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密二十九歲，這是她第一次處理死亡，也是她第一次聽到父親的名字。她有些生氣，自幼沒見過父親，死了還要讓她來這個陌生的地方接他回家。她本不想來，但電話那頭說父親立了遺囑，有一套在上海的房產，留給她們姐妹。子密想，父親可以不要，但房產還是挺值得跑一趟的。”
《女人的秘密生活》書寫了三個女人被迫共居同一屋簷下的生活。主人公是父親去世後才相認的三姐妹，她們先後住進了父親留下的房子，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故事。作者蘇更生談到：“我想寫的不是人們認為的那種‘女性友誼’，而且作為中國人，我想探尋‘家’到底是什麼，現代女性到底能夠創建什麼樣的家，這也是我好奇的。所以《女人的秘密生活》借了有一點點討巧的同父異母關係，讓三個獨生女構建起一個家庭，裡面有友誼，也有親情。”
蘇更生現居北京，曾出版短篇小說集《貓可以作證》、散文集《親愛的，去生活》及長篇小說《向著明亮那方》。《女人的秘密生活》是她首發於《當代》雜誌的長篇小說。
以自身經驗為源泉，杜布拉夫卡多年來一直在書寫故國、戰爭、移民、流亡和同胞。在《狐狸》中，她帶領我們在歷史和地域之間交織跳躍，以各個文化中古老神話都具備的“狐狸”為原型。從俄羅斯穿越到日本，從巴爾幹雷區到美國的公路，從1920年代到當下，探索了敘事和文學創作的動力、移民的身份與處境、女性及其寫作、戰爭後遺症、當今時代文學的處境等諸多命題。杜布拉夫卡致力於探索“講故事”這門古老技藝的核心秘密：“真正的文學之樂始於故事逃脫作者控制的時刻，這時它開始表現得像一個旋轉的草坪灑水器，朝四面八方噴射；這時草開始萌芽，不是因為任何水分，而是因為對附近水分的渴求。”
杜布拉夫卡出生於前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後流亡歐洲，她堅持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寫作，但拒絕承認自己是克羅地亞作家，而將自己定義為“跨國界”或“後-國家”的寫作者，並於2017年參與簽署了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黑及黑山知識分子及公眾人物聯合發起的《共同語言宣言》。她一生反對戰爭及民族主義，致力於推動母語的開放性，維護文化的連續性，是歐洲重要的知識分子型作家，並長年盤踞諾獎賠率榜前列。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馬修·德斯蒙德指出，美國有138萬無家可歸的兒童，每大約12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紐約。2013年12月，《紐約時報》連續5天在頭版關注了一名住在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的孩子達薩尼。在這本《看不見的孩子》中，調查記者艾利奧特歷時八年，進一步追蹤了達薩尼的命運。
達薩尼在沒有穩定生存環境的情況下，引導著自己的弟弟妹妹面對一個充滿飢餓、暴力、種族主義、毒品氾濫的世界。她帶領七個弟弟妹妹從一個收容所流浪到另一個收容所，當她最終逃離這種困境，進入一所寄宿學校時，她需要面對的是：如果脫離貧困意味著拋棄家庭，你該怎麼辦？
達薩尼和她的家人只是一個縮影，他們面臨的貧困、歧視、階層固化和原生家庭問題是美國曆史和社會結構的產物。《紐約時報》調查記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利奧特在書中多次指出，福利系統無法正常運行是原因之一，比如在達薩尼的母親被禁止回家後，市政府花了4個月的時間才把食品券轉給和孩子們；達薩尼的曾祖父在二戰中是一名汽車機修師，但戰爭結束後，種族主義使他無法找到一份工會工作，也無法購買房屋。
簡·莫里斯最早以記者身份知名，曾獨家報道了英國探險隊登頂珠穆朗瑪峰的新聞，消息傳到英國，恰逢伊麗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禮，讓莫里斯成為新聞界的知名人物。她還曾在聯合國大會時目睹赫魯曉夫脫下鞋子拍打桌子以示抗議，她曾與以色列軍隊一起穿過西奈沙漠，在以色列旁聽並報道了對艾希曼的審判。1960年代，她離開媒體，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行走世界，並通過變性手術完成從男性到女性的轉變。
莫里斯於2020年11月離世，享年94歲。在後世讀者眼裡，她是一位出色的遊記文學作家，著有數本小說、散文集、回憶錄、歷史學著作，並以編輯身份整理出版了維吉尼亞·伍爾芙的旅行隨筆。
在這本《大英帝國三部曲I》中，莫里斯追溯了從維多利亞登基到1897年大英帝國擴張侵略的歷史，記敘了從喀布爾大潰退、印度兵變等戰事，以及廢除奴隸貿易、澳大利亞土著消亡、探索尼羅河、愛爾蘭大饑荒、萬國博覽會等大事件。歷史學者疊加旅行作家的雙重身份，使她不侷限於爬梳歷史文獻，而親身探訪了亞洲、非洲、北美洲的很多地方，讓這本史書更加豐富好讀。
在厄瓜多爾魯納人的村莊，村人警告人類學家愛德華·科恩，一定要仰面朝上睡覺，如果美洲豹來了，要回頭與它們對視，否則就會被看作一塊“死肉”。這讓科恩開始思索，美洲豹也會思考，也會對我們進行“表徵”。當我們反思其他種類的存在者如何看待人類時，會意識到人類學不能只是侷限於探索不同社會的人如何表徵他們自身。因此，科恩的這本書挑戰了人類學的基本理論，即何為人類、人類又如何區別於其他非人類生物的設定。
《森林如何思考》試圖講述人類之外的生物如何創造了開闢新世界的可能性。在厄瓜多爾的阿維拉，科恩考察了魯納人的生存方式，理解他們是怎樣將自己與茂密森林中的各種“存在”聯繫起來的。他認為，動物、植物和森林具有自己的智慧和思維能力，並能夠通過語言、符號和文化交流來表達和傳遞信息，一個有思維的森林不是一個隱喻，除了符號化的世界之外，它還教給讀者其他種類的非符號化語境下的知識，開啟了新的世界可能性。
1976年的英國，一種名為朋克的新音樂風格日漸成形，它從所有異質的青年文化中提取元素，並把它們融合在一起。朋克風格是戰後所有主要亞文化的扭曲映射，也成為了文化研究學者迪克·赫伯迪格研究戰後亞文化的起點。
從安全別針、尖頭鞋、馬丁靴、摩托車，到雷鬼樂、華麗搖滾，赫伯迪格剖析了15年時間裡英國的青年抗議運動，以及亞文化的功能、來源、抵抗與收編方式，探索了青年亞文化與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和對時代的意義。他寫道：“說到底，亞文化是一種冒犯的姿態。它是弱者發出的噪聲，並試圖從地下的暗處帶回光明。”
“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工具，需要通過這些工具來展現自己的世界觀。新工具的出現，也會導致世界觀發生變化。透視原理也是如此，前後涉及一系列事件。在歐洲，特別是意大利，自中世紀後期以來，教宗和皇帝不再獨享權力，新興商人和銀行家階級要求擁有自己的文化空間，於是開始大力贊助藝術。他們心態務實，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如此。對‘逼真’的渴望很可能源於這一歷史局勢。如果想要還原具體、逼真、可期的現實世界，透視無疑是理想方式。”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圖像》一書是如此為讀者分析透視法的誕生的。
除此之外，本書還分析了500張跨時代跨媒體的代表性圖片，從提香的畫作到杜嘉班納的廣告，從《最後的晚餐》到庫布里克的《閃靈》，從歷史社會學的視角探究重要的圖像元素。從中我們或許可以瞭解到，圖像是如何俘獲、驚豔、催眠我們的？ 是什麼造就瞭如今流行的圖像和我們的視覺審美？為何有些圖片能得到成千上萬個贊，甚至成為視覺文化的標誌，有些則不會？
《屠海：北美生物滅絕檔案
（16世紀-20世紀）》
世界自然基金會此前發佈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顯示，過去40多年全球海洋物種的數量平均減少過半。單從鯨類來看，如今，只有少數殘餘的大鯨還存活在這個世界上：現存的露脊鯨僅有七八百頭，弓頭鯨不超過一千頭。雖然名義上受到保護，人們仍然用商業捕漁網或者開著輪船撞擊露脊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土著人用爆炸魚叉，或者反坦克步槍捕獵弓頭鯨，主要是為了消遣玩樂，同時試圖展現對北極資源的政治所有權。
在《屠海》中，加拿大自然文學作家、環保主義者法利·莫厄特描述了人類在16-20世紀的一段血腥歷史，記錄了五百年時間裡人類作為最具殺傷力的動物在海洋中的殘暴行徑，描述了自16世紀西方人踏足北美洲之後的500年間，北大西洋沿岸超過50種動物減少甚至滅絕的過程。在出版後，《屠海》掀起了世界範圍內海洋生態保護的熱潮。該書最早譯介到中國是在1998年，此次為25年後再版。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徐魯青，編輯：黃月、徐魯青，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