現了，先是局部共祖，繼而是華夏共祖。

局部共同祖先出現的意義值得進一步申說。首先，局部共祖的出現是向華夏同源共祖演進邁出的重要一步。由祝融之例可以看到，在共同祖先之下，不同地域、族姓的人群系聯起來，一種基於“共同起源信念”的群體由此而生，大有“合多種而一之”的趨勢。其次，“局部共祖”生動顯示出邊緣的、非華夏族的觀念意識，呈現出諸夏與非夏族群交流互動的場景。近年的民族研究中，與邊界、邊緣相關的研究受到關注，“凸顯混雜、多元及被忽略的邊緣個人、群體及文化現象之存在。注意發生在邊緣與邊界的，或與邊緣與邊界相關的各種事件、文本與其他現象”，成為普遍的學術追求和問題意識。而在具體研究中，邊緣、“他者”常常作為異類甚至敵人的面目出現，給人以諸夏與周邊諸族兩不相容的印象。然而，共同祖先觀念出現與發展的歷史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儘管局部共同祖先出現的成因錯綜複雜，諸族對共同祖先認同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局部共同祖先的出現，促進了邊緣與中心、諸夏與夷狄的融合。這一融合或由近及遠，或由遠及近，“共祖”紐帶將彼此聯結在一起。於是，那些徘徊在諸夏外圍的諸族，都成為共同祖先的後裔。換言之，在共同祖先的旗幟之下，夷夏之分趨於模糊。例如四嶽集團、祝融集團中的戎、楚，並非總是自外於諸夏，他們的觀念意識中，或多或少都有貼近諸夏的因素。當然，就春秋戰國時期而言，華夷之分的確存在，但共同祖先觀念的產生和發展，也正體現了存異求同、匯聚融合的歷史大勢。費孝通等學者指出，由“文化共性”的民族轉變為“主觀認同”的民族，經歷了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主觀認同”多種多樣，對共同祖先的認同是其中之一。具體到古代中國，其發生的年代，至遲在春秋中期。社會學理論認為，“認同並非原本‘就在那裡’，而總是必須被構建”。共同祖先觀念的興起，正是春秋戰國時期諸族大交往、大融匯的反映。

（作者羅新慧，系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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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宇

校審：小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