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開端是在1075年正月的山東沂州。平民朱唐告發前餘姚縣主簿、徐州人李逢密謀反叛。提點刑獄王庭筠奉命前去調查,結果報告說李逢雖然有誹謗朝政的言論,但是沒有謀反的行為。皇帝對這個結果感到不滿,又派了權御史臺推直官蹇周輔到徐州去調查。夏曆三月初,蹇周輔上報了他的發現,結果卻大大的不同了。他不僅得到了李逢的供狀,李逢還牽扯上了太祖的四世孫趙世居。
有了蹇周輔的報告,調查的焦點轉向趙世居。知制誥沈括(1029-1093)和同知諫院範百祿受命推勘李逢一案,查無“異辭”。案件被移交給開封府的一位推官。夏曆三月初八,該推官會同宗正丞拘押了趙世居,查封了他的家產。
到這個時候,調查出現了兩個方向。一個指向趙世居和李逢的關係。趙世居的罪名是收留李逢,閱讀圖讖,語涉悖亂。捲入其中的還有試將作監主簿張靖,翰林祗候、醫官劉育和司天監學生秦彪。秦彪把《星辰行度圖》交給了世居。張靖和秦彪,史料中唯此一見。關於世居罪名最嚴厲的指責出自權御史中丞鄧綰(1028-1086)。鄧綰受詔審查趙世居的往來書信。他這樣寫道:“李逢、世居之所以起意謀反,都是因為有圖讖、祆妄書迷惑神智”;又說“多年以來,世居結納匪人,議論軍事,懷挾讖語,尋訪天文變異、朝廷得失,伺機蠢蠢而動”。鄧綰還報告,在世居的藏書中發現了一部《攻守圖術》。
▲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寢
調查的另一個指向是趙世居的交遊圈子,特別是那些跟他有書信往還的人。據司馬光記載,世居喜好文學,結交士大夫,交遊眾多,頗有聲譽。御史臺的審查認為書信之中沒有什麼重要發現,就連鄧綰也承認所有書信看來都是尋常往還。但還是有兩位知州因與世居交往而受到牽連。其中的一位之所以受牽連,是因為皇帝認為他的信中包含了不該有的內容,但當王安石追問此案時,皇帝也沒能給出什麼具體的證明。另一位則是因為書信被發現時有驚恐表現。神宗的弟弟嘉王頵曾經請求讓謀反者劉育作自己府上的醫藥祗應,也生怕因此獲罪。
謀反者中最富於陰謀色彩的人物不是官員,是一個名叫李士寧的平民。此人在開封交遊廣闊,名動一時,很像是一個江湖騙子。讓我們再來看看司馬光的記載,他在《涑水紀聞》中專門寫了李士寧一條,把李描繪成一個歪門邪道的傢伙。他善說吉凶禍福,雖然目不識丁,卻能夠口頭作詩。他的預言,司馬光看做是異端邪說、甚至大逆不道,但卻迷惑了許多人。李士寧周遊四方,到了京師,在精英圈子裡聚集了一大批追隨者。他與王安石交往密切,安石作宰相,李士寧在他的東府中一住就是半年,每天和王安石的子弟交遊。安石丁父憂,出居金陵(今南京附近),李士寧也隨之前往。據說,二人的想法(“意欲”)變得非常接近。
李士寧的朋友中有不少宗室成員。早在仁宗朝,他就能出入睦親宅。他提醒這些宗室,他們是太祖的造物,因而值得自己祝福。英宗的母親去世,仁宗為她作了一首輓歌。士寧摘取了其中的四句,把這首輓歌改頭換面,變成了世居要當皇帝的預報。據報,世居聞之大喜,重重地賞賜了李士寧。
李士寧與李逢毫無瓜葛,他的罪名是接受了趙世居的鈒龍刀,並且和李逢一樣曾經與趙世居飲酒。對李士寧的指控為趙世居案增添了一層含義,當時的人們大多相信王安石的政敵,特別是呂惠卿(1031-1111)要藉此案來攻擊王安石。1074年夏曆四月,王安石在批評新法的聲浪中引退,將權力交給自己的門生、參知政事呂惠卿。然而,就在王安石不在位的八個月中,呂惠卿卻瘋狂打擊變法派和變法的反對派,竭力鞏固自己的地位。神宗感到警覺,遂於1075年夏曆二月召王安石回朝。接下來是王、呂二人的鬥爭,其結果,到了1075年夏曆十月,呂惠卿被貶,出知陳州(京西北)。
王安石結束退閒回到開封的時候,李逢案的調查剛剛開始。司馬光沒有記載呂惠卿藉此案攻擊王安石,因此李燾對這種說法也持懷疑態度。但是,不管呂惠卿的做法如何,單是與李士寧的密切關係就已經讓王安石處境被動。可能正是由於這層關係,王安石主張對趙世居案的涉案人員的處理要有所限制。而神宗卻希望擴大打擊面。兩人為此進行了爭辯。比如,神宗指責大理評事王鞏說“世居似太祖”;王安石則引用杜甫“虯髯似太宗”的詩句,反問說這兩句話究竟有什麼不一樣。王安石建議對趙世居要按法律懲處,但對世居的妻兒老小要寬大處理,對其他涉案人員則要謹慎。關於本案的潛在影響,他的意見是:
如果我們處理這個案子時,從重處罰監司,厚賞告密者;那麼,我非常擔心,這樣一來,誣告之門大開,小人藉此謀求賞金之利。相關官員為避免禍及己身,將會牽連他人。我願陛下深刻反省。當今的風俗,有太多的人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枉殺無辜,誣陷別人全家!
王安石的請求只部分奏效。李士寧受到杖脊,流放湖南,也許是王安石的干預救了他的命。其他人的運氣就沒有這麼好。趙世居被允許自殺。他的子孫免於死罪,但遭到監禁;他們名字中的宗室排行字被取消,從皇家族譜中除名。世居的兄弟、叔伯、侄子都遭到降級處分,妻子、女兒、兒媳則被迫在禁寺中出家為尼。
▲王安石
在其他主要謀反者中,劉育凌遲處死,他的妻子流放廣南,為軍員奴婢。張靖腰斬,他的父母、妻子遭到杖脊,流放廣南。秦彪流放湖南,限制居住。所有被指控與世居交通的官員,降級的降級,停職的停職。王庭筠,那個最初判定李逢罪名為無根之談的提點刑獄,遭到彈劾,上吊自殺了。
大宗正司的官員也遭到了懲罰。知大宗正事趙宗旦因未能覺察李逢的出入而降級,同知大宗正事趙宗惠則因借兵書給世居而降級。大宗正司的幾個低級官員也受到了降級處分。
以我們距離宋代的遙遠,已經無法判斷李逢、趙世居的罪名中究竟有多少真實成分。關於趙世居,除了鄧綰的一句“出處架結”意欲謀反以外,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什麼反叛在策劃當中。但是,卻有足夠的證據表明,1075年的春天,瀰漫著一種驅儺捉鬼的氛圍,趙世居的熟人朋友和所謂的“同謀”就成了這場遊戲的犧牲品。
這一事件的突發性向我們展示了開封和北宋中期宗室難得一見的一面。第一,事件揭示了大宋朝廷對待宗室的無情鐵腕,與宗室們習以為常的脈脈溫情形成鮮明對照。只要威脅到皇位,即使只是象徵性的,皇帝也會隨時報以激烈反應。我們無從瞭解宗室對趙世居命運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們必是感同身受。第二,李士寧這樣一個人物的成功令人深思。當然,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會有很厲害的江湖騙子,但是李士寧(還有李逢)如此輕易地進入宗室諸宅,卻表明朝廷將宗室孤立於社會之外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第三,貫穿這一事件的種種記錄的一個主題是書面文字的力量,特別是當它與讖語、天文、兵書聯繫起來。事實上,鄧綰在報告了世居的惡行之後,緊跟著就建議禁止流傳、蒐集並焚燬圖讖文書。皇帝接受了他的計劃,下詔命令兩月之內,凡主動上交此類書籍者無罪,告密者賞錢100貫,犯禁者處以死刑。這一事件給人造成強烈的印象,是政府沒有能力對人的行為管得太寬。在開封四海一家、商業繁榮、文化發達的氛圍中,想要有效控制書籍的流通或者人的活動,都不大可能。朝廷所能做的,只是抓住一個狠狠地處置一個,希望能收到一點殺雞給猴看的效果。
(本文摘自賈志揚著《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趙冬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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