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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敬超 邱麗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4期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當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依據其一生的全部活動為判定標準。縱觀劉文彩的一生，盤剝百姓、欺壓人民、殘害革命志士等罪行罄竹難書。儘管他確曾出資辦學，但那些錢來自他對人民的盤剝和壓榨。所謂“善舉”絲毫不能改變劉文彩的惡霸本質。
劉文彩是民國時期川西地區的大地主、大惡霸。他一生欺壓群眾、盤剝百姓、殺害共產黨人，可謂無惡不作。1965年，以劉文彩為原型的現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在劉氏莊園展出，生動反映了舊中國地主階級對勞苦大眾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成為那個時代人們難以忘懷的集體記憶之一。然而近30年來，一些人片面強調劉文彩興辦學校的“善舉”，試圖展現一個“不一樣”的劉文彩，甚或藉此為地主階級“正名”。
劉文彩，1887年出生於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1928年，其胞弟劉文輝升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彩被委任為川南水陸護商總處處長，併成立護商大隊。1930年，護商大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第十八團，劉文彩任團長。1931年，劉文彩成為掌管宜賓、江安等81個縣徵稅大權的川南稅捐總局總辦。1932年，二十四軍敘南清鄉司令部成立，劉文彩任司令，下轄十八團、四十一團，號稱“川南王”。1933年，劉文輝與劉湘“兩劉爭川”失敗後，劉文彩返回老家大邑縣安仁鎮，但仍坐擁近萬畝田土。
1941年，劉文彩建立所謂“公益協進社”，實為川西地區的袍哥組織。各地的土匪惡霸在其卵翼下為非作歹，號稱“十萬兄弟夥，一萬多條槍”，在四川大邑、邛崍、浦江、崇慶、新津、雅安、宜賓、樂山、眉山等17個州縣和所屬鄉鎮設有分社和支社360多個。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劉文彩死於肺結核。
劉文彩殘酷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十惡不赦。四川解放後，劉文彩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被劃為“惡霸地主”。1958年，四川省文化局發文指出，“鑑於大邑縣大地主劉文彩在剝削和壓迫農民方面在我省較為突出，決定將該莊園保留，設立地主莊園陳列館”，展陳他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歷史罪證。陳毅元帥題寫“地主莊園陳列館”的門牌。1961年，大邑縣委、縣人委、陳列館發出徵集文物的通知，號召曾經遭受過劉文彩壓榨的人們捐出各種物證。陳列館製作了劉文彩的《百罪圖》，其中有“吊打農民”、“割耳”、“強姦”、“殺人”等100種罪行，目的是讓後人銘記勞動人民曾經遭受的壓榨與痛苦。
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描繪了地主向農民收租的場面，生動再現了舊中國封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圖為展覽場景之一 白皋/ 供圖
1965年，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以劉文彩為原型，創作了現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分為交租、驗租、風谷、過鬥、算賬、逼租、反抗等7個部分，以連續情節展示大地主劉文彩收租全過程，集中再現了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1965年12月，《收租院》在中國美術館複製展出，參觀人群絡繹不絕，展出期間接待觀眾超過200 萬人次。1966年初，北京電視臺拍攝的電視紀錄片《收租院》播出，後被製成電影拷貝，在全國城市和農村連續放映8 年之久。1968年開始，《收租院》泥塑群像先後在阿爾巴尼亞、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國複製展出，產生巨大的國際影響。
近30年來，出現了一股為劉文彩“翻案”的風潮，其主要依據之一就是他當年創辦“文彩中學”（當時已更名為安仁中學）的“善舉”。1994年3月，大邑縣安仁、元興、蘇家三鎮聯合舉辦“慶園鴿鴨會”，特邀劉氏家族的知名人士與會，請柬上直書“在文彩中學操場舉行”。1995年3月，第二屆“鴿鴨會”舉行，仍舊盛邀劉文彩後裔與會，地點依然是“文彩中學操場”。同月，適逢大邑縣安仁中學建校50週年，有些人以發展大邑經濟、提高大邑知名度為藉口，修葺了當年為劉文彩“歌功頌德”的“紀念碑”，甚至要恢復“文彩中學”的舊名。在一些唯利是圖之人的策劃下，大邑縣的某些企業公然推出“劉文彩系列產品”，有“劉文彩家酒”，還有劉文彩妻妾愛吃的“唐場豆腐乳”，四處招徠顧客，並鼓吹“劉文彩家酒即將進京”。一些店鋪也爭相以“文彩莊園”命名，美其名曰“莊園文化”。
1995年9月7日，縣委書記梁恩玉瞭解情況後，召集安仁中學中層以上幹部進行座談。9月13日，大邑縣委辦公室發出通報，要求“切實糾正安仁中學校慶中出現的問題”，“堅決抵制為劉文彩歌功頌德的歪風”。通報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確有少數人打著發展大邑經濟、提高大邑知名度、提高安仁中學知名度的幌子，企圖恢復文彩中學，但縣委給予了堅決的抵制”，“為劉文彩翻案，是我黨的宗旨所不允許的，人民是不會答應的”。同年，《雜文報》發表了《要恢復什麼》一文，質問要恢復“文彩中學”的舊校名是紀念劉文彩的什麼？難道是紀念其剝削老百姓、屠殺共產黨人？
1998年底，有人在廣州某報紙發表長文《劉文彩暮年辦學及其是是非非》，宣揚劉文彩捐資創辦“文彩中學”的“善舉”。1999年4月，一份省級報紙用整版篇幅轉載此文。同年11月，這篇長文的作者又公開出版了一本長達25萬字的專著《劉文彩真相》，說劉文彩有慷慨興學、濟困扶危的種種“善舉”，並非“傳說中的面目猙獰的惡霸地主”；還說“辦學是晚年劉文彩所有公益活動中最得意的一筆”，“給劉文彩帶來無邊的快樂和輝煌”，說明他有“尊師重教”的“家風”，“對文化教育”常存敬畏之心。緊接著，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寫成《收租院是怎樣編造出來的》《這樣血腥的收租院能稱為藝術品嗎？》《我的爺爺劉文彩》等文章。他說：“佃戶當年去劉家交公糧，桌子上都擺著兩碗肥肥的肉，湊夠8個人就吃飯，吃得一嘴都是油。”
對此，曾經親歷革命戰爭的老同志們氣憤至極。為了昭示歷史真相，原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原川康邊人民遊擊縱隊政委李維嘉和副政委李安瀾、四川省政協原副主席周頤、原四川省顧委常委宋文彬、成都市委原書記宮韞書，於2000年5月18日聯名致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指出“為劉文彩‘翻案’的一事，是當前有些人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突出表現”。
劉文彩確曾出資辦學，但這些“資”原本就是他從人民身上掠奪、盤剝而來，與“捐”字代表的善意絕對放不到一起。在川南稅捐總局總辦任上，劉文彩藉助徵稅的權力，在川南地區橫徵暴斂，開徵了150種以上的稅捐。僅四川宜賓一地開徵的項目就有44種之多，除了傳統的田賦及其附加稅外，還有“房捐”、“船捐”、“鋤頭捐”、“廁所捐”、“草鞋捐”、“紅燈捐”等。他還發明瞭所謂的“懶捐”和“樂捐”。劉文彩強迫農民種植鴉片，若農民因為種種原因不種了，則須照原來的收成數額繳納“懶捐”。他強徵民眾修馬路，馬路修好了，他的手下上街對群眾說，“馬路修好了，大家高興”，於是要交“樂捐”。而田賦及其附加稅被劉文彩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相較於鴉片戰爭之前提高了20多倍。這還不夠，他還大搞“田賦預徵”。今年的田賦徵完，便預徵明年、後年、大後年的田賦。有時農民一年就需繳納12次田賦。1932年，劉文彩已經“預徵”了1957年的田賦。他在川南稅捐總局總辦的任上，僅在宜賓一地每年就要徵收近1200萬銀元的稅捐。川南民眾苦不堪言，以致有民謠諷刺道：“自古未聞屎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
劉文彩離開宜賓之前，對宜賓人民又進行了一次駭人聽聞的大洗劫，對宜賓人民進行了三遍搜刮。第一遍是向全城分區攤派20萬元軍餉，如有違抗，就地槍決。第二遍是讓手下入戶搶劫。為此，劉文彩以二十四軍敘南清鄉司令的名義發佈“關門閉戶者槍斃”的命令。第三遍是縱容士兵自由搶劫人民財物。劉文彩最後離開宜賓時，帶走了近百萬銀元和20多船貴重物品。
劉文彩自宜賓返回老家大邑縣安仁鎮後，過起了殘酷壓迫剝削農民的惡霸地主生活。其田產迅速增加到一萬餘畝，其中許多是通過“霸野田”、“買飛田”、“吃心心田”等手段，從農民手中搶奪而來。所謂“霸野田”，就是以某塊地無田主的名義霸佔民眾田地。所謂“買飛田”，是跳過田地實際使用者，違背租佃契約，直接向田地“所有者”購買田地。所謂“吃心心田”，是劉文彩看中某塊田地，想以極低的價格購買，但田主不樂意，他便將周圍田地全部買下或霸佔，截斷水流，使田主無法耕種和灌溉，只能按劉文彩規定的價格出售。實際上，劉文彩霸佔農民田地的方式遠不止以上三種。
圖為《收租院》中交不起租的盲人老農拿著孫子的賣身契的場景 魏德智/ 供圖
除以上惡行外，劉文彩還大肆殘害共產黨人和無辜群眾。1928年3 月，劉文彩派人殺害了中共敘府城區區委書記李筱文和敘府縣委候補書記李家勳，並破壞了他們領導的抗捐暴動，共有400多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犧牲。1931年3月，他又製造了震驚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員苟良歌，宜賓中心縣委書記孔方新，縣委委員蔡濤、沈玉琪、黃大舜等5名中共幹部慘遭槍殺。由於沈玉琪烈士曾作為臥底打入劉文彩的“航務處”，劉文彩特命其手下將沈玉琪烈士的心肝剖出分食。1948年，劉文彩派人襲擊中共川西南武裝工作委員會駐地，殺害了從延安回來的原八路軍連長朱英漢和川西南武裝工作委員會主任肖汝霖等十餘人。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當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依據其一生的全部活動為判定標準。縱觀劉文彩的一生，盤剝百姓、欺壓人民、殘害革命志士等罪行罄竹難書。儘管他確曾出資辦學，但那些錢來自他對人民的盤剝和壓榨。所謂“善舉”絲毫不能改變劉文彩的惡霸本質。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劉文彩的罪行鐵證如山，早有公論。任何人要為劉文彩翻案，歷史不會答應，人民不會答應，被劉文彩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更不會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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