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國的經濟，人們最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華爾街（Wall street）。17世紀時，華爾街是荷蘭殖民者為抵禦英軍修築的一堵土牆。百餘年後，華爾街兩旁佈滿了金融機構。紐約證券交易所、紐約期貨交易所、納斯達克、高盛、摩根……與資本博弈的過程中，華爾街不僅與美國經濟緊密聯結，也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風向標。
有意思的是，晚清時期的中國也有一條類似華爾街的金融街，這條街的金融機構也曾與清王朝財政緊密聯結。這條街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而是位於今天的山西省平遙縣。
晚清開埠後，國內金融體系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外國資本銀行，另一部分是本土票號和錢莊。據學者統計，全國共出現過的五十餘家票號中，有43家分佈於山西，其中平遙佔22家。為何晚清的金融中心會在平遙？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又經歷過怎樣的沉浮？
山西平遙，一直以來以明清古城保存完好而聞名全國。漫步在平遙古城，不能錯過的是古城西大街與南大街，西大街被譽為“大清第一金融街”，這裡曾誕生了我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票號。
平遙古城日昇昌票號 攝影/李森 來源/圖蟲創意
所謂票號，是指集匯兌、存款、放貸於一體的金融機構。學界一般認為，票號的出現意味著現代銀行業的發端。文人餘秋雨還曾給日昇昌票號起了個有趣的別名——“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印象中，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中也有許多高光時刻，更早之前難道沒有出現銀行？我們熟知的櫃坊、飛錢、交子對於金融業發展意味著什麼？
銀行業的發展軌跡大致經歷四個階段，即貨幣—貨幣兌換與保管業—貨幣經營業—銀行業。嚴格來說，古代只是出現了部分金融業務的雛形，並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銀行業。
比如唐憲宗時期，由於銅錢較少且攜帶不便，產生了早期的銅錢匯兌業務“飛錢”。商人們將錢交給官辦的進奏院，領取文券，隨後前往目的地，通過文券領取錢購物。“飛錢”業務的核心是匯兌。為了維持機構運轉，進奏院每次交易時都會收取一定的“匯費”。又如宋代，朝廷曾下令停止四川部分地區的鑄錢業務，為了便於貨幣與商品流通，人們發明了最早的紙幣“交子”。“交子鋪”與當代銀行存在很大不同。交子鋪擁有百分百的兌付能力，並不會將現金用於進一步投資。
因此，某種意義上講，晚清的票號集匯兌、存款、放貸於一體，對金融業發展具有突破意義，票號初步具備了現代銀行的特質。
那為什麼票號這類金融機構會率先誕生在山西的縣城呢？
清代平遙位置示意圖 底圖/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標註/國曆君
我們還得了解平遙的地理位置與商業文化。平遙位於山西省中部。清代的山西省域狹長，境內地貌主要以山地、丘陵為主。山西人很早便開始從事商業貿易。明清之際，山西的晉商聞名全國。《喬家大院》《走西口》等諸多電視劇都曾刻畫過晉商輝煌的創業歷史。到了清代，晉商貿易網絡已遍佈全國，山西商人不僅在北京等地設置商鋪，還“走西口”，發展西北邊境貿易。平遙作為山西中部的主要城市，一直以來就是南北貨物交流的必經之地，也是晉商主要的聚集區。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貨幣安全問題令人煩惱。每年年終結算時，各地往往需要輸送大宗銀兩。票號出現以前，銀兩主要靠鏢局押解。押解路程時間長，還常常會遭遇搶劫。晚清，天理教起義爆發，災荒事件頻發，銀兩運送安全問題也受到商人的關注。這次，一家名為“西裕成”的顏料莊開始醞釀一個創新想法。“西裕成”顏料莊總部設置在山西平遙，莊內財力雄厚，分號開至京師、天津、漢口、成都等大城市。漢口分號經理雷履泰在仔細觀察分析後，敏銳地覺察到異地匯兌機構的巨大市場潛力。經過一段時間籌備，日昇昌票號於道光年間誕生。
“日升昌記” 紙幣票樣 來源/傅為群《山西票號鼻祖——“日升昌記”紙幣》
不久之後，平遙城內出現多家票號，並逐步影響到附近的介休、太谷、祁縣等縣。在日昇昌票號所在的西大街旁，還有南大街，晚清許多票號聚集於此，如百川通票號、合盛元票號等等。平遙縣城的票號控制著中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機構，因此，平遙南大街一直有“中國華爾街”的美譽。
票號初辦時，主要以異地匯兌業務與放貸為主。誰也沒能想到，幾間小小的票號，會在日後的幾十年一度掌握著清朝經濟命脈。
今天的美國華爾街之所以備受矚目，不僅在於街旁眾多的大型金融機構，還在於其巨大的經濟影響力。1929年經濟大蕭條前夕，華爾街股市暴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雷曼兄弟破產……華爾街總是最先感知美國經濟變化的地點。而日昇昌票號在不斷發展過程中，開始與清廷合作，對國內乃至國際的金融影響力也日益增強。
早期山西票號的業務受眾主要是工商鋪戶，形式是異地匯兌，尤其是商埠之間匯兌。商人們在A地的票號存入銀兩，換取匯票，到B地憑藉票據，取出銀兩。為了防止假冒事件發生，票號還設計了一系列防偽記號，比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用晉、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州名轉化；銀兩數目編入“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等五言詩，形成了成熟的密押制度。
信用度增加後，山西票號業務逐步拓展，逐漸與清政府財政產生聯結。比如捐納的款項，清政府將官銜出售，換取銀兩。道光年間以後，票號與北京銀號合作，匯兌捐納款項。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公款匯兌業務開始通過票號進行。據學者研究，晚清時，許多軍餉、賠款、丁糧、厘金、賦稅等款項都由票號過局。
最典型的是《辛丑條約》賠款匯兌。《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承諾各國賠款本息共 10億兩白銀。這麼多的賠款從何而來？當時的方案主要是各省攤派，各省巡撫需要按時將銀兩送達口岸。這對於離口岸較近的巡撫來說運輸不難，但是對內陸省份巡撫來說而言，運輸銀兩則是大麻煩。如果不能按時送到，官員們還存在被免職或殺頭的風險。票商們預判到其中的商機，開始積極聯繫承辦的藩庫，表示希望能夠承擔公款的匯兌業務。後來，慈禧西狩途中，下令各省把賠款交給票號，再由票號匯給滙豐銀行。
不僅如此，山西票號的匯兌業務影響力還超過本土。山西票號成立之初，有著“匯通天下”的願望。從日後的發展來看，這一願望也算是得以成真。19世紀末，朝鮮成立了山西票號代辦所，主營國際匯兌業務。20世紀以後，山西票商上書朝廷，希望在日本開設分號，在海外也承辦匯兌業務，保護華商的利益。1907年，山西票號在日本神戶開設“合盛元銀行神戶支店”，這大概可以被視為中國第一家開辦的海外銀行。至此，山西票號的影響力擴大到海外。不僅如此，山西票號也與美國花旗銀行、德國德華銀行、日本正金銀行、英國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產生業務往來，穩固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除了商業匯兌外，山西票號也承擔其他金融業務，比如給工商業鋪戶貸款。以日昇昌票號為例，其收入來源之一便是貸款利息，日昇昌的存款一般無息或低息，貸款則可以收取五釐到一分的利息。戰爭爆發時，票號積極向清廷提供貸款需求。甲午戰爭時，山西票號曾與北京銀號一同提供了一百萬兩貸款。
一些金融衍生品也出現在票號中。1898年，朝廷曾以鹽稅為擔保，發行了“昭信股票”。這項股票業務主要交由京城的票莊和錢店執行，百川通、新泰厚、存義公等山西商人的票莊都參與其中。
昭信股票 來源/肜新春《管窺晚清“昭信股票”發行》
金融一詞本身意味著風險。與當代眾多金融機構一樣，金融風險也出現在票號行業之中。最初，清政府與票號的接觸十分精神。一般而言，清廷的辦公經費和專用經費主要是派軍隊送達京城或用款地點。不過，晚清一系列突發戰爭，使清廷不得不變通，開始通過票號辦理匯兌業務。太平天國起義後，南北交通阻隔，前線戰事吃緊，朝廷採用票號匯兌餉銀。
不過，票號畢竟是金融機構，倒閉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一些外省商人開辦的票號，信用度相對不高。朝廷為此多次展開討論，呼籲謹慎對待票號。太平天國戰爭平息後，商匯京餉的業務一度被朝廷禁止。不過，由於京餉匯兌已是大勢所趨，這項業務很快又由山西票商接受。到了清末，許多官款存放于山西票號之中。在官員的支持下，山西票號的收益呈現了指數級增長。清政府嘗試規範金融行業，20世紀初出臺《銀行法》，規定票號等金融機構的設置，必須先向戶部領取部帖，然後方能開業。
然而，與華爾街不同，平遙金融中心的地位沒有持續至今。
這一方面是源於外資銀行的競爭。鴉片戰爭被迫打開國門後，許多西方國家在通商口岸設立外資銀行吸收存款。現在前往上海外灘，還能看到滙豐銀行等多家外資銀行的舊址。
另一方面是因為票號自身發展的滯後。票號本質上是私人金融機構。晚清，郵政、船運等銀行業發展後，票號的業務大大萎縮。拿郵政發展來說，郵政信局開通後，也開始承擔匯兌業務，這客觀上分走了票商們的蛋糕。
雪上加霜的是，現代銀行開始加入業務競爭。山西票號有五成以上的匯兌業務是公款匯兌。20世紀初，清政府開始著力組建戶部銀行。資料顯示，1902-1908年間，票商的公款匯兌業務在六年間下降了八倍之多。其實，戶部銀行也曾想過與山西票號合作。1904年，戶部銀行組建之初，戶部尚書曾向山西票號拋出橄欖枝，但遭到票號的堅決拒絕，不允許票莊經理入股。最後，戶部銀行轉而與浙江綢緞商人入股籌辦。後來，戶部銀行因人力財力不足，仍幾次想與山西票號合作，但都無疾而終。戶部銀行作為官辦銀行，信用度更高，成立之後原本的公款匯兌業務自然也無需山西票號承擔。
面對日薄西山的票號，部分開明票商也曾萌生改組的念頭。光緒三十四年（1908），山西票號的大掌櫃李宏齡曾邀請祁縣、太谷、平遙的票號共同組建晉省滙業銀行，但由於內部不團結，壁壘重重，這一計劃也未能實施。
在山西票號承攬的業務中，公款匯兌業務是大頭。清末隨著流通貨幣的標準化，匯兌業務生意逐漸消亡。隨著越來越多商業銀行、錢莊、外資銀行參與競爭，山西票號優勢不再，新的金融機構以更高的存款利息，更靈活的信貸業務佔據了更大的市場優勢，山西票號逐漸失去了長江沿線與沿海城市的業務。
這麼看，平遙作為“中國的華爾街”主要是在19世紀。那麼19世紀，真正的華爾街經濟有著怎樣的表現呢？
美國自誕生起就與資本市場產生密不可分的聯繫。1782年，獨立戰爭結束，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受荷蘭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英國跨國銀行等金融機構影響，美國自出生起就有強大的資本文化。18世紀末，美國曾嘗試建立中央銀行，但沒有成功，華爾街主要還是由大型金融機構自主管理。跨入19世紀後，華爾街上充斥著渴望金錢的股票經紀人與經濟公司。
19世紀的華爾街股票交易已經相當活躍，1817年，紐約證券和交易管理處成立。股票與資本推動了美國的開發，如修建運河。紐約州的克林頓市長致力於修建西北伊利運河，希望以此打通航運，給紐約帶來更大繁榮。然而，當時修建運河並不是小數目，足足需要七百萬美元。後來，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參與其中，使這一計劃的實現成為可能。這是華爾街股票市場的一次初步嘗試。1825年，伊利運河順利完工。此後證券交易所又推動了美國國內鐵路建設、石油勘探等多個項目。再如1861年的美國南北戰爭。北方銀行家利用民眾的愛國熱情，大量發放戰爭債券，資本的力量對南北戰爭的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戰爭使得華爾街成為資本市場融資的主要地點。
1884年道瓊斯指數出現，1889年《華爾街日報》開始創辦，1890年後投資銀行業務出現……到了19世紀末，華爾街在一系列金融創新中走向繁榮，它已不再是一條普通的街道。
再將目光放回中國。民國以後，平遙票號紛紛歇業，最早的日昇昌票號也於1932年歇業，改營錢莊。此時，隨著大量外國資本大量流入，上海一躍而起，新的“中國華爾街”在上海灘悄然出現。
王治勝：《票號、官員與政府：華北社會的商業邏輯——以山西票商為例》，《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8年。
侯亞寧：《山西日升昌票號興起原因探析》，《小品文選刊》，2017年。
王玉愛：《從日升昌票號興衰看清代金融業發展》，《文史月刊》，2017年。
崔宇琛、王玉愛《日升昌票號的興衰》，《人民週刊》，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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