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西方學者所謂“全球史”視野中，中國邊疆各區域從中國史中被割離出去，西北地區被囊括在“內陸亞洲”中，西南歷史被納入“贊米亞”的路徑內認知，臺灣發展則被不懷好意地放在“大東亞”的圈子裡考量。這樣，一幅完整的中國地圖被扯得四分五裂，令人頗有晚清《時局圖》之感。
受後現代、後殖民思路影響，在新一代美國中國學學者筆下，歷史中國的邊疆地區成為“反思帝國”、“再論殖民”等西方話語概念的試驗場。他們多宣稱自己的作品是真正“以區域為中心”，實際上卻落腳於解構歷史中國，其背後的真實意圖值得警惕。
美國中國學區域史研究濫觴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階段的費正清、拉鐵摩爾、魏特夫等漢學家往往著眼於“東亞”、“內陸”等較大區域。自60年代始，受越戰時期政治反思的影響，美國中國學研究發生轉向，以西方為中心的史學範式受到批判，加之年鑑學派與社會人類學推動，諸多學者選擇從更具體的空間看待中國（即柯文所言“中國中心觀”），如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與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討論晚清中國社會，實際上分別從華南與華中兩個區域展開；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羅威廉《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等，則直接以區域作為研究題目。施堅雅“經濟區系理論”梳理了中國從基層社會至宏觀區域的空間結構，對美國中國學區域史研究有深遠影響。
20世紀90年代至今，後現代、後殖民理論影響愈深，加之近年來西方發生全球史、新文化史及新帝國史的研究轉向，美國中國學區域史研究出現從“中國為中心”轉向“區域為中心”的風潮。其間不少研究又受所謂“內亞史觀”、“新清史”等影響，產生或翻新“元清非中國”、“中華殖民主義”等一系列奇談怪論，如何羅娜《清代殖民事業：中國早期近代的民族誌與製圖學》、喬荷曼《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民（1200—1700）》、鄧津華《臺灣的想象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濮德培《中國西進：清朝對中央歐亞的征服》、米華健《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邁克爾·克拉克《權力之眼：從清朝征服到“新中亞大角逐”的中國與新疆（1759—2004）》，等等。畢業於美國東北大學的楊斌的博士論文《季風之北，彩雲之南：雲南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一書，也可視為此潮流下的作品。可以看出，這一代美國中國學學者對中國邊疆各區域極富興趣，涉及中國臺灣、西南及西北等眾多地區，時段上偏重元代以降。他們多把中國古代王朝稱為“帝國”，認為元、清等王朝並非中國，將中國古代王朝疆域拓展與邊疆治理類同於西方“殖民”。
在後現代、後殖民理論的浸潤下，新一代美國中國學學者十分熱衷於用“西方概念透鏡”觀察中國邊疆，在所謂“以區域為中心”的視角下，欲圖重寫中國邊疆的發展歷史，進而重新定義“中國”概念。鄧津華在《臺灣的想象地理》一書緒論中，稱臺灣為“大清帝國最新邊疆”，歷史中國本身即是“一個帝國主義強權”。鄧氏言其用意“不在於證明清帝國主義符合其他帝國主義（如英國或西班牙）的模式”，而是希望“在西方與中國的殖民論述之間，提出交匯點的可能性”。她認為清朝測繪《皇輿全覽圖》、編修《大清一統志》《皇清職貢圖》等，皆為輔助“殖民統治”的手段，是清朝“文化帝國主義”的一部分。
何羅娜所著《清代殖民事業》與鄧著類似，認為清朝追求實證的地圖測繪以及在貴州的民族誌類文本編寫，與同時期西方帝國的殖民手段十分相似，因而，清朝作為一個擴張性的“殖民帝國”，同樣參與了早期近代世界的構建。邁克爾·克拉克《權力之眼》也認為，清朝在新疆“模仿漢唐”的行為，與在新疆繪製輿圖、編寫民族誌等知識建設一道，塑造了“新疆是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意識形態。清朝在邊疆的治理手段，使得其可以與“歐洲的偉大帝國相媲美”。
前述楊斌《流動的疆域》對雲南的研究，與喬荷曼《雲霧之間》對貴州的表述有互通之處，都認為元明兩朝對西南的“軍事征服與殖民”政策，是雲貴地區“成為中國”的決定因素，清朝承續並鞏固了這種帝制晚期的統治方式。他甚至認為，作為中國西南邊疆的雲南是蒙古征服“留下的歷史遺產”，雲南這一省級行政區是中央王朝的“發明”，只有本地居民形成省級認同的“雲南人”身份後，雲南才能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楊氏筆下的雲南包括今貴州地區，他“大膽地提出”，省級身份認同“既是中華帝國時期中國人的基本組成單位，也是中國人在中國境內的自我體現……併為現代中國的認同奠定了基礎”。可見楊斌的研究不但要解構中國歷史整體性，而且有解構省級認同，進一步質疑整個中國傳統疆域歷史敘述的取向。
無獨有偶，濮德培與米華健在各自著作中，都將清朝經略新疆視為“滿洲殖民主義”。濮德培認為清朝用兵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與同時期歐洲特別是俄國的對外殖民近似，提出所謂“歐亞相似論”。他認為清朝對準噶爾部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應歸於清、蒙、俄三方地緣博弈中諸多的“偶然性”；這種歷史“偶然性”不僅助推滿洲入關、清朝統一，還以“生態偶然性”的面貌出現，令本與中國差異不大的西歐得以締造“歐洲奇蹟”，幸運地重塑下一階段的世界秩序。更進一步，正因清朝“大一統”版圖是眾多因素“恰巧堆砌而成的局面”，才“難怪盛清的統一不能長久持續”。自然地，濮德培認為當下中國的廣域版圖並非必然。米華健則徑稱清朝對西北邊疆的統治貫徹了“清帝國主義”，正是通過清朝“東方主義”式的文化塑造，才出現“新疆屬於中國”這一觀念。
前述著作中，研究者往往開篇便很隨意地將古代中國徑稱為“帝國”，這種視角貫穿全文，成為諸種推論的基礎。他們指稱的“中華帝國”有兩個突出特點：其一，古代中國的“帝國特性”突出表現於元、明、清，原因在於此三朝統治了廣袤地域，包含多元文化、族群，如鄧津華認為，相對於明朝，清朝“從中原之國變成多元文化的帝國”；其二，元代以後，“中華帝國”通過武力征服、知識建構等手段，對西北、西南乃至臺灣的統治，與同時期歐洲帝國的殖民活動相類，共同參與了對早期近代世界的塑造。
這種研究思路，讓諸多中國學者感到陌生與怪異。有學者指出，16世紀西方人在與明朝接觸時，稱中國為“中華帝國”的說法便已流行開來。門多薩、利瑪竇等認為中國每個省地域之廣，完全可以稱作“王國”，而在省之上的明朝，自然可視為“帝國”。至康熙時，隨著傳教士參與《皇輿全覽圖》編繪及該圖在歐洲的廣泛流傳，當時歐洲認識到的“中國疆域”，基本是明中後期的疆域狀況。這也是西方中國學“長城以北非中國”、“西南苗疆非中國”等偏見形成的主要根源，這種偏見亦表現為漢族與非漢民族的二元分立。由此，對於元、清兩朝在西北、西南乃至東南統治的加強，西方中國學界將之視為與同時期西方帝國“殖民擴張”具有相同本質的行為。
將建立在西方經驗乃至偏見基礎上的“中華帝國殖民主義”等理論，強行嫁接到中國各區域研究的取向，不但忽視中國歷史發展的自身脈絡，而且含有令人警惕的現實指向。統一多民族的中國，是中華大地上生活的眾多民族經歷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逐漸塑造定型的。以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關係為例，兩千年間戰與和的表象之下，是兩大人群無法分隔而漸趨融合的歷史事實。從西漢前期與“冠帶之室”對立的“引弓之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南下參與中原政權建設，以至建立遼、金、元、清等王朝的北方諸民族，逐漸成為“大一統”政權的主導者。在這一過程中，西北、西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也以多樣方式參與到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構中。
這一過程有分有合，但分則戰亂、和致發展的歷史現實，使得探索和創建適合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有效制度，成為中華大地上歷代政權接續未斷的追求。如元朝創建的行省制度濫觴於魏晉隋唐的行臺，直接來源則是金代行尚書省。行省制契合了兩宋以降高層政區整合集權的趨勢，可謂此前歷朝對高層政區制度探索的成功實踐。楊斌認為只有形成“雲南人”的省級身份後，雲南地區才能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這種脫離中國政區演變的“裂變”論，顯然是在刻意凸顯差異，弱化中國製度的歷史繼承性，且忽視高層政區要依賴其下級政區而存在的基本事實。實際上，雲南行省的建立，與秦漢以來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區設置政區進行有效治理，以及南詔、大理時期西南局部統一同時又與中原王朝密切交往的形勢息息相關。類似地，認為清朝以地圖測繪與民族誌編纂等手段在邊疆“殖民”的觀點，則完全無視中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的地圖繪製傳統，及史書、方誌記載“風俗”以資政的史學傳承。
為何不少美國中國學學者走上以西方概念僵化理解、分隔中國區域特別是邊疆地區的研究路徑呢？從前述論著的問題意識看，紛繁表象背後，多有一條貫穿的邏輯鏈：元、清等王朝並非中國，而是遊牧的“征服王朝”或“帝國”，其治理廣袤疆域的方式可歸為“帝國主義”手段；與西方近代帝國相仿，“中華帝國”也通過輿圖繪製、民族誌編纂等舉措，對疆域進行“重新解釋”，對邊疆民族地區進行“殖民”。
通過強行比較，他們將“帝制晚期”的元、明、清三朝，置換為早期近代“殖民帝國”之面貌。如此，不但方便淡化近代西方對中國的殖民侵略，而且便於用原本批判殖民與現代化的後殖民、後現代理論，對歷史中國不斷進行解構。在所謂“全球史”視野中，中國邊疆各區域從中國史中被割離出去，西北地區被囊括在“內陸亞洲”中，西南歷史被納入“贊米亞”的路徑內認知，臺灣發展則被不懷好意地放在“大東亞”的圈子裡考量。這樣，一幅完整的中國地圖被扯得四分五裂，令人頗有晚清《時局圖》之感。
此外，這些研究中也不乏對“何為中國”、“現代中國形成”等現實問題的武斷判斷。這些學者往往受特納邊疆學影響，認為正是早期近代“中華帝國”的邊疆開拓，塑造了當代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現狀與認知；隨著“中華帝國”時代結束，中國境內各區域需要“從本土出發”、“從族群出發”，經歷“脫離帝國敘事”的“解殖”過程，而這種“解殖”其實就是“去中國化”；中國應該回到那個西方熟悉與認可的“漢族中國”。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欲圖書寫一部“沒有中國的中國史”。但歷史足以證明，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是中華大地上生活的各民族在千百年來的歷史長河中自然凝聚而形成的，又在近代以來反抗殖民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最終定型，絕不應被冠以近代歐洲資本原始積累驅動催生的“殖民帝國”之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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