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樣的“特別啟示”竟導致陳獨秀二次被捕入獄？
1921-1922年：陳獨秀在上海兩次被捕之概況
應當說，五四運動之後不久，發生的陳獨秀多次被捕入獄事件，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乃是有著獨特意義的歷史事件。
當時，已成為各種新思潮的試驗場之中國，傳統與舊的社會架構、思想潮流乃至政治、文化現狀各個層面，均受到普遍的質疑和衝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及其追隨者，高擎“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面大旗，大張旗鼓之際，勢必遭到社會保守勢力的忌憚與反擊，兩股勢力的對抗與紛爭，在所難免。
陳獨秀被捕入獄，正是這兩股勢力鬥爭的一個階段性結果。誠然，因為南北各地進步人士及社會團體的通力營救，迫於社會輿論之沉重壓力，在首次被捕之後，北洋政府當局最終還是不得不釋放了陳氏。然而，當局對“新思想”與“新文化”的敵視與打擊，卻並未因之有所緩和，反而更變本加厲，加快加強了相關舉措。就在1919年8月及次年5月，《每週評論》《新社會》等刊物先後被查禁。至1922年冬，當局還進一步通過了“取締新思想”的議案，矛頭仍然直接指向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群體。
正是在此期間，1921年與1922年間，已經被迫將《新青年》編輯部轉移至上海，且據傳已化名“王旦（坦）甫”（詳見後文），隱姓埋名、行事低調且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竟又遭到了兩次逮捕。先是被法租界捕房探員從其住所逮捕，並抄沒文稿書籍若干，幾經周折之後以判處罰金結案；及至再次被捕，連帶住所中存有的所有文稿書籍、印刷品乃至用於印刷的“紙版”，皆被抄沒並當眾焚燬，以示警戒，仍以判處罰金結案。
這兩次被捕，也是因為友朋積極營救，更兼確實未有可予“定罪”的法律依據，陳氏並未遭到長時間關押，旋即開釋。不過，在這樣的頻繁打壓與強力封殺之下，《新青年》的編輯發行工作屢被破壞，終受重創，原本每月印行一期的刊物，在1922年全年僅於7月勉強出版一期（第九卷第六號）之後，即不得不宣告停刊。
褚輔成意外暴露身份，陳獨秀化名仍遭抓捕
僅據筆者所見百年之前的舊報報道，可知時為1921年10月4日，剛剛從廣州返回上海的陳獨秀，即遭法租界密探逮捕。兩天之後（10月6日），這一消息見諸《民國日報》報道，報道原文如下：
陳獨秀被捕與初審
聯合通信社雲，《新青年》雜誌主撰，前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陳獨秀君，昨年以來，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長。邇因身患胃病，請假來滬就醫。星期二（四日）午後二時許，法捕房特派探捕多人，赴環龍路漁陽裡二號陳君住宅搜檢，將積存之《新青年》雜誌，並印刷品多種，一併攜去。同時將陳君及其夫人，暨拜訪陳君之友人五人，一併帶入捕房，研詢一過。除陳君夫婦外，外來之褚邵諸人，當即交保出外候訊。昨晨九時，捕房將陳君夫婦，並傳齊案內諸人，解送公堂請究。被告陳君，延請巴和律師到堂辯護；奉判陳獨秀準交五百兩，人洋鋪保，候展期兩禮拜再訊。其餘諸人，均交原保雲。
◆1922年底，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後排左一）等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
上述二百餘字的報道，簡明扼要，篇幅不大，刊登的版面位置也不十分顯著，予人以常規案件報道而非涉政大案要聞的觀感。然而，據當天同時被捕的，已於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出席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包惠僧（1894—1979）後來憶述，當時的情形十分兇險——本來從廣州潛歸上海秘密工作的陳獨秀，在沒有暴露真實身份的情況下，仍被密探逮捕；拘留期間，卻因與另一被捕友人無意間的一句對話，暴露了真實身份而被收監關押。包氏憶述如下：
“回到上海後，有一天我和周佛海、楊明齋到陳獨秀家裡，柯慶施(團員)也去了。陳獨秀正在樓上睡午覺。高君曼讓我們陪她打牌。我們剛打了兩圈，可能是下午兩三點的樣子，有人拍前門。當時上海一般習慣是出入後門。我去開門，進來兩三個‘白相人’，說要見陳獨秀(因報紙上刊登過陳回到上海的消息)。我說他不在家，高君曼也說陳先生不在家。那幾個人又說要買《新青年》，我說這裡不賣，大自鳴鐘下有賣的。這時，周佛海就走了。那幾個人邊說著話邊跨進門裡來，指著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說，這兒不是有嗎?(《新青年》在上海印，印量很大，陳獨秀家裡四處都堆放滿了)這時陳獨秀穿著拖鞋下樓來了，見這情形想從後門出去，到門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我們和那幾個人談話中顯得有點緊張，但誰都沒有說出陳獨秀來。不一會兒來了兩部汽車，我們五個人(我、楊明齋、柯慶施、高君曼和陳獨秀)被捕了。到巡捕房已經四點多鐘了。巡捕房問了我們的姓名，職業、與陳獨秀的關係等，陳獨秀報名王坦甫，我報名楊一如，其他人也報了假名字，接著打了指紋，這時已經五點多鐘了。不久，褚輔成、邵力子也先後被捕。褚輔成一見陳獨秀就拉著他的手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弄到這兒來了。’這一下陳獨秀就暴露了。褚輔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後就釋放了。我們被送進了牢房。……陳獨秀是個有影響的人物，被捕後上海鬧得滿城風雨。第三天，褚輔成、張繼等就將他保釋出去了。……人放出來，但要隨傳隨到。20多天以後又會審，說陳獨秀宣傳赤化，最後定案是《新青年》有過激言論。經過馬林的種種活動，結果罰款五千元了事。”
通過上述近七百字的憶述可知，陳獨秀被捕當天的情形，儼然如一部險象環生的“諜戰劇”，並不像報刊報道上那樣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當時的逮捕現場，在密探持續訊問、監視兩三個小時的情形之下，即便已然被帶至巡捕房內，陳獨秀等人始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始終以化名身份與之周旋。孰料，因後來被拘捕至此的褚輔成，無意間的一句對話，偶然道破“玄機”，方才暴露了真實身份。當然，包惠僧的憶述中，恐怕也有不十分確切之處，譬如罰款具體金額等細節，後文還將述及。
且說既然陳獨秀身份已然暴露，那麼，同時被捕，但又即刻保釋的邵力子（1882—1967），當時乃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亦為《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主編，對此事自然不會坐視不管。也正因為如此，《民國日報》報社方面對陳氏被捕一事自然更為關注，跟蹤報道也是層出不窮，其中所透露的歷史信息，亦復不少。正是循著這一思路，筆者在《民國日報》上陸續搜尋到相當數量的相關報道，基本可以將陳氏此次被捕至最終判決的二十餘日曆程，較為完整的展現出來。
其中，1921年10月20日的首次開庭公審報道，備受公眾矚目，《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各自的“本埠新聞”欄目頭條，皆為此事之報道。報道中提及，法租界密探將“陳君夫婦及先後訪陳之邵仲輝、牟有德、楊一生、胡樹人、褚慧僧等一併帶回捕房”，這裡的“邵仲輝”，自然即是邵力子（原名聞泰，字仲輝，筆名力子）；那麼，後邊的牟、楊、胡、褚諸人，究竟係指何人呢？
據包惠僧憶述，可知“牟有德”實為楊明齋化名、“楊一生”實為包惠僧化名、“胡樹人”實為柯慶施化名；可“褚慧僧”實無其名，亦無對應之人，此名或為報道者在已然確知“包惠僧”之名的情況下，無意間將“褚輔成”與“包惠僧”之名拼合而成“褚慧僧”。當然，這報道中無意為之的“洩密”之舉，可能並未引起讀者及當局的注意，否則包氏恐亦無法全身而退了。
法租界捕房探長黃金榮，漁陽裡首度抓捕陳獨秀
此外，同日（10月20日）由《時事新報》刊發的庭審報道，題為《陳君獨秀案開審旁聽記》，對被捕者“化名”亦有所報道，但又與《民國日報》所報道者略有不同。這一報道開篇這樣寫道：
“法捕房探目黃金榮等，前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二號門牌陳獨秀家，抄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書籍多種，認為有過激行為，將陳及妻林氏，並牽涉人褚輔成、牟有德、楊一生等傳解法公堂，判交保候訊。”
這一報道中，除了沒有提到“褚慧僧”與“胡樹人”的化名之外，陳妻高君曼的化名“林氏”也出現了。不過，這一報道所透露的歷史信息中，更為重要的是確切指出了逮捕陳氏諸人者，乃“法捕房探目黃金榮等”。
◆黃金榮
這裡提及的“黃金榮”，就是那個曾與杜月笙、張嘯林並稱“上海三大亨”的黃金榮（1868—1953）。據考，黃氏出身寒微，以學徒身份混跡洋場，後入青幫做起了上海南市與法租界交界處的流氓小頭目，自被法租界當局招入巡捕房當差之後，由華人探員做起，直至升任督察長，遂一躍而為頗具地方勢力之代表人物。
關於黃金榮的法租界探員生涯，據1951年5月20日《文匯報》《新聞報》所刊“黃金榮自白書”可知：
“立坦白悔過書人黃金榮，小時候，在私塾讀書，十七歲到城隍廟姊夫開的裱畫店裡學生意，二十歲滿師，五年後考進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聽’，被派到大自鳴鐘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歲，後升探長，到五十歲時升督察長，六十歲退休。”
黃氏自述中提到的初入捕房做所謂“包打聽”，即是當年上海人對便衣偵探（探員）的俗稱，滬上報刊又稱之為“包探員”；而“探長”一職，亦被稱作“探目”，一如前述《時事新報》報道中所謂“法捕房探目黃金榮等”云云。如其自述可信，那麼，黃氏自1894年開始，即已成為法租界的華人探員了；工作近30年之後，或於1921年前後，升任“探長”。也正是在這一年，黃氏竟親辦了密捕陳獨秀這樣一樁“大案”。
《新青年》出版地由滬遷粵多周折，一則“特別啟事”或致陳獨秀被捕
對於當時的上海民眾而言，除了華人探長黃金榮主辦此次抓捕，實屬一大“看點”之外，關於陳獨秀被捕之後，法庭將如何“定罪”，律師又將如何為之辯護，自然也是此案的一大“看點”。
據《民國日報》報道，首次庭審中陳氏的辯護律師巴和，對陳氏住所中搜查出大量《新青年》雜誌，有這樣的解釋與開脫之辭，為之辯解如下：
“查《新青年》自奉諭禁以後，即移至廣州出版，並未在法租界出售。此次捕房雖在陳家查出，然並無證據指明其有售賣行為。至以前定閱未滿期之戶，陳為顧全信用計，備其來取，當然與售賣不同。”
事實證明，這樣的辯解終為法庭所採信，否則絕無可能僅僅罰金一百元結案了事。應當說，巴和律師的措辭確切得當，為陳氏最終得以“無罪”開釋，提供了強力保障。
那麼，1921年間的《新青年》出版地，是否真的是由上海轉移至廣州了呢？答案是肯定的。誠如巴和律師當庭所言，有“公堂本年二月間禁售《新青年》之堂判”云云，此官方“禁令”一經頒佈，《新青年》雜誌的印行活動即刻就有了重大調整。
據查，當1921年1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五號印行之後，次月上海當局即明令禁止印行發售，本是月刊性質的《新青年》原應於同年2月即印行新刊，卻不得不因之暫停。三個月之後，即同年4月，方才轉移至廣州，始印行第八卷第六號。此期刊物封面下端，原來標示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的字樣，已明確更改為“廣州新青年社印行”；且還於刊物末頁，印發一則“特別啟事”，這應當也是陳獨秀親自擬定的，原文如下：
本社特別啟事
本社以特種原因，已遷移廣州城內惠愛中約昌興馬路第二十六號三樓，一切信件，均請寄至此處；所有書報往來辦法，仍與在上海時無異，特此奉聞。
同年5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一號仍在廣州印行。這期刊物之末的“編輯室雜記”欄目中，陳獨秀專門撰文聲明，向讀者正式通告了第八卷第六號雜誌延期三個月的實情，原文如下：
本志八卷六號排印將完的時候，所有稿件盡被辣手抓去，而且不準在上海印刷；本社既須找尋原稿重編一道，又須將印刷地點改在廣東，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勞愛讀諸君，屢次來信詢問原由，本社非常抱歉——這也許是中國應該替我們抱歉！
之後直至1921年9月，即陳獨秀返歸併被捕於上海的前一個月，已編至第九卷第五號的《新青年》雜誌，其出版發行工作仍是在廣州開展的，確實沒有違反上海當局的所謂“禁令”。
不過，此次陳氏被捕時在法租界的住所，仍是當年《新青年》尚在上海辦刊時的編輯部所在處，這就難免令捕房探員認定，陳氏此次突然返滬，必有重操舊業之意，定有東山再起之時。應當說，這樣的預判，並非純屬捕風捉影；畢竟自1919年10月《新青年》社自北京重返滬上以來，其社會影響力之巨，早令當局忌憚不已，對之頻加干涉阻撓直至明令“禁印”與“禁售”，必欲除之而後快。
實際上，早在上海租界當局“禁令”正式頒佈約半年之前，1920年5月至8月間，《新青年》雜誌的出版發行工作，就已然受到來自上海租界當局的干擾與破壞，一度陷入困局。自5月1日“勞動節專號”印行之後，6、7、8月間均無新刊印行，為向已等待三個月之久的讀者有所表示，不致產生雜誌停刊的誤會，陳獨秀還曾親擬啟事一則，廣而告之，以正視聽。時為1920年8月9日，《新青年社啟事》就刊於《時事新報》頭版，全文如下：
新青年社啟事
本報（刊）八卷一號，準於九月一日出版。出版編輯部同人照舊，編輯事務仍由獨秀擔任。以後關於投稿及交換告白報章等事與“上海法界環龍路漁陽裡新青年社編輯部”接洽，關於發行事件（務），請與“上海法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總髮行所”接洽。報價郵費一切照舊，惟特別號不另加價的權利，以直接向本社總髮行所定閱者為限。特此預先聲明，以免誤會，此白。
上述這一則寥寥數語的公開啟事，於8月9、10、11日，三次刊發於《時事新報》之上；刊期雖不算長，但皆刊於該報頭版及二版之上，還是比較醒目，便於讀者周知的。啟事雖未明確提及三個月無新刊印行的緣由，可當年明瞭《新青年》社重返滬上之艱險情勢的讀者，應當對此是心知肚明，也是心照不宣罷了。
最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便於上海訂閱者能夠及時、安全地拿到《新青年》每期新刊，又能有效規避當局“禁令”所帶來的“違法”風險，陳氏自粵返滬之後不久，即採取“變通”之法，將廣州印製的大量刊物寄存於自己的住所中，並分別按期封存起來，以便訂閱者來此“自取”。
陳氏以為，此舉自然不屬公開發售之舉，並無“違法”之嫌，當可廣而告之，以便訂閱者周知。為此，還特意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刊發了一則“新青年社特別啟事”，原文如下：
新青年社特別啟事
本雜誌自移粵印行以來，上海定閱自取之報因無地址可寄，均按期封存法界環龍路漁陽裡二號，望即持定據向該處索取可也。
新青年社白
這一則“特別啟事”的首次刊發時間，為1921年10月3日（4、5日連載），恰為陳獨秀被捕前一天。或可據此推測，正是這張“特別啟事”，暴露了陳氏返滬之後新青年社活動近況，也由之進一步暴露了陳氏返滬行蹤所在，法租界捕房完全可以據此，實施監視乃至逮捕行動。
從前述《包惠僧回憶錄》中已然提到的這些現場情形來看，當時以華人探長黃金榮為首的法租界巡捕房探員組，極可能是看到了登報的這一則“特別啟事”，方才決定來此加以試探並實施抓捕計劃的。在此，還有必要加以提示的是，這一則“特別啟事”，以及前述刊發於《時事新報》的那一則啟事，以及前述另外兩則《新青年》內附印的啟事，皆為《陳獨秀文集》失收之“集外文”。若非格外關注《新青年》社由滬遷粵這段史事，又對舊報刊屢有翻檢、有所留意的讀者與研究者，對此恐少有覺察，亦知之甚少罷。
黃金榮升任督察員，再度參與抓捕行動
時至1921年10月26日，陳獨秀案最終宣判。《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均於次日刊發了此案宣判簡訊。報道原文如下：
陳獨秀案昨日宣判
罰洋一百元
法捕房控《新青年》雜誌主任陳獨秀一案，昨日十二時半法公堂宣判，陳偕巴和律師到堂候示，由法副領事宣讀法文堂諭，約十分鐘始畢。大意以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惟查出《新青年》，有違前次堂諭，中西官會判罰一百元了案。
應當說，判罰一百元（而非包惠僧憶述的五千元）的宣判結果，可謂有驚無險，算是順利脫險了。孰料不到一年之後，1922年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的消息，又從上海灘傳來。仍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次日刊發的簡訊為底本，轉錄報道原文如下：
陳獨秀被捕
陳獨秀氏寓居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二號，昨（九日）被法總巡捕房特別機關西探目長西戴納，會同督察員黃金榮，華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義卿等捕獲，帶入蘆家灣總巡捕房，候請公堂訊核。
令人頗感意外的是，陳氏再次被捕，並沒有如上次被捕那樣，一波三折、頗費周旋——此次被捕，陳氏沒有被羈押太長時間；僅僅九日之後（8月18日），即行宣判，判罰四百元結案。除了罰金比上次被捕所判數額更高之外，別無其它。只不過，《新青年》雜誌在上海的發行與傳播，卻因此遭受重創，一如前述在1922年全年僅於7月勉強出版一期（第九卷第六號）之後，即不得不宣告停刊。
◆晚年黃金榮。
雖然次年6月《新青年》季刊，在瞿秋白等人的鼎力襄助之下，仍不屈不撓，衝破重重阻力，在廣州再度創刊（僅維持四期即告停刊），但畢竟與先前每月一期的，實為“新文化”運動理論根據地之《新青年》雜誌，無法相提並論了。因為兩本刊物雖然同名，可無論是從傳播廣度與力度而言，還是就其持續的社會影響力而言，皆不可同日而語了。
如今，在上海市檔案館中，還收藏著一張陳獨秀的刑事記錄卡，並附有一張被捕時的照片。這份舊檔也在佐證，陳氏確於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這份彌足珍貴的舊檔，與本文所搜採、徵引的滬上舊報報道，有著相互映證的關係。
此外，還需提請注意的是，陳獨秀在漁陽裡首度被捕次年，也即1922年，黃金榮從探長升任督察員（同年8月再度參與抓捕行動），之後更升任督察長，達到了租界華人探員職銜所能抵達的頂級。關於黃氏因何迅速晉升，竟能連跳“兩級”，究其原因，歷來眾說紛紜——黃氏曾主辦或參與了兩次抓捕陳獨秀，恐怕也是其得以職級迅速晉升的重要工作“業績”之一。
筆者以為，“黃金榮兩捕陳獨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理應有更為深入與充分的探研，相關史料檔案的開放、發掘、整理、辨析、研究還亟待進一步開展。
“黃金榮兩捕陳獨秀”這樣的驚世疑案，還有待於更多有志於探尋近現代思想史、政治史乃至中共早期黨史的研究者，加以更為深入細緻的發掘與考察，以期更為充分地還原與解析這一特殊歷史事件的諸多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