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商朝歷史而言，李碩的突破之作《翦商》，可謂一本精彩之作。
在歷史書寫中，無論古今中外，所處時代越早、文明程度越低，對應的歷史記載就越匱乏。在諸多古代文明中，中國上古史的文字記載算得上相對較多的，但是我國上古史書寫有不少鮮明的特點，影響著我們對歷史本來面目的還原。
首先，由於原始史料實在太少，古人整體傾向於把內容較為詳細、但有太多演繹的非原始史料吸納到歷史書寫中。其中一個典型案例，便是春秋後期吳越兩國爭霸史在後世書寫中的流變：《吳越春秋》這本書誕生於東漢，距離吳越爭霸的年代已有五百年以上，且這本書的文學色彩大於史學色彩，但其真假摻半的內容卻在今日吳越史書寫中佔據主流，即便是太史公的《史記》，在吳越史方面的影響力也在其之下。而對於《左傳》《國語》這樣幾乎與夫差、勾踐同時代的史家所寫、堪稱原始資料的材料，或者《越絕書》等書中引用的原始記載，影響力反而小很多，且大部分讀史者普遍不夠重視。這些更原始的記載，比起《吳越春秋》等作品的文學演繹，顯得簡略枯燥，自然在傳播中佔劣勢。久而久之，在歷史傳播的疊加與層累中，吳越爭霸的故事性越來越強，甚至一部分文史學家也會不自覺地把原始記載和幾百年後夾雜的文學描寫混為一談。
《翦商》所描述的周滅商故事，年代比起吳越爭霸更為久遠，資料匱乏程度也更嚴重。這段歷史在大部分人腦海中的印象，基本是太史公《史記》中寥寥數語與《封神演義》的奇異混合體。稍微專業一點的讀者對周滅商這段歷史的印象，還會包含《尚書》《詩經》《國語》等古書中的隻言片語，但也僅此而已。
其次，由於原始資料的匱乏和人類喜歡厚古薄今的本能，古人對上古故事的書寫往往會有一種浪漫化傾向，這種傾向在對萌芽和新興階段政權的描繪上更是明顯。春秋後期，孔子在歷史書寫中就充滿了對“堯舜禹湯”“三代之治”的嚮往。在這種喜好和傾向下，許多王朝更迭的過程會逐漸變得故事化，故事背後還往往充斥著道德說教：夏被商取代是因為夏桀昏庸、寵幸妹喜；商被周取代是因為商紂殘暴、寵幸妲己；西周滅亡是因為周幽王無道、寵幸褒姒。夏商（西）周的滅亡原因，在這種敘事模式下竟如出一轍！而這種敘事模板的集大成者，莫過於春秋後期的吳國滅亡：可信度幾乎為零的西施成為吳國滅亡的最大背鍋俠，吳國北上和南下路線之爭被異化為忠奸之爭，夫差的失敗被歸咎於擊敗越國後的道德腐化。近年來，對於吳越史的研究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對於楚國和晉國在吳越霸權興衰過程中的作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讀史者也更多會去全盤分析吳國的周邊形勢，而不是關注夫差的道德甚至莫須有的八卦。
要想還原周代商這樣的上古歷史，其難度遠超還原吳越爭霸史。對於缺乏足夠文字記載的上古歷史，我們往往只能從史家筆下看到一條粗略的主線，甚至這樣的主線有時還很不完整。除了史家的隻言片語，能依靠的便是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但這些文物提供的線索往往是孤立的，而且上面的文字時常是祭祀或者宣傳所用的官方詞彙。這個時候，如何構建一個整體模型，將古代史家的記載和新出土的文物用現代史學方法串聯起來，進而提供足以自洽的完整敘事，可謂相當困難。
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羽人”。來源/《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卷9
面對類似的情況，歷史學術界有過不少案例，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近現代希臘化歷史研究的學者威廉·塔恩（W.W.Tarn）。近百年前，當塔恩對中亞和印度地區的希臘人歷史著手進行研究時，除了古典時代希臘羅馬作者留下的部分可靠性存疑的（這些記述的史家基本在地中海東岸，隨著安息的崛起，他們與中亞、南亞在地理上基本被隔絕，許多都是二手消息，影響了記載可靠性）原始資料外，更多隻能依靠當時數量有限的出土文物和錢幣來對這段歷史進行推斷。在這種條件下，塔恩選擇根據希臘羅馬古典學者們的有限記載，結合出土的文物和錢幣進行穿插驗證，來確定其敘述的主線和時間線。即使這兩者相結合，塔恩手中的素材要完成一本整體性的著作仍顯匱乏。於是，塔恩又進行了大量合理的推斷，並且把這些推斷與他對古典學者們著作的理解和考古成果串聯起來，從而完成了鉅著《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巴克特里亞與印度的希臘人》，尚無中文譯本）。在塔恩這本書問世之前，我們對這段歷史只能看到古典作家留下的一些碎片化記述。而這本書令我們首次看到這段歷史的完整全貌，哪怕其中帶有不少“開腦洞”性質的猜測及其個人色彩。塔恩在這本書的大部分推斷，在後世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和考古都得到了確證，當然也有小部分猜想被考古證偽。無論如何，這可以說是很有創見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手法。
許多上古歷史因為年代久遠、記載缺乏、文物有限而難以構成完整而令人信服的敘事，塔恩的這種研究與還原方法可謂創舉。近年來，中國的學術界也有頗多類似的大膽嘗試。李開元老師研究戰國後期的秦國宮廷和秦楚關係時，也用了類似塔恩的手法，李開元老師將之稱為“拼圖法”。李開元結合舊典籍和新出土文物，輔以合理的推斷，創作了《秦謎》，為這一段歷史的解讀和演繹提供了讓人信服的新思路。張學鋒老師研究吳越歷史時，根據對出土文物的解讀和串聯，在其一系列論文和講座中大膽提出了春秋時代吳國都城一直在向東、向南遷徙的假設，可謂驚豔。而要說結合考古證據與合理推測，對中國上古史中史料缺乏的某一階段復原十分合理、技巧高超者，莫過於李峰老師的《西周的滅亡》。李峰幾乎完全摒棄了“厲王、幽王道德墮落導致亡國”的傳統論調，如庖丁解牛般向我們解析了西周後期周王畿附近逐步惡化的地緣環境，以及周宣王為代表的後幾任君主如何無力迴天。這三位老師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使用的創新性手法，為我們提供了讓人信服的新視野，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歷史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周滅商這個題材一直以來都缺乏足夠重量的大作。由於年代更為久遠，比起西周滅亡、吳越爭霸乃至戰國後期的秦國，周滅商戰爭的資料更少。這一方面更考驗敘事者構建模型，進而建立完整敘事主線的功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成品必然包含更多的猜測，而這種不確定性及其背後的爭議風險，恰恰是許多學者希望規避的。2022年底，李碩的《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一書面世，從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這個空白。
從新石器時代到周滅商，
李碩提供了一個完整而自洽的新說
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生和清華大學歷史系的碩博連讀，李碩的文學功底和史學功底都相當紮實。他曾經著有多部作品，在《翦商》之前影響力最大的當屬《南北戰爭三百年》，在中國古代戰爭的書寫上顯示出了較高的專業水平。
多年來，網上一直流傳著一個單篇，即李碩的《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這篇最早載於多年前《讀庫》的經典文章，其傳播量和影響力可謂巨大，當年初次讀到時給了筆者很大的驚喜與衝擊力，對人祭描寫的血腥場面更在筆者腦海中揮之不去。李碩近年來已有《南北戰爭三百年》與《孔子大歷史》這樣的佳作，但在震撼人心的衝擊力上，那篇周滅商的單篇依舊不可取代。當筆者得知這個經典的單篇即將衍生為一整本書時，既充滿期待，又不免有所擔心：因為單篇的超高質量而期待整本書的水準，又擔心把單篇衍生為一本600頁的大書，是否會為了撐足篇幅而人為注水。這一段歷史的原始記載畢竟太少，出土的甲骨文資料雖多，要把他們串起來，與史家記載構成一段完整的敘事卻遠遠不夠，本書寫作難度之高，不下於《西周的滅亡》。
商代晚期卜辭甲骨。來源/張貴餘《一座蘊藏殷商燦爛文明的寶庫》
不過當筆者拿到書時，這種擔心消失了。作者並沒有把時間侷限在周族崛起到周滅商這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而是就更為廣袤的時間線展開敘述。《翦商》一書從新石器時代末期開始講起，從近期頗有熱度的良渚文化，到大禹治水和夏王朝的建立，以及對二里頭為核心的夏王朝運作細節的推斷，本書不但都有涉及，而且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基於對考古成果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商崛起前早期城市文明的風貌。在他基於考古資料的敘述中，二里頭的族群因為較高的水稻種植率、在青銅冶煉和手工業上對周邊部族的優勢，獲得了這些部族的歸附，從而形成了一個相當鬆散的夏王朝。但這一切伴隨著二里頭被外來勢力征服，以及隨後商王朝的建立而告終。
作者並沒有花很多精力來分析或者祛魅商湯革命，除了對夏商之際提出自己的理解外，他花了很大篇幅來描繪商王朝與夏王朝的截然不同。開始大批量使用活人祭祀、殉葬是商人帶來的最大變化，除此之外，二里頭的夏王朝是個相當佛系、幾乎不對外擴張的王朝，滿足於在河南地區作為周邊小部落的盟主，而商王朝初期的擴張精神相當充沛，從考古文物來看，其活動範圍甚至遠達長江中游和關中地區，並在控制區建立了巨型糧倉，其規模超越時代近千年之久。
作者對商王朝歷史的梳理與之前所有作品都有所不同。基於對殷都包括大名鼎鼎的婦好墓的考古成果，作者向我們描繪了商王朝的興盛、燦爛和血腥，並對商王朝中期的一次內戰做出非常有意思的推斷與假設。除此之外，作者還介紹並解讀了對商王在外圍一些定居點或者軍事要塞的考古成果，其中最詳細的便是位於河北藁城的臺西軍營和位於關中平原的老牛坡。
藉著對老牛坡考古的介紹，作者把視線移到了周王朝興起的關中平原。作者對周王朝建立前周族興起早期的歷史，包括泰伯、仲雍出奔的事蹟，周文王之父季歷的死因，都在重新解讀商周關係的基礎上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周族是一個熱愛和平的部族，隨著商王朝對關中的滲透和隨之而來的人口捕獵而選擇了逃亡。最終，商王朝以土地肥沃、位置優越的周原作為交換，讓周族成為幫他們捕獵人口的附庸。
也就是說，周族實力的突然躍升，是因為他們成了商王朝的代理人。從此，周族兩代領袖都深深捲入了商內部的政治。當時，商高層的政治鬥爭日趨激烈，到帝辛（商紂王）時代，甚至出現了用比干這樣的貴族祭神的事件。而周文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翦商”——取商而代之的想法。
作者寫到這裡，出現了本書的最大亮點之一：對《易經》的全新理解出現了。按照作者的解讀，《易經》是周文王用自己能看懂的語言體系寫成的黑話合集，其中的內容相當豐富。《易經》中既包含了周文王早年用隱晦的方式記錄自己作為商王朝代理人，俘獲羌人並進貢給商王朝的細節，又包含了周文王被囚禁羑里期間，用這一套黑話體系與商王朝發達的占卜術相結合，用來推演翦商大業的占卜合集。
應該說，這是一種近乎顛覆性的解讀方式。這種解釋不但足以自洽，而且比起其他充滿神秘主義色彩但缺乏現代歷史學基礎的《易經》解說來，顯得有說服力許多。之前看過的形形色色《易經》解說，在筆者看來，與三千年前社會科學的發展程度、人類普遍的心智水平實在無法匹配，而李碩的這種新猜想看似顛覆，卻反而讓人信服。
至於最後幾章精彩的武王伐紂、姜太公呂尚的權謀、周公東征及隨後廢除活人祭祀陋習的偉大功業，基本是那篇在網絡傳播多年的文章《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的擴充，在此筆者就不多做劇透了。
總的來說，對上古歷史的書寫，如何把有限的史書和考古資料用符合邏輯的想象與推理串聯起來，是很考驗作者功力的事情。本書構成了一個完整而足以自洽的體系，是目前對於夏商王朝和殷周之變這段歷史比較令人信服的解讀。當然，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本書的許多內容和細節只是基於史書寥寥數筆與有限考古成果的推測，再怎麼讓人信服終究只是推測。正如開篇所言，對於這種缺乏足夠史料和考古證據的歷史書寫，難免會充滿猜測和個人色彩。本書的某些細節在筆者看來也頗值得商榷和爭議，甚至會有一些疑似的謬誤。但就筆者的理解而言，李碩這本作品在可以想象的範圍內做到最佳。
與電影《啟示錄》遙相呼應，
身臨其境的畫面感讓人領略到人祭的殘酷
李碩這本書的英文名叫《Revelation》，意為“啟示錄”，與梅爾吉布森反映南美阿茲特克王國人祭的經典電影《啟示錄》（Apocalypto）可謂遙相呼應。串起這本書主線、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便是人祭、人殉現象從新石器時代小規模出現，到商王朝幾百年如一日用大量活人祭祀、殉葬，再到周公最終將這一現象基本禁絕的過程。
在開篇的引子中，作者開門見山地描寫了一個巨大的多層祭祀坑。這個祭祀坑歷經三次發掘，最終發現了大量被獻祭者的屍骨，被獻祭者中甚至不乏兒童和嬰兒，他們都遭到了被分屍、肢解甚至烹食。通過考古平面圖和近乎白描的文字，作者將三千多年前這慘絕人寰的一幕呈現在我們面前。正如作者所說：“紂王雖然以暴君形象載入史冊，但史書從未記錄過其類似H10祭祀坑的殘忍行徑，哪怕是演義小說《封神榜》也無法想象這種情節。”
隨後，作者對獻祭人牲佔殷墟總人口的比例進行了量化計算，根據殷墟王陵區已經發現的祭祀坑數量，估算出這裡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1與65:100之間。也就是說，按照最保守的估計，每一百個正常死亡者之外就有一個活人被獻祭。按照最誇張的估計，每兩個商王朝首都自由人死去，差不多就有3個奴隸被獻祭或者被陪葬。實際的比例大約在這兩者之間，但可以確定的是，商王朝死於獻祭的人口比例之大可謂空前絕後，並因此在我們的中學教科書裡留下了專門記錄。
西北岡商王陵 HPKM1217大墓發掘現場。來源/牛世山《踏查洹上 2021年殷墟商王陵及周邊考古勘查記》
在良渚文化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雖然也有人祭、人殉的現象出現，但從目前挖掘的墓葬與遺址來看，這一現象所佔比例極小，以至於二十年前首次在良渚文化考古中發現殉葬奴隸還成了當時考古界的大新聞。二里頭時代開始出現零星的人祭、人殉現象，但這種現象仍然不是主流。二里頭的統治階層更傾向於用豬作為祭品來獻祭天神，而二里頭遺址中與宮城相對獨立的鑄銅工匠區裡，人祭、人殉現象比起新石器時代明顯多了起來。
隨著商王朝的到來，人祭現象突然有了爆發式增長。在本書對商王朝的介紹中，暗黑的血腥味撲面而來。作者用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商王朝的繁盛期，殷都從王室到貴族甚至是平民都普遍使用人祭的血腥讓人頗感不適。商王朝的人祭是全境性的，除了遍地殉葬坑和獻祭坑的殷都外，商王朝無論是在北境的軍營，還是在西境關中的前哨基地，同樣都普遍發掘被獻祭者的殘骸。在中學課本上留下一筆的婦好與商王朝教育王子的“大學”都有著自己的獨立章節，而無論是婦好行使自己作為王后的職能，還是王子們在“大學”中學習祭祀等禮儀，都繞不開殺人祭祀這血腥的一幕。因此，即使在這些關於殷商王室成員的日常活動中，仍然隨處可見人祭相關內容穿插其中，畢竟這本身就是殷商王朝的一大特色。在作者基於考古成果的推測中，商王朝中期曾經有過一次試圖廢棄人祭的改革，但最終保守派獲得了勝利，大規模的人祭活動又死灰復燃，一直持續到商亡。
周族的最初登場和隨後的崛起在作者的描繪下可謂充滿反諷。關中平原與東方的東夷地區一樣，是商獲取人牲用於祭祀的主要來源。最初，為了躲避把手伸入關中平原的商王朝，周族的祖先選擇遠避，在他們幾代人避難之地的考古中也從沒有發現人祭現象。但是，為了族群的發展，周族最終與商王朝合作，成為商王朝在關中地區捕獵人牲的代理人，並隨之迅速發展。諷刺的是，從周文王之父季歷到他的嫡長子伯邑考，都被商人殺掉並用於祭祀了。在作者看來，當時商王朝中央的鬥爭日趨激烈，商王甚至開始殺戮貴族用作祭品，從周邊方伯到比干這樣的商族貴族都慘遭祭祀，季歷、伯邑考這些周族貴族的遭遇或許與周文王的翦商圖謀無關，而是商王朝中央鬥爭激化、人祭規格升級的受害者。
更可悲的是，爺爺和兄長都被商王朝祭祀、父親被長期囚禁的周武王，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噩夢與失眠之中。在他伐紂成功後，曾一次性獻祭了紂王的一百名佞臣、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長和一百名紂王的近衛。可以說，這個時候的周武王已經被商王朝的血腥同化了，即使是這一番殺戮也沒能治好他的噩夢，他最終在滅商當年死去。
與周武王一樣親歷了諸多事件的周公旦的內心顯然要堅強得多。周武王死後，擔任攝政的他在平定了商王朝殘餘勢力與一部分周王朝貴族聯合的反叛之後，迅速禁絕了人祭行為，把叛亂失敗的商都百姓遷徙到洛邑等地，並將人祭相關的文獻與記憶儘可能抹去。在《尚書》中，周公旦明確提出了“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也就是說，要獲得天命的保佑就需要治民的德政，而不是通過向神明殺戮祭祀。與商王朝血腥的人祭記錄一併被周公旦和周王朝官方歷史書寫系統抹去的，還有周人以商朝充當馬前卒、四處征伐獵捕人牲崛起的恥辱過去。而周公為華夏文明所定的“節制慾望、善待他人、克己復禮、勤勉拘謹”全新基調，也在很大程度上流傳至今。
春秋時代，人祭已經極為少見，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記載，如以“婦人之仁”著稱的宋襄公，就曾經“用鄫子”，也就是把小國鄫國的君主用來祭祀。楚平王也曾經兩次“用”人祭祀。這些孤立的行為紛紛遭到當時各諸侯國的猛烈抨擊，但也說明周公對人祭的禁絕在某些地方仍然有著死角。正因如此，周公之後五百年，殷商後裔、儒家“六經”的編輯人孔子，多多少少探知了昔日殷周之變的真相，並且被周公追求人道與和解的精神深深感動，從而有了孔子“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感慨，和他一生對周公精神與事業的繼承與推重。
本書作者李碩在後記中感慨：“無法解脫的恐怖之旅，猶如獨自走過撒滿屍骨的荒原。”充滿血腥色彩的上古歷史，對華夏的新生做出屬於自己的詮釋，自然是偉大的成就，但其中的灰暗而致鬱的細節，卻很難讓人輕鬆起來。書中的兩個細節讓筆者印象深刻：父親與孩子同時被埋入獻祭坑，父親在最後仍然試圖保護他的孩子，但卻毫無倖免的可能；一個被獻祭者在被打折雙腿後埋入獻祭坑，但仍然試圖向外蠕動，最後被髮掘時處於獻祭坑較外面的位置。對於那些殺人獻祭者來說，他們殺死的或許並非同類，而只是用來取悅喜怒無常神明的牲口，正如“人牲”這個詞本來的含義那樣。
李碩
作者在本書的結尾感慨道：“人不應當凝視深淵，雖然深淵就在那裡。”然而，三千年以前，正是有了敢於凝視深淵、回望自己父兄們不堪記憶的周公，華夏民族才有了新生；也同樣正是有了敢於凝視深淵、直面自己先人罪惡的孔子，才進一步奠定了我們兩千五百多年來相對溫和的文化基調。而在今天，作者對深淵的凝望，則讓我們得以回望商朝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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