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支平 張金林
來源：“江海學刊”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江海學刊》2022年第4期
晚明是中國歷史上書籍生產的繁榮時代，書籍種類繁多，數量龐大。在晚明諸多書籍種類中，叢書是頗值得注意的一類，叢書一般卷帙龐大、收錄書籍眾多。我們在翻閱晚明大型叢書時，注意到一個現象，即不少叢書和類書如《明文海》《古今逸史》《紀錄彙編》等，都詳細臚列了所收之書的編輯校對人員及其籍貫信息。校對是書籍出版的關鍵環節，研究出版史，不能不關注校書。那麼，這種詳細臚列校對者信息的情形究竟有什麼樣的內涵？它反映了晚明什麼樣的書籍出版實態？其對理解中國書籍史乃至更為一般的社會文化史有什麼意義？據我們管見，似乎尚未有學者對這一現象予以專門的解讀。因此，我們擬以晚明大型叢書《寶顏堂秘笈》為例，對上述問題試作探討。
大致而言，有關中國古代書籍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傳統文獻學的研究，著重考察書籍的材質、尺寸、版本、編目等，也即版本目錄之學；一類是所謂“書籍史”範式的研究，側重考察書籍的生產、流通、傳播、閱讀等書籍的“生命歷程”。
縱觀西方較有代表性的書籍史論著，我們發現西方書籍史研究在史料上的特色是較依賴書籍價格單、訂書單、賬簿、書商通信等材料，例如書籍史名著《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就是得益於書商之間的五萬餘封信件而寫作。可是在中國，這類記載書籍生產數量、銷售數量等經濟史的材料委實難得一見，我們很難照搬西方書籍史的研究範式來重構一個書籍生產、流通、消費的歷史過程。然而，中國書籍史也有自身的優勢與特點，即記載書籍編校、序跋、題識方面的信息比較豐富，記載文人出版、交流的資料特別可觀，而這些材料直接反映了與書籍出版有關的當事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因此，如何就中國書籍史史料的客觀情況做出恰當的解讀，是需要審視的。是故，我們擬在書籍史視角的基礎上帶入人際網絡的研究視角，對《寶顏堂秘笈》試作解讀。
《寶顏堂秘笈》是晚明著名的大型叢書。自明末以來，各種書目收錄《寶顏堂秘笈》時多題為陳繼儒輯。然而，署名為陳繼儒（即陳眉公）輯之《寶顏堂秘笈》一開始並無統一的名稱，後來六部同類書籍陸續出版之後，版本目錄家始把它們統稱為《寶顏堂秘笈》，這六輯分別是《陳眉公先生訂尚白齋秘笈》（一名《寶顏堂秘笈·正集》）21種47卷、《尚白齋鐫陳眉公家藏秘笈續函》（一名《續集》）50種100卷、《亦政堂鐫陳眉公家藏廣秘笈》（一名《廣集》）54種103卷、《亦政堂鐫陳眉公普秘笈》（一名《普集》）50種88卷、《亦政堂鐫陳眉公家藏匯秘笈》（一名《彙集》）42種86卷、《尚白齋鐫陳眉公寶顏堂秘笈》（一名《眉公雜著》）17種49卷。
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麋公、空青子、無名釣徒等，南直隸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晚明著名文學家、書畫家、山人、隱士，享有極高的聲譽。然而考察《寶顏堂秘笈》的成書過程，實際的編撰者卻非陳繼儒。關於《寶顏堂秘笈》的成書經過，沈德先在《續秘笈序》中雲：“餘既鐫《匯秘笈》，猶然不療饕癖。復從陳眉公簏中索得若干種，輒以豔詫親好，人亦不靳出所藏來會，而家弟更從荊邸寄我數編。”表示《續集》中的書得自陳繼儒與諸親友。實際上，陳繼儒也曾毫不隱諱地與友人說過，“但書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偽以弟名冒之，念此曹病貧，賈不能救正，聽其自行，多有極可笑、可厭者”，“《秘笈》非弟書，書賈贗託以行，中無一二真者，此曹貧，不忍督付丙丁”，則《寶顏堂秘笈》非陳繼儒所編應無疑問。因此，雖然《寶顏堂秘笈》中的若干種書出自陳繼儒，陳繼儒也參與過諸集的編校，但實際的主事者乃沈德先、沈孚先兄弟。
《寶顏堂秘笈》是商業出版物，所收之書多為消遣讀物。大概由於第一集問世之後銷路不錯，該叢書不斷有續集問世，前後共出版了六輯，前文已述之，共收書234種、473卷，其中大部分為明代著作，少部分為明前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寶顏堂秘笈》所收之書幾乎全部標明瞭校閱者及其籍貫，校閱人數合計超過百人，校閱者有時候也是收錄之書的作者。如此詳細的編校者信息使得我們有可能瞭解每一種書乃至每一卷書的校對人員與校對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瞭解這部叢書的問世和編校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值得仔細分析。
古人云“書非校不可讀”。書籍幾經輾轉流通之後，難免出現訛誤缺字，需要校勘。那麼這套叢書的具體編校情形如何呢？以下我們擬通過《寶顏堂秘笈》的各書校閱者來考察晚明的書籍編校情況。《寶顏堂秘笈》所編選之書的開頭記錄了校閱者的姓名與籍貫，經我們初步統計，所有校閱共涉及104人，未註明籍貫者7人，由於範明泰乃秀水範應宮之侄（詳後），則《寶顏堂秘笈》校閱者中有98人可以確定籍貫。若以彼時縣級行政轄區論，98人涉及14縣，其中秀水（秀州）和嘉興（檇李、嘉禾）82人、海鹽2人、苕溪1人、鹽官1人、華亭4人、秣陵3人、姑蘇2人、無錫1人、新安1人、洪都1人；若以府為限，則涉及嘉興、杭州、松江、蘇州、應天、常州、徽州、南昌八府，分別為嘉興府85人、杭州府1人、松江府4人、應天府3人、蘇州府2人、常州府1人、徽州府1人、南昌府1人。其中，嘉禾、欈裡（欈李）乃嘉興府城一帶之古稱。可見，嘉興籍的編校者佔絕對多數，編校者是以嘉興府為中心，囊括江南其他地區，偶有遠達安徽新安（吳懷古）、江西南昌者（熊位女）。
不僅校閱者的籍貫比較集中，校閱訂正的工作也主要集中在若干校閱者。據統計，陳繼儒、高承埏、沈德先、沈孚先、姚士粦、王體元、陳天保、鬱嘉慶、張昞、王體國、李日華、張弢校閱的書籍合計達281種，超過校閱總數的一半，亦即近十分之一的人校閱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書稿。可見，《寶顏堂秘笈》的編校雖參與者眾多，但諸人在這部叢書中所分擔的工作並不平均，主要工作是由一小部分人完成的，上述12人是《寶顏堂秘笈》校閱的主要承擔者。既然編校者如此集中於嘉興一地，那麼這些編校者是什麼關係呢？絕大多數編校者的籍貫集中於一地反映了什麼內涵呢？
我們在閱讀有關晚明嘉興的史料時，發現《寶顏堂秘笈》的不少編校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人際關係。人際網絡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最早由人類學與社會學開創，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界運用此種方法推進了對中國社會的研究，該方法的總傾向是主張從“關係”和人際網絡的視角來理解社會。在中國歷史學界，近年來經若干學者的進一步倡導與實踐，已成為中國歷史研究尋求新突破的可貴嘗試。如劉永華認為，人際關係網絡既可以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又可以是歷史研究的方法。從方法論的層面，可以把人際網絡當作理解歷史的一種路徑，體現在對史料的處理上，就是以人名為“指南”，透過檢視不同史料中的相關信息，拼接出研究對象的肖像，同時圍繞這個個體，重構其人際關係，進而觀察此人生活的時代與社會。
受此啟發，我們採用人際網絡研究的方法，結合書籍史的視角，嘗試重構《寶顏堂秘笈》編校者的人際關係網絡，以求進一步理解晚明書籍史。我們根據關係的性質把編校者的人際關係簡單分為兩種：一種是親屬關係，一種是非親屬關係，前者主要體現在宗親關係與姻親關係，後者主要體現在交友、同年、同僚等非親屬的關係。正是通過這兩種人際關係，我們發現，晚明嘉興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士人為主體的地方性社會關係網絡。以下我們梳理編校者之間的人際關係。
沈德先、沈孚先兄弟是晚明嘉興的書商，是《寶顏堂秘笈》的實際主事者。沈德先，生卒年不詳，嘉興秀水人，字天生，沈思述子，沈孚先兄，東林黨人沈思孝侄。萬曆三十七年（1609）舉人，官上海教諭、國子監學錄、桂番審理，升刑部河南司主事。明藏書家、刻書家，與弟孚先以刻書名著於時。沈德先與陳繼儒、李日華、姚士粦等過從甚密。沈孚先（1576—1613），字白生，沈思述子，沈德先弟，沈思孝侄。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授應天府教授，官曆工部主事濟南寧督南旺閘口，吏部驗封司郎中。幼時聰慧，性喜藏書，著有《尚白齋詩文稿》《人才錄》。沈士龍，生卒年不詳，字汝納，沈思孝子，沈德先、沈孚先從兄弟，萬曆二十五年（1597）舉人，晚明嘉興藏書家、刻書家。沈士皋，生卒年不詳，嘉興秀水人，沈思孝子，沈士龍弟，沈德先從兄弟。沈元昌，字鴻生，沈思孝嗣子，沈德先、沈孚先從兄弟，萬曆三十一年（1603）舉人，官故城教諭。此外，雖然目前並未發現表明編校者沈元禎、沈元熙、沈元嘉、沈元亮四人為親屬關係的記載，但考慮到他們同為秀水人，各字中間又都帶有“元”字，他們同屬一個宗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參與編校的沈氏諸人中，沈德先兄弟出力最多，沈德先在《寶顏堂秘笈》中編校的書達35種之多，沈孚先編校的書也有18種，其餘諸人校書較少，如沈士龍只校對了趙臺鼎著《脈望》第四卷（《續集》），沈士皋只校對了《丹鉛續錄》第八卷（《廣集》），沈元昌只校對了《丹鉛緒錄》第七卷（《廣集》），沈元禎只校對了宋柴望撰《丙丁龜鑑》第五卷（《廣集》），沈元熙只校對了宋陳騤撰《文則》上卷（《廣集》）和宋陶穀秀撰《清異錄》第三卷（《彙集》），沈元嘉只校對了唐張鷟撰《朝野僉載》第四卷（《普集》）和宋陶穀秀撰《清異錄》第三卷（《彙集》），沈元亮只校對了宋陳騤撰《文則》下卷（《廣集》）。我們之所以詳細列出諸人校對的具體卷冊，意在指出沈氏諸人的校對反映了《寶顏堂秘笈》編校的一個突出特點，即編校是隨意的，編校者並不專門負責某些書的編校。這種情形在整部叢書中非常普遍，常常是同一部書的不同卷分屬不同的人校對，非主要校者通常只是校對某部書的其中一卷。可見，《寶顏堂秘笈》所收書稿的編校並沒有專門的分工，編校並不系統，並無一定之規。
那麼晚明其他叢書、類書乃至一般書籍是否如此呢？我們注意到大型書籍的編校也存在類似的情形，例如程榮輯《漢魏叢書》、華淑輯《閒情小品》等，其中的很多書都是由不同的人校對的，晚明建陽書商劉弘毅刊印《史記》和《文獻通考》時也曾得到建寧、邵武官員的校訂。因此，校閱的隨意性不僅是《寶顏堂秘笈》編校的獨有特點，也許也是晚明書籍編校的突出特點之一。這種情況表明晚明書籍出版中的校對尚未全面形成專門的分工，像清代那種高度專門化的校勘在晚明尚非普遍情形，書籍的編校仍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在姻親方面，編校者中與沈德先家族有姻親關係的有嶽元聲、嶽和聲、嶽駿聲等。沈孚先娶嶽九皋女，而嶽九皋正是岳氏三兄弟之父。岳氏三兄弟均為萬曆年間進士，三人均為官多年，時人號稱“三鳳”。嶽元聲（1562—1633），嘉興秀水人，嶽和聲、嶽駿聲之兄。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官曆旌德知縣、大名府教授、國子監博士、南京工部主事、南京兵部右侍郎。嶽元聲著述宏富，性格剛烈，因彈劾魏忠賢而罷官，門生眾多，是嘉興文人的精神領袖，與嘉興地方名流交往甚多。嶽和聲（1569—？），嶽元聲弟，嶽駿聲兄，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歷官多地，亦頗有著述。嶽駿聲（1573—？），初名金聲，字之宣，號石鍾，嶽元聲、嶽和聲弟，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歷官多地。嶽元聲編校的書有唐張
《朝野僉載》第二卷、宋陶穀秀撰《清異錄》第二卷、明陳繼儒輯《邵康節先生外紀》第一卷，嶽和聲編校的書有唐張鷟《朝野僉載》第二卷，嶽俊聲編校的書有明陳繼儒輯《邵康節先生外紀》第二卷，可見岳氏三兄弟參與編校也比較隨意。
秀水黃承玄家族是晚明嘉興的望族，見諸《寶顏堂秘笈》編校隊伍的族人有黃承玄、黃承乾、黃承昊、黃申錫、黃卯錫等。黃承玄（1564—1614），清康熙年間為避康熙帝玄燁諱改作承元，字履常、宇參，黃洪憲長子，黃申錫、黃卯錫父，黃承乾、黃承昊從兄，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福建巡撫，贈工部左侍郎，著有《盟鷗堂集》《河漕通考》《兩臺奏草》《安平鎮志》等。黃承乾，生卒年不詳，字履謙，黃正色子，黃承玄從弟，黃承昊兄。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授鳳陽府推官，四十六年（1618）充本省同考官，繼充湖廣同考官，補兵部給事中，未赴，卒於家，著有《理學格言》。黃承昊（1576—約1645），字履素，號闇齋，黃洪憲次子，黃承玄從弟，黃承乾弟，黃寅錫、黃卯錫父，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歷官河南鹽驛副史、湖南參政、福建海防按察司副使、廣東按察使等，著有《闇齋吟稿》《白樂道人集》《律例析微》《折肱漫錄》等。黃申錫，生卒年不詳，黃承玄長子，黃承乾、黃承昊侄，黃卯錫兄，著有《傷寒具眼》。黃卯錫，生卒年不詳，黃承玄次子，黃承乾、黃承昊侄，黃申錫弟，著有《閨秀詩選》。可見，黃承玄家族有多人參與到《寶顏堂秘笈》的編校之中，只不過他們編校的書並不很多，兩代人所校之書及所校之書的問世時間均不同。這也是《寶顏堂秘笈》編校的又一個特點了。
在姻親關係方面，《寶顏堂秘笈》可見黃氏編校者的姻親有屠中孚、鬱嘉慶、項夢原等人。黃氏與嘉興屠氏婚姻關係密切，黃承玄娶屠氏，黃承玄姑母黃觀嬌適屠中孚，黃承玄從姊妹黃淑德適屠耀孫，而屠耀孫正是屠中孚之侄。屠中孚，嘉興平湖人，生卒年不詳，字德胤，號敏瀾，秀才，著有《重暉堂集》等，其在《寶顏堂秘笈》系列中校書很少，只有《陳眉公訂正祈嗣真詮》一種（《普集》）。屠中孚從兄屠謙之女適高道素，而高道素正是高承埏之父。高承埏，嘉興秀水人（1603—1648），字澤外，號寓公，高道素子，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官曆順天府寶坻縣知縣、甘肅涇縣知縣、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等。曾率民抵禦清兵，父子皆以清節顯，明亡後隱居，拒不仕清。高承埏在《寶顏堂秘笈》系列中的校書達四十餘種。鬱嘉慶乃黃承乾之婿，嘉興秀水人，生卒年不詳，字伯承，別號拙修居士。明末嘉興藏書家、書畫家，喜結客，舉家產收書，有貧孟嘗之名，在《寶顏堂秘笈》系列中編校的書12種。黃卯錫妻項蘭貞乃項德成之女，也即項夢原侄女，是明末嘉興著名女詩人，著有《裁雲草》《月露吟》等。
項氏亦為晚明嘉興望族，見諸《寶顏堂秘笈》編校者隊伍的族人有項夢原、項利侯、項琳之、項燧先等。項氏於鑑賞與收藏尤為一時所重，收藏大家項元汴即秀水項氏族人。項夢原，嘉興秀水人，生卒年不詳，原名德棻，更名夢原，字希憲，明末收藏家項篤壽次子，項鼎鉉、項利侯、項利賓叔父，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官曆刑部山西司主事、都水員外郎、山東督學、刑部郎中等。項夢原是晚明知名藏書家、刻書家，著有《讀宋史偶識》《項氏經箋》《雲煙過眼錄》《冬官紀事》等。項利侯，生卒年不詳，項夢原侄，項琳之從兄弟，著有《無患社詩稿》《薙餘帶草》。項琳之，生卒年不詳，項夢原侄，項利賓、項利侯從兄弟。項燧先，生卒年不詳，項利侯、項琳之從兄弟。項氏族人參加《寶顏堂秘笈》編校的方式與黃承玄家族類似，參與編校的數量不多，且較為隨意，大體屬於幫忙性質，而非專業的編校。
在姻親關係方面，《寶顏堂秘笈》編校者中與項氏有姻親關係的有黃卯錫、沈道明、屠中孚等。黃卯錫已如上述。沈道明，嘉興秀水人，生卒年不詳，名啟南，號誌堂，道明博綜載籍，間為詩歌，書法宗李邕，頗有所得。沈道明與項氏的姻親關係在於，沈道明之兄沈啟原乃是沈德符、沈瑤華的祖父，而沈瑤華正是項夢原的侄媳。秀水項氏與平湖屠氏婚姻關係密切，至遲從項夢原祖父一代起，兩姓即有婚姻往來，項夢原祖父項銓的從兄弟項鏞即娶屠勳女，而屠勳正是屠中孚的曾祖父，項夢原曾祖父項綱的從兄弟項經之女又適屠中孚的祖父屠應埈。到了《寶顏堂秘笈》編撰的萬曆中期以後，兩家的通婚更為密切，如項夢原兄項德楨娶屠中孚之妹，項夢原從兄弟項德裕娶屠孟元之女，而屠孟元是屠中孚的叔父，即屠中孚的從姊妹適項夢原的從兄弟項德裕。
李日華（1565—1635），字君實，號竹懶、九疑，嘉興秀水人，晚明著名書畫家、鑑賞家，子李肇亨，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官曆汝州佐貳副官、西華知縣、南京禮部主事，後辭官歸家奉養父母，里居二十餘年，與嘉興地方文人交往甚多，是晚明嘉興士人圈的核心人物之一。李日華工書畫，精鑑賞，著述宏富，較為重要的有《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味水軒日記》《六研齋筆記》等。李肇亨（1592—1664），字會嘉，號珂雪，日華子，子新枝、琪枝，明末清初學者，喜藏書，擅書畫，工詩文，有《寫山樓》《率圃集》《夢餘集》《率圃吟稿》《琴言閣新詠》。
範應宮，字君和，嘉興秀水人，生卒年不詳，範之京子，範應賓弟，侄範明泰。範明泰，生卒年不詳，字長康，號鴻超，範應賓子，萬曆二十八年（1600）舉人，事母至孝，未求仕途。明泰工詩文，好刻書，嗜藏書，著有《米襄陽遺集》《米襄陽外紀》《米芾志林》等。
陳邦俊，生卒年不詳，嘉興秀水人，字良卿，號白石子，諸生，能文章，好蒐羅遺文，著有《廣諧史》《見聞紀異》《明代異人傳》等。陳詩教，字四可，善文詞，恃才傲物，好為譏刺文字。陳邦俊在《寶顏堂》編校的書有宋丘廣庭著《兼明書》第三卷、宋荊溪吳子良著《林下偶談》第四卷、楊慎著《異魚圖贊》第二卷。
張如蘭，應天秣陵（今江蘇南京）人，字德馨，南京羽林衛世襲指揮，官漕運參將，張可大、張可仕之父。張可大，生年不詳，字觀甫，號扶輿，諡莊節。萬曆二十九年（1601）武進士，崇禎元年（1628）升總兵，駐防山東，崇禎四年（1632）升南京右都督，未及赴任，因“吳橋兵變”，敗於叛軍而自盡，著有《南京錦衣衛志》《駛雪齋文集》《駛雪齋詩集》等。張可仕，生卒年不詳，字文寺、紫澱，號紫澱楚人，張可大之弟。
以上是親屬關係可以確定的編校者，至於王體國與王體元、鬱之驥與鬱之騟、王以純與王以繩、陳良謨與陳皋謨等，雖然目前並未獲見任何能夠證實他們之間存在親屬關係的史料證據，但是從籍貫和名字來看，他們或為兄弟或同宗兄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見，以上編校者很多都是五服之內的親屬，甚至是父子兄弟這樣的至親。由於六部秘笈出版相差三十餘年，很多不僅是同輩的兄弟參與，而且是父子、伯侄叔侄甚至祖孫參加，由此可見，這部叢書的出版與嘉興地方家族的關係匪淺。在姻親方面，許多編校者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姻親關係，他們或者為甥舅，或者為表兄弟，或者為翁婿，等等。通婚是連接兩個或多個異姓家族的最好方式，通過家族之間頻繁的通婚，嘉興在晚明形成了一個密切的婚姻網絡。如上文所看到的，《寶顏堂秘笈》的諸多編校者——尤其是主要編校者——正是這個網絡中的成員。
除了由血緣和婚姻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絡，人的具體實踐也為關係網絡的建構提供了持續的動力，甚至可以說，晚明嘉興的地方性社會關係網絡正是通過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才得以凸顯的。這類人際互動大多屬於非親屬關係的人際關係建構。宗親與姻親關係的網絡是相對比較牢固靜止的網絡，而非親屬關係的個人交往更具有靈活性與隨意性，更能反映人際交往的動態存在。晚明嘉興士人往來頻繁，尤其在文化活動上聯繫密切，他們常常通過書畫鑑藏、詩文唱和、遊山玩水、公共活動、祝壽聚會等方式增加了人際交往，加強了人際關係的親密度，使社會關係得到再生產，在親屬關係之外增添了非親屬的人際關係，從而使這個人際網絡變得更加複雜與厚實。作為嘉興士人網絡中的成員，《寶顏堂秘笈》的編校者們自不會例外。他們不僅存在密切的親屬關係，也存在非親屬關係性質的人際往來。以下我們即以《寶顏堂秘笈》主要的編校者為例，依次梳理他們之間的人際交往，以期窺見晚明嘉興士人人際網絡的具體運作。需要說明的是，他們的人際網絡不侷限於嘉興一地，而是擴展至整個江南，個別聲望卓著者甚至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不過限於主題，本文主要探討嘉興的情況。
沈氏兄弟作為嘉興的刻書家、嘉興士人圈的成員，參加藝文聚會自是不少的。萬曆四十年（1612）六月十九日，董其昌在嘉興項鼎鉉家品賞字畫，項鼎鉉《呼桓日記》曾有詳細的記載：“陰。日中大雨。董思白過晤。姚叔祥、沈天生、鬱伯承、家昆於番、侄惟百皆次第到。思白亟索《萬歲通天》真跡閱之。”董思白即董其昌，晚明著名書畫家，鬱伯承即鬱嘉慶。這樣，他們之間也是互相認識的。同年閏十一月初，沈德先與李日華、徐達夫兩次造訪嶽元聲家，六日更是“四鼓別去”，盡興而歸。沈德先兄弟與李日華關係密切。在李日華辭官鄉居甪里期間，沈德先與李日華曾八年為鄰。李日華原來住在嘉興府城東門附近，東門又稱春波門，是商賈聚集的繁華地段。然而在寫《味水軒日記》期間，李日華並不住在那裡，而是住在城外的甪里。甪里正是沈氏兄弟的住處，“餘昔居甪里，與沈白生聯廬”，因為做了鄰居，又有共同的愛好，李日華與沈氏兄弟過從甚密。萬曆四十年（1612）四月，二十四日晚，李日華和項孟璜會聚於沈孚先宅，相聚甚歡，類似的活動非常多。在沈孚先死後，李日華又為其撰寫了祭文，李日華感慨道：“餘僦居甪里吳氏第，左鄰趙駕部青陽，右鄰沈銓部白生，二君俱有勝韻。……沈監稅荊州，素號脂膏處，皭然不染，止攜滇茶一株植家圃，作高齋封之。餘深慶託交素心，得數晨夕。而二君前後化去，餘亦還春波舊裡，暇日追念，為之慨然。”可見李日華對沈孚先很欣賞，對沈氏兄弟的故去頗有不捨。至於聲名頗盛、與嘉興士人往來密切的陳繼儒，沈德先兄弟不可能沒有聽說過，況且沈氏兄弟出版《寶顏堂秘笈》還是偽託其名，因此沈氏兄弟可能是與陳繼儒有所來往的，只不過不一定稱得上頻繁。然而，他們的叔父沈思孝與陳繼儒的關係就很密切了。沈思孝年長陳繼儒十七歲，萬曆三十四年（1606）冬，陳繼儒在沈思孝的快雪堂同殷仲春、姚士粦、王淑民等詩文唱和，相聚甚歡。除了親自見面，陳繼儒曾多次與沈思孝通信談論各種問題。姚士粦，嘉興海鹽人，萬曆舉人，晚明學者，著述宏富。士粦雖是海鹽人，但做過沈思孝的幕僚，與嘉興地方士人往來密切，編校《寶顏堂秘笈》的書為數不少。
陳繼儒雖是華亭人，但與嘉興士人圈的往來很密切，除了上文所述沈思孝，陳繼儒與李日華的關係更為密切。陳繼儒早在萬曆九年（1581）即與李日華相識，日華時年18歲，陳繼儒授其《毛詩》，自此他們結下了師生之誼。《陳眉公先生年譜》載：“十六年戊子（1588）：……李九疑、陳白石自嘉禾來”，李日華此次赴松江是拜訪陳繼儒。李日華曾如此評價陳繼儒：“吾師眉公先生，靈心妙韞，卓蹈遐蹤。於學靡所不窺……上足掩商瞿、幹臂、毛、魯、孔、伏之光，而下可刮盲史之膜，胔腐令之骨，卓然表豎天壤間……不輕出也”，可謂推崇備至。由於兩人同有丹青之好，常在一起探討書畫、交流心得。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中曾多次記載他們品評字畫的情形：“今崇禎庚午（1630）之二月，晦甫臥疾，忽令所善鮑老歸餘。既成購，而晦甫即治後事，若相付者。餘慶物之來，而悵友之速化也。越月，陳眉公先生顧餘清樾堂，出觀，終日讚歎。”陳繼儒曾到嘉興坐館，許多嘉興士人與其有師生之誼，再加上陳繼儒名動天下，詩文書畫造詣精深，因而常被奉為座上賓，與嘉興士人圈的關係非常密切。據陳繼儒《冬餘記》載，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日，鬱嘉慶來訪，“伯承以歲杪踏冰霜訪予，草堂信宿，非特高義。實以五十，婚嫁皆畢。二子皆秀才，閉門讀書史，無煩檢課。伯承真冬餘處士也。”後來他們還一起品鑑花瓶，頗見二人之趣，也可見二人關係密切。陳繼儒也曾與《廣莊》的編校者範明泰鑑賞山水畫。陳繼儒也與顧憲成有所往來，曾和顧憲成探討讀書心得，並把所著呈請顧憲成斧正。張可大雖是軍旅中人，而且遠在南京，但是陳繼儒仍與之有往來。陳繼儒非常推崇張可大，並以張氏軍務繁忙而不能坐而論道為憾。
李日華是晚明嘉興士人圈的中心人物之一，辭官里居二十餘年，與嘉興乃至江南的士人往來密切。李日華筆耕不輟，著述宏富，留下了豐富龐雜的史料，尤其是其暫居甪里撰寫《味水軒日記》期間，更是鉅細無遺地記載了書畫品鑑、詩文切磋、人際交往等家居生活，不僅為了解晚明士人生活留下了寶貴的材料，也為江南士人人際交往留下了難得的素材。除了前述與沈德先兄弟、陳繼儒有交往之外，李日華與《寶顏堂秘笈》的編校者有往來者尚有很多。李日華與鬱嘉慶的關係很好，“餘友鬱伯承，勇者也”，常常一起互通書冊，切磋讀書之得。萬曆三十八年（1610）正月，李日華拜訪鬱嘉慶，一起討論陸游《出蜀記》；萬曆三十九年（1611）九月二十三日，李日華曾向鬱嘉慶借過三本紀遊之作。他們常常一起參加活動，之間的友誼幾乎延續終生。姚士粦是李日華的文友，兩人常有詩文唱和，在姚士粦考中舉人後，李日華專門寫了一首七言律詩表示祝賀。李日華與岳氏三兄弟的交情都很不錯，他們常常談論讀書心得，互通琴棋書畫之得。李日華對岳家三兄弟很是推崇，他曾寫信問嶽元聲有無讀《易》的心得相示，其中有云，“譚人間可喜事，或屈指海內勝流，必首推君家昆季”，他與嶽元聲非常相投，“鄙人尤心折長公孤秀，豈寒巖枯木，氣味相投耶？”李日華年少時就與嶽元聲相識，他少時有一次去里社，見人玩一種叫“拘藝”的遊戲，其他人都冥思苦想，唯獨嶽元聲嬉笑自若，可見嶽元聲非常聰明。萬曆二十年（1592）前後，他們還一起參加過嘉興楞嚴寺正堂的募修，當時“議各任募百金”。李日華和嶽元聲曾一起討論《老》《易》之旨。嶽元聲六十大壽時，李日華還專門寫詩賀壽。嶽駿聲在千里之外的荊楚之地任官時，仍然很關心身在鄉梓的李日華，當嶽駿聲過壽時，李日華寫了一首賀詩，推許嶽駿聲“仙級高推第一班”，而當嶽駿聲去世之後，李日華也撰寫了祭文。李日華與嶽和聲的交往也很密切，萬曆三十八年（1610）閏三月初一，李日華拜訪嶽和聲，一起品賞《研山堂帖》，不到十天，李日華又和項孟璜到杉青閘給嶽和聲餞行。嶽和聲是李日華的同年，晉江李廷機是他們的共同座師。當萬曆四十年（1612）十一月李廷機去職返鄉路過嘉興時，嶽和聲和李日華一同接待了他。萬曆四十一年（1613）正月，李日華與嶽和聲等人造訪項鼎鉉（字孟璜）的招集園，兩人極力慫恿項鼎鉉改造園子，後來他們還多次到過項鼎鉉的園子。當嶽和聲入京任職之際，李日華特意叮囑他“惟多噉飯，少飲酒……庶於神用有裨也”。當嶽和聲去世之後，李日華又為其撰寫祭文。李日華不僅與項鼎鉉交好，其與鼎鉉叔父項夢原的交情也不錯。當項夢原還朝時，李日華曾寫詩相贈。當項夢原六十大壽之際，李日華寫了一篇壽序表示祝賀，對項夢原治《尚書》很是推崇。在李日華的追隨者中，還有諸生錢應金。錢應金，字而介，晚明嘉興人，擅長詩詞駢文，崇禎中嘉興大疫，死者甚眾，應金募人掩埋。錢應金與《寶顏堂秘笈·續集》的主要編校者高承埏相友善，凡有著述，“皆承埏為之序”。明清鼎革中嘉興城陷，錢應金避走鄉間，但不幸為盜賊所殺，高承埏將其安葬，並寫了悼詞。從兩人的友誼和錢只校對了一卷的情況看，錢應金的校對可能只是作為朋友略微幫忙而已。
除了編校者之間的人際交往外，也有一些群體性活動，更可以證明晚明嘉興地方士人網絡的存在。三過堂和煙雨樓是晚明嘉興的著名樓閣，是晚明嘉興士人進行文化雅事之所，留下了大量墨寶。萬曆三十八年（1610），致仕在家的沈思孝邀姚士粦、陳懋仁、項利侯、屠兌訪三過堂。沈思孝撫今追昔，感念人生，當即吟出一首七律《春日同諸名勝訪三過堂》。隨後，姚士粦、陳懋仁、項利侯、屠兌相繼步沈氏原韻奉和一律。從五人的交往看，姚士粦、項利賓、項利侯應為沈德先、沈孚先兄弟之長輩。萬曆二十九年（1601）五月，屠中孚、孫光裕、姚士粦、朱廷策、李貞開、彭紹賢六人同遊煙雨樓，說明屠中孚、姚士粦、朱廷策三人相互認識。崇禎《嘉興縣誌》曾載包衡作《同沈祖量、丘伯畏、陳仲醇、殷方叔集煙雨樓詩》，殷方叔即殷仲春，包衡與沈祖量、丘伯畏、陳繼儒諸人同遊煙雨樓。如此，包衡、陳繼儒、殷仲春三人也是相互認識的。同卷載，王體元、屠隆、黃承昊、項聖謨同遊煙雨樓，並有賦詩，屠應詔即屠隆。如此，此五人亦相互認識。萬曆末期，嘉興重建煙雨樓，嶽元聲題寫《重建煙雨樓記》，考其立石者，同列《寶顏堂秘笈》編者的有嶽元聲、沈中英、李日華諸人。此後，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詩文或留有足跡。其中參加《寶顏堂秘笈》校閱的有：嶽元聲、沈啟南、王穉登、何三畏、黃承玄、嶽和聲、殷仲春、李日華等，可知這個地方文人群體與書商的書籍編校事業或多或少有些聯繫，同屬於一個文人交遊網絡。
除了以上面對面的直接交往之外，書信的往來也值得注意。在交通相對不發達的古代，見面交往仍然是比較費時的。譬如從嘉興到杭州、蘇州，今日交通只需一二小時，而當時李日華至少需要在途中過夜才可到達目的地。在這種情況下，書信的往來就很好地起到了溝通的作用。尺牘的交往一般限於通信雙方，私密性較高，是人際交往最直接的證據之一。陳繼儒、李日華、馮夢禎等人的文集收錄了大量尺牘，證明他們之間的交往是非常頻繁的。這類書信非常多，限於篇幅，此處不再一一列舉。在地域範圍和人群比較確定的情況下，根據書信可以串聯起人際關係的網絡。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徵引他們交往互動的材料，就在於力圖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嘉興地方士人網絡不僅通過血緣姻親建構起來，也通過日常實踐建構起來。對人際關係網絡的研究，粗略而言大概有兩種取徑：
一種考察人們在具體的情境下如何利用人際關係來達到某種目的，現有歷史學領域的大多數人際網絡研究就是這種取徑；
一種是以社會關係網絡為自變量，考察網絡如何影響人與社會乃至改變社會結構與社會運行機制，這種取向認為人際網絡可以形塑社會，對社會產生結構性的影響。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約略可以窺見，晚明嘉興以士人為主體的地方性網絡正是通過親屬人際關係和非親屬人際關係而建構起來的。這種“非親屬性質的人際關係”包括許多種形式，交遊、書畫品鑑等，而校書正是其中的一種。可以說，這樣的人際關係網絡也正是通過校書等實踐活動而建構起來的。雖然上文論述了嘉興存在若干個影響力很大的望族，許多編校者也都是出自這些大族，但編校者的行動卻不是以家族，甚至也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集體行動，而是個體的行動。
中國古代書籍的出版囊括很多環節，校對是非常關鍵的環節之一。晚明大型叢書《寶顏堂秘笈》所收的每一種書都記載了校閱者的姓名與籍貫，本文通過對校閱者籍貫信息的梳理，發現校閱者多為嘉興人，且多數是嘉興府城及其周圍之人。進一步探究編校者之間的人際關係性質和人際互動，可以發現，他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親屬關係與非親屬關係性質的人際互動。從血緣關係看，編校者或為父子、或為兄弟、或為叔侄的情況比較普遍，主要校閱者大多出自沈氏、項氏、岳氏、屠氏、黃氏等影響力很大的嘉興望族。從姻親關係看，編校者之間或編校者所在的家族之間存在比較多的通婚情形，有的甚至已經形成了比較密切的固定聯姻關係圈。從非親屬性質的關係看，編校者之間也存在著比較密切的人際交往，他們常常一起賞鑑書畫、吟詩作賦、交流讀書心得、參加地方公共活動等，這種非親屬性質的人際交往對社會關係的再生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晚明嘉興文人實際形成了一個龐大而互動頻繁的社會關係網絡。
這個網絡無固定的組織與場所，也不以家族為行動單位，成員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作為這個網絡中的成員，嘉興文人共同參與形形色色的地方文化活動，而許多活動也藉助這個網絡才得以順利進行，如本文考察之《寶顏堂秘笈》的校閱在很大程度便是依託於這個網絡。《寶顏堂秘笈》的校對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校對者的身份也各不相同，不僅校對者校書的數量差異很大，即使一部書的不同卷冊也常常由不同的人校閱，校書多者可達數十種，少者不過某書之一卷。這種形式的書籍校閱與出版不同於晚明福建建陽那種分工明確的書籍出版模式，也不同於同時期的一人專任校閱的編校模式，恐怕更多具有消遣和人情往來的性質，書籍的出版只不過是嘉興地方社會關係網絡的一小部分活動而已。此時書籍的編校尚不具備專業的分工，書籍出版還不是職業化的工作，尚不具備很強的專業性和獨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