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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八年，因受許三禮彈劾，身處黨爭旋渦中的內閣學士徐乾學乞請回鄉，這本是他仕途中的低谷。臨行前，徐乾學仿效古人以書局自隨，請求將在京師尚未完成的《大清一統志》一併帶回纂修，聖祖特旨允許。雖為崑山人，徐乾學自此落館於煙波浩渺的洞庭東山編書，這一年他五十八歲。
在徐乾學年輕時，就已經開始藏書事業，這位年輕人對書籍的痴迷給前輩學者黃宗羲留下了深刻印象。儘管參觀過浙東各大藏書樓，黃宗羲為徐乾學《傳是樓書目》作序時仍由衷讚歎：“健庵先生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沉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這也道出了傳是樓藏書的來源，明清之際私家藏書散亡於市，徐乾學廣泛收購，錢謙益絳雲樓、毛晉汲古閣、錢曾、季振宜等大家的舊藏都被他歸入麾下。甚至，徐乾學還跟隨黃宗羲前往天一閣抄錄，“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太沖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庵聞而來鈔”。
《長短經九卷》宋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有“徐乾學印”
時人徐釚稱“傳是樓所藏，插架盈箱，令觀者相顧怡愕，如入群玉之府，為當今第一”，此評價頗為得當，傳是樓的規模應為清初江南藏書之首。汪琬也寫道樓宇的規模足足有七楹，書櫥共有七十二個，“部居類匯，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啟鑰燦然。”從各位名家的題記來看，徐乾學對書籍的熱愛並不僅限於物質上的佔有，書籍的編纂、刊刻、傳播、流傳更是他的興趣所在，藏書是為編書，後者才是他一生的志向所在。黃宗羲對徐乾學的推崇之意溢於言表，直言如他一般能藏、能讀、能文者罕見：
“至於書之為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說；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與故制度文為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
《周賀詩集》，國家圖書館藏，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有“乾學”印
所謂“朝章與故制度文”顯然指的不是徐乾學的詩文作品，而是指他於清初官方修史有草創之功。早在康熙十八年，徐乾學就入《明史》館充任纂修，三年後出任總裁，傳是樓藏書中的六經、史書、禮制文獻正是他編史資料的重要來源。而至康熙二十五年《大清一統志》正式開館時，身兼數職的徐乾學立馬將大量精力投入到方誌書編纂之中。京師宣南的徐氏宅邸碧山堂中，正值壯年的徐乾學與同僚們不厭其煩地討論著收錄條目、敘事詳略、修撰凡例，廣袤大地上的山川、人物盡在他們筆尖。
碧山堂的徐氏幕府可能是一種特定時期的特殊存在，萬斯同、姜宸英等布衣學者都是沒有受清廷任命，但以徐乾學幕府賓客的身份參與到典籍的編修工作中。書局官私參半的性質可能與明遺民的態度有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幕賓無不欽羨徐乾學的藏書，也同樣仰慕徐乾學的學問人品。“先生施於名命為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徐乾學的藏書之名使學者雲集於此，而他們從事的修書、校書工作則在創造更多的讀者，使思想從這一交遊圈擴展到更大的範圍。
三年後徐乾學由京返蘇，幕府賓友並未隨之散去，與之相反，閻若璩、胡渭、劉獻廷、黃儀、顧祖禹等清代學者名流都跟隨南下修書。萬斯同在餞別宴會中言：“今日之會盛矣哉，然今日之盛即來日之衰也。諸子皆海內之英，自茲以後，寧復能相聚一堂，若今日之盛者？此不獨吾黨聚散之感，抑亦京國人文盛衰之會也，諸子其為我進一觴。”這批學人中的任何一位，無不代表著清初地理學問之巔峰，圍繞徐乾學形成了龐大的交遊網絡，真可謂一人影響“京國人文盛衰”。
在東山士紳翁天浩（《具區志》編者翁澍之兄）的幫助下，徐乾學將《大清一統志》的書局遷到東山翁天浩的橘社別墅，以便更好推進編纂工作。現在的東山湖灣村一帶頓時鴻儒薈萃，太湖邊隅的橘社已然成為清帝國曆史地理的學術中心。更重要的是，以徐乾學幕府為中心的書館，也正在成為帝國晚期罕見的知識生產與交流並存的場所。
根據學人的描述，橘社書館之員有三四十人之多，徐乾學與其同僚們不僅就修書校書互相交流、共同切磋，也時常於太湖邊宴飲唱和、賞景郊遊。裘璉記錄這段書局時言“校輯之暇，間與諸君子憑眺湖山，寄情魚鳥，作為詩歌，共相唱和”，胡渭回憶橘社的時光道“二三素心，晨夕群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弘多，不可勝道”。可見橘社的修志生活是極為放鬆愉悅的，由於《橘社倡和集》亡佚，幕府賓客間的交流與互動細節很難還原。可我們能看到，最為卓越的知識都永久地保留下來，並融於一爐，為清代學術注入力量。
顧祖禹獲輿圖增訂《讀史方輿紀要》，閻若璩在辨析、考據材料間留意《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胡渭修志期間抄錄天下郡國書乃得《禹貢錐指》，幾乎每一位大儒的代表作都與橘社書局工作息息相關。晚年偏居一隅的徐乾學，是否感覺到自己正處於“文人共同體”的中心？
洞庭橘社的時光珍貴而短暫，康熙三十年徐乾學包庇朱敦厚一事被告發，遭到革職，同年徐氏兄弟又被彈劾，書局撤去，徐乾學只得遷至嘉善、崑山等地繼續修志。這一年他正好六十歲，藏書、刻書活動都已接近尾聲，著作等身。書籍既是徐乾學一生的心血，也是他穿越各個空間與階層間的媒介。從京城宣南到洞庭東山，傳是樓藏書既是總裁修史的“自薦信”，也是維繫文人網絡的禮物，書籍本身蘊藏著無窮的意義。《大清一統志》的編纂、生產、流傳也在成為一股影響歷史的力量，與身處時代的學術轉型有緊密聯繫。
明清易代之後，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反知識主義”逐漸被摒棄，梁啟超謂之“理學之反動”，學界開始復歸漢儒的經說傳統。清初學者強調經世致用，三大儒之一的顧炎武是徐乾學舅舅，徐乾學的學術準則亦一脈相承。《凡例》中不難看出他經世的創作宗旨：“謹自《禹貢》《職方》及於近世，博採古義，參決群言，標其大凡，以為成書之準。務使識其大而略其細，考其實而闕其疑，取類周詳，措辭質古，展卷之下，條晰縷分。庶幾體國經野，不窺髓而可知；觀民省方，如指掌而斯在。”
表面上，一統志是確立清代疆域的重要文化活動，從各地人文地理推衍至“大一統之業”。但其內在機理是將訓詁考據歷史地理看作是承載大義的方式，方誌失修則紀載缺遺，只有反覆續修補遺才能讓山川永固，考據之學與濟世理想得以調和，這也是通往後世乾嘉考據學的重要一環。纂修《大清一統志》極大激發了後世地方修志的熱情，清中期以降的方誌如雨後春筍湧現。與此同時，明遺民學者們與清廷間的不和，似乎也通過修史這一官方活動稍得化解。
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學於家鄉崑山病故，這也標誌著《大清一統志》纂修的第一階段宣告結束。臨終前，徐乾學將已完成的山東、直隸、山西、江南四地誌稿進呈，其弟徐秉義在北京繼續主持纂修。此時顧祖禹、黃儀、閻若璩先後病逝，屬於徐乾學的時代結束了，東山橘社消逝世間。
橘社書局是文人編志之典範，或許也是這個時代的另類。面對繁榮的圖書市場，學者們圍繞書籍展開的編纂、抄錄、整理活動不旨在商業利益，而意在知識的共享。橘社的書籍生產過程不僅是將多位思想家理念綜合的過程，身為編者的思想家也在創造出新的知識，當他們的著作再次流佈，又傳遞給更廣闊的閱讀群體。然而，作為物質載體的傳是樓藏書則散佚更快，徐乾學病逝後，崑山徐氏家族敗落，藏書先流入清廷宗室怡親府，最終與黃丕烈藏書一道，進入四大藏書樓之一的楊氏海源閣。
若今日的我們踏進古籍展，會發現宋元刻本上不少留有徐乾學的鈐印，無不彰顯著傳是樓這座清初最大藏書樓的昔年勝景。不由感慨，曾經影響著一個時代學術、政治話語的文人交遊圈，就濃縮在一方小小的金石篆印中，以及有關《大清一統志》的寥寥數語間。藏書樓全盛時，徐乾學召集子孫上樓問：“吾何以傳汝哉？”
他不傳土田貨財、金玉珍玩、鼎彝尊斝，而是指書而欣然曰：“所傳惟是矣！” 遂名其樓為“傳是”。
1. 徐乾學：《憺園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1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1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3. 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
4.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 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5. 尚小明：《徐乾學幕府研究》，《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
6. 吳仁安：《清初江南徐乾學家族的興盛和衰落》，《史學月刊》1988年第4期。
7. 賈長寶：《從1687年的徐乾學“碧山堂”元夕聚會看清初宣南地區學者群體的宴飲交遊》，《清史論叢》2018年第2期。
8. 王大文：《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統志>的纂修與版本》，《歷史地理》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