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汴洛鐵路（1905年-1909年）
作為後來隴海鐵路的一部分，這條交通線途徑洛陽城北的邙山——這一處寶地，至少從東周以來，便是帝王、達官顯貴和平民們擇取陰宅的理想場所。“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北邙行》）
近代鐵路的興建，無疑打破了另一個世界的寧靜，卻也讓地下的珍寶得以重見天日。
在眾多被損毀的唐墓之中，一種世人從未見過的彩色釉陶隨葬品引起了好古之人的關注，這就是“唐三彩”。
汴洛鐵路發現唐三彩 。攝影/Joseph Skarbek（1906～1909年）
自此，人們沉醉於唐三彩的斑斕瑩潤，彷彿全部的盛唐氣象都濃縮在這麼一樣物件上了。
那是一個與彼時的清朝完全不同的時代，凝視和把玩唐三彩也許可以讓人從紛亂的時局中暫時抽身，在沉香氤氳的書齋中做一個清夢。
事實上，雖然被叫唐三彩，但歷史文獻中，並沒有對這類器物名稱的記載。“唐三彩”之稱最初可能出自古董商人和收藏家們之口。
民國古玩收藏家趙汝珍於1942年著成《古玩指南》一書，在書中他對這類彩色釉陶有所描述：“以鉛黃綠青等三色描畫花紋於無色釉之白地胎上，即世所稱之唐三彩者為最佳。”
事實上，無論色彩如何，這些造型生動活潑、顏色千變萬化的唐三彩，本身就極具美學內涵。
即使是放在今天，那些放置在博物館陳列櫃中的唐三彩，也有著無可比擬的“盛唐氣象”。即使隔著一層玻璃，也足以令人流連忘返。
對好古之人來說，唐三彩的出現無疑是一個驚喜。但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又何嘗不是呢？
就科學研究而言，小小唐三彩也蘊含著巨量的歷史信息。
唐三彩俑類基本是寫實的，也正是因此，當我們觀察唐三彩，也正是在觀察那個早已遠去的盛世大唐。
無論是陶俑的衣著、配飾，還是它的動作、神態，都是學者們研究的對象。往近了說，學者們可以從上看到當時人們的穿著打扮，西域文化對大唐的深刻影響等等。
而往遠了說，無論是唐時期陶瓷器的生產和消費，還是當時的墓葬隨葬制度，皆是學者們可以窺得的細節。
各種原因綜合在一起，使得唐三彩稱得上一句“名聲大噪”，其美名甚至遠播北京城。
在20世紀前半葉，洛陽北邙墓葬多遭盜掘。所獲唐三彩或落入民間收藏家之手，或被海外收藏機構購得，但也有部分被保存在官方博物館中。
唐，三彩花口執壺，1955年西安市長樂坡出土，陝西曆史博物館藏。來源/城市探索探究院
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才有對唐三彩有組織、有計劃的科學發掘和研究。
雖然被稱作唐三彩，但是，唐三彩的釉色遠遠不止“三彩”。
作為一種流行於唐代的低溫鉛釉陶器，它的釉色主要為黃、綠、白。除此之外，唐三彩的色彩還包含赭、藍、褐等多種，有些釉色少於三種的彩色釉陶也稱“唐三彩”。
不同於古早陶器的凝濁厚重，也不同於瓷器那般的潔白細膩。身為在兼具二者部分特點的陶器種類，唐三彩無疑踩在了陶與瓷的分界線上。
從瓷的角度來講，唐三彩以質地細膩的高嶺土作胎，亦在器表施加各種顏色的釉。
工匠們熟稔於不同金屬氧化物的呈色“魔法”：鐵元素點化成黃色，鈷離子呈現為藍色，綠釉中則含有較高的氧化銅……
於是，通過調整不同化學成分的比例，工匠們配製出了淺黃、赭黃、翠綠、深綠、天藍、褐紅、茄紫等色彩。
此外，唐三彩的釉中鉛含量很高，它被用作助熔劑，使得在燒成過程中不同色調的釉相互流動浸潤，從而形成一種濃豔瑰麗、光彩奪目的藝術效果。
但它為什麼不是瓷器呢？一般來講，瓷器的燒造溫度都在1200℃以上。而唐三彩的燒造溫度比瓷器要低。
在唐三彩的製作中，需要經過兩次燒造，即先素燒再釉燒。
素燒是將用高嶺土製成的胎體晾乾後放入窯內燒到1000℃-1100℃；釉燒是將素燒好冷卻後的胎體表面施以配好的釉汁，第二次入窯經900℃溫度燒成三彩產品。
正因為唐三彩的燒成溫度較一般的瓷器為低，所以本質上它屬於陶器而非瓷器。
河南省鞏義黃冶窯是生產唐三彩的主要窯址，它的產品不僅可滿足洛陽的需求，部分產品還供西安使用，而且通過水路可以運到江蘇、湖北等地。
此外，目前發現的唐三彩窯址還有陝西省銅川黃堡窯、西安唐長安醴泉坊窯、河北省內丘西關窯和山西省渾源界莊窯。
如果單論唐三彩，可以說它始於唐而終於唐。但事實上，它出現的基礎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
唐三彩屬於鉛釉陶器，這種器物從漢代到北朝一直存在，北齊流行的黃釉等鉛釉明器從隋到初唐（唐高祖至高宗時期，618-683）都在被繼承和延續，並拓展到了陶俑生產。
黃釉或黃釉加彩俑是初唐俑的特色之一，即在白色瓷土坯胎上施加淡黃色的低溫鉛釉，繼而用朱、青、綠、黑等顏色進行彩繪裝飾。
黃釉加彩俑主要出土於以洛陽、西安為中心的地區，集中出現在7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的太宗、高宗時期，或可視為唐三彩製作的初期階段產品。
在洛陽地區的唐初墓葬中，曾流行黃釉或黃釉加彩陶俑和模型明器，墓主身份上至刺史，下至處士。
葬於647年的萊州昌陽縣令崔大義及妻李夫人合葬墓，便出土了相當數量表面施加薄黃釉並塗彩的陶俑。在陝西地區這類器物則集中出土於昭陵陪葬墓中，墓葬等級皆較高。
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最早隨葬唐三彩器物的紀年墓為唐高宗時期的張文俱墓（670年），墓主人是唐慎州司倉竇州潭峨縣丞張文俱。
雖然該墓所出陪葬俑皆為彩繪陶俑（彩繪不施釉），但還出土了1件“八星拱月”三彩盤，打破了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唐三彩”是盛唐時期才出現的論斷。
不過，要到武則天執政時期，唐三彩大件俑類器才開始出現。而這個時候，唐三彩的消費已經涵蓋了一個廣泛的群體。
“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動，破產傾資，風俗流成，下兼士庶。”（《唐會要葬》）
無論是皇室、各級官員，還是富裕的庶民人群，乃至進入寺院，為僧侶使用。受厚葬之風的影響，作為風行一時的隨葬品，三彩俑器的製作興旺而發達。
唐三彩的類別包括人物俑、動物俑、鎮墓俑、模型明器、生活用器、建築構件等。
一般來講，考古發現的絕大多數唐三彩均出土於墓葬中，作為用於隨葬的明器，但亦有少量發現於城市遺址、陶窯遺址中。
也就是說，唐三彩可能供隨葬使用，也可能被人們當作尋常器皿使用，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對待。
三彩印花扁方形枕 晚唐 河南鞏縣窯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館藏
一般而言，各類形體較大的俑類三彩，如各式人物俑、動物俑和鎮墓俑都是為了隨葬而製作的。
而各種三彩盛器，如缽、壺、罐、碗、盤、杯等器皿，既可用於隨葬，也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如在洛陽唐東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遺址出有唐三彩盆、盤、罐、壺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器皿可能在成為隨葬品之前也曾被使用過，這意味著在不同的使用階段一件器物可能發揮著不同的功能，體現出不同的含義。
唐三彩人物俑一般都是反映政治場景和日常生活的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武士俑、男女侍從俑、胡俑等。
在製造工藝上，唐三彩人物俑多“開相”，即人俑的頭部不施釉，待燒成後再在人俑頭部用顏料畫出五官，更加生動形象。
洛陽安菩墓（709年）所出的文、武官俑是該類俑發展到頂峰的代表。
文官俑（下左圖）通高112釐米，頭戴黑色進賢冠，上穿綠色高立領寬袖外衣，外罩裲襠，腿間垂有白色長飄帶，足著如意雲頭翹履。
武官俑（上右圖）通高113釐米，頭戴如意形鳥冠，手握有一笏（hù）板。服裝形制與文官俑基本相同，只是裝飾各異。
“胡人”是古代漢人對西北少數民族的稱呼，涵蓋中亞、西亞等少數民族與國家。
胡俑是古俑中特殊的一群，絕對數量和出土比例並不高。兩京地區的皇室貴族墓是出土胡俑最為集中之處，長安地區又以昭陵和乾陵陪葬墓出土數量最多。此外，地處絲綢之路要道的隴右也有較多胡人俑發現。
唐俑中之“胡”，大抵指的是粟特人。粟特人是一個商業民族，在公元3至8世紀之間，他們大批東來販易，其中一部分就在西域（今新疆）和中原地區居留下來，有的繼續經商，有的則入籍從事農業，甚至能夠入仕中央或各級地方政府。
不過，唐三彩胡人俑的身份較低微，多屬於社會下層。這些貧困的粟特移民入華後既沒有因為經商而變得富有，亦不能夠封官賜爵，反而淪為廝役奴婢，或為漢族大戶所收容，因懂得畜牧，所以牽駝馭馬的胡俑相當多。
02/ 鎮墓俑
墓葬所出的唐三彩中有一類非常特殊，起到鎮墓辟邪的作用，有人形的武士天王俑和奇異的鎮墓獸等。
唐墓中的鎮墓俑一般以組合形式出現，武士天王俑和鎮墓獸各一對，另外還有其他的神怪俑。
天王俑源於佛教的護法神，但是墓葬中隨葬天王俑主要是為了守護墓主，而非以佛的護法神身份出現。很多天王俑是經過藝術誇張的武士形象，可以說天王俑是佛教藝術中國化、世俗化的重要標誌。
國家博物館藏 1955年陝西省西安市韓森寨出土 三彩天王俑
西安韓森寨出土的這對天王俑皆作武士打扮，身材魁梧，頭戴盔冠，身穿鎧甲，四肢矯健，怒目圓睜，足下踩踏做垂死掙扎狀的夜叉。工匠採用誇張手法以凸顯天王驅邪鎮惡的威懾力量。
在墓葬中放置鎮墓獸的傳統可以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質地由早期的木、銅發展到中期的陶、石，再到隋唐的高嶺土胎。不同時期的鎮墓獸形態各異，在北朝晚期以對獸的形式固定下來，並在唐代得到了發展。
經學者考證，唐代鎮墓四神可以確認為“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其中“當壙”“當野”為一對天王俑，“祖明”為獸首鎮墓獸，那麼可以推測出“祖思”就是人首鎮墓獸了。
03/ 動物俑
動物，是唐三彩中非常重要的主題之一。其中，尤以馬與駱駝最為常見。
馬在唐代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動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馬在戰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新唐書》有言：“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馬在唐代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太宗李世民不僅擅騎射，而且識馬、愛馬，他對馬的這種態度幾乎影響了整個唐時代的社會風俗。馬，尤其是品種優良的馬，成為一種貴族動物。
唐三彩以馬為題材的俑大致可分為三類：放養馬、鞍馬和載人馬。
放養馬不配馬鞍和韁繩，這類馬有專門的稱謂“誕馬”，即儀仗隊中不施鞍轡的備用馬。比如永泰公主墓所出的這兩件“誕馬”俑，左邊的馬肌肉灰白，褐毛斑斕，引頸嘶鳴，呈嘯天狀。右邊的這匹通體褐色，頭頸低垂，若有所思。
其中，將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種飾馬方式，即“花馬”。
根據它們鬃毛被修剪成的堞垛（數量不同，被稱作一花、二花和三花馬）。其中，唐墓出土的馬俑三種兼有，且以三花馬為主。唐懿德太子墓中所出的三彩馬俑即是“三花馬”。
“鞍馬” 懿德太子墓（706年）所出三彩“三花”馬
在唐代，由長安通向中亞、西亞以至於阿拉伯的絲綢之路是中國對外交通、貿易的重要紐帶，唐代時這條商路更加繁榮，商隊絡繹不絕。
張籍《涼州詞》：“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 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描繪了安史之亂前西北絲綢之路的繁忙。駱駝是商客的坐騎，也是託運物資的工具，被稱為“沙漠之舟”，成為文化交流和商貿活躍的象徵。
絲綢之路熙熙攘攘，“胡風”自西吹入了東土大唐，胡樂和胡舞在有唐一代頗受追捧。
西安市鮮于庭誨墓出土所出的這件載樂駱駝俑堪稱唐三彩中的精粹。駱駝昂首挺立，馱載了5個漢、胡成年男子。中間一個胡人在跳舞，其餘4人圍坐演奏。他們手中的樂器僅殘留下一把琵琶，演奏的應屬胡樂。
當時，在長安城的東市和西市都有專門的百戲班子，他們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讓人們花錢僱演。五個訓練有素的成年男子在駝背上載歌載舞，展現出高超的技藝，駱駝載樂這種節目在長安一定大受歡迎。
04/ 遺址中的唐三彩
雖然迄今為止大部分發現的唐三彩都出現在墓葬中，但並不意味著唐三彩只能用於隨葬，它們同樣也為生者服務。
近五十多年來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在長安、洛陽和揚州的遺址中發現了較多的唐三彩。其中，白居易遺址非常值得一看。
白居易晚年則大多在洛陽的履道坊度過。他在《池上篇》曰：“東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裡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可見白居易宅邸環境之優越。
1992-1993年考古隊對洛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唐三彩盤、盆、壺、罐等器皿，以及小型的三彩人物和動物塑像等。與墓葬中所見的唐三彩俑相比，白居易故居遺址所出的更加小巧玲瓏，惹人喜愛。
白居易宅院出土生活器具 (三彩在右上）。來源/中國大運河博物館
在陝西省臨潼慶山寺舍利塔地宮遺址中出土6件三彩器，其中三彩盤3件、三彩南瓜1件、護法獅子2件。三件三彩盤就擺放在舍利寶帳前，中間那件盤中置一個三彩南瓜，顯然屬於供奉性質。兩件三彩獅子則分居石門兩邊，似在守護佛祖舍利。
安史之亂後，墓葬中唐三彩數量驟減，俑類基本消失，只在少數墓葬中發現有罐、盆、執壺等生活用器。
唐三彩尤其是俑類，在這一時期沒落，成為中國歷史上曇花一現的藝術瑰寶。
在此之後，“遼三彩”和“宋三彩”繼承了唐三彩的衣缽，三者風格各異，展現了不同時代的審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