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在倫敦，命運把貝婁和我又帶到了一起。我們三人做了一場以討論為形式的深夜電視節目。索爾和我一起坐了一兩次出租車。還有一次晚飯，我的第一個妻子安東尼婭·菲利普斯也來參加。索爾像是在獨自旅行。我現在知道了當時他和第四位妻子——《禍從口出的他》（1984）一書的題獻人——的婚姻結束了，或者近了尾聲。但那時我對他的私人生活沒有什麼好奇心。我想說的是，我對他的感情總是基於文學上的敬慕，而這種敬慕也不斷地塑造和刷新我對他的感情。在他的書頁中，他會“閱讀”一張人臉，一個人的氣場，那樣的時候，我對他的敬慕簡直無以復加。這些“閱讀”不僅僅是印象式的描述，它們見微知著，具有《聖經》的風格。所以，那個時候我發現他的目光灼灼，像是在檢測。我感覺得到他的注視在檢測我。他能看著我的臉，非常明確地告訴我等在我面前的有多少麻煩。
1987年初，我被邀請為在海法舉行的索爾·貝婁會議寫篇文章。會議是由著名的以色列小說家約書亞（Abraham B. Yehoshua，1936—2022）組織的。我接到的任務是評論將要出版的《更多的人死於心碎》一書。我和妻子一道飛到以色列，很晚才到了海法的賓館，賓館的廚房已經歇業很長時間了。我記得我們要到了一隻蘋果和一隻番茄。第二天一大早，電話裡傳來一聲粗暴的叫嚷聲：我被告知“會議轉車”正在前庭等著出發，發動機轟轟的轉聲現在都聽得見。我餓著肚子，衣冠不整地坐車到了一幢像是多層防空洞的大學建築裡，聽了一系列美國學者的演講，比如“裝入籠子的現金收鈔機：《懸掛的人》中的存在主義與物質主義的各種張力”。索爾也在。有人聽到他說，這類東西他要是得再多聽一會兒，準得死，不是因為心碎，而是因為沉沉的死氣。之後，“索爾·貝婁會議中心”的現場不怎麼見得到索爾·貝婁。（也不怎麼見得到我。）不過，最後一天，我和小說家艾倫·列利丘克、阿摩司·奧茲做報告時，他沒有退縮，堅定地出席了。
讚美了天氣的燦爛，讚美了小說的出色後，我接著說道：
我極度的自得還有如下的理由：貝婁一直在讀菲利普·拉金的詩歌。《更多的人死於心碎》裡的這位敘述者在巴黎長大，在鮑里斯·蘇瓦林、亞歷山大·科耶夫等極有分量的思想家的影響下長大。他們談論地緣政治、黑格爾、在歷史終結處的人類，寫出來的書叫做Existenz什麼的（注意結尾有力的“z”，而不是更為溫和的“ce”）。我在威爾士的斯旺西長大，菲利普·拉金經常在家中出入。他不會談論後歷史的人類。他會討論過早謝頂而引發的一場場的心理劇。貝婁引用拉金：“每個人身上都安眠著由愛而得出的生命的感覺。”拉金“也說過人們夢想‘如果得到過愛，他們會做什麼。無所療愈之痛’”。沒錯，“無”——即，死亡——確實能療愈那種傷痛。對拉金來說，愛不是一種可能。因為對他來說，死亡橫跨在愛之上，令愛變得渺小而可笑。他於1985年去世。到了貝婁這個年紀，他已經去世好多年了。對他來說，死亡把愛擠了出去。對貝婁來說，像是反了過來。按書名的說法，更多的人是死於心碎。嗯，拉金從來沒有心碎過，不是那種意思上的心碎。這部新小說想告訴大家很多很多，但其中一樁是，你需要心碎，讓你繼續是個凡人……叮囑一句，得是合適的那種心碎。好吧，不管你是否需要，你必定會得到的。
生命竟然會如此依循同一主題，我覺得驚訝極了。今天（1999年7月13日），我讀到艾倫·布魯姆《美國思想的封閉》（1987）一書中的這一段落：“很少有人能夠接受自己滅亡……面對我們在意的事，卻沒有足夠的宇宙的支持。因此，蘇格拉底把哲學的任務定義為‘學會如何去死’。”這讓我想到了貝婁的說法：“我們若想看清任何東西，死亡就是鏡子所需的黑色塗層。”這一說法又把我帶回了拉金和他的詩行，“雙眼想躲開死亡的對視，那昂貴的代價。”昂貴！沒錯，它確實是昂貴的：令人咋舌，望而生畏，傾家蕩產，花了大價錢買來。可是，就在1985年11月21日，他整理好自己的睡衣和梳洗用品，離家去醫院，還集聚了輕鬆、幽默和慷慨又再寫了一封信：給我的父親。拉金對握著他的手的護士，說了最後的話“我要去躲不過的地方了”。他在最後的屋子，對著最後的女人，說了最後的話。
會議結束了，我們都往南邊去——去耶路撒冷。在那兒，索爾和我交了朋友（我自認為如此）。
“索爾·貝婁在一定意義上是不是您的文學父親？”
當我們的交往眾所周知，在採訪時，經常（不是不受歡迎的）會碰到這個問題，我一般是這麼回答的，
“但我已經有了位文學父親了。”
那時，在1987年，這一說一點不錯。
《經歷》
[英] 馬丁·艾米斯 著 艾黎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3-1
書摘部分選自馬丁·艾米斯的自傳《經歷》，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發佈，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為自擬，按語寫作：董子琪，編輯：黃月，未經出版社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