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歐陽哲生
蔡元培與五四運動的歷史關係，早為人們注意，且有大量的論證。陳獨秀曾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陳獨秀這番評論，可謂對蔡先生與五四運動關係的權威定位。有關新文化陣營的主要代表如何評價五四運動，我曾發表《自由主義與五四傳統——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耿雲志先生髮表《傅斯年對五四運動的反思——從傅斯年致袁同禮的信談起》。蔡元培高胡適、傅斯年一輩，胡、傅是與蔡元培思想接近的北大晚輩，他們三人都是五四時期北大的主要代表。檢閱蔡元培的文字，人們可以發現蔡先生是喜歡談論五四運動且留下較多文字的一員，這與魯迅、傅斯年迴避這一話題的表現有很大不同。“五四”以後，五四運動雖然成為一個公共話題，但真正不避諱自己與五四運動的關係且常常反思這一運動的北大人其實很少，蔡元培、胡適可謂這少數人中的兩位代表。因為其鮮少，蔡元培對五四運動的回顧與反思，才有其獨特的文獻價值和思想意義，我們梳理五四運動闡釋史時就有必要討論蔡先生留下的這份思想文獻。
蔡元培是最早發起紀念五四的那批北大人。1920年“五四”一週年之際，他就在《晨報》開闢的“五四紀念增刊”發表《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一文，這是蔡元培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評述五四運動。該文名為紀念，實為反省。它首先肯定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發揮的先鋒作用，“自去年五四運動以後，一般青年學生，抱著一種空前的奮鬥精神，犧牲他們的可寶貴的光陰，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種種警覺國人的工夫。這些努力，已有成效可觀。維爾賽對德和約，我國大多數有知識的國民，本來多認為我國不應當屈服，但是因為學生界先有明顯的表示，所以各界才繼續加入，一直促成拒絕簽字的結果。政府應付外交問題，利用國民公意作後援，這是第一次”。蔡元培特別肯定學生的政治的、社會的覺悟，“因為學生有了這種運動，各界人士也都漸漸注意國家的重要問題”。學生們“知道政治問題的後面，還有較重要的社會問題，所以他們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如平民學校、平民講演，都一天比一天發達。這些事業，實在是救濟中國的一種要著”。另一方面，蔡元培又以為學生罷課損失不小，“全國五十萬中學以上的學生，罷了一日課，減少了將來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要是從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損失，還好計算麼？”“至於因群眾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倚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小”。權衡成效與損失之間的比重，他以為“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最後，蔡元培寄希望學生：“專心增進學識，修養道德，鍛鍊身體。如有餘暇，可以服務社會，擔負指導平民的責任，預備將來解決中國的—現在不能解決的—大問題，這就是我對於今年五月四日以後學生界的希望了。”蔡元培這些對學生運動的評論，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他並沒有高調讚揚學生的“五四”遊行活動，而是在一揚一抑之間，對學生愛國運動作了平實的估價，顯示了他作為一個職業教育家的品性。
如果把《晨報》這期“五四運動紀念增刊”發表的十篇文字的作者作一大致分類，則梁啟超、陳博生為研究系一派，他們強調五四運動的文化原動力性質；蔡元培、蔣夢麟、胡適、陶孟和、朱希祖、顧誠吾為北大師生，他們的言論對五四運動後的學生更帶有勸勉的性質。蔡元培甚至對學生介入政治有一種警覺感：“依我看來，學生對於政治的運動，只是喚醒國民注意。他們運動所能收到的效果，不過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們的責任，已經到了。現在一般社會也都知道政治問題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時候，他們也會對付的，不必要學生獨擔其任。現在學生方面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蔡元培表達的願望與蔣夢麟、胡適聯名發表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幾乎是異口同聲，在蔣、胡的聲明中，呼請：“我們希望從今以後要注重課堂裡，自修室裡，操場上，課餘時間裡的學生活動。只有這種學生活動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學生運動。”他們顯然都是本著對北大、對學生負責任的態度，溫和地勸解學生以課堂為重，務學業之本。
“五四”時期，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他特別看重五四運動對“平民教育”的促進作用。“‘五四’而後，大家很熱心群眾運動、示威運動。那一次大運動，大家雖承認他的效果，但這種驟用興奮劑的時代已過去了”。“‘五四’後的惟一好結果，是平民教育。乘我們用功的餘暇辦些學校，教育那些失學的人，就是犧牲光陰，也是值得的”。
面對五四運動以後頻頻發生的學生罷課風潮，蔡元培在紀念五四的場合多次勸導學生重視學業，並以為學生干涉政治是“不得已的”：“我再回溯去年五四運動以後，我們一般學子受了這種感觸，其中自覺到覺人的很不少，至若學生去歲干與政治問題，本是不對的事情，不過當此一髮千鈞的時候，我們一般有智識的人，如果不肯犧牲自己的光陰，去喚醒一般平民，那麼，中國更無振興的希望了。但是現在各位的犧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習以為常，永荒學業，那就錯了。”蔡元培比較五四運動前後學生的變化，高度評價五四運動引發的學生新覺悟、新氣象，“五四運動以來，全國學生界空氣為之一變。許多新現象、新覺悟，都於五四以後發生”，其中最重要者，約有四端：
一是“自己尊重自己”。“從前的社會看不起學生，自有此運動，社會便重視學生了。學生亦頓然瞭解自己的責任，知道自己在人類社會佔何種位置，因而覺得自身應該尊重，於現在及將來應如何打算”。
二是“化孤獨為共同”。五四運動後，學生“自己與社會發生了交涉，同學彼此間也常須互助，知道單是自己好，單是自己有學問有思想不行……於是同志之連絡，平民之講演，社會各方面之誘掖指導，均為最切要的事，化孤獨的生活為共同的生活”。
三是“對自己學問能力的切實瞭解”。“五四以後，自己經過了種種困難，於組織上、協同上、應付上，以自己的學問和能力向新舊社會做了一番試驗，頓然覺悟到自己學問不夠，能力有限。於是一改從前滯鈍昏沉的習慣，變為隨時留心、遇事注意的習慣了”。
四是“有計劃的運動”。“從前的學生，大半是沒有主義的，也沒有什麼運動。五四以後，又經過各種失敗，乃知集合多數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敗，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組織，如何計劃，均非事先籌度不行”。
蔡元培強調五四運動對學生追求學業、完善人格的促進作用：“前年‘山東問題’發生，學生關心國家，代表社會，又活動起來。國人對於學生舉動很注重，對學生議論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機會，為社會作事。不過五四以後，學生屢屢吃虧。中間經過痛苦太多。功課耽誤，精神挫傷，幾乎完全失敗。因為學生髮生兩種覺悟出來：第一，受此番經驗，自知學問究竟不足，於是運動出首的學生，或到外國求學，未出國的，也都格外專心用功了。第二，經此番風潮，社會對於學生，都加一番重視。學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貴，就大家不肯作貶損人格的事情。”蔡元培的這些言論，既是對五四運動歷史作用的正面闡釋，也是對學生運動的疏導。
1922年為紀念“五四”，《晨報》再闢“第四個五四”專欄，蔡元培應約發表《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他結合時事，強調“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是“（一）廣集贖回膠濟路的股款。（二）自動的用功。（三）擴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學生在五四運動中得到鍛鍊，同時在運動後產生新的覺悟，“我常常對人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有兩種覺悟是最可寶貴的：一是自己覺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盡力於平民教育。這兩種覺悟，三年來，很見得與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運動的紀念”。
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曾一度辭職離開北大，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在南下途中致信北大學生解釋自己辭職的原因：“僕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僕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僕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僕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僕之去職，為有不滿於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蔡元培南下後，經北大師生呼請和各方調和，9月蔡元培回校復職。以後又因各種風潮，蔡元培幾度提出辭職。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發表《不合作宣言》，對自己在“五四”風潮中提出辭職的緣由做了解釋：“《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氣裡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五四風潮以後，我鑑於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幾位教授中堅，決不致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蔡元培辭職在外人看來是消極的對抗，實際上他是以“不合作”為要挾，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五四運動以後，蔡元培曾多次提出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但都沒有“下臺”，每次辭職都被勸回，說明他進退有據，“退”的背後是有著支撐的力量。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蔡元培先後擔任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環境的變化，政權的更迭，角色的轉換，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看法自然有所調適。
蔡元培辯證地分析讀書與救國的關係，強調學生應以學業救國：“學生在求學時期，自應惟學是務，朝朝暮暮，自宜在書本子裡用功夫。但大家不用誤會，我並不是說學生應完全的不參加愛國運動，總要能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如此方謂得其要旨。至若現在有一班學生，藉著愛國的美名，今日罷課，明天遊行，完全把讀書忘記了，像這樣的愛國運動，是我所不贊同的。”他告誡學生，五四運動是“非常的運動”，並不是常規的活動。“青年是求學的時期，青年運動，是指青年於求學以外，更為貢獻於社會的運動。這種運動有兩類：一是普通的；一是非常的。”“普通的運動，如於夜間及星期日辦理民眾學校，於假期中盡有益社會義務，如中央黨部所舉的‘識字運動’、‘造林運動’等。這種運動，不但時間上無礙於學業，而經驗上且可為學業的印證，於青年實為有益。非常的運動，如‘五四’與‘三一八’等，完全為愛國心所驅迫，雖犧牲學業，亦有所不顧，這是萬不得已而為之的”。蔡元培特別強調學生學業的重要性：“學生愛國，是我們所最歡迎的，學生因愛國而肯為千辛萬苦的運動，尤其是我們所佩服的：但是因愛國運動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
國民黨也是五四運動幕後的重要推動者，在其後利用青年學生運動為國民革命造勢。對於國民黨開展青年運動的策略，1928年7月蔡元培提交《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專作評論，並以為有必要調整國民黨開展青年運動的策略：“往者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在廣州，舉國大半皆在軍閥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顛覆籍據。故吾黨當時助各地青年學生之運動，不復慮其一時學業之犧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雖有所痛於心，誠不能免乎此也。及後革命勢力克定長江，學生鼓勵民氣之功績已著，而青年犧牲學行訓練之大弊亦彰。改弦易策，人同此心。”也就是說，在北洋政府倒臺以後，國民黨應該停止運動學生、利用學生運動的策略。蔡元培檢討過去國民黨運動學生之理由時說：“原吾黨當時之所以不得不任學業犧牲者，蓋以有故：一、學生所進之學校，大抵在軍閥勢力範圍之內，其訓育宗旨，多與本黨主義相違，率學生以反對教員，亦未始非宣傳黨義一法。二、破壞工作，在大多數有地位有家室有經驗者多不肯冒險一試；學生更事不多，激動較易，既無家累，而智識辯才，適在其他民眾之上，為最便於利用之工具。三、欲在反革命區域以內，救援全體民眾，而犧牲一部分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學上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尚非不值。有此三義，故本黨往昔之青年運動，自今日思之，不得不告歉於青年；而自當日言之，實出於不得已。”如此坦誠地交代往昔學生運動之損失，可能在國民黨內殆無第二人。因是之故，蔡元培主張“採用廣州中山大學及廣東、廣西教育廳所提出之案，不必再為他種學生會及學生聯合會等組織，以避免學術界之大犧牲”。
20世紀30年代，國際國內情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為更為突出的矛盾。1933年5月4日，上海教職、學聯、市教育局等二十餘團體聯合舉行“五四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會”，蔡元培帶病前往會場，會議因種種阻撓未能開成。第二天補開會議，他因病“不克到會”，又特別請康選宜攜稿代為致辭，指出：“五四運動所迫切要求的，一不簽字於巴黎和約，二罷免親日派曹、章、陸。這兩種形式，經當年全國青年學生艱苦的奮鬥，與上海、北平等都市商工界罷工、罷市的援助，而始為當時政府所容納。倘使此等要求僅僅為一地方的學生所主張，或大多數學生有此要求，而商工界不贊同，或不認為重要，而不加援助，則仍不能達到目的。所以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感於商工界援助之力，而悟普及常識的需要。一方面大學生每於課餘辦校役夜校及平民學校；一方面而促進語體文之發展，出版之書籍及雜誌，較前踴躍。”蔡元培肯定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先鋒作用，讚揚五四以後的平民教育普及，這顯然是力挺日益高漲的抗日民族情緒。有感於時局的惡化，蔡元培重申紀念五四的時代意義：“現在國難之酷烈，視十五年前酷烈到萬倍，我們感覺到十五年普及常識，提倡力學的成效，尚屬微乎其微，只要從軍隊戰鬥力與提倡國貨等事觀察就明白。孟子說‘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們若再不能切切實實地從根本上求救濟，我們的紀念五四運動，也不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晚年在回顧五四運動的歷史時，總結自己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他從1918年夏北京學生運動談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過程，“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永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他還對自己辭職離開北大南下的原因再次做了解釋：“我離校之本預備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從這段敘述中，人們可以看出，蔡元培雖然辭職離京，但在整個風潮中，他仍是中心人物。
關於蔡元培在“五四”時期扮演的角色，北大相關人員後來有不同解讀，蔣夢麟說：“蔡校長顯然因為事情鬧大而感到意外，這時已經辭職而悄然離開北京……雖然大家一再敦勸，他仍舊不肯回到北大。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就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許德珩回憶說，在五四運動中，“蔡元培先生是同情學生，反對賣國，不願和軍閥政府站在一邊，去鎮壓學生。但是堅定地和學生站在一邊，公開與政府對立，他又有所顧慮，於是就採取辭職的辦法來逃避。這也正好反映了蔡先生當時的矛盾心理。不過，蔡先生愛護學生這一點是不容抹殺的”。蔣夢麟、許德珩對蔡元培的態度描述不一，但都認為他一方面具有同情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對他們的愛國運動給予“贊助”，另一方面他作為一校之長希望罷課風潮不要鬧大，學生須有所節制，應以學業為重，這種兩面性正是蔡元培的思想矛盾所在。
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保護人。至20世紀30年代之際，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或被捕下獄（如陳獨秀），或猝然離世（如劉半農），或幽憤而去（如魯迅），蔡元培晚年以其崇高的社會地位，為自己昔日的戰友助力送行，他如一個麥田的守望者，再次充當新文化的守護神。
當亞東圖書館決定影印再版《獨秀文存》時，1933年4月蔡元培應約為之作序，稱讚陳獨秀的筆力：“大抵取推翻舊習慣、創造新生命的態度；而文筆廉悍，足藥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沒有失掉青年模範文的資格。”陳獨秀此時身陷囹圄，蔡元培的序作不啻是為其廣告式宣傳。
劉半農病逝時，蔡元培撰文對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和北大同事表示深切哀悼。他說：“我認識先生，在民國六年。那時候，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話文，敘述地攤上所蒐集的唱本，我們完全認為文學家。”對劉半農的中年夭折，蔡極為惋惜：“以先生張馳自由的心情，互相調劑，宜可卻病延年，在學術上多有所貢獻，不幸以四十歲之盛年，一病不起，學術界的損失，我們還能計算嗎？”劉半農下葬後，蔡元培欣然為之題寫碑銘。
丁文江在湖南因公殉職，蔡元培參加追悼會並致悼詞，撰文《丁文江對中央研究院的貢獻》，稱讚“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能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稀有的人物”。他列舉丁文江對中央研究院的貢獻有三：一是評議會，二是基金保管委員會，三是各所與總辦事處預算的更定。這三項“均為本院定百年大計”。“至於在君先生實事求是的精神，案無留牘的勤敏，影響於我們全院同人的地方很大，我們也是不肯忘掉的”。
魯迅逝世後，1936年10月22日蔡元培參加喪禮並發表講話：“魯迅先生的文字完全以真實作依託的，所以為一般人士深信。魯迅先生的著作，是永遠不會消滅。他從‘人’與‘社會’最深刻的地方，寫出文字來。至於在修辭上，他的作品誰也不能來添一個字或減一個字，因此他的文字亦足以千古流傳。”《魯迅全集》出版時，索序於蔡先生，蔡元培作序總結魯迅一生的工作：“綜觀魯迅先生全集，雖亦有幾種工作，與越縵先生相類似的；但方面較多，蹊徑獨闢，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刊物。亞東圖書館決定影印再版《新青年》，1935年8月20日蔡元培應約為之題辭：“《新青年》雜誌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現傳本漸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討吾國人最近思想變遷者有所依據，甚可嘉也！”
蔡元培重視整理新文化運動的成果。1935年秋《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後，他特別向趙家璧提出編輯五四時期翻譯作品結集一事：“假如這部書出版後銷路不壞，你們很可以續編二集。但我個人認為，比這更重要的是翻譯作品的結集。五四時代如果沒有西洋優秀文藝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新文學的創作事業就不可能獲得目前的成就。當時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他們所留下的種子是同樣值得後人珍視的，困難的是這些作品散失的情形，比這部書更難著手整理而已。”新文學的興起大大推進了新文化運動，蔡元培對此也有高度評價：“至《新青年》盛行，五四運動勃發，而軒然起一大波，其波動至今未已。那時候以文學革命為出發點，而以科學及民治為歸宿點。文學革命的工作，是語體文、語體詩。古代語體小說的整理與表彰，西洋小說的翻譯，傳說、民歌的蒐集，話劇的試驗，都是以現代的人說現代的話，打破摹仿盲從的舊習，正猶民族復興以後，意、法、英、德各民族，漸改拉丁文著書的習慣，而用本民族的語言，正是民族思想解放的特徵。”推許新文化運動的民族思想解放作用，這顯是對正在興起的抗日浪潮的呼應。
總結新文學成就的集大成作品——《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時，蔡元培應約為之作總序。他對比中國與歐洲文藝復興的情形：“歐洲的復興，普通分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紀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於五百八十年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到十七世紀末為晚期……人才輩出，歷三百年。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於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曆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所以對於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鑑往而策將來，希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飛兒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呵！”他期願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在二三十年內比肩歐洲，顯為一種大躍進式的理想，這是在西學東漸的高潮中發出的最強烈的呼喊。
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是矛盾的。從發動、支持北大學生到天安門示威遊行，到親自出面至警廳作保，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表明他都是站在學生一邊，愛護、保護學生的；另一方面，他又恐事情鬧大，學生運動失控，出現與北京政府公開對抗的勢態，故以辭職南下為退路。他在回顧五四運動這段歷史經歷時，並不隱諱自己的真實態度和當時面臨的困窘，這是他作為一個教育家的真實、可敬之處。
蔡元培評述五四運動，主要是就教育與政治的關係而發，其落腳點在學生運動的定位。他堅持“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學生以學業為主，這是他對大學本質的一貫理念。他任北大校長初始，即揭破大學宗旨在“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認為學生運動是不得已的事，是非常態的事，所以他並不鼓勵發動學生運動，這是他作為一個教育家的良知所在。
蔡元培的政治身份是國民黨員，五四運動與國民黨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我們在他評述五四運動的話語中，幾乎看不到他將五四運動與國民黨捆綁在一起，更不見他將五四運動作三民主義化的意識形態處理，看不到他使用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這些在國民黨話語系統中的習見詞彙或語言，就這一點而言，他與羅家倫有意把五四運動三民主義化、國民黨化的取向確不一樣。教育與政治的關係至為密切，不可截然分離。但蔡元培強調教育獨立，教育與政治的區別，他似乎是非常自覺地將教育與政治區隔開來，他的質樸與同時期“五四”敘事的意識形態化趨向完全分離。他對五四運動這個政治性很強的運動做了非意識形態的處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蔡元培對五四運動的論述帶有某種超越黨派的性質，他不僅超越了自身黨派屬性，而且超越了各種意識形態。正像他在五四運動中比較純正的歷史表現一樣，他對五四運動的闡釋也表現出一個單純教育家的品性，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之處。
本文首發於《史學月刊》2019年第5期，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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