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日記》：七十餘年自我書寫，一段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曲

文丨黃想

趙元任先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和中國現代音樂的先驅，是中國人文學史的樞紐人物，是中西學術的津樑。此前關於趙元任先生的研究多著重於從語言學理論、語言學史的角度進行探討，隨著近年來商務印書館《趙元任影記》《趙元任日記》等相關資料的出版，趙先生在文化史、學術史的地位也日益受到各方關注。2023年5月12日上午，“《趙元任日記》出版座談會”在北京商務印書館舉行。會議由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文史室主任倪詠娟主持，邀請到語言學界、文學界、歷史學界的專家學者，希望跨越學科藩籬，通過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激發，展現出更為立體、生動的趙元任先生形象。

參加本次會議的學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沈家煊、南開大學教授石鋒、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蘇金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永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風、常州工學院趙元任研究中心主任吳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王東傑、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袁一丹。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小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館長周欣平（《趙元任日記》主編）、中南大學教授黃家林（趙元任先生外孫）分別代表主辦方、編者、家人致辭發言。

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小文首先向參會的各位專家學者表示歡迎。他認為，趙元任先生是現代學術史上的大師，是溝通中西方學術的橋樑，其成就是世界級的。商務印書館創立以來，始終抱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想，不斷將西方最優秀的著作介紹到中國，同時將中國第一流的學術思想加以弘揚、傳播。因此，像趙元任先生這樣的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特別值得商務印書館重視。陳小文指出，趙元任先生與商務印書館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趙先生就將他的各種著作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趙先生去世後，《趙元任全集》的出版工作也由商務印書館著手進行，《全集》共計二十卷，包含迄今為止所能收集到的趙先生所有作品，囊括語言學、方言學著作，還收錄了音樂著作、科學著作、自傳、書信、日記、音像製品等等，集中體現了趙先生的學術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趙元任先生不僅是天才的學者，還極為善於保管和整理自己的檔案，據說他生前有“片紙不丟”的習慣，共留下了約12萬件材料，包括各種筆記、信件、日記、著作、手稿、演說稿、有聲資料等等。趙元任先生去世後，這批材料被家人完整地捐贈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命名為“趙元任檔案”，如此完整、豐富學術大師檔案，其珍貴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該檔案長年塵封在檔案館中，不便查閱、利用。在此情況下，將檔案公開出版是既能保存資料又便於學術研究的最好選擇。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週欣平館長，以及商務印書館執行董事、黨委書記顧青的大力促成下，商務印書館有幸能與東亞圖書館合作，成為趙元任檔案的出版單位。2023年年初，“趙元任檔案”的第一部分《趙元任日記》（全46冊）正式出版。陳小文表示，這離不開周欣平、林海青、林富美三位主編和東亞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他謹向三位主編及相關的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館長周欣平總結了趙元任先生一生的成就，並重點介紹了趙元任檔案整理工作的來龍去脈。他指出，在中國20世紀的重要學者中，趙元任先生是少見的將生平檔案完整無缺地保留下來的人，這與他的生活經歷及在國際學術領域的崇高地位密不可分。趙先生的全部檔案，現在都存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這一批檔案時間跨度長，保存狀況好，內容豐富完整。它不僅是研究趙先生其人其學的一手資料，更是研究現代中國學術史、學術範式的產生與演變以及中西學術交流等方面極為珍貴的文獻。

周欣平介紹，趙元任檔案總共有12萬多頁，1982年趙元任去世後，趙元任的家人把他的全部檔案捐給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班克洛夫特特藏館（Bancroft Library）。這個館是東亞圖書館的姊妹館，同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系統。該館專門收集西文善本書、手稿和各種語言的名人檔案，是美國西部最大的檔案和特藏文獻館。但是，該館並沒有懂中文的檔案管理和編目人員，所以他們無法整理和編目趙元任檔案，使得趙檔一直處於封存狀態，僅僅對學界提供有限的查閱服務，無法讓學界看到檔案的全貌。

由於太平洋兩岸學界的有關人士不斷呼籲將趙元任檔案這個20世紀重要的學術史料公佈於世，2003年趙元任家人正式提出出版趙元任檔案的建議，並要求東亞圖書館提供協助。伯克利東亞圖書館是美國西部收藏東亞語言文獻最多的圖書館，具備整理這類大型學術檔案的能力。2015年，通過多次協商，終於將整個趙元任檔案借調到東亞圖書館，開始趙元任檔案的編目工作。2016年，在得到趙元任家人的授權後，在當時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先生的領導下，中華書局的拍攝團隊對檔案做了整體拍攝，拍攝工作於2017年完成。從2017年至今，由周欣平、林海青和林富美擔任主編，趙元任檔案整理工作開始啟動並運行。在去除了一般文件、無關資料和他人的材料之後，共整理成了五部分，包括《趙元任日記》《趙元任書信集》《趙元任方言調查研究資料集》《趙元任著作存稿》和《趙元任教學研究及工作生活檔案彙編》。接下來，周館長介紹了各部分檔案的具體情況。

《趙元任日記》收入趙先生自1906年始至1982年止的日記，覆蓋時間長達70餘年。趙先生習慣用中英文兩種文字記日記，還少量使用了其他的語言，很多手跡難以辨認。所以，通過影印的形式出版全部日記，以呈現全貌、確保真實性。

《趙元任書信集》收入趙先生一生與中外學者及親朋好友的往來書信，一共15618封，其中中文9748封，英文5870封。趙先生寫給他人的書信有四千餘封，他人致先生的書信有一萬餘封，通信人數近兩千人，其中大部分都是20世紀中西學界、政界乃至商界的重要人物，不少來往書信長達幾十年。比如趙元任先生與胡適的通信，就有314封，跨越幾十年。目前書信檔案的整理工作大部分已完成。

《趙元任方言調查研究資料集》收入20世紀趙先生主持的幾次大規模中國方言田野調查材料，包括1927年到1928年趙先生實地調查浙江、江蘇三十三處吳語方言的調查訪問資料；在中央研究院所主持的語言所時進行的漢語方言調查；以及兩廣、徽州、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方言調查等等。所收文獻包括筆記、調查記錄、語料以及與方言調查相關的討論和論文資料。

《趙元任著作存稿》收入趙先生已刊、未刊的各種書稿、論文稿、演講稿及各式著作的手寫本、打印本、修改本、印刷本、校對本，將按論著發表的時間以及專業分類進行排序。這一部分的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

《趙元任教學研究及工作生活檔案彙編》收入以上四部分沒有收的材料，是檔案整理工作的收尾。這一部分計劃按趙先生的生平排序，以反映其一生的工作生活情況。除教學、研究工作資料外，也有大量的私人檔案，包括筆記、生活記錄、旅行資料等等，預計再花費兩三年時間可將該集整理完畢。

周館長最後指出，趙元任檔案的整理工作，是繁重而巨大的項目，12萬份資料均要一一過目、審閱、甄別，然而參加項目的專業人員只有三人。檔案整理並非三人的主業，再加上個人知識有限，因此整理過程難免有錯。而且趙先生手跡實在難以辨認，也未能出版整理本。這些工作中的不當之處，敬請學界同仁原諒、指正。

趙元任先生外孫、中南大學教授黃家林分享了自己與母親趙新那女士一起整理《趙元任影記》的點滴體會。黃教授說，他與母親整理《影記》時尚沒有如此清晰的影印本日記，用的還是母親從美國複印回來的版本，辨識相當困難。如果母親看見日記出版，一定會非常高興。不過，趙元任先生的手跡實在難以識讀，經歷過日記中許多事件的母親，耗費一年時間，甚至不能完全辨認出趙先生日記一年的內容。因此，要想將趙元任先生近八十年的日記全部辨認整理，實在是難以完成的工作，影印出版日記是非常好的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沈家煊從新文科“文理結合”的角度肯定了趙元任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認為趙先生是可以與錢學森、竺可楨、楊振寧比肩的大師。本色當行的語言學之外，趙先生在其他多種領域都有深厚的學養。這種學養除了依託於他的天才，還離不開勤奮的學習與鑽研，這在日記中就有體現。在學術上，趙先生擁有不斷探索、突破的精神，其文章中常說“這未始不是可能的事情”。而且，趙元任先生也是一個有著家國情懷的學者，對漢字、漢語的熱愛貫穿了他的一生。更可貴的是，趙先生並非純粹埋首於書齋的學者，他既是好（hǎo）玩的大師，又是好（hào）玩的大師，比如他喜歡攝影、喜歡運用雙關語。據說趙元任先生臨終前曾與家人說，“我這一輩子玩語言研究玩得很好”，沈研究員認為，這是一名學者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趙元任日記》的出版，既有利於學者把握其學術觀點形成的脈絡、其與同輩學人的交誼，還能夠讓讀者感受到一個活潑、生動的大師形象。

南開大學教授石鋒首先向商務印書館出版趙元任先生一系列作品的行為表示敬意。他認為，趙先生一生的學術成就在東西方學術史上都是巨大的貢獻，其重要歷史意義將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愈加顯現。石教授近來正在翻譯趙先生當年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連續性：方法論的研究》（1918），通過翻譯工作，他表示進一步學習了趙先生的學術實踐，並分享了其中某些問題的思考心得。首先是趙元任為什麼會選擇語言學作為一生的專業？石教授認為，一是因為趙先生酷愛自由，不願意把自己侷限於一個孤立領域的範圍裡。語言學正提供了這樣的廣闊天地。因為語言覆蓋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二是因為趙元任先生本身就是通曉多種語言的人，他曾說“一個通曉多種語言的人（polyglotte）就是習得了許多種平衡中心，他可以保持這些平衡中心的穩定又能把它們區分開來”。三是因為語言“好玩兒”，趙先生幽默風趣，尤其喜歡文字詞語遊戲（word game），語言學無疑迎合了他的口味。其次是趙先生在學術譜系處於怎樣的位置，導師是誰？石教授分析說，趙先生在數學、哲學、音樂、語言學等領域均佔據了重要位置。數學方面，其在博士論文中原創“連續數學歸納法”並做出完整的數學證明。哲學方面，指導趙先生博士論文的導師謝費爾（Henry Maurice Sheffer，1882—1964）是美國邏輯學家，康德（1724—1804）的多代傳人。趙先生在哲學領域也有重要地位。音樂方面，趙先生曾為100多首歌曲的作曲配樂，還運用和聲（交響樂）、多部合唱。在語言學方面，趙元任先生更是有著極為精深的研究。可以說，趙先生的學術領域寬廣，同時轉益多師，但從另一方面看，又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能夠完全地指導趙先生。最後，石教授表示趙先生是學術史上“謎”一般的人物，值得學者進一步研究、解謎。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主要圍繞趙先生檔案的出版工作進行發言。首先，陳教授指出，以往學界關注最多的是政治家檔案，而作為學者趙元任先生竟然能留下如此豐富的檔案文獻，十分珍貴。同時因為趙先生在現代學術史上佔據著樞紐位置，因此其檔案值得學界重視。第二，日記總是第一手的材料，日記的發掘使用往往會引發一些新的學術問題。相比此前出版的竺可楨、吳宓、魯迅、周作人、胡適日記而言，《趙元任日記》更需要考慮從中外結合的角度進行研究，因為趙先生最大的特點是不侷限於中國學術界，他有著複雜的跨國界的學術網絡，需要同時從中外兩方面來關注。第三是日記、全集、影記等檔案材料出版的問題。陳教授認為，未必所有的檔案資料都需要整理出版，需要有選擇地著手，文集、書信、日記、影記等內容當然值得做，另外或許還可以再製作有關趙元任先生生平的紀錄片，以及趙先生的音像製品。畢竟他留下了這麼多的聲音，這在現代學者中是罕見的。第四，趙元任檔案這套書的專業性很強，尤其是日記，幾乎難以整理。從便於利用的角度出發，陳教授建議，或許可以出版人名索引，以便需要的學者據此去閱讀影印本日記。

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蘇金智以“《趙元任日記》出版的價值與進一步整理開發”為主題作了發言。蘇教授首先指出，《趙元任日記》至少有民國史、趙元任學術思想、語言學、全面真實瞭解趙元任這四方面的研究價值。其次，《趙元任日記》還值得進一步的整理，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整理，日記的價值就難以為學術界認識、把握，全面解讀日記內容才能充分展現《趙元任日記》的出版價值。整理方法有兩種，一是按原樣全面解讀；二是參考其他文獻資料進行勘誤、比較性地進行加工解讀。蘇教授認為，如果要進行實際的整理工作，兩種方法都可以用，或者以第二種為主，第一種為輔。第二種方法在於解讀主要精神，不拘泥於原來文字，相對容易，也是趙先生本人使用的方法；第一個方法難於做到，尤其是日記內容中英文不對應的時候，處理起來更難。進一步整理的開發價值大，但難度也大，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最後，蘇教授期待或許由商務印書館牽頭組織，《趙元任全集》的編委和海內外有能力有興趣的學者一起參與，做好整理開發工作。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永海認為，檔案資料類似於出土文獻，需要進行非常艱苦的整理工作。從利用的角度而言，或許可以嘗試形成一定的研究機制。目前學術界對民國時期以趙先生為代表的一批語言學大師的研究是不夠的。邵教授建議，可以通過建立基金、設置項目、開設課程、指導論文等方式加強研究，以圖更充分地承繼前輩學者留下的學術遺產。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風首先肯定了將趙先生全集與檔案相區分的整理形式，並建議“趙元任檔案”的整理出版可以參照胡適檔案的整理方法。畢竟胡適與趙元任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均佔據了重要地位，而胡適檔案的整理出版進行得很順利，方法較為成熟。另外，也可以吸納國外願意參與的學者加入。最後，王教授提醒，除了趙先生的學術成就之外，其家庭生活也值得研究者關注。

常州工學院趙元任研究中心主任吳健介紹了趙元任先生之於其家鄉常州的重要意義，並從幾個方面分享了閱讀《趙元任日記》的體會。第一，趙元任先生留下的學術財富相當厚重，值得深挖。第二，日記中記錄了大量彼時的信息，為相關歷史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材料，比如常州方言、常州地名文化的研究，都可以從中受益。帶著不同的學科視角閱讀日記，會有不同的發現與收穫。第三，趙先生在日記中記錄的個人成長經歷與學術經驗，對當代青年學者亦有啟發、指導作用。第四，趙元任檔案的出版為海外華人著作的整理出版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趙先生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堪稱典範，應該加大宣傳。最後，吳主任熱情歡迎各界專家學者親自前往常州實地考察，更加真切地認識這位學術史上的大師。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王東傑首先表示，他此前讀過《羅素傳》《維特根斯坦傳》，非常羨慕西方學者能留下如此詳盡、細緻的材料。現在趙元任先生的檔案正在整理出版，他十分期待以後有學者能用這一批重要的資料，寫出一部既深刻又有趣味的個人傳記，儘管其中的難度非常大。其次，王教授肯定了商務印書館將日記全部影印出版的意義，認為這對學術界而言非常重要，其中包含著許多豐富的歷史信息。比如，趙先生所用的日記本，上面分門別類地闢出“自修課程”“天氣狀況”“約定時間”等記錄欄目，實際很能體現當時的出版商的經營策略與新知識分子的生活趨向。再比如，影印出版能讓讀者看到許多增刪塗抹的痕跡，這是整理本難以精確呈現的，通過這類小細節的比對分析，或者也能提供重要的歷史信息。最後，王教授從日記中記載的某些細節入手，指出趙元任日記能為我們理解近代史上的很多問題提供有益的參照。不過，研究者需要對日記儘可能全面理解，包括日記作者的書寫習慣、語言風格等，在此基礎之上，才可能作出貼切的解讀。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袁一丹以“從日記看趙元任的內心世界”為題分享了閱讀《趙元任日記》的心得。袁教授認為，日記的影印出版，有助於回答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即“趙元任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趙元任在日記這種帶有一定的私密性的文體中，敞開了多少他的內心世界？袁教授從1926年12月3日趙元任日記中“我想把我的一生做成一個滿意的悲劇”這條記錄入手，通過若干事例，具體分析了趙先生因情感危機而引發的精神危機。接下來，袁教授建議可以取法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長期堅持的“共同研究”的傳統，以趙元任檔案的豐富程度以及趙先生的影響力而言，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種中國本土的“共同研究”模式。最後，袁教授強調，像趙元任檔案如此體量龐大的資料，除了紙質化出版以外，或許還需要同步開發數據庫。如果有一個相對成熟、便利的數據庫以供學者使用，那麼對趙元任的研究乃至民國史、學術史的研究，都會產生長期的輻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