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在自我與社會角色之間——《竺可楨全集》中的竺可楨

文丨王志毅

出於某種偏見，竺可楨給我的印象一直介於謹慎訥言的老實人與埋頭做事的實幹家之間，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不過在出於工作需要，翻閱了20餘卷《竺可楨全集》之後，我對他的看法有了顯著的變化。在閱讀文獻之外，我又趁著工作與旅遊的機會，陸續參觀了竺可楨的老家，以及他在杭州與南京的故居，一個更為立體的竺可楨形象也漸漸地展現於我的面前。

竺可楨為人文雅，卻有自己的定見；他的個性謹慎，可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他在日記中曾經表示，楚人多熱情，而江浙人重理性，顯然將自己歸類為理性冷靜型人格。雖然他對自己的科學生涯極度不滿，卻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寫就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這篇經典之作，用譚其驤的話說，“每讀一遍使我覺得這文功力之深，分量之重，為多年所少見的作品，應屬於世界名著之林”，也不算過譽之辭。不過有些可笑的是，這篇文章在當時卻幾乎找不到可發表的地方。

擔任浙大校長並非出於竺可楨的本意，在任職之後，他還不斷地想辭去職務，迴歸中研院氣象所，只是一直無法如願，可說是一位三心二意的校長。他對自己的浙大時期評價也相當低，稱之為“於人無益，於己有損”，只是勉力支撐而已。儘管如此，他對浙江大學的影響仍然是深遠的。在他的領導下，浙大不僅順利度過了抗戰的艱難歲月，且在辦學規模和教育品質方面都提升了一個檔次，奠定了後幾十年的基礎，浙大人對他的感恩並非由來無的。竺可楨為學校所立的校訓“求是”，可謂中西合璧，是他給浙大留下的最好遺產。在離開浙大後，他也非常關注學校的發展，當得知浙江大學在1950年代被拆分之後，表露出了相當的不滿。

至於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中科院時期，竺可楨作為“事實上的中國首席科學家”（葉維麗語），擔任中科院副院長及計劃局局長，主持了對解放前主要國立研究機構的接收，以及中科院下屬各所的組建工作。他的生平，所涉及的事務不可謂不廣，成就也不可謂不大，卻又常常哀嘆自己的一生毫無作為，在學術上建設寥寥。而這一點，也正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內心獨白。

竺可楨與《竺可楨全集》所涉的史料與範圍實在太廣，這裡只能擇其一二，與讀者分享之。

▲青年竺可楨

求學哈佛

1910年，竺可楨通過庚款留美考試，乘著“中國號”輪船赴伊利諾大學，學習農業。竺可楨在1960年回憶道，他到了美國以後，發現美國的農科功課粗放，大失所望，所以畢業後才改讀氣象的。

在唐山與他同班，後來又一起赴伊利諾大學的還有錢崇澍（字雨農）等人。而據他晚年回憶，與他一起在伊利諾畢業的中國同學有嚴家騶、吳家高、朱維傑、穆藕初、陳榥、楊永年等人。

錢崇澍後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曾擔任清華大學生物系系主任和復旦大學農學院院長。錢曾擔任《科學》雜誌總編輯，與竺可楨在1933年一起赴加拿大參加了第五次太平洋科學會議，並同為1948年第一批中研院院士。1950年錢崇澍又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所長，直接受竺可楨的領導，兩人可說頗有交集。

在1914年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大約三分之二是通過庚子賠款留美的。而從所學學科看，學習純粹自然科學的比例並不高，多數還是工科、教育與廣義的社會科學。這主要是由清政府自身的目標所致，它在制定庚款留學計劃時便規定80%的學生須學習工程、農業和採礦等實用科目。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雲：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實際上，在胡適為文的那個年代，中國還沒有幾個理論科學家。

因此，可以說竺可楨後來由農業轉向氣象學，成為近世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第一批現代自然科學家，並非當時留學生界的主流，卻正好有機會另作出一番事業。

1913年畢業後，竺可楨轉入哈佛大學地學系，研讀氣象學方向。1915年獲得碩士學位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1918年，竺可楨獲得氣象學博士學位，秋天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擔任地理學與氣象學教授。

竺可楨對哈佛大學感情頗深，後來有機會出國的時候好幾次順訪哈佛。如1933年參加加拿大太平洋科學會議之後，便去美國東部，參訪了芝加哥大學與哈佛大學地理系，再從紐約赴歐。他到杭州以後又成立了杭州哈佛同學會，任職浙大校長之後，竺可楨定期參加杭州哈佛同學會，還經常邀請訪問中國的哈佛教授到浙大作演講。他平日還會閱讀《哈佛大學校友會會報》，這個習慣甚至在浙大西遷時期仍然繼續保持。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之後，竺可楨才無法及時瀏覽相關刊物，只能趁著去重慶開會的時候到圖書館讀科學類雜誌。不過到了1942年10月，他在貴州又能讀到最新的《大西洋月刊》，也可見當時的國際郵件並未斷絕。

1944年4月6日，竺可楨在日記中記載，收到了1942年4月的《哈佛大學校友會會報》，欣喜萬分：“乃美國參戰以後第一次見到者，真如多年闊別之友人。時美國參戰僅四個半月，而哈佛畢業生死於戰事者已十一人，教職員之死於戰場者亦三人。”

1939年2月5日，浙大廣西宜山校舍被日機轟炸，竺可楨還以英文向《哈佛大學校友會會報》去信通報，並表示敵人的炸彈只會讓中國人民更加團結。竺可楨將浙大的校訓定為“求是”，一直沿用至今。據他的自述，這也是模仿哈佛大學的校訓“真理”。

在學術之外，留美8年也塑造了竺可楨的生活態度。回國之後，他仍然定期閱讀美國《紐約時報》、《讀者文摘》來了解世界時事，閱讀《耶魯評論》等知識分子刊物，並長年保持每天打網球（堅持了50年）或游泳的習慣，在生活方式上是頗為西式的。到了晚年，由於身體原因，他放棄了這些運動，不過還時常打太極拳和做健身操。

他在1952年中科院的自我檢討中說，1936年，時值哈佛大學成立三百週年的時候，以宋子文為號召，校友們捐款買了一塊贔屓碑送給哈佛大學，他也捐了款。此碑也就是“哈佛三百年紀念碑”，原為1810年嘉慶賞給兩江總督松筠之物，現立於哈佛懷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的西側。

▲“哈佛三百年紀念碑”

不過據哈佛大學自己的記載，此碑是因哈佛大學兩位校友施祖賢和劉瑞恆兩人發起，而不是宋子文。他們兩人在南京面見蔣介石，請求將原碑重新刻字後作為禮物送給哈佛大學，並獲得了蔣的同意。

此碑上刻文字由胡適所書，共370字，並配上了英文翻譯。胡適在其中雲：近三十年來，就學於哈佛，學成歸國服務於國家社會者，先後幾達千人，可雲極盛。今屆母校成立三百年紀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啟迪之功，不能無所表獻。

根據史黛西·比勒的整理，在1854-1953這百年中，授予中國學生學位最多的美國大專院校，前三位分別是哥倫比亞大學（1834）、密歇根大學（1300）和麻省理工學院（734），哈佛大學排名第四，為647人。所謂“幾達千人”，那是胡適的誇張之說了。

在哈佛三百週年的紀念日，竺可楨又於杭州哈佛同學會作演講，表示哈佛大學可以昭示我們的一點就是校訓：真理。“我們對於教育應該採取自由主義或干涉主義，對於科學注重純粹抑或注重應用，尚有爭論的餘地，而我們大家應該一致研究真理，擁護真理，則是無疑義的。”

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閱讀

大致瀏覽《竺可楨全集》之後，竺氏最令我驚訝之處還是他對現代科學各分支學科的涉獵之廣、掌握之深，以及在中西文史知識方面的涵養。

竺可楨的閱讀習慣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榜樣。他長年跟讀綜合性科學刊物，如《美國科學月報》《科學》《自然》《科學美國人》等，對各類科學的前沿知識都有相當瞭解。在最困難的抗戰時期，貴州讀不到這些刊物，他便趁著去重慶開會的機會，到美國新聞處閱讀新進的科學與知識分子類雜誌。縱其後半後，大概只有1950年代的前半期，國內圖書館沒有進口這類科學雜誌，他才停止了閱讀的習慣。1955年之後，他又開始能讀到相關文獻，但從他的日記看，這種閱讀是時斷時續的，或許進口渠道還不是很通暢。

1960年代中期以後，能夠讀到外國刊物的地方很少。竺可楨年屆八十，患神經性耳聾，行動很不方便。不過他還是經常坐車或搭公交車，去朝陽門大街上的中科院科學情報研究所和中關村圖書館，閱讀最新文獻。1967年3月，他讀到《科學美國人》上面有一篇日本對外貿易部秘書，曾來中國訪問的內田的文章《中國的技術》，做了相當詳盡的筆記。針對內田批評中國的工業狀況尚停留在日本15年前水平，竺可楨評論說，“他的論斷未必正確，他所看到的也不是中國尖端，但批評得對，我們也要注意”。

他還保持著閱讀科學和歷史書籍的習慣，涉獵範圍同樣極廣，包括物理學、科學哲學、科學史等，乃至各類思想經典，如斯密《國富論》、穆勒《經濟學原理》等。舉例而言，1945年4月，竺可楨較為系統地閱讀了丹皮爾的新版《科學史》，並作了詳細的筆記。1951年2月，他又閱讀了薩頓的《科學史導論》，並對其中的天文史部分作了評論。

1960年1月，他收到李約瑟寄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在之後一段時間，進行了詳細的閱讀。他評論道，李約瑟閱書之淵博殆無倫比，有些涉及作品，“不但未見其書，甚至不知其名”。同時他也記錄了其中的一些引用和理解錯誤。

甚至在“文革”的高潮期間，竺可楨也依舊手不釋卷。1968年3月，在每天讀《毛選》之外，他還仔細閱讀了美國科學家康諾德的《科學與常識》，並作了較長的評論。此書只是一本通俗的科學史讀物，竺可楨認真閱讀的一個原因或許是，他1947年去哈佛時，兩人有過面對面的交流。當然，他在日記中也不忘指出，作者在政治上是反動的。

學術著作之外，竺可楨也喜歡閱讀當時一流知識分子的作品，並常作筆記。1936年3月，他花了不少時間閱讀Julian Huxley等所著的We Europeans一書。1938年6月28日，他在《十九世紀》雜誌中讀到威爾斯的文章History as Poison，記錄道“謂目前所教歷史，全系各國國家觀念之著作，使各國人民互相敵視，結果非養成戰爭與侵略不可云云”。

1942年7月，竺可楨從圖書館借出法國作家莫洛亞的《迪斯累裡傳》和《林肯傳》。當年8月，竺可楨又花費了不少時間閱讀Emil Ludwig的《林肯傳》，並作筆記與評論，讀完後還讚歎道：此書寫來真如小說，但事事有根據，惜中國無此等大手筆耳。他對路德維希的傳記評價極高，9月又開始讀他寫的《歌德傳》，同樣作相關筆記。

1943年1月，他閱讀弗雷澤的名著《舊約全書中的民間傳說》和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中亞邊疆》。1945年8月，他細讀了森谷克己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中譯本，9月又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其閱讀清單真可說是文史哲兼收。

空閒時，他也會瀏覽各種世界文學名著。1937年1月，竺可楨乘輪船赴香港參加遠東會議，臨行前特意從浙大圖書館借書數本，包括了歌德的《浮士德》與哈代的小說，顯然是供路上消遣之用。竺可楨對歌德的興趣頗大，1943年1月在重慶還購了郭沫若所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他成年後似乎不太讀中國的近現代小說，1943年3月讀《三國演義》，特意指此書在地理上錯誤極多。1949年5月，他在上海讀了徐訏的小說《風蕭蕭》之後，還評論道，“我素來不看小說，在炮聲中無心讀書，故翻閱之”。1949年下半年，他用了不少時間讀《水滸傳》，算是個少見的例外。

1949年他擔任中科院副院長之後，更是不時閱讀相關領域的專業著作。1970年7月，他閱讀錢學森的《星際航行概論》，並感嘆自己年輕時的物理基礎太差。

▲《星際航行概論》

竺可楨閱讀文獻相當認真，1971年他讀Scientific American1970年的文章，便發現文中數目字很不正確，“如p.34說印度東部原靠南極洲說成是西部；p.35,Pangaea的面積就200,000,000方公里，說200,000。但從此也可以看出Scientific American的校對工作是做得很差的。”

在這裡，不妨以1936年1月和2月為例，簡單梳理竺可楨在日記中披露的個人閱讀歷程和進行的學術工作。為了方便起見，他在這段時間所閱讀的部分中文報紙與專業文獻，並沒有列出來。

1936年1月1-5日，他閱讀薛定諤《科學與人之本性》，作了相關筆記，並對關於“科學與時尚”這兩章評論道，“科學亦隨時勢為轉易……各種道德之標準因以統起疑問，故中國學生之不尊重師長，歐美男女防範之解放，實因時代性之關係。其次則各項價值是非之相對性之認識，最後則為mass control集群控制機械性”。

1月6日，閱讀Detmar著《一個科學家之自述》，記錄了其中關於蛇毒的醫學作用等。1月7日讀了張其昀寄給他的《地理之進展》關於人種地理一章。並評論道，“此文寫竣當有八九萬字，對於近二十年來之地學可謂無所不包矣。”

1月13日，他在去往上海的火車上讀了Haskett著的Radio around the World,摘錄了其中關於電磁波理論的歷史。1月16日讀《紐約時報》Binyon《關於中國之美術》一文，記錄了其中關於中西繪畫的比較觀點。

1月21日，他在下午讀《越縵堂日記》，晚上則閱《數學家的話》一書。1月22日下午寫就《北京前清之氣象紀錄》一文，擬登在《氣象雜誌》之上。

1月23日上午，他翻閱了商務印書館寄來的《英文中國年鑑》，評論道，此書“可稱鴻著。有曉峰之地理、顧頡剛之歷史、餘青松天文、陶孟和人口，作者共五十人，雲五及王雪艇等均在內”。這是商務請他作校對之用的。

1月26日，他參加地質學會第十二次年會。27日，他收到了Kohler書店、黑雪書店的郵包，裡面顯然是書，當天他便匯了馬克給兩家書店。

1月29日，他收到《伊利諾大學報》。1月30日，得知《中國之雨量》出版。當天早晨他閱讀了美國《科學》雜誌中《美國之政府科學諮詢機關》一文，記錄了其中關於美國科學諮詢委員會的介紹。

2月1日，他向Lugac書店匯了二十鎊，應該也是作為購書之用。2月2日，至中華書局及世界書店購《天方夜譚》《金銀島》兩書，這可能是供他的孩子閱讀的。

2月3日，讀新收到的Gantis《非洲撒哈拉沙漠》一書。晚上讀《紐約時報》雜誌中的幾篇文章，並在日記中有所評論。又讀譚惕吾所寫的《內蒙之今昔》，後來也做了相關筆記。

2月4日，閱林語堂《我的國家與民族》，並進行了相關評論。2月5日讀Allan寫《北京明末清初之耶蘇會教士》，自言對關於利瑪竇的功績、南懷仁與康熙之關係等有所瞭解。他相當關注利瑪竇的生平事蹟，同年7月5日，又閱讀了裴化行所寫的《利瑪竇對中國科學的貢獻》一書，並注意到利瑪竇對北極閣觀象臺也有過紀錄。

2月8日，開始讀Lloyd的《文化之發生與衰亡》一書，並在10日的日記中評論道，“此書命題甚佳，但內容並不高明。持論既泛而庸俗，所引證據亦未足以服人。”接著又作了大段的評論。

2月11日，開始作《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英文稿。12日與13日讀張其昀的《經濟地理學》。2月18日，他讀了陳長蘅在《經濟年鑑》中的《中國人口論》及日本人飯田茂三郎《支那人口問題研究》兩文，並作了相關筆記。他對中國人口問題的關注其來有自，之後都會注意瀏覽相關文獻，在此前後都有相應文章發表。1949年之後，他還和馬寅初、邵力子等人一起提出過不少關於人口問題的政策建議，主張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

2月19日上午他讀了Field的《太平洋沿岸經濟年鑑》一書。20日閱Bowman《地理與社會科學》，特意摘錄了書中所引的加爾司華綏之言，“歷史事實告餘等以為現狀乃一縱即逝，而大同則難期望雲，”並評論道，此言實有至理也。

加爾司華綏也即英國作家約翰·高爾斯華綏，他於1932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當時可謂明星級人物。竺可楨似乎對他並不陌生，而特意摘錄此句，或許也與當時中日衝突一觸即發，竺對時局持極為憂慮的心態有關。2月29日之後的幾天，他一直在讀Brooks所寫的Why The Weather一書。

需要指出的是，二月最後10天，他的閱讀量明顯減少，主要原因應該是他面見了蔣介石之後，頻繁與人商議，並慎重思考是否要擔任浙江大學校長一職。

▲竺可楨

捲入批判愛因斯坦的風潮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成了意識形態批判的一個對象。而《愛因斯坦文集》在“文革”後的正式出版，也成了中國思想解放的一個小標誌。竺可楨雖然不是物理學家，但身居高位的他，也不得不廁身其間，譜寫了他晚期職業生涯的一段小插曲。

1951年12月，李四光與竺可楨會面時談到，周邦立所譯卡爾波夫的《論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認為所謂物質與能量可以互相轉變是一種唯心主義。關肇直在複審時，主張加一小注：“此說是有實驗根據，並非唯心理論。”為此注，丁瓚和何成鈞還發生了爭執。12月24日，竺可楨到院中，又談了這個注的問題。

此譯文發表於中科院主辦的《科學通報》上。當時正值“三反”運動剛剛揭幕，1952年1月12日，中科院開會，要求《科學通報》改變姿態，“過去只介紹科學，應有鬥爭精神”，並對編譯局負責人楊鍾健作了批評。

1月25日，《科學通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自我批評的文章，特意把這個注也提了出來，稱這“十足地表明瞭我們是袒護愛因斯坦的糊塗的唯心論者”云云。實際上，根據竺可楨的日記，此注並非報社編輯所加，而此一檢討報告也是在中科院院務會議上通過的。報告之所以會發在《人民日報》上，是由中央文委會所建議的，當時的主任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

第二天，中科院又召開院長會議，決定《科學記錄》和《中國科學》停刊，《科學通報》與《自然科學》合併，另組編輯委員會。之後，運動愈演愈烈，持續到了1953年，竺可楨自己也不得不作了幾次自我檢討，愛因斯坦的唯心問題只能說是當時的一個小序曲。

1952年之後，《人民日報》還陸續翻譯發表了一些蘇聯學者批評愛因斯坦的文章，但這些只能說是對蘇聯“老大哥”的跟風。這段時間中國對愛因斯坦總體還是持高度肯定的態度，承認他是偉大的科學家。隨著之後中蘇關係的破裂，批評愛因斯坦的觀點在中國幾乎消失，反而有一股熱烈宣傳相對論的風潮。1960年代初，還開始了愛因斯坦文選的中文翻譯工作。到1964年，已經有197篇愛因斯坦的文章被翻譯出來。

在中國，有組織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起於1968年。1968年6月，“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寫出了第一篇文章，將“光速不變原理”批評為“自然科學理論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之後陸續又有一些類似的文章發表出來。

不過，批判相對論的高潮，要到1969年下半年才正式到來。當年8月，該學習班完成了一篇名為《相對論批判》的初稿。9月7日，中科院科研生產組發函給竺可楨，希望他組織審查這篇文章，並在9月底前寄回具體意見。

9日，吳有訓來竺可楨處談此事，後者表示“我對於相對論不識門徑，批判更困難”。吳有訓則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並說關於空間與時間，可看列寧《經驗批判論》第三章。

9月11日，竺可楨閉門未出，開始閱讀關於相對論的參考文獻，並作了相關筆記。儘管他覺得自己只是外行，但還是準備在一二星期內寫一個稿子交差。

9月17日，他與吳有訓兩人在中關村福利樓跟批判小組的部分成員進行了面談，才瞭解了成立相對論批判小組的大致原委。竺可楨在日記中記錄道，“我是對物理、哲學都是外行，但對於相對論於人的宇宙（觀）影響極大，所以作為一小學生來學習批判”。

到了9月21日晚，他便完成了一篇4000字的初稿，名為《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所引申出來的宇宙觀》，從題目可見他還是頗有自知之明的。9月26日，他將改後的文章交給吳有訓一閱。據後來所知，稿子轉給了《紅旗》，但雜誌表示該刊不登批評外國科學的文章，所以沒有發表。

竺可楨接著回了一封信給院生產小組。信中表示看不出《相對論批判》一文的主要目標是什麼。文章的主題似乎是批判同時性論，但所舉的例子，如北京、瑞金同時出太陽，並不合愛因斯坦的原意，不能與原文相配合。胡大年就此諷刺道，竺可楨這位外行，“在自學了一個多月的相關物理學著作之後，即能從這位批判者的論點中發現概念錯誤”。

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楨儘管是外行，對相對論倒並不陌生。早在1943年3月，他即讀過博雷爾（Emile Borel）的《空間與時間》一書，內容是關於相對論的淺近解釋。1967年3月，他又仔細閱讀了愛因斯坦與英費爾德合著的《物理學的進化》。比之“相對論批判組”成員來，竺可楨可能確實更內行一些。

緊接著，《相對論批判》第一版修改稿在10月完成，並印發全國。同時，中科院又計劃於10月23日召開關於此文的特別會議。於是，竺可楨在完成自己的文章之後，仍然繼續閱讀相關文獻，包括馬列的著作，羅素的《西方哲學史》，Wilson的《現代物理學》，以及John A. Eldridge的《大學物理》等書，他從入門級的大學物理教材中便發現了，“小組批判文所舉例子是不合適的”。

23日當天，他赴中關村福利樓參加《相對論批判》修改稿討論會，並見到了錢學森、周培源、劉西堯等人，會議共有40餘人參加，核物理學家王洤昌則拒絕出席會議。

會議主席表示，此稿是為了發表在《紅旗》雜誌上而準備的。錢學森說看了批判稿後很受鼓舞，但又認為發表“這個事要慎重”，以及要將相對論本身與圍繞相對論周圍的東西區分開來，顯然並不支持發表此文。接著，吳有訓副院長先是批評了愛因斯坦確實是唯心主義者，但又對《相對論批判》一文的具體觀點提出了各種不同意見。

會議主席是個軍代表，自稱是用槍桿子的，但似乎也聽明白了這些專家的意思。1969年11月之後，竺可楨仍然在閱讀相關文獻，包括愛因斯坦自己寫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淺說》和數種愛因斯坦傳記。這大概是因為《相對論批判》的作者很快又提出了第二版修改稿，請包括竺可楨在內的人提意見。

12月23日，竺可楨在日記中記載，對第二次修改稿，“我看了兩遍還不能瞭解所以”，而且作者汪容的回答也不是針對他所問的問題。作者倒是相當執著，在1970年元旦那天與竺可楨就文章又進行了一次面談，似乎還是不歡而散。

由於這些知名學者的抵制，最終，此文並沒有發表在《紅旗》雜誌上。但事情也沒有就此結束。

1970年元旦之後一段時間，竺可楨似乎擺脫了這件事情，不再關心相對論問題，只是在5月11日的日記中記錄了季米亞捷夫的一個評論：“愛因斯坦本人並沒有對唯物主義原理進行任何積極的攻擊，但他的學說已被各國資產階級大多數知識分子所利用。”

但那不過是風暴前的平靜，陳伯達已經在4月8日指示劉西堯要抓緊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併成立一個名為《相對論問題討論》的刊物。

5月17日，竺可楨得知“批判愛因斯坦要開萬人大會”。1970年6月，《相對論問題討論》第一期出版。7月2日，竺可楨讀了雜誌，發現第一篇文章就是修改了好幾回的《相對論批判》，不得不自嘲說，“可能我的想法不對頭”。

8月6日，為了參加《相對論問題討論》第一期的討論，竺可楨又開始讀Max Born的《物理學與相對論》。8月10日，他在重讀了《相對論批判》等文章後表示，原來覺得文章有問題，現在看來不少“都是我的誤會”。

到了8月12日，關於刊物第一期的討論會正式開始，竺可楨發言談了半個小時，就“同時性”仍然堅持了自己的意見。

8月20日，竺可楨從他的侄孫竺慶那兒瞭解到，近來中學生都在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了，便把《相對論問題討論》第一期借給了竺慶。8月27日，竺可楨接到東北軍墾農場一年輕人的來函，表示他創立了新的狹義相對論，並假定光速是可變的。

9月7日，相對論批判組與竺可楨等人又作了會談，並希望把竺可楨去年所寫的那篇文章發表在《相對論問題討論》的第三期上。竺可楨表示文章當時寫的倉促，沒有再登的必要。

之後，竺可楨又開始閱讀與相對論有關的文獻。9月下旬起，他花了相當時間閱讀美國物理學家Weisskopf在《科學》雜誌上最新發表的《二十世紀的物理學》一文。後來吳有訓也向他表示，此文寫的極佳，他更是認真地重讀了好幾遍，並做了詳細的筆記。

10月16日，他收到了《相對論問題討論》的第二期，在接下來幾天作了認真閱讀。11月10日，雜誌編輯組給他寫信，說第三期擬於年內出版，希望他早日交稿。他回函表示自己剛得慢性氣管炎，至少兩星期才能改好，不要等他的文章了。

但從11月12日開始，竺可楨還是開始修改自己的稿子，到23日基本完稿，寫了近八千字。為了寫作此文，竺可楨可算上窮碧落下黃泉，在窘困的環境中搜羅了不少相對論文獻，還託中科院圖書館購了十餘種新出版的英文書。接著他又修改了幾次，最終於12月4日交稿。

竺可楨所不知道的是，相對論大批判的幕後推動者陳伯達已經在廬山會議上倒臺，所謂的“相對論批判”也要收場了。

1971年3月15日，竺可楨從中科院物理所黨委書記郭佩珊處得知“大批判從上次談蘇聯相對論討論會後發生了問題，現在要從實驗出發，一自從引力波，二自從核子物理氣泡室出發雲，〔《相對論問題討論》〕三期暫時停頓。”

3月22日，他給郭佩珊寫信，要他通知相對論批判小組把稿子寄回來，“待改正”。郭表示三日後交來。顯然，竺可楨已經意識到，這場鬧劇要轉向了。

1971年4月3日，竺在日記中記載“託郭佩珊同志向物理所要回登《相對論問題討論》第三期文稿，因三期無限期延期出版（由於物理所的兩派意見對於該所批評蘇聯文有出入，所以決意暫時不再出版發行）。”《竺可楨全集》中並未見到此文，或許已經遺失，當然也可能是竺可楨不願別人看到這篇“業餘”之作，自行毀去了。

至少在北京，這場批判運動宣告結束了，雖然對愛因斯坦的正式“平反”還要到1979年。當年北京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紀念集會，慶祝愛因斯坦誕辰一百週年”，恢復了愛因斯坦作為偉大科學家的光輝形象。

▲《竺可楨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2013年出版

可楨一生唯謹慎

就像任何一位被用顯微鏡放大觀察的人那樣，竺可楨的一生展現出了錯綜與矛盾的性格。

竺可楨不願意從事行政，但實際上，他的後半生幾乎沒有一天不在做行政工作。不僅是在浙大期間，他總是有辭職的願望，1955年，當郭沫若批評他不願陪同蘇聯專家去西南後，他也意興闌珊，發起了辭去副院長等行政職務的念頭。當然這些想法從來沒有成真過。

他對政治的熱情不大，內心只願意做一位純粹的學者，但所處的位置又迫使他被動地介入20世紀後半期的各項政治運動。儘管並不情願，他還是寫了不少應時作品，也有不少人云亦云之處。他的性格中似乎有敏感與軟弱的一面，時時在自我與社會角色之間掙扎，並非馬寅初那種鬥士型的人物。

就竺可楨被動介入的“相對論批判”而言，此事耗費了他一年多的精力。他在寫作批評文章的時候，內心相當痛苦，哀嘆道，“我對於天文學本來很陌生，加以記性不好，看過書過目即忘，又沒有人能與我討論，也沒人可以請教”。可同時，他卻又展現出極為認真的姿態，蒐集了包括中、英、德、俄文在內的各種相對論著作，差不多閱讀了他可以找到的所有文獻，還與蔣碩民、吳有訓等人反覆討論，最後完成了一篇他自己都不願意保留的文章，猶如一頭任勞任怨的黃牛。

但同時，竺可楨也抱有對學術的強烈信念，幾於至死方休。在“文革”時期，竺可楨依舊保持長時間的閱讀文獻習慣，否則也不可能完成《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實際上，在動亂最為嚴重的1967年，也正是竺可楨研究關於世界氣候變遷的文獻最為勤奮的一年。在當年的日記中，他頻繁地在當天的上半部分記錄運動開展的情況，而在下半部分做文獻閱讀筆記。

另一方面，竺可楨為人自律，喜歡遵守規則，常常真誠地自我檢討，同時也厭惡不守規則的人和事。1973年8月24日，他在日記中記載了一件小事，頗能說明他的真實性格：

我近來看Nature和Science，知道吳副院長（當指吳有訓）處壓積了許多Nature和Science一直不還圖書館。查圖書借書證上規定很嚴格（71年起開始用的借書證），借書數量圖書三種，期刊四冊，期限圖書一個月，期刊十五天。……我認為這是違反圖書館新定規章，做副院長的人，格外應該守規則。（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2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第4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