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的上海灘，溼冷多霧是常態，這種少見陽光的季節，本就讓人有些喘不上氣來，在這之外，沿海遊弋的懸掛著膏藥旗的日軍兵艦更給華洋雜處的地方增添了緊張而壓抑的氣氛。上海的街頭巷尾都在議論一個話題——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這世道並不太平，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
抗戰時期的上海。來源/電影《八佰》截圖
此時千里之外的東北黑土地上，民間社會自發成立的義勇軍正在艱難地抵抗著武裝到牙齒的日本關東軍，而作為正規主力的所謂“東北軍”，則像去年主動撤出瀋陽城那樣，又一次把錦州交給了日本人。
作為國民黨統治腹地的長江以南地區對日寇的步步緊逼同樣反應消極。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勢力正與割據兩廣的陳濟棠、孫科、李宗仁等人暗中較勁，誰也不肯輕易承認對方為“正統”，都想利用日寇的入侵來壓迫對方遠離政治舞臺中央。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的爭鬥趨於白熱化，隨時可能爆發新一輪戰爭。
國難當頭，最可怕的莫過於內訌，因為堡壘往往是從內部被攻破的。
面對強大的反蔣勢頭，蔣介石在兩廣集團的施壓下選擇下野，但是江浙財閥和中央軍仍保持著對蔣介石的支持，首鼠兩端慣了的汪精衛因未能從反蔣中獲得多少好處，也暗中和蔣介石“盡釋前嫌，重歸於好”。這也為蔣汪日後聯手出山埋下伏筆。
蔣介石下野後，江浙地區的防務也出現了變動。由於當時南方有實力的軍閥大多被陳濟棠和胡漢民等人拉攏過去，留在南京陣營和態度中立的寥寥無幾，所以這也無形中減少了蔣介石的選擇困難。最終，同樣來自兩廣但在政治立場上傾向於南京陣營的陳銘樞被蔣介石選中，委以防守從南京到上海區域的重任，原先在贛州與工農紅軍作戰的陳銘樞所部第十九路軍也順勢被調離，改派往上海駐紮。
陳銘樞
如果按照當時劃分派系的觀念看，十九路軍無疑是非蔣介石的嫡系力量，由於其武器裝備落後、主要領導人在南京中央又缺乏政治影響力，所以被時人歸入地方雜牌軍的行列之中。在當時駐上海的外國記者眼中：“十九路軍面目黃瘦，暗灰色的軍服、草鞋、斗笠、從外表上看十分疲勞，甚至有點近於從前線潰退下來的樣兒。他們的武器，也簡陋得很，步槍、機關槍以外，只有手榴彈，諸如重炮、高射炮之類的重兵器幾乎絕無僅有。”
就算作為基本武器的步槍，其本身的質量也不容樂觀。據十九路軍156旅第四團副官馬行健回憶：“我們士兵使用的都是湖北漢陽兵工廠和廣州石井兵工廠生產的七九步槍，對敵人（即日寇）鐵殼兵艦效力甚微。”在上海人眼中，這支新駐防的部隊和他們以前見過的其他軍閥武裝沒什麼本質差別。
十九路軍不會想到，他們在上海會與日寇的海陸空軍精銳有一番較量。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要求日本駐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在上海秘密策劃一系列事件，以轉移國際社會對中國東北的注意力。當時，日本關東軍和特務機關正加緊籌備偽滿洲國的建立，以實現分裂中國東北的野心。
於是，先是在上海發生了田中隆吉與日諜川島芳子收買中國流氓襲擊日本日蓮宗僧侶，再賊喊捉賊，稱這是中國民間的“反日活動”，緊接著，一部分日僑又在日本特務的慫恿下，縱火焚燒了中國的三友實業社，繼續施展之前的強盜邏輯，渲染“日本僑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了威脅”。
日諜川島芳子
日本特務在上海挑起的風波越鬧越大，上海市長吳鐵誠被日方的強詞奪理搞得焦頭爛額，但是在上峰“不擴大事端”原則的暗示下，又不得不忍氣吞聲。
可就是這樣，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饒，原因很簡單，日本的海軍看到陸軍在東北“建功立業”，也燃起了在中國南方“找找便宜”的心理。中國政府的一忍再忍，刺激他們加快了軍事征服的野心。1月21日，日巡洋艦“大井號”和四艘驅逐艦從日本本土出發，23日到達上海。24日，日寇航空母艦“能登呂”號抵達上海。26日，天皇裕仁在最高軍事會議上訓令鹽澤司令官“行使自衛權利”。
山雨欲來風滿樓，遊弋於上海沿江沿海的日寇軍艦，已經昭示了其慾壑難填的醜態。到28日夜晚11點30分左右，日寇的海軍陸戰隊迫不及待地展開了對上海閘北地區的突襲。
閘北，正是第十九路軍78師156旅旅長翁照垣的防區。日寇突襲的前夕，他曾收到南京國防部長何應欽派憲兵第六團來接防的命令，但由於換防部隊遲遲未到，第十九路軍總指揮又堅持讓翁照垣不要輕易離開防區，因此未給日寇造成可乘之機。不僅如此，後趕到的憲兵第六團還加入戰事，配合翁照垣旅的積極防禦。
夜間，日寇利用鐵甲車的掩護，兵分多路沿著閘北的街道發動攻擊，十九路軍官兵武器雖然簡陋，但他們知曉九一八事變的恥辱，早已抱定了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在日寇炮火稍微停歇後，他們立即轉入陣地，依託街區的工事和兩旁的房屋狙擊日軍。
由於侵略者身處狹窄的街道中，周旋空間受限，又遇到樓房中射出的槍彈，所以進攻遲緩。十九路軍官兵抓住敵軍這一弱點，用手榴彈炸燬敵人的鐵甲車後，立即揮舞砍刀殺入敵陣，夜間的短兵相接，把驕橫的日寇打得暈頭轉向。
在對付敵人的戰車上，中國軍隊也摸索出了一套針對性打法。據十九路軍官兵戰後回憶：“我們組織敢死隊潛伏馬路兩旁的店戶內，以密集手榴彈炸燬逼近的敵人裝甲車。將成捆手榴彈埋在陣前五十公尺的馬路中央，加以偽裝，再用鐵絲以一端集束十個手榴彈的引信管，另以一端牽至陣地內，看準目標駛近將鐵絲拉動。”被炸燬的日軍戰車癱瘓於路旁，既削弱了日寇進攻力量，也頓挫其銳氣。
負責進攻的日寇最高指揮官日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曾誇下海口，稱“一旦發生戰事，四小時即可了事”，結果戰鬥持續了一夜，閘北的中國守軍陣地仍然固若金湯。
第二天上午，日寇利用中國軍隊在北火車站防禦薄弱的缺陷，暫時攻入，但旋即又被十九路軍組織反擊並奪回。現在，鹽澤有些頭大了，日本侵略軍大本營對鹽澤攻勢的失利也很不滿，一面指示前線暫時休戰，向上海調派援軍，另一面則撤換鹽澤，改以海軍第三艦隊司令中將野村吉三郎負責組織對閘北十九路軍的進攻。
野村吉三郎不吸取前任的教訓，仍然輕視第十九路軍。面對記者的採訪，他宣稱“日軍在吳淞踏平華軍壕溝之日，為時不遠”。
野村吉三郎
日寇向上海不斷增兵，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和軍長蔡廷鍇也意識到對方來者不善，便將原先駐紮在南翔後方的兩個師的預備隊也派往前線。在組織進軍的過程中，賦閒的前北伐猛將張發奎暗示蔣光鼐不應消極防禦，而是主動進攻，將上海戰事擴大，倒逼南京國民政府徹底改變“不抵抗”策略。蔣光鼐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也顧忌蔣介石的態度，最終沒有采納張發奎的戰術建議。
在淞滬交鋒中，日軍也出現失誤，陷入“添油戰術”的循環怪圈。他們每進攻十九路軍防線失利一次，就增兵一次，而不是一次性投入足夠的軍事力量。
留給十九路軍佈置的時間並不多。據當時上海記者的報道，“二月初，日軍增至兩萬五千人，六日，日政府又派援兵兩師團東來，淞滬戰事遂進入更激烈階段”，十九路軍仍只有三個師的兵力。但是，上海市民都為十九路軍的英勇抵抗所打動，他們在捐衣捐物之外，也紛紛表示要求參軍，其中不乏很多流亡關內的東北學子。但是，作為軍人的蔣光鼐等人知道，如果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只會帶來無謂的犧牲，所以謝絕了大多數人的參軍申請。
日寇的增兵讓十九路軍據守的城區淪為一片火海，不過在慘烈的戰鬥中，十九路軍官兵也學到了構築鋼筋水泥防禦工事的重要性，多少能減少些傷亡。進攻的日本海陸軍來勢洶洶，可他們不熟悉地形，又遇上了人類戰爭史上幾乎無解的難題——巷戰。“人類恐懼戰爭，戰爭恐懼巷戰”。一間房屋一間房屋的反覆爭奪，讓十九路軍官兵得以發揮自身近戰的強項，也讓日寇難以發揮其技術裝備上的優勢。
眼看增兵無法扭轉戰局，日本海陸軍內部也產生了爭執，陸軍師團不願輕易接受海軍的調遣，認為海軍不懂陸戰，日寇的海軍陸戰隊也不願被陸軍師團隨意指揮。於是，侵略軍陣營又迎來了第二次換帥。
這一次，野村的職務改由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接任。植田謙吉譏諷海軍沒用，指揮近兩萬人的大軍攻擊江灣和大場，欲從十九路軍防守的側翼撕開一條口子，打破閘北拉鋸的僵局。
事實上，這時候的十九路軍因為連續半月的作戰，已經有些分身乏力，不過，南京方面對於加強十九路軍側翼的防禦，其實也有所準備。2月16日，由張治中統率的南京警衛軍的87、88兩個師外加中央教導總隊改編為第五軍，被調至十九路軍側翼監視日軍動向，四天後，第五軍便在江灣和大場迎來了他們的首場硬仗。
第五軍屬蔣介石的嫡系，他們的進駐也反映出蔣介石不願瀋陽的悲劇在上海華界重演。
在與日寇的鏖戰中，日軍艦炮和航空兵的攻擊讓缺乏制空權和制海權的第五軍蒙受了不小的損失，新組建的中國空軍曾多次出動，在空戰中擊傷遊竄江浙後方的日寇戰機，但中國海軍則消極避敵，始終沒有參與戰事。當海空軍的第一輪攻擊過後，混雜著陸軍師團和海軍陸戰隊的日寇地面攻擊部隊黑壓壓撲來，雙方又在水網密佈的湖沼地帶展開廝殺。
戰鬥中，中國軍隊一改消極防禦的戰術，先誘敵深入，後從兩翼包抄突入的敵人孤軍。戰事最激烈的時刻，張治中親率教導總隊趕往馳援，硬是在夜間將陣地內部頑抗的殘敵全部消滅。而日軍則因為輕敵心理和海陸軍內部固有的矛盾，始終未做調整。
後來，南京國民政府在戰爭中也給予了從兵員到武器的補給。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資料顯示，“2月15至19日，蔣介石從各部秘密抽調兩千人補充十九路軍，補充十九路軍步槍1500支、機關槍130挺，各種火炮73門，槍彈近1110萬發，各種炮彈73400餘顆，手榴彈16.7萬餘顆”。南京高層也從上海的戰事中看到了日寇絕非不可戰勝，由此開始從“不抵抗”向“一邊抵抗，一邊交涉”的轉變。
由於日軍進攻不利，上海的英美等國勢力在“嚴守中立”之餘，也向日本政府施壓，上海的《北華捷報》（《字林西報》週末版）甚至質問日本人憑什麼認為自己有資格給中國一個教訓？這刺激著日寇不得不繼續更換主帥，2月23日，東京方面決定以前田中內閣陸軍大臣白川大將接替植田，加派菱刈隆為副司令官，增調11和14兩個師團的兵力和飛機兩百多架來華，組成所謂的“上海派遣軍”。上海的日寇兵力已達到6、7萬人。
相比於愛吹牛皮且臉都被打得通紅的前任司令官，白川則要狡猾許多，在發現正面突破難以奏效後，他決定從淞滬沿海尋找新的登陸點，繼續從中國軍隊的側翼實施突破。最終，日軍高層選中了瀏河附近的七丫口。這裡遠離第五軍和十九路軍的核心陣地，守備兵力薄弱，一旦突入，即可插入上海地區中國軍隊的後方，那時候，閘北等區域的任何防禦將喪失意義。
3月1日，日寇第11師從河口附近登陸後，迅速插向瀏河鎮，而淞滬的中國軍隊因兵力捉襟見肘，未能攔截迂迴的敵軍，軍政部也未再增派一兵一卒，遂導致瀏河失守，淞滬的中國軍隊此時若不及時收縮防線，將面臨被包圍的險境。
由於戰事惡化，第五軍和閘北的十九路軍不得不於夜間轉移。日寇方面雖然暫時得手，但又擔憂引來國際干預，只得收手。3月3日下午2時，日軍發佈停戰聲明，三天後，中國方面也發佈停戰聲明。“一二八抗戰”遂告結束。5月，中日雙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否定了中國政府在上海城區保留軍事力量的權利，這也給五年後更大規模的反擊戰增加了難題。
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自以為給日本海陸軍挽回名譽的白川難掩傲慢之態，停戰後不久就在上海的虹口公園內和日本一批軍政大員慶賀日本天皇壽辰和戰事的勝利。讓他們沒想到的是，混在慶賀人群中的朝鮮獨立黨員尹奉吉投擲的一枚炸彈，徹底擊碎了侵略者任意蹂躪欺侮他人的妄想，被炸彈擊中的白川掙扎了兩月，死在了醫院的病床上。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7月。
左雙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外交決策研究》，團結出版社，2015年6月。
王輔：《日本侵華戰爭》，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魏舒歌：《戰場之外：租界英文報刊與中國的國際宣傳（1928-194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
馬仲廉：《一二八淞滬抗戰述論》，《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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