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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馬克思主義史料學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之後，李大釗、郭沫若、呂振羽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僅從未輕視史料，還積極致力於史料學的建設。不過稍顯遺憾的是，這些史學家都沒有撰寫專門的、系統的史料學論著。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翦伯贊相繼撰寫《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略論蒐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並結集出版《史料與史學》一書。這些文章率先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國實證主義史學的基礎上，對史料的範圍、史料的分類以及不同史料的相對價值、史料蒐集與整理的方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從而初步建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料學。而這一史料學建設不僅完善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還推動了中國近現代史料學的發展。
關於翦伯讚的史料學建設，過往學界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不過，這些研究成果至少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在研究思路與內容上，主要側重於對翦伯贊史料學建設的歸納與總結，而未能進一步充分追索翦伯贊為什麼重視史料學，汲取了哪些學術資源，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此前的史料學認識。第二，在研究認識與評價上，存在偏差與誤解。有學者認為，翦伯贊“在野期的史學活動，以史料學的探索最富學術意義”，但其認識大體未逸出梁啟超等人的範疇。也有學者認為，翦伯贊在20世紀40年代初步建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料學，但其認識“確未超出梁啟超等人之外”。這些說法有一定啟發性，但如果翦伯讚的史料學認識沒有超出梁啟超等人，就難以認定其“史料學的探索最富學術意義”或初步建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料學。此外，有學者提出翦伯讚的《史料與史學》“無非重述《中國歷史研究法》裡的史料觀念”，此說也值得商榷。本文擬從學術史的角度，以翦伯讚的《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略論蒐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為核心文本，對翦伯讚的史料學建設進行專題研究，探討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和中國近現代史料學上的價值。
從現代史學的發展脈絡來看，翦伯讚的史料學建設直接導源於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知識界因關注中國革命的性質與方向等重大現實問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史論戰。然而，論戰尚在進行之際，就逐漸暴露了諸多問題。其中之一即是，除了郭沫若、呂振羽等少數學者之外，相當一部分參與論戰的學者重理論，輕材料，從而導致諸多現實問題都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翦伯贊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並在《關於歷史發展中之“奴隸所有者社會”問題》《“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問題”之清算》《關於“封建主義破滅論”之批判》等文章中一再強調要重視“具體的歷史的事實”。他甚至在《殷代奴隸社會研究之批判》中批評了郭沫若、呂振羽等人的史料運用問題，認為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不過是羅振玉、王國維的材料的分類”，而呂振羽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對於材料之解釋，自然也難免有牽強的地方”。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社會史論戰被迫宣告結束。受時局的影響，翦伯贊改變了寫“一本關於中國社會史方面範圍較大的著作”的計劃，而撰寫了《歷史哲學教程》。不過，該書還是以社會史論戰為背景，正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並對機械唯物論者乃至自己陣營中的同志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翦伯贊在書中不僅再次強調“具體的歷史事實”的重要性，還批評李季、陶希聖、王禮錫、胡秋原、嚴靈峰、郭沫若、呂振羽等人的史料運用問題。“具體的歷史事實”不僅是他闡述歷史哲學的重要出發點，也是其反思社會史論戰的重要標準。
有學者認為，翦伯贊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真正感受到材料的無比重要”，肇端於總結“自身以往失誤的深刻教訓”，還與史料學派的無情嘲笑直接相關。此說需要辨析。1938年，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中說，胡適對中國古史之所以採取懷疑的態度，就是因為史料的缺乏。胡適認為，“《尚書》是否可作史料，正難決定”，《易經》是一部卜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但其實“《易經》的卦辭和爻辭就恰恰反映出這一變革時代之革命的意識形態”。退一步講，即令《易經》《尚書》都不可徵，尚有大批的出土實物和甲骨字片。至於顧頡剛“蒐集了不少的古代資料並批判了這些資料”，但“只是編輯了一部斷爛朝報的《古史辨》”。由此可知，翦伯贊對史料的重視與史料學派之嘲笑並無關係。恰恰相反，翦伯贊對他們採取了近乎蔑視的態度。
20世紀40年代之後，馬克思主義史家逐漸由偏重方法轉移到方法與材料並重。翦伯贊引領了這一風氣。1941年冬，翦伯贊應陶行知的邀請，到古聖寺育才學校講授中國歷史。值得關注的是，翦伯贊第一講講授“研究歷史的方法”，第二講講授“關於史料諸問題”。在第二講中，翦伯贊首先指出，史料有兩種，“一種是沒有文字紀載時代的史料，一種是有文字紀載時代的史料”，並對這兩種史料進行了概述。最後，翦伯贊強調：“中國歷史的史料實在太豐富了，可惜還沒有原封原樣的以史料的原型擺在這裡，所以需要我們用正確的科學方法來整理他，然後才能把史料變成有系統的中國歷史。”翦伯贊在此稿中首次對史料進行了初步的專門性闡述。
此後，翦伯贊致力於撰寫《中國史綱》。1943年5月，翦伯贊發表《略論中國史研究》，首先對史料的範圍進行了界定，認為除史部之外，“六經皆史，諸子皆史，乃至歷代以來私人的文集，詩集，畫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議，地方的志書等，無一非史”；然後，指出過去的歷史家只是用“簡單的邏輯整理中國史”，乾嘉學派和實驗主義者則是“對於史料之疏通辨證，訓釋輯補而已”。因此，新的歷史家應該帶著新的研究方法，“走進中國歷史資料的寶庫，去用歷史資料來考驗方法論”。同年10月，翦伯贊出版《中國史綱》第一卷，他在《序》中不僅概述了辨偽學的發展，認為“中國文獻上的古史資料”因此“獲得一些訂正”；還條舉將中國古史上限推前的考古材料，認為“這些新的真實資料，不但可以考驗文獻上的史料之真偽，而且還可以補充文獻上的史料之缺失”。因此有學者認為，翦伯贊對“新的真實資料”的強調，“讀來竟像是為考古學做廣告”。
至1945年，翦伯贊還深入實證主義史學陣營的內部，暢談史料學。是年5月18日，翦伯贊應復旦大學文學院周谷城的邀請，作了一次題為《史料與歷史科學》的學術演講。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講演由顧頡剛主持。翦伯贊在這位實證主義史學領軍人物面前暢談史料學，這無疑顯示了其建設史料學的自信。演講結束之後，即有書店請翦伯贊以演講稿為基礎，“寫一本關於史料學方面的小冊子”。翦伯贊欣然應允，預計整理出三篇，分別是《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中國考古學上的史料》和《與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至8月2日，翦伯贊即整理出第一篇《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對史料的範圍、史料的分類以及不同史料的相對價值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但由於時局的變動，翦伯贊不得不暫停整理工作。最後，翦伯贊與書店方面達成協議，收錄整理好的第一篇，外加《論司馬遷的歷史學》和《論劉知幾的歷史學》兩文。1946年4月，該書以《史料與史學》為題，由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
此後，翦伯贊並沒有放棄整理工作。翦伯贊遲遲未能整理改寫第二篇，不過《中國史綱》第一卷《序》已條舉推前中國古史上限的考古材料；1946年3月，翦伯贊又發表《〈中國史綱〉第二卷序言》。可以說，這兩篇《序》是翦伯贊對第二篇《中國考古學上的史料》的全面而深入的歸納與總結。1946年10月，翦伯贊在《史料的蒐集與辨偽》的基礎上發表《略論蒐集史料的方法》，依次論述了“史料與方法”“史料探源與目錄學”“史料擇別與辨偽學”“史料辨證與考據學”“史料的蒐集整理與統計學、邏輯學及唯物辯證法”等問題，著重強調了唯物辯證法的指導地位。此文正是他要整理的第三篇《與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可以認為，《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略論蒐集史料的方法》以及《中國史綱》第一、二卷的兩篇《序》基本構成了翦伯贊原計劃中的《史料與史學》。而這些文章的發表，標誌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料學的初步形成。
追本溯源，翦伯讚的史料學遠承劉知幾的傳統史學認識。學界對此已有一定認識，許冠三提出，翦伯讚的史料學探索並未忽略劉知幾等所代表的“大傳統”，“他重視史部以外群書之論或許竟是直承《史通》而來”。王學典則認為，從史學批評與史學方法論的層面來看，翦伯贊是想做20世紀特別是“史觀派”的劉知幾。不過既有研究多關注《論劉知幾的史學》一文，未能提供檢驗這一觀點的具體證據。
翦伯贊與劉知幾的學術關聯集中體現在《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一文，可概括為以下兩點。
首先是對正史的批評。劉知幾一生“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對於史館制度與正史的編纂有著深刻的認識。其在《史通》外篇專設《史官建置》，對史官的沿革進行了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