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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
【導讀】近期，越劇藝術家何賽飛在節目中因晉劇演員張軍波的艱難生活現狀而感慨，落淚評價今天中國戲曲界獎項不少、資金不少卻未能有效扶持德藝雙馨的青年演員，引發關注。有評論指出，今天的曲藝界，很多人主要為了申請扶持經費而工作，大量新排劇目並不為演出服務，評獎之後就束之高閣，以致新經典難出，而有潛力的演員也難獲機會。事實上，當前中國文藝領域的改革和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呈現出百花齊放又魚龍混雜、亂象頻出的情況。如何繁榮發展中國文藝事業，成為各界關心的重要問題。
本文是周恩來總理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文章闡述文藝工作的獨有特點，強調尊重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改變文藝界作風，在社會主義的大框框中開展充分的爭論和批評，促進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
講話中許多觀點在今天看來，依然直擊現實問題，例如：（1）劇團是精神勞動，應該是主要演員、藝術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勞多得；（2）機關搞一個戲班子為少數人服務，這是搞特殊化，不允許保留；（3）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關鍵是好好為人民服務，接受群眾檢驗，通過形象思維來表現思想，標語口號不是文藝；（4）中國人的文藝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但也不排外，外國好的東西要吸收，我們民族從來都善於吸收其他民族優秀文化；（5）文藝的教育作用和娛樂作用辯證統一，要寓教於娛樂，當然要多樣化，不能老是打仗；（6）做文藝工作，領導幹部要有自我批評精神，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對問題要做出恰當估計，歸根到底是造成一種健康風氣，文藝才能獲得廣闊的發展天地。
本文節選自周恩來總理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自《周恩來選集》（下卷），供諸君參考。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
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
▍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問題
物質生產的某些規律，同樣適用於精神生產。搞得過了頭，精神生產也會受到損害，甚至損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講過，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趕寫稿子。當然，有些稿子也要趕，例如報紙的社論，為了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鬥爭形勢，必須趕寫，以便配合鬥爭。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傳統，如果寫得不好，寧肯晚一天見報，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國人常說我們發表意見晚。連國際鬥爭方面都可以這樣做，國內的精神生產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呢？搞指標、訂計劃、保證完成、一催再催，這對於精神生產者是苦惱的事。我說過，在文藝工作方面我有過一個錯誤，就是提倡大拍藝術性紀錄片。藝術性紀錄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過也不行。我們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結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製濫造、浪費勞動力、佔用材料的，當然也有拍得好的。
總之，要求得過多，就違背了多快好省的辯證結合。多快好省，要算總帳，算大帳，不能從每個人來提要求。比如張水華同志，你拍影片習慣於慢一點搞，應當允許慢一點，不必要求很快拍出來。又如做詩，我們的領導人中，陳毅同志喜歡寫詩，寫得很快，是多產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則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寫出來，寫得較少，而氣魄雄偉、詩意盎然。當然，陳毅同志的詩也很有詩意。我們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寫一首詩，也不必干涉陳毅同志，叫他少寫。精神生產是不能劃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國的精神生產加在一起，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仍是豐富多彩的。國畫，像展出的江蘇國畫家《山河新貌》畫展，就是很豐富的。我不贊成說只有江蘇的國畫好，雖然我是江蘇人。應該說全國各地都有很好的國畫。精神生產是不能限時間限數量的。要從全國作綜合的計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東西來。這方面的問題應該講清楚。過高的指標，過嚴的要求，有時反而束縛了精神產品的生產。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有退賠問題，我支持這個意見。當然，怎麼退賠還有待各部門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見是對的，你說他錯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暢，難道不應該檢討一下嗎？又如獻稿費問題，人家本來是按照規定的標準領的稿費，但你卻規定要獻出百分之幾十，這個規定又沒有經過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適。比如農村，農民手裡的糧食，可以提出若干作為公社、大隊的儲備糧，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應該按工分分給農民，這是他的勞動所得。當然，也要有不同對待，如果是佔用工作時間，影響本身工作的質量而寫出的，就要有所不同。業餘時間寫作所得，就不能無償佔有。據說有人說，究竟誰的稿費歸了公已經查不清了，不好退賠。這種話是領導者的話，是找出藉口來不想退賠。實際上人家心裡是有數的。所以還是應當退賠，退賠多少則可以公議。又如平調了作家的房子，為什麼不應該退還給本人住呢？
文藝部門也有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問題。過去搞得多了，不合乎鞏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隊伍搞大了，事業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就應該同樣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我們要求中央文教部門搞一個規劃，提請地方同志們討論，加以約束。據說，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願意退下來。我看還是要從實際情形出發，要區別情況，有的是群眾的愛好和自願，有的是領導的要求。群眾自己愛好，願意保留一個流動劇團，大家出股子養活一個劇團，在社隊之間巡迴演出，這樣的劇團就可以保留下來。我們允許集體所有制，為什麼劇團都要全民所有呢？當然，集體所有制的劇團，應該防止舊勢力復活，不能讓班主、把頭拿高薪。劇團工作是精神勞動，應該是主要演員、藝術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勞多得。要允許他們搞合作社性質的劇團，而由地方黨委和文化行政部門加以指導。這是一種，是根據群眾的需要、為群眾服務的。另外有一種，中央各部、地縣領導機關，一定要搞一個戲班子，為少數人服務，這就要干涉，不允許保留。保留這種劇團是搞幹部特殊化。劇團主要是為群眾服務的，雖然也可以作些內部演出，但是應當有個界限。文化部門應在黨委宣傳部門指導之下訂一個規劃，脫離物質生產專搞精神生產的人不能太多。至於業餘的，群眾自己辦，又不影響生產和工作，應該允許辦。我們普及文化，主要還是靠業餘活動來實現。
總之，三年來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精神生產方面也不例外，同樣需要規劃一下。
▍為誰服務的問題
為誰服務是個政治標準，任何文藝都有個為誰服務的問題。毛主席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就是我們的政治標準。為工農兵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的人民大眾服務，這只是文藝的政治標準。政治標準不等於一切，還有藝術標準，還有個如何服務的問題。服務是用文藝去服務，要通過文藝的形式。文藝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能框起來。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肯定的，至於表現形式，是多樣的。文藝形式至少像周揚同志報告中說的，有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舞蹈、電影、曲藝、攝影等方面，細分還不止，如戲曲中就有很多劇種。文藝為政治服務，要通過形象，通過形象思維才能把思想表現出來。無論是音樂語言，還是繪畫語言，都要通過形象、典型來表現，沒有了形象，文藝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沒有了，還談什麼為政治服務呢？標語口號不是文藝。像我今天的講話，只能叫漫談，就不能叫藝術。既然如此，文藝要好好為人民服務，就要通過實踐，到群眾中去考驗。你這個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不是領導批准可以算數的。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而不是由領導回答；可是目前領導決定多於群眾批准。當然，如果有政治錯誤，反社會主義，我們要發言，不能任其自由氾濫，但這終究是少數。
我看到四川一個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長到四川說：川劇落後。得罪了四川人。當時一位同志回答：落後不落後要由四川七千萬人去回答、去決定。我看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聞樂見，你不喜歡，你算老幾？上海人喜愛評彈、淮劇、越劇，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幹什麼？領導人可以有喜好，有人愛看戲，有人愛看畫，有人愛古董，這有什麼關係？我們看了戲說好，不一定就好，我們的話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愛好，怎能作為標準？藝術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愛好，就有價值；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就許可存在，沒有權力去禁演。藝術家要面對人民，而不是隻面對領導。這是不是主張反對領導呢？不是的。領導在政治上有權提意見，要政治掛帥，但政治掛帥主要是看它是香花還是毒草，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敏銳要放在這個方面。至於藝術方面，我們懂得很少。
我們懂得少，發言權很少，不要過多幹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領導的人，希望你們干涉少些，當然不是要你們不負責任。第一，要負責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負責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義。但是一定要區分清楚，不要把什麼都說成是修正主義。有人問我：文藝的教育作用和娛樂作用是不是統一的？是辯證的統一。群眾看戲、看電影是要從中得到娛樂和休息，你通過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於其中，寓於娛樂之中。當然要多樣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說，我打了一輩子仗，想看點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讓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愛看，就要去看香港片，這隻能說明電影局的工作沒做好；反之，一個打仗的片子也沒有，讓青年喪失戰鬥性，也不好。現代片多少，歷史片多少，要大體上有個比例。至於題材，完全可以允許作者自由選擇。古代沒有社會主義，但有中國人民優良的傳統，人民創造了許多他們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還有不少神話，都可以寫。我們要有個比例，這種比例在不同地區、不同劇種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劇種只宜於演抒情戲，打仗戲只能偶爾演之，如越劇團都是女同志，演《紅樓夢》很舒服，演《追魚》也還可以，演武打戲如《泗州城》就有困難。越劇是嵊縣“的篤班”發展而來的，後來又吸收了紹興大班的一些東西。原來有男演員或全是男演員，後來都變成女演員演，現在既允許有男女同臺的，也允許全是女演員的。由於劇種不同，要因地因時制宜，在安排劇目時必須考慮群眾的需要。
又如電影，農村、工廠宜於看什麼片子，要不同對待，但總要對生活有所調劑，一方面要歌頌勞動光榮，一方面也必須有些抒情的、輕鬆的東西。對於青年，要告訴他們革命之甘苦，社會主義來之不易，表現革命鬥爭艱難困苦的戲要多演，使他們不要忘本。創作題材要有個大體的比例，文化部在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決不能強迫命令和干涉過多。聽上海的同志講，有幾個作者對黨委領導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寫黨委領導，結果天天對他講黨委掛帥如何重要，還是寫不出來，不如讓他寫寫別的，發揮所長。本來是各顯所長，百花齊放，結果成了一花獨放，拿一個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縛住了。
陳雲同志關於曲藝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他身體很弱，很疲勞，需要另一種生活環境來休息，聽聽評彈，以便為黨做更多的工作。評彈也有教育作用，藝術上很有特點，一個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過去對評彈不懂，現在覺得比北方大鼓還好，當然各有千秋。但我仍願意聽北方曲藝，因為聽評彈的蘇州口音比較費力，所以不如陳雲同志熱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陳雲同志一樣，也不能因而說我不贊成評彈，各取所需嘛！觀眾看戲看電影就是各取所需的。
又如，我願看散文、短篇，看長篇小說就沒有時間。有時想看看不費腦筋的戲劇和電影，藉以休息，但是不行，還是要想，要提意見，其實這是多餘的，今後要解放一下，反正專家很多嘛！我們看了戲之後，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達吉和她的父親》，小說和電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長。小說比較粗獷，表現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電影加工較小說好，但到後來該哭時不敢哭，受了束縛，大概是怕“溫情主義”。我們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人性，為什麼有顧慮？是有一種壓力。把“人性論”、“人類之愛”、“人道主義”、“功利主義”都弄亂了。這些問題，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時就回答了。我們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講無產階級的功利主義、人性、友愛和人道主義。現在的搞法，不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和階級觀點來看問題，而是用唯心主義觀點來看問題。以政治代替文藝，就沒有文藝了，還有什麼看頭呢！
還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經濟基礎。如周揚同志所說，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設高潮要在經濟高潮之後。文化事業的發展不能漫無邊際。文化事業、大專學校太多，超過經濟發展的水平，就會使基礎、使生產受到影響。說是為生產服務，結果適得其反，成為生產為文化服務，為文化而文化，最後消滅了文化。普及與提高，普及就要開展群眾業餘活動，在此基礎上提高。現在我們做過頭了，文化事業搞多了，隊伍搞大了，佔用了勞力，影響了生產，所以要縮短戰線，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才能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
▍文藝規律問題
文藝同工農業生產一樣，有它客觀的發展規律。當然，文藝是精神生產，它是頭腦的產物，更帶複雜性，更難掌握。周揚同志講，文藝的特點是通過形象思維反映生活。毛主席說，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實現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我覺得現在在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1.數量和質量的問題。幾年來，文藝作品在數量方面搞得很多，質量不高。文藝的隊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個劇目，到處學著上演，路子很窄。同一個題材，各地都寫，大同小異。用同樣的語言歌頌同一事物，把質量降低了。雖然目前文藝的數量離普及還有距離，但是當前主要的不是繼續發展數量，而是要提高質量。提高質量是一件細緻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創造出來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優秀的作家、優秀的作品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並不很多的。當然我們要超過他們；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詩，人人畫畫”，每縣出一個郭沫若。這種口號是不對的。數量和質量是辯證地發展的，數量總是超過質量，好作品總是少數。但是現在質量高的東西太少了。文藝要求思想性和藝術性辯證的結合，創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準備。《社會主義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詞太簡單了。在大革命時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強》，群眾很愛唱。一共只有八句詞：“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更簡單，等於標語口號。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寫的。現在過了三十七年，還是那麼簡單，就不好了。《社會主義好》的作詞者不要緊張，我在這裡不是怪作家；這是由於領導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現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眾歡迎，因為它既有革命的內容，又抒情，質量較高。這就是群眾的批評，群眾的選擇。現在應當允許作家的寫作時間多一點，不要催得太急。劇團也不要演那麼多場，使演員能夠勞逸結合。
2.原料和加工的問題。普通的實際生活總是要經過加工才能成為藝術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後，必須經過加工，才能寫成作品。現在應當更加著重加工這一方面，因此要多給點時間。《楊門女將》這出戏如果能由梅蘭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業務的問題。思想很重要，是指導，必須加強思想學習。你們是“靈魂工程師”，思想總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寫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還要精通業務，否則思想如何表現出來呢？只懂政治，不精通業務，寫出來的東西勢必是標語口號，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業務，可以去做別的工作，例如做宣傳工作，不能成為藝術家。當然，宣傳工作也要求有鮮明性，生動性。要精通業務，沒有基本訓練是不行的。作為一個藝術家，要有經驗和才能，必須有很好的修養，其中包括訓練，否則見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也不能成為評論家。我今天的講話就只能是漫談，而不能算作評論。因此，一定要積累經驗和才能，要不斷實踐，在實踐中接受群眾的考驗。我們的藝術團體到國外去，人家對我們的藝術家受到國家的重視和培養非常羨慕。我國的藝術家有廣闊的發展天地，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受人讚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發展，所以要重視經驗和才能，要重視技巧。現在不敢談經驗和才能，不敢談技巧，有人一談技巧，就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思想，這顯然是錯誤的。
與此相聯，紅與專，論與史，文與道，都不能偏廢。這些問題周揚同志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上都講過了。現在“白專道路”這個口號很流行。這個口號不是我們提的。
聶榮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講講這個問題。什麼叫做“白”呢？一個人只要在社會主義土壤上專心致志為社會主義服務，雖然政治上學習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對社會主義，才是“白”。例如有個外科醫生，開刀開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開展，因此就說他是“白專道路”，豈不是荒謬？再如有一個人專心致志為社會主義服務，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兩年把導彈搞出來了，對國家很有貢獻；另外一個人，天天談政治，搞了五年也沒有把導彈搞出來。你投票贊成哪一個人？我投票贊成第一個人。第二個人只好請他去當政治教員，他不能在導彈部門工作，他只能在導彈部門“搗蛋”。毛主席說過：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要講無產階級的功利主義。這兩個人中的第一個人對我們是有利的，對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是有利的。不講革命的功利主義，空談政治，不好。當然，學習政治我贊成，但是要精通業務，不能佔用鑽研業務的時間。
4.批評和討論的問題。文藝作品要容許別人批評，既有發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評的自由；同樣，既有批評的自由，就要有討論的自由。不論哪一方面都不能獨霸文壇。我們提倡批評，也提倡百家爭鳴、自由討論。只要是在社會主義大框框中爭論，你說好，我說壞，都可以。光允許批評，不允許討論，人家就會說，還是批評家好當。
▍遺產與創造問題
毛主席說，我們應當厚今薄古。我們相信一代勝過一代。歷史的發展總是今勝於古，但是古代總有一些好的東西值得繼承。所以毛主席要我們繼承優秀的文化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東西，“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使它發揚光大，一代勝過一代，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就更加發揚光大。
在中外關係上，我們是中國人，總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閉關自守，如果那樣就是復古主義了。外國好的東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們民族的文化裡。我們的民族從來是善於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的。我們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鮮、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歐的文化。但要“以我為主”，首先要把我們民族的東西搞通。學習外國的東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會》是一個很好的舞劇，在上海演出時，其中的《弓舞》沒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動作，在北京演出時加上了。事實上在太平天國時代怎麼能有這種動作呢？它同太平天國的歷史背景不符合。《寶蓮燈》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神話怎麼能夠那樣演呢？也許他們考據出什麼東西作為根據。一些器樂也是如此，總要來點西方情調，聽來不和諧。在這方面，也許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張先把本民族的東西搞通，吸收外國的東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們不知不覺地和我們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這種溶合是化學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國的東西和外國的東西焊接在一起。
不論學習古代的東西還是學習外國的東西，都是為了今天的創造，都要把它們溶化在我們的創作中。文藝總要有獨創精神。也許《小刀會》中的《弓舞》，讓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種創造，這可以爭鳴。我認為把古代的、外國的東西吸收溶化在創作裡，應該注意時代背景。寫古代題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寫現代生活就不同些。據說安徽的《花鼓燈》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記得年輕時看群眾跳這種舞是男扮女裝的，從前根本不允許女的站在男的肩上。當然你們也可以駁我。我講這一部分就是準備引起討論的。
▍領導問題
三年來，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部分的。如何改正這些缺點和錯誤？中心問題在於領導，在於教育，在於深入群眾，總起來一句話，要實行調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論就是調查研究。做調查研究的是領導者，領導者要有自我批評精神，不是層層對下批評。
最近聽周揚同志說的一句話很順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不僅統戰部要做，宣傳部也應當做。這話很對。本來宣傳部應當廣為招徠，門戶洞開，但是現在黨外人士不到中宣部來，可見門戶不是那麼洞開。統戰工作不只是統戰部的工作，而是全黨的工作，不僅文化部、宣傳部要做，組織部也要做，許多部門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談談教育工作。我也還要對溥儀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來了，總要讓他做點工作，發揮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這也是杜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嘛！否則為什麼放他出來呢？
缺點和錯誤的改正要從領導做起，首先領導上要自我批評，要多負一些責任，問題總是同上面有關係的。希望你們回去也這樣做。文藝團體的領導也要自我批評。這樣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沒有小的了，辮子就不會亂抓了，根子就不會亂挖了，帽子就不會亂戴了，棍子就不會亂打了。就可以使廣大的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意氣風發，行社會主義文藝更加繁榮。
光有自我批評還不行，還要深入群眾。只有深入群眾，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見對不對。怎麼辦？要實行調查研究。我還要說一句，我們要進行自我批評，但是你們也不能封鎖消息。不能認為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樣就無法合作了！任何問題公之於眾總是有好處的。這樣，可以得到大家的幫助，有什麼不好呢？當然，調查研究不能成災，事前應當有準備，應當寫好提綱；還要自帶糧票，注意節約。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不能亂搞。別人的成績，應當加以肯定。對問題要做出恰當的估計。各個地區、各個部門的情況會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個領導錯誤，有的地方是個別錯誤，有的地方則很好，要實事求是，分別對待。
這一切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教育幹部。毛主席說，十一年來忙於建設，對幹部的教育注意不夠。我今天講這麼多話，也為的是把這個問題講清楚。要造成一種風氣，使大家敢於講話。只要是對社會主義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說出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樣，我們的幹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風氣才能造成，社會主義的文藝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活動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廣闊。
▍話劇問題
話劇幾年來有進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來要弱一點。什麼道理呢？是由於不承認基本規律，不搞基本訓練，似乎演話劇很容易，只要會說話就行。話劇是一種綜合藝術，它包括劇本、表演、佈景、燈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語言的藝術化，話劇要通過語言打動人。話劇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請毛主席看話劇。我說，你們什麼時候把話劇演得不像普通人說話，毛主席就會來看了。
話劇演員不僅要會說話，而且要會唱、會做，因此基本訓練的內容是很多的。但是現在不大講基本訓練，忽視話劇藝術的基本規律。話劇團體的演出任務很重，一年將近三百六十五場，弄得大家很累，沒有時間鑽研藝術，使話劇不能被人接受。演話劇也要有別的修養，琴棋書畫都要會一點，要成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會的生活，演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庭，就不像了。
任何藝術不掌握規律，不進行基本訓練，不掌握技術，是不行的。我看藝術應當苦練，這雖是從話劇講起，但應適用於各個藝術部門。要進行基本訓練，就要有時間。文化部在這方面應當有一個規劃，定出一個恰當的比例。
解放以來，我們培養出很多人才，但是從發展觀點來看，還是不夠的。楊秋玲在香港被稱為“小梅蘭芳”，但是實際上她離梅蘭芳還遠得很。如果不給她時間加強訓練，過幾年也會垮的。我們培養人才不能起一個垮一個。國家培養人才也要講“成本”，當然，不是說要搞經濟核算，但是要注意這個問題。
要掌握基本規律，加強基本訓練。這是第一點。
第二，演話劇要目中無人，心中有人。又無人，又有人。演員在舞臺上看到臺下千百雙眼睛，就有些戰戰兢兢，當然演不好戲，因此要“目中無人”。現在劇場觀眾席是黑的，是為了讓演員看不見觀眾。但是往往又產生另一種偏向：演員的心裡也沒有觀眾了。演員在臺上揹著觀眾說話，我們豎著耳朵都聽不見。他們根本忘了話是要說給觀眾聽的，戲是要給觀眾看的。所以演員要心中有人。
第三，對舞臺，既要藐視，又要重視。所謂藐視，就是要敢於什麼角色都演，好人、壞人都演。年紀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義》中演瓦夏和別佳這兩個孩子的女同志年紀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視不行，還要重視。舞臺雖小，下面卻有成千成百的人看著你，稍有疏忽，觀念都會看出來的。所以要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把戰略上藐視和戰術上重視統一起來。
第四，演員自己要做到客觀逼真，主觀認真。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的那樣完全變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觀上要認真地演，演武松要像武松，演曹操要像曹操。應當是又像又不像，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
總之，各種事物都有它的客觀規律，藝術也一樣，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許多經驗要認真加以總結。希望在這次會後，大家都來研究規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許多框框來。
我今天所說的這些話不一定對，我是樹個“的”，放大家來射，樹個活靶子，讓大家來攻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