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眼中的義和團 - 每日一頭條

作者：楊雅楠

本文通過一名印度士兵噶達德哈爾·辛格（Gadhadhar Singh）的立場，描繪出觀察義和團運動的一種獨特視角，該人曾參與八國聯軍解救北京使館的遠征活動。文章將跟隨辛格走進1900-1901年深陷動亂事件的中國，主要探討四個主題：一是這位印度庶民對義和團運動的敘述；二是中國經歷對他自我認同感的塑造；三是作為目擊者，他對中國“劫掠”的描述；四是他對中印比較還有將兩者與日本、歐洲相比較的思考，這是一種面向泛亞洲主義的比較視野。

作為一名庶民的噶達德哈爾·辛格，通過其著作《在中國的十三個月》來進行“言說”。這本書副標題是“中國戰爭”，封面的介紹語是：“公元1900-1901年中國偉大戰爭的目擊全紀錄、中國和日本簡史、風土人情、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狀況、對外關係、軍事和政權信息、著名寺廟和建築的全景描述、義和團運動和外國佔領等，總之，是對所有已知和最佳題材的一般特徵描述。”本書出版於1902年的印度北方城市勒克瑙，封面署名塔庫爾·噶達德哈爾·辛格，“塔庫爾”（thakur）是一種尊稱，意思是“大人”或“老爺”，通常加諸於拉傑普特（Rajput）精英或地主士紳——拉傑普特人屬於剎帝利或戰士種姓。這本書也列舉了辛格在迪爾庫希（Dilkushi）、勒克瑙等知名區域的地址，說明可通過這些地方購得此書。這本書第一次出版時印刷了一千冊。

筆者對於這位庶民的興趣，不僅是因為只有辛格獲得了“發言地位”——因為在殖民時代這種機會鳳毛麟角（正如一位研究庶民的歷史學家所說，“工人和農民……生產產品、提供服務，但不製作文獻”）——還因為他的“聲音意識”顯現於一種特別複雜的遭遇，也就是瑪麗·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說的“交匯區”，即“在這個空間裡，不同地理和歷史的民族相遇並建立起持續的關係，通常涉及脅迫、極度不平等、棘手的衝突等狀況”；簡而言之，一個社會空間裡“不同文化相遇、衝突，彼此爭鬥，通常發生於高度不對稱的統治和從屬關係中”。

這位能夠言說的庶民——不僅是葛蘭西學派所說的無法發聲和被剝奪權利的人，還是同時代處於軍隊高層人物與普通士兵之間的下級軍官——噶達德哈爾·辛格，以及他所處的“交匯區”是1900年的中國，在那裡，他作為由大多數印度士兵組成的英國軍隊被派遣到中國參加國際遠征。對於他的上級來說，辛格只不過是一位無名的“印度土兵”（Jack Sepoy）；對於同行者法國與德國的士兵來說，他是一名“苦力”，這是用來嘲笑印度士兵的一個詞語；而對中國人來說，他是“黑鬼”。

辛格是拉傑普特第七軍團，也被稱作“康諾特公爵屬拉傑普特第七兵團”（the 7th Duke of Connaught’s Own Bengal
Infantry）的一員。儘管辛格把在中國的經歷的記述十分直白地起名為“在中國的十三個月”，但其內容卻相當引人入勝：這是一本由庶民用印地語書寫的白話文本，講述的是庶民的經歷，專門提供給庶民群體和正在興起的大眾閱讀群體。正如他在前言所說的，他的目的是要和一些人分享關於中國戰爭的新聞和消息，這些人包括那些從戰場歸來的人，對英勇戰士故事感興趣的人，以及那些希望瞭解中國的人。

此外，這位庶民的表達刺破並超越了同時代的殖民話語。這是因為辛格的上級指揮官沃恩（H. B. Vaughan）在其文字裡體現了不同的語氣和主旨，他的明顯改編自其日記的“英國軍官解救北京使館紀實”，後來改編成《聖喬治與中國龍》一書在1902年首次出版，並在2000年大概是作為一段統治懷舊與紀念義和團運動100週年再次發行。與這位庶民描述亦有價值的對比，還有阿瑪爾·辛格（Amar Singh）的記述，該人是一位拉傑普特貴族，也參與了這場國際軍事遠征，但是作為精英部隊的成員。阿瑪爾的多卷本日記已由兩位知名政治學者編輯為《扭轉目光》一書；在書的護封上寫著“一位殖民地臣民對另一個他者帝國的沉思”。後者儘管不是出自庶民的視角，但是的確詳細討論了“他者”。通過對第三營的詳細記述，我們可以大致瞭解這一軍團的總體歷史，通過戰爭期間的官方函件與報道，我們也能瞭解軍團在華的具體活動。

噶達德哈爾·辛格在1900年遇到的中國——似乎是這樣解釋——是一個“半殖民地”，也是柯文所定義的認為一個國家處於“多重殖民主義”之下，在這裡，多重殖民主義的影響來自於“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外國進行部分統治”，因此它有一個“分層”或“疊接”的特徵”。這種“多個”明顯在場的證據，就是所謂的八個國家組成的北京“解圍軍隊”所體現出的多國性質。作為這支軍隊的一員，辛格講述了他與其他國家的人並肩作戰或參與行動的許多場景。有時，他還和美國人、日本人、俄國人以及中國當地民眾有著直接的接觸。在一些場合中，他回憶了與具體的外國人的談話，這些人通常冠以國籍或職業為名而不是其名姓。

作為殖民地印度的土著，入伍為宗主國英國戰鬥，辛格對殖民主義——在國內和國外——的運作有著親身體驗。同時，另一個不尋常的是，他捲入了國際遠征，而這迫使他作為殖民地臣民去推動列強在中國的半殖民活動。此外，這場遠征標誌著新世紀初期帝國主義列強（還有日本）合作的新階段，同時在接下來的20年也帶來了列強在非洲、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的激烈競爭。

在其319頁的書中，辛格敏銳地認識到，在一個為對抗義和團和清政府而在華建立的聯盟中去界定自己，甚至還意識到我者與他者的多重概念——當然這是一種總體性的他者，因為他與不同的歐洲人雖有不同，但較之日本人還是能與之混為一體的，儘管歐美日三方在國際遠征中發揮了共同的作用（在一些不同的章節裡，也著重強調美國人）。

辛格所信奉的印度改革派信仰，無疑更為加劇了其庶民觀念。不管是否在1900年正式加入了“雅利安社”（Arya
Samaj）這個力求重返“純正”印度教的改革組織，但他在描述中國時的語言和關注點——以及對中印的比較——體現出鮮明的雅利安社風情。辛格總是反覆提及吠陀（Vedas）並將之作為唯一的知識寶庫，還經常稱呼自己的國家為“雅利安伐爾塔”（Aryavarta），這一名稱是組織創始人達耶難陀·娑羅室伐底（Daynanda Sarasvat，1824-1883）所提倡，為的是申明雅利安人在自遠古時代就定居於這片大陸上了。辛格對於雅利安社的其他話題也表現了極大的興趣，如偶像崇拜、兒童婚姻和婦女地位。一名印度士兵成為雅利安社成員是很常見的。儘管該組織的一些成員因反對印度捲入殖民軍事而著名，其他人則因勸使士兵改宗而出名。十年後，婆羅室伐底已被公認是各種各樣的雅利安社小冊子的作者。

辛格的描述之所以值得注意，還有一個原因它與同期用英文撰寫的著述具有相似性，這些英文作品是在義和團運動和1900年夏轟動全球北京使館區被圍爆發後，就倉促付梓了。特別要提到兩部作品，一部是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的論文集（特別是其中的一篇，名“北京使館：一場國家騷亂與國際事件”，首次發表於1900年11月的《半月評論》），後來結集出版，定名為《這些從秦國來》，因其描述同情義和團和明顯的試圖表達“一種中國的觀點”而招致猛烈批評；還有一部是內維爾·愛德華（Neville
P. Edwards）的《中國故事》。

作為一名在大英帝國旗幟下行軍打仗的印度庶民，噶達德哈爾·辛格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一場“起義（bidroha）”，即農民發起的起義或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辛格使用了“起義”一詞，而不是表示反抗當局和政府的“叛亂（rajdroha）”一詞。辛格將義和團運動定義為“起義”，還期望成為當時的史學撰述採取的首選名稱。

辛格在具體評述義和團之前，開門見山提出一個說明：他強調“拳民”是來自於外國小說的詞語。他指出在中文裡，則被稱為“義和拳”，還將之追溯到名稱相同的組織還有大刀會。他沒有透露他得到的上述理解，是否基於駐紮中國期間獲得的知識和體察。當然，他的一些信息，參閱自前文述及的赫德與愛德華的作品。他引述了《中國故事》一書，尤其是該書對“我們稱之為‘義和團’的兩個會社”的觀察。另外，他還參照該書對入會儀式的描述來表達對拳民信仰和習俗的理解。

受權刊發，選自《義和團·中國與世界》[英]畢可思 / [德]狄德滿編，劉家峰 / 葛朋 / 崔華傑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22年11月。

雖然轉述了這兩部同時代的作品，但辛格的義和團史同樣展現了不同的論調。辛格的重點在對赫德作品的評論中表現得很明顯，他引述了下面一段話，先是一段英文然後又作了翻譯，“使館衛隊中的一個神槍手講述他曾向一位義和團首領射了7槍——不到200碼的距離，那個頭領輕蔑地站在那裡，煞有介事地舞動手中雙劍，像是在隨心所欲地讓子彈從身體的左邊或右邊飛過，然後鎮定自若、昂首闊步地走了，直令這位神槍手目瞪口呆！”辛格所沒有引用的一段話是赫德爵士對此事的觀點，“雖然中國佬聲稱對感觀領域之外的事情一無所知，但卻真正是一個過分迷信超自然力量的民族，所以他們樂於相信義和團自稱擁有的各種法力。”

相反，辛格繼續探討使館衛隊的故事時，卻站在了超自然力量信仰者一邊。他寫道這種力量早已有之，並有眾多歷史先例。“誰未曾聽說過先知穆罕穆德、耶穌和古魯拿那克（Guru Nanak，十六世紀錫克教的創教者）所施展的神蹟？旁遮普統治者戈賓德·辛格（Govind Singh）的杜爾加都特之劍（Durgadutt
sword）不具有魔力嗎？因此，很自然地會想到，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會產生巨大的結果。但這種力量只是‘原因’之一。這一真正力量的‘物質原因’是努力。”在書中，辛格處處強調戰爭知識和科技的重要性，並放大這一解釋。他還著重指出，單純依賴這種力量——從宗教信仰中獲得——這種力量，將會使人走火入魔、錯愕百出、易於健忘。辛格評論說母國印度斯坦已然犯了這種致命錯誤並付出了遭到摧毀的沉重代價——他大概是指遭到英國的征服與控制。同樣，義和團也錯誤地將他們的信念歸結於“超自然”的力量並摧毀了國家，這正是他們犯下這種錯誤的結果，或如辛格的令人回味的短語，“把他們的整個國家和政體籠罩在塵埃中”。

據辛格推斷，基督宗教傳教士的活動才唆使了義和團運動的發生，這些人被辛格定義為“padri
log”（教士）和“padri
dal”（神職人員）。辛格雖然引述了赫德與愛德華的觀點，即認為義和團運動乃是中國民眾和政府反對西方對華索求和西方傳教活動的結果，但他更多地譴責西方的貪得無厭。例如，可以對比一下關於在華傳教士作用的態度，與（愛德華相比）赫德更多是一種批評態度，而辛格則更多是一種負面立場。在赫德看來，中國教民“因加入洋教而觸犯了民眾情感，接著觸怒了鄉親因拒絕……參加或分擔村莊儀典的費用，最後……他們常請傳教士特別是羅馬天主教的，為他們的利益去幹涉詞訟，這衝擊了官員的思想和民眾的意見。”同樣，赫德表達了他的反對——辛格也同樣如此，很明顯轉述於赫德的文字——“允許傳教士乘坐綠呢轎子並擁有和督撫同等地位的規定”。

雖然很明顯地批評傳教士——事實上辛格一書的副標題是“義和團的挑釁”——辛格也公然討論他們的作用並提出了下列問題：“誰不知道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宗教占主導地位？只有宗教才專意達成精神成就，只有宗教才是我們的另一個塵世伴侶。因此，如果傳教士畢生致力於此，那誰又能埋怨他們呢？”

然而辛格還是指責了基督宗教傳教士。在他看來，傳教士是傳播歐洲規則的“先鋒軍”。至於他們的皈依者，則是鄉村組織的瘡疤，總是仰仗傳教士而滋擾鄉里，把痛苦強加給自己的父老鄉親。中國人對傳教士和教民的高壓之反應——辛格的引文均參考自愛德華與赫德，但站在完全不同的視角——就是在山東殺害了殺害了一個名叫卜克斯（Brooks）的英國傳教士。和以前一樣，這此事引發列強從中國攫取更多的特權。這些要求激起了中國政府與社會的怒火，外國列強施加於中國的暴行使得中國日益動盪不安。

辛格接著又提出了一個修辭上的問題，即義和團是否應被刻繪為“邪惡的”，還有是否可以認為他們的行動源於精神痛處，源於中國人因諸多悲劇事件而感受的煩苦，這些事件一方面涉及列強、傳教士、教民，另一方面又涉及中國政府和人民。如果在此議題上，辛格所表達的觀點並不是很有說服力，他補充道自然法是顧及弱者和罪者的。換句話說，強權即是公理，義和團故而才被判定為罪犯。順其自然，辛格在討論的結尾處，聲稱軟弱是極大的罪惡。

辛格論述“義和團的挑釁”之後，就開始描述圍攻使館事件。他首先講述了他所定義的“第一次解救”，也就是5月底進入北京城保護使館的小型聯合派遣軍，還有6月10日自天津出發的西摩爾聯軍的失敗救援。接著他又描述了真正的圍攻使館事件本身，其中國“新聞”的結尾就是8月14日國際遠征軍攻入北京。他寫道，位於使館城牆上的衛兵看到英軍到達位於東面的城門，這一消息很快就傳遍使館區。順便指出——這句話加註了括號——辛格補充解釋“英軍”實際就是“印度人”，也就是和他一樣的印度土兵，他們構成了大英帝國軍隊的主體。一支部隊從紫禁城的金水河進入城內。午後三時，英軍司令蓋斯里（A. Gaselee）爵士，和如拉傑普特第七兵團的沃恩少校等軍官一起來到使館區。辛格寫道：“這一時刻的幸福是難以描述的。”

辛格話語中的“難以形容的幸福”時刻，處處鋪設於其所講述的戰爭中。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在8月份到達北京之前，他不得不帶領讀者瞭解諸多錯綜複雜的事件，這些事件是他親身經歷的，或從當時的英文著作裡看到的，或從現場的其他人那裡聽說的。

在這本書的前122頁裡，辛格所帶來的“新聞”的大部頭主題是戰爭，主要是按照時間順序記錄了辛格所在的拉傑普特第七兵團在1900年6月19日登上“帕拉姆科塔號”（Palamcottah），從加爾各答出發，大約三個月后辛格和他的部隊作為第一批聯軍進入了使館區。書籍處處彌散了這樣或那樣的深思：私人的、歷史的還有一些哲學的，很多地方表明這位庶民高度認可自己是一名拉傑普特戰士和印度人。

關於戰爭的反思比比皆是，這是緣於辛格的職業以及是其關注的中心所在。在書中辛格用英文（本頁底下則是印地語）寫道——毫無疑問地受到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著名聯句的影響，即世間最偉大的四件東西，女人、駿馬、權力和戰爭——“世間最偉大的兩件東西，第一是權力，第二就是戰爭。”他認為戰爭是一個榮譽之地，宣稱：“所有的知識……在沒有戰爭知識的情況下都是不完整的。”難怪他強烈表達了對一些宗教領袖的不同意見，在他看來，這些人認為殺戮是不人道的並將戰爭等同於叢林和野蠻。他堅持認為戰爭並非如此，他提出證據證明，正是由於缺乏戰鬥技能和戰爭知識才造成歷史上的流血事件。在他看來，在人們只知道如何用劍作戰的早期時代，有更多的流血事件發生；然而隨著戰爭的發展，例如隨著槍支的出現，傷亡人數出現下降。

對於權力，這位印度庶民並沒有著墨過多，或者說指向明確。然而，他所說的關於戰爭的大部分內容隱含地涉及權力，特別是當他將戰爭的經驗和知識與權力聯繫起來。事實上，他認為國家和人民的權力依賴於軍事基礎以及以軍事知識為核心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明顯羨慕“文明”國家，並說在這些國家裡十二歲的人都對戰爭了如指掌。

辛格發現自己的同胞和國家也渴望做到這一點。他遺憾地說道，“我們”受過教育的民眾——不管是擁有學士、碩士學位的人還有專業技術人員，對戰爭知之甚少，更遺憾的是，他們對於自己的無知並不尷尬。他們不熟悉在不同地形戰鬥所涉及的各種軍事策略，也不知曉外國的歷史和歐洲海戰的歷史。辛格單單表揚了歐洲軍隊，特別指出他們裝備精良，招募的士兵來自不同的群體，包括志願者、農民、領主以及各色階層和種族。據他推斷，那些沒有戰爭知識和經驗的人，或不尊重這些知識或認為自己沒有責任熟悉這些知識，他們的大腦塞滿了北京煤山的土塊。

在很大程度上，辛格對於戰爭的反思，尤其是對於缺乏戰爭知識的反思，源於他對民族命運的關注。因為“無論哪個國家……對戰爭的瞭解不足或者不關心戰爭，在各個方面都是貧窮和低劣的。”換句話說，富裕和貧窮分別是軍事優勢和軍事弱勢的產物。他暗示，印度的殖民狀況源於缺乏戰爭的知識和經驗。中國命運站在同樣危險的邊緣，處於歐美日聯盟的破壞前夕，而辛格正是該聯盟的一名步兵。

憑藉他的軍事履歷，辛格可以歸類為知識淵博的人。他將自己的軍事專長部分歸功於他作為英國殖民軍的下屬經歷，他認為這一角色使他能夠參與歐洲世界，這個世界擁有所有必要的權力資產：軍事知識，技術和經驗。

然而他的專業知識還有另一個來源，一個對於他的軍事取向來說幾乎先天的基礎：他的種姓和宗教。毋庸置疑，辛格尤其注意到了這些個人屬性，因為他被捲入了一個異常活躍的“交匯區”，這裡明顯地使辛格通過周邊的國際人士敏銳地意識到相同與不同。作為一名戰士，辛格不斷地在他的故事裡強調自己的軍事和拉傑普特的背景，把這兩種身份融入到自我定義當中。因此，他的拉傑普特戰士的身份有許多的修飾詞匯，他認為這使得他天生就是一個軍人。在他看來，拉傑普特人是好戰的，甚至是為戰爭而生的；事實上，他強調拉傑普特人的生計就是以戰爭為中心，而戰爭就是他們生命裡自始至終全部的目標。很多人談及戰爭就會色變，而拉傑普特人不這樣，談到戰爭會讓他們熱血沸騰。

辛格對其拉傑普特身份的標榜，符合學者所說的“剎帝利社會秩序的規範，他們的傳統使命感就是作為戰士而去統治”，這一文化為拉傑普特人尤其精英分子所珍惜，如果不是刻意模仿的話。

他們（拉傑普特人）是傑出的戰士和統治者，社會安全與幸福的守護者。封建娛樂是中心活動和事務，其中最高的展現形式是戰鬥，但也包含諸多“獵獸活動”（狩獵野豬、宰割山羊等其他大大小小的遊戲），還有新近流行的馬球運動；其紀律和苦行使得拉傑普特人變得堅毅，時刻為戰鬥做好準備。拉傑普特人吃肉喝酒，吸食鴉片（這不是一種秘行或是挑戰反文化實踐，而是為了和慶祝戰爭或婚姻，還是正常社會交往的一種幫助），擁有情婦，喜歡舞女。他們的核心價值不僅是追求純潔、避免或根除墮落，還有崇尚榮譽、避免或杜絕恥辱。膽量、勇猛和英勇是拉傑普特人鮮明的氣質。政治儀式而不是宗教儀式，體現和規範了榮譽的分配。

此外，辛格強調自己的軍人和拉傑普特身份——一大男子主義的一種形式——因殖民意識形態而得到加強。1900年6月29日也就是啟程中國的前夕，利奇將軍（Leach）在軍團駐地威廉堡發表講話，恰恰強調了其身份的這一方面。當時，利奇為他們是“拉傑普特人”而歡呼，提醒說他們的印度拉傑普特前輩已在中國戰鬥。利奇接著說道，現在他們被賦予了一項特殊的使命，“因為印度政府信任你們……‘世界列強’在中國的代表正遭受一個被稱作義和團的新階層或團體之隨眾的磨難。你們應該迅速執行政府的命令。你們這支部隊曾在1858至1859年參加對華的遠征，因此對你們這次並不是一次嶄新的旅程。希望你們能馬到成功。”

大多數的拉傑普特人在孟加拉軍隊服役，作為《印度土兵軍官手冊》的遵守者，他們並不來自拉賈斯坦這一拉傑普特人主要居住區。事實上，在孟加拉軍團服役的拉傑普特人很少有人真正來自拉賈斯坦地區。大多數像辛格這樣的“戰士種姓”的士兵來自勒克瑙—坎普爾（Lucknow–Kanpur）地區，他們招募自印度北部，來自早已有之的“印度軍事勞力市場”：阿瓦德（Awadh）和“恆河與亞姆納河兩岸”。其他中等種姓來自今天所說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因為他們的軍事才能為人稱讚。自1857年印度塞波伊兵變後，孟加拉軍隊吸收了更多的上層種姓，因根據種姓區分連隊而變得更加隔離。1892年以後，留在孟加拉軍隊的16支印度人或非旁遮普步兵團被重組為“單一軍團”，即作為單一種姓團。辛格所在的拉傑普特第七兵團，以及第二、第四、第八、第十一、第十三和第十六兵團都是拉傑普特人。

儘管作為一名忠誠的士兵——他總是說“我們”英國政府——但他還是意識到印度士兵與白人士兵在給予待遇上的差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處使用了“gore（白種）”這一種族詞彙而不是“angrez”（英國人）來指代同伴歐洲士兵，這一用法是為了顯示當時的印度人在歐洲紳士或閣下與普通士兵尤其白人士兵之間還有所區別。一個顯著的差異體現在印度和英國普通士兵所使用的裝備上。辛格聲稱自己並未回溯到太早的時間——只是含蓄地提到1857年塞波伊兵變和恩菲爾德步槍衝突——僅僅提到1883年，當時印度士兵使用的是“後膛槍”，而白人士兵所使用的則是馬提尼—亨利步槍。印度人在1887年的運動中佔領彈藥庫後，才最終配備了馬提尼步槍。辛格認為這種武器上的差距是軍隊裡萬年不變的規矩。然而就在向中國出兵之前，改變還是發生了，辛格聲稱不希望“黑人”（kale）士兵（這是他用來稱呼拉傑普特人和自己的詞彙）只裝備了老式馬提尼步槍就去參加國際遠征聯軍，這容易淪為全世界的笑柄。正如辛格頗有見地的評論所說，缺乏先進步槍有損於“我們大英帝國”的聲譽。這一“變革”——這裡他奇怪地使用這一詞語的印地語音譯，目的是喚起與同時代社會和文化的改變作對比——使得印度人獲得了和白人手持的一模一樣的李—梅特福步。至於沃恩少校，幾乎沒有提到這一變化：“我們在啟航前會重新裝備李—梅特福步槍。”現有的軍團歷史幾乎沒有注意到：“拉傑普特第七兵團仍然裝備著馬提尼—亨利步槍，不足以應對裝備有現代武器的敵人，李—梅特福步槍……將會在航行前兩三天分發。”

在《掠奪與暴行》一章裡，辛格的觀察同樣突顯了他對自我與差異的感覺，以及作為拉傑普特/土兵/印度斯坦人/庶民等多元身份的感覺——還有作為一名印度斯坦人對敵人中國人產生的同屬亞洲的感覺。

“劫掠（loot）”這一詞彙本身就體現了印度語/中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連接——因為它源於單詞“plunder”；印度語中的“lut”來自梵語中的“loptra”，因為“loptra”的詞根是“lup”，是指“搶劫、盜竊”。《霍布森–喬布森詞典》將該單詞回溯至18世紀晚期，當時就與“plunder”和“pillage”一起使用。從那以後，“loot”成為了英文詞彙的一部分，並在所謂的“1841年中國戰爭、1854-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和1857-1858年印度兵變”之間為人廣為接受；簡而言之，該術語誕生於印度的殖民經歷，然後憑藉殖民主義文化傳播到這片次大陸的國界之外，以至於1867年的一本《航海術語彙編》指出：“loot、plunder或pillage,乃是採編自中國的術語。”何偉亞指出“可將對中國的掠奪放置於帝國主義的課業之中，它被轉化為帝國的自願行動”，也就是說，掠奪“暗示了戰勝中國的行為與殖民主義主體構成之間的關係……較之於侵佔並消化其他‘獨立國’的符號，殖民化的主體性更具備統帥形象。”

諷刺構成了辛格討論劫掠的認知框架，他從中國的早期事件即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始談起。他指出，在這場戰爭期間，英國報紙譴責勝利的日本人犯下暴行。他稱“我們”（大概是指印度斯坦人）參與了對日本人的這種批評，英國媒體描述說歐洲“文明種族”從未乾過日本人的這種勾當。

在這種華麗的辭藻中——指的是他所說的剛發生不久的事件——辛格轉而如是質問道：“出現在中國的八個國家，誰參與了搶劫和掠奪，用什麼方式，搶了多少，以及誰駐紮在哪裡，這是很難知道的嗎？但是我可以這麼說，只要是被人以任何形式控制的任何地方，都會空無一物。”辛格特意將俄國和日本放於物品劫掠名單的前列，而俄國人和法國人最先掠奪東西和製造暴行。他說印度人沒有劫掠，但是“搶完了就跑”。在他看來，所有的聯軍都參與了劫掠還有實施了暴行。辛格的記錄至少含蓄地表明在國際遠征軍成員裡，並不存在文明種族。

同時期的其他敘事傾向於站在國家層面討論1900至1901年中國的劫掠故事，這是一個褒貶參半的故事，其中被譴責的國家通常是“其他”國家。這個故事的英國版本經常挑出俄羅斯人的“傳奇”“野蠻”，儘管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列強都參與了掠奪中國的活動，甚至澳大利亞人還提供了一支小型海軍特遣隊，作為國際遠征的一份子。在所有的敘事中，美國招致的批評最少。也許是因為美國對於北京的“佔領”（列強對北京城實施了分區佔領）是非常顯著的（按某歷史學者的說法），維護法治與秩序，對劫掠行為施以嚴厲苛刻的處罰。在這位學者看來，美國的佔領“實施得相當順利”，這一解釋與辛格的論述是一致的。

對歷史的鼓吹，也就意味著幾乎沒有敘述能夠承認暴行。這樣，在沃恩少校看來，印度部隊“在佔領北京後，既沒有混亂無序，也沒有犯下暴行”。他斷然否認了報紙對部隊虐待中國人的報導，至少不包含“我們的士兵，不論是英國的還是本土的”，還堅持認為他們沒有捲入這些活動。他不知道也未曾“聽說過英國士兵屠殺婦女兒童的案子。”當然也存在一些“他者”，如“在一些事件裡，跟在部隊後面的日本苦力，斬首了行軍道路上的老幼婦孺”。他也知道“俄國人方法就是斬立決”，因此毫不“驚訝於俄國人的濫殺無辜”。

在沃恩關於劫掠中國的故事中，歷史的主動權和代理權被“他者”即外國軍隊所壟斷，偶爾的過失發生在自己人身上，但這只是因為士兵們發現“外國軍隊正在掠奪”，因此：

各方……在軍官命令的指揮下出發，將他們所能發現的東西帶到新設立的獎金委員會。其中一個人發現了一座官員的府邸，裡面儲存的葡萄酒和罐頭食品大受歡迎，因為它們補充了我們長期生活的口糧。還發現了大量的皮毛和絲綢，這些都被送到了獎金委員會。英國部隊的劫掠行動是最有秩序的，所有的友好人士的房屋得到了保護。

換句話說，英國人的劫掠是有差異的；他們區分了中國的朋友和敵人，所搶用的東西主要是為了提供必須的食品補給；他們“發現”的其他東西都上交給了委員會以便“有序的”重新分配。而且，如果這些情有可原的情況還不使人信服，他提醒我們：

不成文的規則之一就是，頑抗到底而最終淪陷的城市都會遭到洗劫。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考慮到對使館區的卑劣而無端的攻擊，對無助婦女兒童在內的歐洲人的屠殺。在這最為極端殘酷的情況下，中國人所遭受的遠比他們應得的好多了。目前許多報導說其他列強的部隊，尤其是其中一個國家的部隊，只要看到有人不分男女老少都開槍射擊，無論他們是否攜帶武器；除了繳械的農民之屍體之外，我認為其他例子均為撒謊。

據辛格所說，掠奪活動實際上更為積極，幾乎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外國軍隊甫一到達天津，日本人、俄羅斯人和法國人就開始四處偷竊，尤其是俄、法兩國盜取數噸白銀。雖然辛格沒有直接談及自己，但他承認印度土兵亦參與其中，說他們威脅甚至殺害當地居民，搶奪一切所需。他說，中國人就像多姆斯（Doms）一樣受到虐待，還釋義說這是一個“不能碰”的清道夫種姓，他們在家裡屠狗而由市政當局支付微薄的工資（二到四枚安那）。辛格暗示說中國人被當作狗一樣對待，被招募來虐待他們的人不是低種姓，而是好人和善良的印度教徒！

辛格反覆而生動地回憶了所親歷的士兵（有時他說是所有的種族）犯下的暴行，記錄下一些觸目驚心的事件：一個可憐的中國人像足球一樣被踢來踹去；還有一個無助的中國人接受了印度醫生的包紮，否則就要被日本士兵折磨而死。

有時，他只稱犯罪者是“外國部隊”。但是，他總是以極大的同情和人性來記錄暴行。他觀察到，無辜的村民無論男女老少像“狩獵”遊戲一樣被對待。雖然他的“外國同夥”總是把這些死亡事件歸咎於義和團民，但他卻對這件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因為他親眼目睹了一名女子試圖溺水，避免落入聯軍手中。

在辛格看來，罪大惡極的是俄國和法國軍隊。他們的作案手法是聚集在一個村莊的幾處房屋裡，殺死一小撮居民，掠去房間裡所有貴重物品，刺殺哭鬧的孩子，然後強姦並殺死婦女；或者，就像辛格委婉說的那樣，他們“在奪走生命之前就摧毀了受害者的宗教信仰。”然後，軍隊走出房屋，一把火燒了它們。他的同胞們的手也不乾淨：印度士兵也參與了焚燬村莊。

這位庶民與他的指揮官沃恩少校在描述上存在著實質上和基本上的分歧。可以參見1900年8月7日的記事，當時拉傑普特第七兵團正向北京行軍。對於沃恩來說，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日子，而在8月4號之前的幾天裡，沃恩幾乎每天都會記錄英雄故事。辛格的故事有著不同的情節；它所記錄的故事幾乎全被沃恩忽略了，其中有一個是對中國翻譯的折磨與處決，還有一個是一名中國人在河邊遭到殺害。在辛格樸實的文章裡，不幸的中國受害者被描繪成像臭蟲一般被碾碎。辛格還認為印度士兵也參與了此類罪惡事件，儘管他也試圖為他們開脫，說因為步槍就在手頭，所以他們經常本能而衝動地向無辜的旁觀者開槍射擊。

聯軍進入北京城後，劫掠成為了頭等大事。八月後半月，北京到處都是搶劫來的白銀，其價格低廉。辛格報道說，賣家通常是俄國人和日本人（或是買辦內奸），買家是英國人和印度人。還有許多物品因價格便宜而隨處可得，這些東西搶奪自被殺的中國人。辛格聲稱，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是註定要發生的，似乎暗示著他所目睹和參與的破壞是戰爭不可避免的結果，也是中國與聯軍力量懸殊的結果。儘管表面上並沒有堅持一個立場，就是把恥辱和罪惡攤派給外國列強，但毫無意外的是，辛格還是恰當地用“掠奪和暴行”作為評論的總結。他再一次使用了讓別人為其代言的方式，有一次，他回憶了與一位中國郎中的談話，這位郎中的身份角色和發言權使他能夠表達自己對劫掠的個人判斷。據辛格所說，與中國郎中交談是為了說服他去讚賞英國人的良好品行，但後者反駁道當所有列強競相掠奪和蹂躪中國時，這不足以僅僅批評俄國人或者其他任何一方。辛格並沒有反駁這一觀察，大概是因與其經歷相符合。他接著說英國人竟然也捲入了劫掠和殺戮。或許英國人還營救了男孩和兒童，為的是徵募他們來軍營務工。而且這些孩子都是孤兒，因為英國人（和其他國際遠征聯軍）殺害了他們的父母。那麼作為中國人的兄弟和親人，印度人做了什麼？辛格承認他們也參與了攻擊中國。

作為國際遠征聯軍的一員，為了報復義和團運動而深入中國，辛格無法將自己與侵略中國完全撇清。他不但沒有這樣做，事實上還讚美了聯軍的光輝業績。然而，在中國這個“交匯區”的經歷使他萌發了同情態度，這在他的書裡表現得很明顯，尤其是在結尾處對中國和印度的比較，這一視角使得這位庶民作家能夠表達出對亞洲這兩個主要國家的相似性的理解，同樣也使他意識到了他們與歐洲的差異。

辛格對中國的同情，在該書的開頭就清楚地展現出來了。在文本中的首次浮現——我認為是有意為之——當時他坐船在京津門戶大沽剛剛踏入中國土地。他記得當時的場景是他遊覽了附近的風景，偵察了遺毀的村莊。在一些遭到毀壞的建築上，他看到上面飄揚著法國、俄國、日本的旗幟，在一些村莊裡，他發現一些倖存的村民，那是些骨瘦如柴的老人拄著柺杖站在路邊等待著救助。

辛格評論道：“即使鐵石心腸的人也會融化，並滋生同情。”並補充說：“因為我是來和中國人作戰的，所以沒有必要心生憐憫……但是出於內心而不是職責，我還是產生了情感。”為了理解他為何會有如此的感受，他說：“中國人是佛教徒（當時我對儒家一無所知）。他們和印度斯坦人有著共同的宗教，作為亞洲的鄰居和居民，他們還有相同的‘國家’。在顏色（他大概是指膚色）和習俗上，他們的差別不大。為什麼神一而再地找他們的麻煩？神不想幫助他們嗎？”

接著，辛格強調了中國與印度在歷史上的相似性，這一思考使他設想了雙方共同的未來：

目睹中國人民的不幸，我產生了同情之心——我們的祖先也是過於溫柔，如德里（Delhi）對抗拉合爾（Lahore）、齋浦爾（Saipur）對抗奇陶爾加爾（Chitore）（兩個都是拉其普特政權），還有阿克巴（ Akbar，莫臥兒帝國）他們對抗拉索爾（Rathore，另一個拉其普特政權），英國對抗蘭吉特（Ranjit，錫克人的首領）。難道蠕蟲真的爬進了心臟和大腦嗎？然後我就想到了神已經給中國的福祉製造了這些困難時期。對中國來說，也會落入我們強大政府（大英殖民者）手中，喪失幸福與安寧，這些正是我們雅利安·伐爾塔國家（Aryavarta）所掠奪的。然後它就成為巨大的幸福。願神保佑我們的幸福——但願如此！把中國也置於強大力量之下，就像雅利安·伐爾塔一樣。通過創建“印度中國（國家）”，在亞洲建成巨大的王國。誠信所願！

這些反思過後，辛格論述了他與一位水兵的談話，這位水兵在拖船上恭迎他們，並將把士兵運送到海濱。在表達了對於中國人的同情後，辛格立刻就提及了這一事件，也許是有意為之。相反，這段文字的結尾處是他對於海洋航行的描述，似乎在提醒自己——以及讀者——並沒有滿懷煽動性情緒，甚至還展現了對敵人的積極感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船上和一位愛爾蘭士兵進行了交流，因為會說英語，這位士兵對他很感興趣。但他很快又補充說，有許多的印度士兵會說英語，在場的其他水兵也沒有找這位愛爾蘭士兵。

據辛格所說，這位愛爾蘭人向他介紹了幾天前在大沽和天津的戰役，並根據先前戰爭的經歷給予了有用的建議。他們的討論後來就偏向了其他方向。辛格記得這位愛爾蘭士兵說他不是英國人——是愛爾蘭人，但必須代表英國政府參戰；他舉止得體，給人帶來“同情共感”。此外，中國人“吵吵嚷嚷”——這個詞是愛爾蘭人告訴辛格的——大概是指中國人未經開化之意。

儘管辛格很感激愛爾蘭人對他的幫助，但他明確反對後者關於中國不文明的言論。相反，他的“同情共感”明顯地拓展到中國和它的人民。對他來說，中國和印度是類似的以及相容的，因為二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此外，辛格還（錯誤）認為印度出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書——《吠陀經》。然而，時至近代，這些古老的文明明顯地衰落了。事實上，兩個國家陷於貧困的泥淖，在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歐洲。他通過複述與一位英國傳教士的對話闡明瞭這一點，這位傳教士對比了歐洲與中國、印度的生活標準。中國的工資待遇極為糟糕，尤其在義和團活躍的山東地區。據這位傳教士估計，中國和印度的收入水平很低，僅僅相當於英國四百年前的水準。

辛格將這種生活標準巨大差異的部分原因，歸咎於貿易的不平等。中國和印度曾經也富裕強大，但因為歐洲的商業優勢而風光不再。英國優勢地位源於英國對日用商品生產與貿易的控制，這也曾令亞洲繁榮興盛；例如中國的茶葉和印度的棉布。辛格認為英國控制了茶葉的貿易，控制了棉布的生產與貿易，因為英國的紡織工廠破壞了印度本土的棉布生產。他的推理思路接近於“財富流失”這一論點，這種論點逐漸受當時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的青睞。確實，辛格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新聞”緊跟羅馬仕·杜特（Romesh C.
Dutt）等民族主義作家所發表的大量宣傳作品的腳步，杜特在19世紀90年代發表文章指責英國的統治應為印度的貧困負責，接著又在1901年展開了一場名為“英國早期統治下的印度經濟史”的廣泛論爭。

在辛格看來，中印兩國的時代困境的另一個主要表現是社會問題。他列舉了許多社會缺點，如過度消費、吸食鴉片（中國甚於印度）、女性文盲、信仰假神。可以理解，他挑選出的問題是雅利安社改革者所關注的。

辛格對於中國有一種“同情共感”，對於日本則公開表現了欽佩與讚賞。對辛格來說，日本是亞洲國家應該成為的典範，能夠在權力與戰爭至上的世界裡與歐洲對抗。他認識到與印度和中國的道路相比，日本的歷史軌跡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而中國似乎瀕臨沉淪。

辛格比喻說，最重要的是日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因為它已從一片黑暗中走出來了。他的評價好像一方面基於他閱讀的關於日本的知識——其中的一些觀察來自愛德華的書籍——一方面基於他與日本士兵私人間和相當愜意的相遇，而日本士兵是整個聯軍中最大的單支部隊。他一再驚歎於其領導人和民眾願意為民族事業犧牲狹隘的黨派利益，以及地方服從國家的忠誠。他著有意追溯了日本在先在江戶幕府時期後在明治時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成就。辛格對日本人樂於接納新觀點和新技術溢美不已，並相當欽佩這種開放，還和中國和印度的狹隘心胸作了比較。事實上他將印度描繪成被圍困在“巨幕”中，這是一種“屏風”或“幕布”將民族、區域和思想圍困起來，結果沒有空間使常識和智慧浮現出來。

“重回主體”計劃在庶民研究事業中佔據著中心地位，但迄今為止主要關注的是叛亂庶民。儘管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aha）將庶民寬泛地定義為“在階級、種族、年齡、性別、職位或其他任何方面”屬於從屬地位的任何人，但庶民的意識僅僅被置於緊張刺激的起義行動還有脫穎於殖民地騷亂的行動之中，有時候我們對他們在殖民時期的瞭解僅僅通過殖民地時期的政治檔案。正如一位歷史學者最近指出的，“沒有庶民的身份是純粹和透明的，絕大多數的庶民既是支配者又是被支配者；這取決於我們與他們相遇的環境和位置。”

閱讀辛格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在中國這一極度活躍的“交匯區”的冒險敘事，為了是發現一種以較為複雜形勢展現的“意識”，而這正是目前庶民研究所未能涵蓋。如果僅限制於殖民地檔案，那麼如何發出在18、19世紀的進程中扮演了一系列角色並作為“主體”的士兵之“發言地位”？考慮一下辛格所在軍團的歷史。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該部隊為新興帝國而戰，轉戰於次大陸（在尼泊爾，反對賓得人和錫克教徒）和海外（澳門、錫蘭、毛里求斯和爪哇），但他們也經常當逃兵。1824年，他們參與了巴拉克普爾起義（Barrackpore
Mutiny），但到了1857年，他們沒有參與叛亂，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被派遣到了中國。

但僅僅透過二元對立的忠誠—背叛和服從—造反來觀察庶民的活動，將會錯失其身份和意識的所有層次，這些構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個體和群體。當然了，因為捲入了1900-1901年中國“交匯區”，辛格採用了更加微妙和多層的方法來界定自己。他是一名忠誠的士兵和拉傑普特戰士的典範，還是一名超然於其英國上級和鎮壓義和團運動其他聯軍裡的印度人。奉命為他的英國政府去對抗新組織義和團，辛格雖然是一名絕對的士兵，但他並沒有盲目打著西方文明的名義犯下罪行。實際上，辛格在中國的活動促使其懷疑西方文明，他們的部隊像清道夫一樣劫掠、洗劫和殺戮，為了娛樂追捕民眾。辛格從這樣的體驗中衍生出對他合作的帝國及文明的庶民情感，以及中國和印度——乃至其他亞洲區域——種族和文化相近的萌芽意識，這預示著未來幾十年文明和泛亞洲主義話語的興起。

本文為《義和團·中國與世界》第三章，原題“庶民眼中的義和團：一位印度士兵對中國與世界的描述（1900—1901）”，作者楊雅楠。註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