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喬舒亞·L.徹尼斯，譯者：壽天藝 宋文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思想的特徵涵蓋了以下幾個內在相關的論辯：個體自由與社會凝聚力之間的張力，社會科學的方法與可能性，以及由新的社會組織模式引發的現代社會的變化。這些論辯影響了伯林的思想，並塑造了他與自身所處時代的關係。伯林認為自己的寫作是在反對當時戰後學術界的普遍趨勢，而對這種趨勢的評價與反駁也塑造了他的學術著作。
首先，我會介紹當時伯林所針對的學術背景，以更好地論述我的觀點。我將重複使用一些術語來描述這些相互關聯但截然不同的現象。在我看來，用下定義的方式開始論述是最佳的方法。
管理主義是指把“科學的”官僚式管轄方式，沿著由現代商務發展而來的路線應用於整個社會之中。此處我把“管理主義”描述為一種把個體作為達到某種更大目標的手段的傾向。
計劃（planning）手段的支持者把“計劃”定義為“一些公眾權威在有意識地深思熟慮之後做出的關於經濟（或是其他方面）的偏好選擇”。“計劃”旨在尋找到實現目標的方法，從而達到確定的目標；與此同時，這個社會的管理權掌握在計劃者手中。
技術官僚治國制是指讓具備特殊技能的精英參與法則的制定。這些專家所擁有的技能讓他們能夠掌握社會的確定目標並提供達到目標的最佳方式。
調節（conditioning）是指系統化地使用心理學方法來塑造個性。科學至上主義有著兩層意義。從哲學上說，“科學至上主義”是指自然科學的方法優於一切非科學的方法，且能夠運用於經驗的方方面面。從政治上說，它是指使用科學的手段來處理人類的問題。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計劃手段在英國逐漸興起。戰爭的危急性加速了計劃手段的發展，這是因為戰爭需要政府的廣泛調控、蓬勃的民族凝聚力和對政府有效管理能力的信任。計劃手段的很多部分受到了英國唯心主義的影響—“積極”的自由概念，整體性的、分工明確的社會觀，以及對公民義務、美德、自我實現、公眾精神（public spirit）和社會凝聚力的關注。雖然唯心主義在哲學領域每況愈下，但它在20世紀40年代的政治和社會思潮中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新自由主義”在當時也頗有影響力，它堅信人與社會之間的（內在）和諧，並認同政府行為和社會關係對個體自我實現的重要性，同時也關注科學理論（尤其是進化理論）在社會中的應用。
這些思想學派並不必然會促進“管理主義”，但“費邊主義”是個例外。悉尼·韋伯認為政府治理將會“逐漸變成訓練有素的專家們的業務”，它需要“嚴格的服從與紀律”。 “每個個體完美、恰當的發展”並非“自身個性的培養”，而是“以最佳的方式為龐大的社會機器提供微小的支持”。韋伯夫婦主張“精心設計組織的社會……從改良人類的角度出發，將科學運用到人類關係之中”並根據“高等的知識儲備和管理能力”進行權力的分配與實施。效率應當成為“政治科學”（science of politics）的“唯一目的”；自由應當由“訓練有素並針對不同任務而得到合理分配的人”來“謹慎地管理”。這樣的要求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之母”。
很多英國左派的支持者批評這種言論，其中包括奧威爾、託尼、伯特蘭·羅素以及社會主義聯盟中的工黨學者，他們警告說，“管理主義下的社會”無法“以對待人類的方式對待普通民眾，而是把大眾作為實現某個目標的手段”。但是人們對於管理和控制的熱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持續走高。在1943年左右，曾經的“戰後的世界將會成為一個計劃中的世界”假設變成了“普遍的情況”；而在十年之後幾乎可以冷靜地斷言，（在美國）“所有人都相信計劃的力量”。甚至連政府調控的反對者也認為需要“調整”以適應社會的非個人需求。
為計劃手段所做的辯護主張個體和社會之間的和諧，同時呼籲把個體看作國家的一部分。這就是在向每個“組成英國人口的個體單元”提問：“你對什麼有益？你能夠完成哪些有用的、值得去做的事情？當你身處一個每位成員都有職責去做有用之事的民主社會中，你需要獲取怎樣的幫助？你又適合去做什麼事呢？”該觀點對於個體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完全不同於“我們必須盡一切所能去幫助……每個人完全地發展他或她的個性”。愛德華·霍列特·卡爾直白地寫道：
“教育獨有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讓個體覺得‘為自己考慮’的觀點是過時的。幾乎再沒有人會質疑，兒童必須要在他的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下接受教育。”與此同時，言論風向也發生了轉變，從整體的理想轉向對於效率的注重，自由主義的“文化”與傳統的人文主義教育則成了社會組織運行過程中脫離實際的阻礙。
很多人認為極權政治的興起源於個人主義造成的混亂，只有社會融合與統一才能拯救自由民主。民主社會的存活依賴“人們廣泛地，最終甚至是全人類共同地接納某個貫通全球社會與經濟體系方方面面的道德準則”。自由主義，以及它對於“鬆散結合”的社會形式的倡導帶來了“精神的空虛”，因此“值得懷疑”。文化和心理上的“力量”，與社會和經濟上的“力量”一樣需要得到控制—極權國家在認識該問題上，領先於自由民主的國家。
卡爾·曼海姆作為上述觀點最有影響力的支持者之一，指出自由主義中“多元的目標與價值以及……對於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所持的中立態度”，反映出的是信念的缺失。“評判標準”的多元變得愈加“不可忍受”，尤其是在“必須進行簡單的‘是’或‘否’選擇”的情況下。
民主的存活依賴於約定俗成的價值觀。在曼海姆看來，信念的多元化是有害的，且需要根除，這是因為在現代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角落還未受到社會組織普遍原則的滲透”。社會的變化會讓人類的本性發生變化，而後者也是保證社會變革成功的必要條件：“社會的重構只可能通過重塑人類來實現。”最新發現的“社會技術”提供了“控制社會的方法”，社會教育因此能夠“進入更深層的自我”：“心理進程曾被認為是完全屬於個人的，但現在它很有可能會被置於公眾控制之下”。曼海姆便如此宣傳了他的“通過社會學獲得救贖的福音”。
受權刊發，選自《一種思想及其時代：以賽亞·伯林政治思想的發展》，[英]喬舒亞·L.徹尼斯 著，壽天藝 宋文佳 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4月。
曼海姆並非唯一一個這樣看問題的人。很多人認為政治的失敗源於缺乏從自然科學中獲取的某種知識。在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有激進人士宣稱：“我們不僅相信科學進步的終極力量能夠帶領我們走向烏托邦，還堅信，根本不存在使用了合理的社會計劃手段之後還無法解決的問題。”雖然對科學地管理或分析社會的信仰，也伴隨著對蘇聯的“科學”社會的支持，但是科學主義自身並不僅限於極左的學術圈。有人批評說，科學似乎是“唯一”在人類的社會問題上“具有決定性發言權的存在”，而大眾也“被訓練成會全盤接受‘科學所說的一切’”。與此同時，宣揚“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不再滿足於僅描述出人類所做的事情，它還清晰地意識到，自身具有操縱和調控的能力”。
對科學的信仰催生了人們讓掌握“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來制定政策的呼聲。伯林將這種傾向追溯到了聖西門與孔德，這兩人的思想在伯林的同時代人看來“比通常認為的更加深刻”，並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讓他們重新產生了興趣。孔德和聖西門堅信應該由具備專業技術的官員來治理國家，因此他們質疑自由主義關於“思想自由”的理想。孔德認為，科學旨在以確定的真理知識來替代無事實依據的觀點。觀點分對錯，如果是錯誤的，那麼就不應該被接受。學術的自由與多樣性阻礙了理性的社會組織所需要的社會團結。當社會由掌握真理的人來領導時，便不再需要“思想自由”。就像科學家C. H. 瓦丁頓宣揚的那樣，“變得古怪，或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並非……科學的價值所在”。
在戰爭期間，科學家們進入政府和軍隊並實行科學的政策指導成為現實；而戰爭結束後，政府依舊在行政管理方面依賴於這些專家的建議。伯林曾反覆引用斯大林的用詞——“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其他人也提出應該給這些工程師掌控人類的權力。這反映出人們想要遠離黨派衝突。對於很多人來說，社會科學的目標是以關於方法的討論取代關於原則的討論—並通過這種做法消除價值觀衝突。在科學知識無法平息此類衝突的時候，社會性技能便能讓社會的管理者通過調停的方式達成多方共識。它與以下兩種心態息息相關但又有所不同：第一種是源自道德的樂觀主義信念，相信科學能夠制服政治的險惡和社會的頑疾；另一種則是脫離了道德考量的對權力和控制的追求。治療現代社會頑疾的人道主義理想與對權力的渴望共同形成了對管理主義的廣泛擁護；且這兩種特質，有時會同時出現在同一個體的身上。
本質上相互對立的問題分析和解決方案常常同時存在，並共同支配著一個時代的學術。有些人認為社會要更好地融合才能防止其毀滅，另一些人則認為社會太過有序、統一了。一些人認為社會上的惡源於異化、虛無和不規範的狀態，而其他人則認為，教條的確定性、對服從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長的標準化需求才是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危險。主張後者的人說道：“我並不認為我們所面臨的危險是無政府統治，我們真正的危機是暴政。”
關於社會統一和融合的趨勢自然離不開蘇聯，斯大林不就說過，“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勇氣在於掌控、克服自我，並讓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意志，也就是黨派的意志”。但是在西方社會中，很多人也越來越擔心人的個性將會逐漸消失。1955年，米蘭召開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學者們在大會上思考並討論“自由的未來”時，服從主義逐漸成為學者們抨擊、辯論的對象。在20世紀50年代末，朱迪絲·施克萊總結了被她稱為“失敗的浪漫主義”的觀點：“外部世界正在衝擊獨特的個體。社會正在剝奪我們的自我。今日的整個社會都是極權主義的。”
這種看法顯然是在反擊極權主義下的心理脅迫與控制。即使出於善意，運用科學手段來對人類進行控制仍直接引發了過度的恐慌——一個自由派記者甚至認為，“在這個可怕的時代中，最可怖的危險不是”核戰爭的擴張，而是“心理手術（psychological surgery）和人類精神世界的逐漸消失”。萊昂內爾·特里林稱，自己擔心社會學或許會成為“塑造穩定暴政的方式”，因為“理解的行為”變成了“控制的行為”。阿道司·赫胥黎警告稱，追求效率會引發新的極權主義，“全能的政治掌權者與他們的經理控制了奴隸—這些人無須他人脅迫，因為他們熱愛自己的奴隸狀態”。
或許哈耶克是最堅持不懈地批評管理主義的人。他針對計劃手段的大部分批評都源於對家長制的反對，他認為“應尊重個體在自己的世界中，以人的身份把認識到自己的觀點和品味視作最重要的事”，並支持“人們應該發展自身的天賦和愛好”。道德的存在有賴於個人主義：“受良心激發的責任感，對自身職責的主動認知，決定要把哪些自己重視的東西給予他人，勇於承擔自己所做的決定帶來的後果，這些都是‘道德’的關鍵所在。”這幾乎正是伯林後期的觀點。哈耶克與伯林的相似點還在於，二者都譴責讓一切行動都為單個基本目標服務的風氣。計劃手段預設了“能夠合理安排所有不同價值觀的完整倫理準則”的存在。這種設定建立在有關人類福祉的錯誤理解以及無用的認識論目標之上：因為任何個體思想都不可能完全理解“來自不同人的、無限多樣的需求，併為其明碼標價”。將多個個體納入考量範圍後定下的共同目標“永遠只能是全人類需求中的極小的一部分”。這是由於“價值的衡量標準只能存在於個體的思想之中”，因此只能存在一部分的價值標準；且因為每個人的利益點都不同，這些多元化的價值標準“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且時常互相矛盾”。相信可能尋找到“客觀上”對別人來說最好的東西，是受人誤導的，也是傲慢的。個人應該成為“他自己目標的最終裁決者”，且“要由他自己的觀點來引導其行為”。雖然伯林對哈耶克有所顧忌，但是他仍舊認同後者的這一觀點。（本文原題：“對事物的管理”：戰後思潮中的管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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