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楚晉兩國已經多次交鋒，但基本都以楚國敗北告終，但眼下，楚國正由楚莊王執政，他急切渴望，通過擊敗中原大國晉國，來參與逐鹿中原。
為了爭奪橫亙在兩國中間的鄭國，楚莊王親自率軍，在邲地（今河南鄭州北部）與晉軍展開決戰，戰爭的結果，是來自長江中游的楚國，最終擊敗了晉國，隨後，楚莊王繼續率軍北上威懾中原，奠定了自己作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歷史功業。
邲之戰的勝利，本質上不僅僅是楚國的勝利，同時也是楚國核心所在的長江中游崛起的先聲。
楚國早在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初期就已建立，但由於所處的長江流域當時還處於蠻荒狀態，經濟落後，建國之初的楚國國力弱小，經過幾百年逐步發展，楚國才慢慢拓展至長江以北的漢江流域，開始壯大國力，並最終通過邲之戰擊敗晉國，使楚國跨入了鼎盛時期。
楚國核心所在的長江中游，指的是長江從湖北宜昌至江西九江湖口段，其中從湖北宜昌至湖南嶽陽城陵磯段俗稱荊江。
荊江因為流經荊州而得名，長江在這裡蜿蜒盤旋、灘多水淺，因為也有“萬里長江、險在荊江”的說法，這裡的長江“九曲迴腸”，也因此誕生了“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的說法。
史前時期，當時今天的江漢平原地區，存在著一個浩瀚廣闊的雲夢澤，當時的荊江在出三峽後，並沒有明顯的河床，而是在今天的湖北荊州地區匯入古云夢澤，然後再以漫流的形式，繼續向東南分散傾注。
一直到周秦兩漢時期，隨著長江帶來的泥沙逐漸淤積成陸，古云夢澤北岸出現了荊江三角洲，在江陵以下，荊江開始出現明顯河床，但是在當時的下荊江地區，這裡仍是廣袤的湖沼地區，長江在此仍然呈現扇狀分流水系。
到了魏晉時期，隨著荊江三角洲不斷向南擴張，荊江最終在今天湖北石首境內擺脫了漫流的狀態，並在魏晉南北朝時形成了清晰的河床。
荊江河床的最終形成，與橫亙在今天江漢平原的古云夢澤的最終消失，有很大關係。
早在西漢時期，文學家司馬相如曾經在《子虛賦》中描述雲夢澤說，“雲夢者，方九百里”，但是隨著長江泥沙的沖刷淤積，雲夢澤不斷南移、縮小，到了唐宋時期，雲夢澤基本淤積成了平陸，促成了江漢平原的誕生。
古云夢澤雖然消失，但荊江在當時的江漢平原地區，南北仍然有多條河道，到了明清兩代，隨著荊江兩岸大規模修築堤壩，最終，荊江在明清時期形成了統一的河床。
雖然相對黃河流域，長江中游開發較晚，但是早在商代早期，中原文明就開始南下長江流域了。
1954年，考古隊在今天的武漢黃陂地區考古時，發現了三面環水的商代早期古城，這座古城南北約290米，東西約260米，周長1100米，城內面積約7.54萬平方米，外城總面積達2.5平方公里。
這樣一座大概是商代早中期，距今大約3500年至3200年前的城址的發現，讓考古人員喜出望外，工作人員挖掘發現，這座後來被稱為盤龍城的城址內，其建築格式與墓葬、出土文物，都與北方黃河流域的商國高度近似，據此人們確認，早在商代早期，北方華夏政權的勢力範圍，就已經拓展到了今天的長江中游地區，這也是長江中游華夏化的先聲。
實際上，在接受黃河流域文明傳播的同時，長江中游也開始不斷向中原文明進行反哺。
1974年，考古部門在湖北大冶的銅綠山，發掘出了一個古代大型銅礦開發和冶煉遺址，根據探測，銅綠山古礦冶遺址的開發使用，一直從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朝早期，延續到了公元12世紀的宋代，在春秋戰國以前，今天的中國地區仍然屬於青銅文明時代，而來自湖北大冶銅綠山的古礦冶遺址，則從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早在夏商周時期，就開始了與黃河流域進行文明與物質的互動傳播。
從武漢的盤龍城遺址到大冶的銅綠山，夏商時期長江中游的不斷開發，最終成就了長江中游文明的崛起。
1978年，考古人員在今天的湖北隨州開始發掘一座古墓，在這座後來被稱為“曾侯乙墓”的大型墓葬中，考古隊共清理出了2萬多件各類隨葬品，根據發現的文物，考古學家確認這是戰國早期的曾國國君曾侯乙的墓葬。
曾國，也就是史書中記載的周朝開國後所分封的姬姓隨國，曾、隨屬於一國兩名，其始祖是周朝開國大將軍南宮适（括）。大概在公元前11世紀晚期，當時的周人擊敗商人建立周朝，此後開始分封公族和大臣，讓他們分別鎮守四方，而曾國，就是周天下遣派鎮守長江中游的封國之一。
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套共65件的編鐘，這就是名震天下的曾侯乙編鐘，除此外，曾侯乙墓中還出土了6000多件青銅器，以及15000多件禮器、樂器、漆器、金玉器、兵器、車馬器和竹簡等，堪稱中國當代考古的超級寶藏。
曾侯乙墓的考古發掘，也從側面證明了，進入公元前5世紀的戰國早期，長江中游已經與中原文明開始進行互動交流，發展出了輝煌燦爛的古文明。
進入戰國中期後，曾國被日益壯大的楚國所吞併，到了楚威王熊商（？-公元前329年）時期，楚國吞併越國，勢力擴張到長江下游的江淮地區，楚國在這一時期，也擴張成了一個國土面積北至今河南中部、西至今陝西東南部、東至東海、南起南嶺的超級大國，國土面積在戰國初期、中期，在戰國七雄中最為遼闊。
延續約800年的楚國，對中國先秦和兩漢時期的哲學、文學、音樂和宗教影響至為深遠，楚國不僅誕生了屈原、宋玉這樣的大文學家，更是誕生了影響了中華文明2000多年的老子。
傳說，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也稱老聃。老子出生於春秋晚期的楚國，曾經擔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以博學而聞名，孔子入周的時候，曾經向老子問禮。
春秋末期，天下大亂，看到周室越來越衰微，於是老子決定棄官歸隱，在出函谷關時，當時把守函谷關的長官尹喜很敬佩老子，對老子說，先生可以遠行出關，但是請您將畢生所學寫成一部著作，來傳予後人。
於是老子便在函谷關停留數日，寫下了一篇五千多字的著作，這就是後來傳說的《道德經》（也稱《老子》）。隨後，老子騎著大青牛東出函谷關，不知所蹤。
《道德經》後來與《易經》《論語》一起，成為影響中國哲學最為深遠的三部著作之一，可以說，《道德經》的源流，正是來自於長江中游的楚國。
作為道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老子與生在宋國的莊子合稱“老莊”，後來，老子被道教尊為始祖，稱“太上老君”，到了唐代，老子更是因為與李世民家族同姓，而被追認為李姓始祖，道家地位也因此更加尊崇。
從長江中游的地理區位來看，長江中游是道家文化的重要策源地，這不僅體現在長江中游區域誕生了像老子這樣的超級哲學家和道家創始人，更體現在龍虎山、武當山等道家聖地的發展上，由此可見，長江中游對於孕育道家文化的深刻影響。
在經歷兩年攻戰後，公元前278年，秦國名將白起率兵攻破楚國國都郢都（位處今天湖北江陵西北），迫使楚國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在聽聞郢都被攻破後，楚國貴族、大詩人屈原在悲憤之中，於當年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
為了紀念屈原，人們爭相向汨羅江中投擲粽子，以求魚族保護屈原，後來，這些風俗逐漸演變成了後世的端午節。
而屈原在《離騷》中所歌唱的“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等名句，也成為了長江文學的不朽代表。
楚國在長江邊的國都郢都（今湖北江陵紀南城）雖然被攻破，但荊江區域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於是秦國轉而在郢都附近，興建起了一座新的城市，這就是江陵（荊州古城）。
荊州東連武漢、西接宜昌、南望湖南常德，北毗荊門、襄陽，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通江達海的門戶，兩漢時期，當時的荊州地界涵蓋了今天的湖南湖北全境，在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的形勢中，由劉表鎮守的荊州卻太平繁榮，成為漢末三國亂世中的避風港。
當時，避難進入荊州的劉備三顧茅廬，終於打動諸葛亮請其出山。在為劉備分析當時天下大勢的隆中對中，諸葛亮分析指出，荊州北據漢江，東連東吳，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這也清晰呈現了荊州在三分天下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年），25歲的李白離開四川，“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他由水路乘船遠行，沿著長江，經巴渝，過三峽，來到長江中游的楚國故地，開始了他壯遊天下的旅程。
渡過荊門山後，與巴蜀截然不同的兩岸景色映入眼簾。自蜀東流的江水，與年少遠遊的李白結伴同行。詩人心懷一縷思鄉情，以一首《渡荊門送別》書寫壯闊的山川：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
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楚地的名山大川，由燦若群星的湖泊點綴，幾千年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與歷史悠久的荊楚文化，在這裡完美交融。
位於宜昌市宜都市西北、長江南岸的荊門山，自古被視為三峽東口的標誌，上收蜀道三千之雄，下鎖荊襄一方之局，與長江北岸的荊州古城遙遙相望。
江水流到荊門山後，因兩山夾持而變得橫流湍急，宜昌以下，江面頓時開闊。
當年，李白正是在乘船經過荊門山時，為江水東流發出慨嘆。
作為長江中游的核心，荊州的軍事地理區位非常險要，但是由於荊江段河曲彎道眾多，這就使得一旦發生洪水，長江就會自然裁彎取直，以致江水氾濫成災。
根據考證，僅僅從明朝初期的公元1376年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573年間，荊江河段就發生了267次洪災，其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洪災，更是造成荊州境內“兵民淹斃無數，號泣之聲，曉夜不輟。”
為了護衛荊江兩岸民眾，築堤就成了重關重要的選擇。早在東晉時期的公元4世紀中期，當時鎮守長江中游的荊州刺史桓溫，就開始命令修築荊江大堤，此後，荊江大堤不斷向下遊延伸，到了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歷經千年的斷續修建，全長124公里的荊江大堤最終聯成一線，史稱萬城大堤（也稱萬安大堤）。
但萬城大堤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洪災中決口，以致江陵城被淹。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為了保衛江漢平原，國家組織力量，最終將荊江河段的新老堤壩整合成為全長182公里的荊江大堤，這段大堤，先後經歷了1954年和1998年大洪水的衝擊考驗，最終牢牢護衛了荊江兩岸人民和江漢平原，力保了長江中游太平。
荊江以荊州公安藕池口為界，可以分為上荊江（167公里）和下荊江（170公里）。
上荊江從湖北宜昌至藕池口，下荊江則從藕池口至湖南嶽陽城陵磯。下荊江河段從清朝咸豐十年（1860年）以後，由於當時長江在藕池口潰口分流，這使得藕池口以下的下荊江河段由於江水減少、流速變緩，泥沙不斷淤積，河段也越來越蜿蜒。
河段蜿蜒，一旦遇到水流增大和洪水時節，就容易導致河道自然裁彎取直、氾濫成災。
1860年以來，下荊江河段的湖北荊州石首及監利境內，已經發生了多次洪水時節，長江河段自然裁彎取直，以致形成多條長江故道的情況。
例如今天湖北監利境內的長江東港湖故道，就是發生在明朝末期，當時由於長江洪水，出現了自然裁彎取直；到了清末的1909年，當時長江在湖北監利境內又再次出現裁彎取直，因此形成了長江老江河故道。
到了1949年，下荊江河段因為長江洪水自然裁彎取直，又出現了碾子灣故道；
1972年，因為長江自然裁彎取直，又形成了沙灘子故道。
以上都是長江由於洪水造成的自然裁彎取直，新中國建立後，為了確保荊江河段安全，國家又對長江進行了人工干預，實施人工裁彎取直。
例如1967年在湖北石首中洲子實施人工裁彎取直，縮短河道28.9公里；到了1969年，又在湖北監利上車灣實施人工裁彎取直，縮短河道35.8公里。
從1949年至今，長江在下荊江河段經過幾次人工裁彎取直，縮短流程近70公里，從而使得下荊江河段更加直暢，降低了洪水氾濫的隱患。
在李白漫遊楚地300多年後，另一位浪漫文豪被貶入楚。
北宋元豐年間，蘇軾被貶到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在城東開墾荒地，種田補貼家用，取“東坡居士”的雅號。
那些年，蘇軾常在閒暇時遊覽荊楚之地，泛舟長江上，扣舷而歌，與客問答，排解憂悶。
黃州城的赤壁山因他的名作，有了“文赤壁”之稱。
後世認為，蘇軾酹江邀月的赤壁，並非赤壁之戰的發生地。
他遊覽的文赤壁，其實是古黃州城外西北、長江北岸一處赭紅色的臨江斷崖，因為被時人誤傳為“三國周郎赤壁”，才有了這個美麗的誤會。
東漢末年的赤壁大戰，也發生在長江邊，但確切的地點一直存在爭議。
其中，蒲圻（今湖北赤壁）赤壁位於長江南岸，由赤壁山、南屏山和金鸞山三座起伏相連的小山組成，岸邊的山巒宛如利劍，直指江北岸的烏林。
相傳，烏林是赤壁之戰時曹軍營寨所在地，那裡原本有一片原始森林，在那場大戰中化為灰燼。
古人言，“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近幾十年，湖北赤壁市出土了大量東漢晚期與孫吳文物，似乎印證了這裡是“武赤壁”所在地。
文武赤壁今猶在，當年的王侯將相早已作古，唯有江上清風，亙古不變。
長江流域在中游最為重要的支流和湖泊，主要是三江兩湖，三江指的是主要流經湖北的漢江，和主要流經湖南的湘江，以及主要流經江西的贛江；兩湖指的是位處湖南的洞庭湖，和位處江西的鄱陽湖。
公元前601年，楚莊王為了打通漢江和長江，下令開鑿了揚水運河（也稱楊水運河），從此得以更加便捷地控制江漢地區，在水利運輸的支撐下，楚莊王最終先後兼併了50個小國，發展成為“地方五千裡、帶甲百萬”的南方大國，並在前述的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戰中擊敗晉國，進而逐鹿中原，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不得不說，楚莊王及楚國的崛起，與楚國充分利用揚水運河溝通漢江與長江中游，打通物資運輸，有著重大關係，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楚國境內縱橫交錯、便利往來的交通網絡，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而揚水運河，更是楚國崛起的重大基建設施。
在中國軍事地理史上，有幾個關鍵地理區域，決定了王朝的興衰勝敗。在宋代以前，關中平原和淮河流域，是兩個至關重要的區域。
當初，秦國就是依託關中平原，才得以擊敗關東六國，最終一統天下；後來，劉邦也是在屢次被項羽擊敗的情況下，憑藉著關中平原才能一再興兵，最終反轉戰勝項羽、奪得天下；而北周滅亡北齊，隋朝滅南陳，唐朝李淵父子一統天下，也無一不是以關中平原為基地。
歷史來到唐朝中後期，安史之亂（755年-763年）以後，由於黃河中上游長期戰亂動盪，加上人口南遷、江淮經濟不斷開發等原因，到了唐朝中後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逐漸從西向東、遷徙到了江淮流域，在此情況下，淮河的軍事地理地位不斷崛起。
以軍事地理去看，中國南北戰爭的分界線，這個地點並非在長江流域，而是在長江以北的淮河和淮河流域。
三國時期，吳國就是憑藉著長期堅守淮河流域，先後與曹魏和西晉對抗，才得以在魏蜀吳三國中堅持到最後，最終才被司馬家族的西晉所滅亡。而吳國最終滅亡，也是因為在戰爭中逐漸失去了淮南地區，而西晉則在淮河南北大規模屯田經營，利用淮河流域進攻東吳，後來才得以統一天下。
在軍事地理界，長期流傳著一句話：“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歷史來到南宋末年以後，公元1234年，南宋與蒙古聯合滅亡北方的金國，唇亡齒寒，第二年（1235年），蒙古人隨即南下進攻南宋，從而掀開了此後長達44年的宋蒙戰爭。
蒙古人從1235年開始，幾次試圖通過突破淮河流域進攻南宋首都臨安（杭州），但都受到了強烈阻擊，從南宋建國伊始，南宋軍民就意識到了淮河流域的重要性，因此重兵堅守，以致蒙古人始終無法從淮河流域取得突破。
此後，蒙古人又先後試圖通過進攻四川沿長江之下、繞路大理（雲南等地）偷襲等方式進攻南宋，但都先後受挫，蒙古大汗蒙哥甚至被南宋軍民擊傷，死於重慶合川釣魚城下。
而南宋最終的滅亡，是從長江中游被突破的。
歷經三十多年進攻受挫後，公元1267年，忽必烈接受南宋降將劉整的計策，決定從南宋的龍腰、長江中游進行突破。
此後，蒙古人集中兵力，對長江中游的上游、瀕臨漢江的襄樊進行了長達近七年的圍攻，從公元1267年到1273年，蒙古人對隔著漢江對望的襄陽與樊城發起反覆攻擊，最終於公元1273年攻陷樊城，然後逼迫駐守襄陽的呂文煥出城投降。
襄樊陷落後，蒙古人沿著漢江直下武漢，直接就切入到了長江中游，然後又沿著長江直下進攻南宋首都臨安。
長江中游的門戶大開，使得堅持了近四十年的南宋防禦體系逐漸瓦解，此後，蒙古人沿著長江中游直下，沿岸的鄂州、黃州、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城池守將全部不戰而降，公元1275年，沿長江推進的蒙古人又在今天安徽銅陵的丁家洲之戰中，擊敗了最後的南宋主力，並於第二年（1276年）攻佔臨安。
臨安淪陷後，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等人又連續擁立宋端宗和宋帝昺兩位小皇帝，無奈大勢已去，隨後在1279年的廣東崖山海戰中，南宋最後的十萬軍民戰敗，大部分人不甘投降，選擇了跳海殉國，至此，南宋徹底滅亡。
而追究南宋滅亡的崩潰點，就是從1273年的襄樊淪陷開始的，襄樊的淪陷，其結果就是長江中游的門戶大開，從此使南宋失去了整個國土防禦體系的龍腰，最終走向崩潰。
由南宋的滅亡可以看出，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漢平原、江漢流域的戰略地位也越發突出。
作為長江中游的三大支流之一，漢江全長1577公里，發源於陝西秦嶺南麓，分別有中源漾水、北源沮水、南源玉帶河三條源流，其中北源沮水是漢江的主源。
漢江源頭從北向南流淌，其中幹流在湖北省丹江口以上為上游，全長925公里；從湖北丹江口至湖北鍾祥段為中游，長約270公里；從湖北鍾祥至武漢段為下游，長約382公里。
漢江由於戰略地位突出，在歷史上也與長江、淮河、黃河並列，合稱“江淮河漢”。
1952年，毛澤東在視察黃河時，提出了一個設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
這，就是南水北調工程的首次構想。
到了1953年，毛澤東前往武漢，並視察了漢江和長江兩岸，在對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談話時，毛澤東特地提出：三峽問題暫時不考慮開工，我只是先摸個底，但南水北調工作要抓緊。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1958年，《中共中央關於水利工作的指示》頒佈，第一次正式提出南水北調。此後受文革等因素影響，南水北調工程一直未有大的進展，一直到1979年，水利部正式成立南水北調規劃辦公室。
經過多年論證和反覆研討，2000年6月，南水北調工程最終定調，決定將工程分為西、中、東三條線路，分別從長江流域上、中、下游調水。
2002年12月，南水北調工程正式動工，到了2013年，南水北調東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運行，進入2014年底，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一期也實現了通水運行，當年12月，北京市民正式用上了來自漢江中游的丹江口水庫的漢江水，截至2020年6月，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累計向北輸水達300億立方米，惠及沿線6000萬人口，並使得中線工程所惠及的河北、北京等地的地下水水位逐漸回升。
不得不說，這也是漢江，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所惠及的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等四個省市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同時也使得中國的水資源實現了南北調配、東西互濟。
據統計，截至2021年，南水北調東線、中線一期工程累計調水約494億立方米，其中僅從漢江流域北調的水流量就達到了441億立方米。
漢江，對於中國北方的可持續發展，實在功不可沒。
南水北調工程開始後，漢江流域也出現了流量減少、生態、灌溉都受到影響等問題，為了解決弊端，2010年，國家正式啟動引江濟漢工程，並於2014年正式通水。
引江濟漢工程，是從長江荊州段龍洲垸，引水至漢江潛江段高石碑。工程連通長江和漢江，穿越長湖，全長67.1公里，是1949年以來建設的最大現代運河，其主要任務是補充南水北調後漢江減少的水量，並滿足漢江興隆段以下地區的生態環境用水、灌溉、供水及航運用水需求。
工程通水通航後，對漢江中下游地區的生態環境修復具有重大意義。
漢江之畔，被淹沒的千年古鎮均州，曾是武當山連接北京紫禁城的起點。
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成功篡位的明成祖朱棣下了一道詔書，敕建武當山。
聖旨中如此寫道：
“我自奉天靖難之初，神明顯助威靈，感應至多，言說不盡。”
用現代話說就是，我能順利稱帝，多虧神明保佑，感應之多，一兩句話說不清楚。
方圓400千米的武當山，屹立於湖北十堰，取“非真武不足以當之”之意，供奉著道教中的北方之神——真武大帝。
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奪得皇位後，為加強皇權，對真武大帝頂禮膜拜。
他假託真武大帝旨意，在完成北京紫禁城工程的同時，調派工匠軍民，從四川等地採購了10萬根木材，耗費數十萬人力營建武當山，將皇權至上的設計理念，融入道教建築中。史稱，“北修故宮，南修武當”。
圖片｜武當山天柱峰 · 圖蟲創意 ©
武當山天柱峰頂，銅鑄鎏金金殿，用純銅與黃金鑄造。
據研究，金殿構件都是在北京鑄造好，經過京杭大運河，沿長江運抵武當山，工匠們再依照榫卯結構，進行拼接安裝。
金殿建成後，每當雷電交加之際，屋頂上一片電光石火，宛如真武大帝正在施受雷電滌身，這一奇觀被稱為“雷火煉殿”。
600年過去了，金殿完好如初，光彩奪目。
在明一代，武當山作為“君權神授”的象徵，被升格為“天下第一仙山”，朱棣也成了真武大帝在人間的代言人。相傳，武當山的真武神像就是以朱棣的相貌為原型。
武當山在漢水之濱傲然而立，宛如仙境。山水之間，皆是動人的傳說。
據說，東周時期的函谷關令尹喜，在得到老子傳授的道德經後，一路南下，歸隱武當山，成為開山祖師。
南巖絕壁上的龍頭石雕，因“龍頭香”而聞名，以前，虔誠的信徒為敬第一炷香，常不顧墜崖的危險，到龍頭之上焚香。
金庸武俠小說中，武當派與少林寺齊名，現實中，以松溪內家拳為基礎的武當拳術，早已名揚天下，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這座被譽為道教勝地的仙山，褪去以往的神秘，如今仍奧妙無窮。
人類活動為大自然的造化，增添了傳奇色彩，而在長江中游，有一處地方，保留了最原始的野性。
這，就是神農架。神農架位於湖北省西部，屬大巴山區，也是長江和其支流漢江的分水嶺。
傳說中，上古的神農氏，來到此地採藥、遍嘗百草，因山勢陡峭，搭架上下，因而得名。
地理學上的神農架，為一處穹隆狀構造山地。這裡山川交錯，雲霧茫茫，境內有長江流域為主的河流300多條。
“華中第一峰”神農頂，在此撐起長江中游的屋脊，海拔3106.2米。
自古以來，神秘的神農架，常盛傳有類似人形的野人出沒其間，成為獵奇攬勝的一大秘境。
圖片｜神農架大九湖秋色 · 圖蟲創意 ©
如今，神農架林區，作為中國唯一以“林區”命名的行政區劃，受到國家重點保護。
當地保留了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成為金絲猴等珍稀動物的棲息地，野生動物多達數百種，還先後發現了30多種白化動物，如白林麝、白鬣羚、白蛇、白熊等。
長江水在湖北塑造山川形勝，也氤氳了煙火人間。
湖北省洪湖市與監利縣之間，洪湖東西均通長江，如晶瑩的碧玉，點綴於江漢平原南端。
這座荊楚第一大湖，還有“湖北之腎”的美稱。
洪湖水，浪打浪。
這裡不僅有秀麗的湖光山色，還有豐富的水生資源，培育了魚、蝦、蟹、蓮、藕、菱等上百種水生動植物。
單單是洪湖的小龍蝦，2017年產量就達8.53萬噸，位居全國縣市第二位，你吃過的街邊夜宵可能就來自洪湖水中。
有學者認為，洪湖是古云夢澤分割、殘留的一部分，自然條件得天獨厚。
雲夢大澤的遺產，至今藏身於浩蕩的長江中。
遠在長江南岸，與洪湖隔岸相對的，便是三湘大地的魚米之鄉——洞庭湖。
回顧整個長江中游的發展，人口的增殖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因為戰爭動盪導致的北方人口南遷浪潮，這也對長江中游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促進作用。
西晉永嘉之亂（307-312）以後，一直到公元5世紀中期的劉宋元嘉年間（424-453），來自今天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等地民眾因為戰爭動盪等原因，紛紛南下遷徙，其中一條重要的遷徙路線就是沿著漢江南下，抵達襄陽（襄樊）以及更南方的長江中游湖北地區。
唐朝安史之亂（755-763）以後，北方移民再次大規模南遷，這次他們更加深入到了今天長江中游的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地區，當時，江西北部的洪州、饒州人口增長量都在60%-80%左右。
在長江中游南岸的鄂南湘北地區，當時僅荊州的戶口就暴增了10倍；另外鄂州在晚唐時期，戶口人數統計，也比盛唐時期增加了1倍，並從一個下州，升級為觀察使治所，下面還領著一個蘄州和黃州，成為晚唐時期，中央財賦主要來源的東南八道之一。
北宋在靖康之變（1127年）滅亡後，北方宋人再次掀起了大規模移民南下浪潮，在長江中游的江西，由於贛北的鄱陽湖流域開發較早，已經基本被佔，於是北方移民渡過鄱陽湖、順著贛江南下贛南、閩西、粵北山區，這些南遷的漢人與當地土著不斷鬥爭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民系。
隨著長江中游的不斷開發，到了明清時期，長江中游的湖廣（湖北、湖南）地區，已經成了中國的核心糧食產地，以致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
在長江流域的開發過程中，除了上游的巴蜀地區，下游地區的江淮流域，兩漢三國以後也逐漸得到了大規模開發，到了宋代時，出現了“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意思是說如果江浙地區的蘇州、湖州糧食豐收，則天下都可富足。
宋代時，中國的糧食供應基地，主要集中在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當時，蘇州、湖州、常州、松江等地區，都是重要的糧食產地，以致在“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之外，也有“蘇常熟，天下足”“蘇松熟，天下足”等諺語先後流傳。
進入明清兩代後，江浙地區的農村開始大規模改種經濟效益更高的棉花和桑樹，江浙地區也因此逐漸發展成為當時國內的棉絲紡織中心，由於開發較早、人口稠密，加上糧食種植面積下降，因此到了明清兩代，江浙地區的糧食供應已經出現不足，就在此時，中國的糧食供應基地，核心區也從長江下游的江浙地區，轉移到了長江中游的湖廣地區。
到了清朝康熙年間，當時從湖廣地區的湖北、湖南地區調撥外運的糧米，就達到了每年500萬石左右（約合9億市斤），以致當時長江下游地區有說法是：“即在豐收之年，亦即仰食於湖廣”。
在物質交流之外，長江中游的文化，也不斷沿著長江，輸出到了長江下游地區。
1958年，毛澤東視察武漢，在聽黃梅戲時，毛澤東突然問了一個問題，黃梅戲發源於湖北，為何傳到安徽去了？
起源於明代後期的黃梅戲，大概在清代乾隆時期開始成型，對於黃梅戲的起源，有的說法是其起源於湖北黃梅，有的則說起源於安徽安慶，更有說法是起源於江西。
以湖北黃梅來看，這個位處長江北面、南望鄱陽湖的小縣，早在明代時就開始盛行採茶歌，在經歷“獨角戲”、“三小戲”“三大七唱”等前期階段後，黃梅採茶調開始進入黃梅戲的成型前期。
歷史進入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後，長江水患逐漸增多，由於黃梅位處江北的低窪地帶，這就使得大量黃梅災民只能沿著長江不斷東下，黃梅採茶調也因此得以不斷東傳到安徽，最終在安慶經當地藝人加工改進，並在吸取安徽本地徽調和青陽腔的基礎上，形成了後來的黃梅戲。
在黃梅戲之外，長江中游還先後湧現出了漢劇、楚劇、荊州花鼓戲、南戲、湘劇、湖南花鼓戲、贛劇、採茶戲、宜黃戲等地方劇種。
以漢劇為例，民國元年（1912年），當時的漢調正式定名為漢劇，並逐漸發展進入高潮，1934年3月，當時京劇大師梅蘭芳到武漢大舞臺演出京劇《霸王別姬》，與之同時，漢劇大師陳伯華也在武漢長樂戲院演出漢劇《霸王別姬》，成為當時戲曲界的一大盛事。
不僅是戲劇藝術星河燦爛，長江中游也成為了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基地。
佛教自從東漢末年傳入中國後，一直停留在翻譯印度佛經、轉介思想的階段，這個轉變，要一直到佛教禪宗的中國化，才出現真正的轉變。
公元六世紀的南梁時期，後來被尊為中國禪宗初祖的達摩祖師從印度坐船東渡廣州，後來又北上南京和嵩山少林。
達摩祖師帶來的佛教禪宗，起初在中國傳播並不順利，到了唐朝武德七年（624年），禪宗四祖道信來到了位處長江北岸的湖北黃梅雙峰山，並在此處創辦道場，是為後來的四祖寺。
四祖圓寂後，承繼衣缽的五祖弘忍，又於黃梅另外開闢道場，也就是在黃梅，後來將禪宗實現了中國本土化改造的六祖惠能出場了。
圖片｜位處長江邊的湖北黃梅五祖寺 · 圖蟲創意 ©
六祖惠能（638-713年）本是孤兒，他出生於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三歲時，惠能的父母就已去世。這位孤兒此後孤苦成長，以砍柴賣柴謀生，有一天，他聽到有人在唸誦《金剛經》。
惠能心生顫動，於是，這位目不識丁的小夥子經人指點，決定北上位處今天湖北黃梅的憑墓山，聽從弘忍大師講解佛經。
弘忍見到這位賣柴的孤兒，就問道，你從哪裡來？
惠能回答：嶺南。
弘忍問道：你想幹什麼？
惠能回答：求法作佛。
弘忍又問：嶺南蠻荒之地，人民野蠻，怎能學佛？
惠能於是反問說：我聽說人有南北，難道佛性也有南北嗎？
這番對話或許讓弘忍心生一顫，於是，他決定留下惠能，讓他在碓房踏碓舂米，平日裡也跟著門眾一起聽法。
惠能開始舂米八個月後，弘忍宣佈自己要授傳衣缽，選擇禪宗的下一代傳人。按照當時的規則，傳法要作偈以見高低，於是，弘忍座下的首席弟子神秀作偈說：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不識字的惠能則口誦偈句說：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位目不識丁的勤雜人員，隨口誦出的真經，即將在此後劇烈地改寫中國的思想史，五祖弘忍知道，他的傳人來了。
於是，弘忍悄悄來到惠能舂米的碓房，用法杖在石碓上敲了三下。
惠能悟出了真意。
半夜三更時分，惠能悄悄進入了弘忍的方丈臥室，聽取弘忍授傳真經。
大概幾天後，弘忍決定在夜間，偷偷授予惠能作為禪宗傳嗣的法物：據稱來自禪宗初祖達摩的缽盂和袈裟。
當時，在弘忍門下和大唐國內，對禪宗衣缽野心勃勃的大有人在，而以弘忍門下首座弟子神秀為首的眾僧，更是對禪宗衣缽虎視眈眈，當夜授傳衣缽後，弘忍立馬對惠能說，你手持衣缽，已入險境，速速離開此地。
於是，弘忍與惠能師徒二人連夜來到長江邊，弘忍為惠能送行，讓他逃難嶺南，以避殺身之禍。
惠能邀請弘忍一起南下，他說，和尚請隨徒弟南下，弟子搖櫓送師傅渡過長江。
弘忍堅持留在憑墓山善後。弘忍說，本來該我來度你。
惠能明瞭，於是向弘忍告別：迷時師度，悟了自度。
弘忍慨嘆一聲說：三年後我將圓寂，禪宗佛法，就有賴於你了。
於是，惠能拜別弘忍南下，在東躲西藏五年後，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他現身於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最終在此亮明身份，剃度後升壇講法。
大唐先天二年（713年），六祖惠能最終仙逝於故鄉、今廣東新興，他的真身則被遷回他長期講法的廣東韶關南華寺，至今保存完好。
門人弟子則將惠能生前講法的內容彙集成書，這就是後來的《壇經》，作為禪宗中國化的最重要著作，《壇經》也是唯一一本由中國人所創作的被尊稱為“經”的佛教經典。
這場中國禪宗往事，話說起來，它的故事源頭，正是在長江中游的湖北黃梅。
讓我們把視野繼續回到荊江，長江在蜿蜒東下至湖南嶽陽後，在岳陽城陵磯接納洞庭湖水，然後繼續奔騰，開始了它的下一段旅程。
有意思的是，荊江在岳陽城陵磯接納洞庭湖水之前，它本身有一部分，就已經分流成了四條支流流入了洞庭湖，然後再從洞庭湖，繼續流入長江，這四條支流，就是著名的“荊南四河”。
“荊南四河”指的是位處荊江南岸的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調絃河。
在長江荊江河段，這四條支流分流了荊江河水，向南蜿蜒流入洞庭湖，然後又在岳陽城陵磯匯入長江，構成了複雜的江與湖分流又合流的關係。
接納“荊南四河”的洞庭湖，向南向西，又分別接納湘、資、沅、澧四水及汨羅江等小支流，最終匯成洞庭湖，然後在岳陽城陵磯注入長江。
以水系格局來看，湖南全省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湘、資、沅、澧等四水共聚洞庭一湖。
古代的洞庭湖，南橫五嶺，北連雲夢，極盛時期面積達6000平方公里，號稱“八百里洞庭”。
唐代詩人劉禹錫路過岳陽，登岳陽樓，遙望洞庭湖水色，寫下：
湖光秋月兩相和，
潭面無風鏡未磨。
遙望洞庭山水翠，
白銀盤裡一青螺。
詩人別出心裁地將八百里洞庭比作掌中的銀盤，湖中俊秀的君山則為盤中一枚青螺。
如今從岳陽樓看去，這個比喻依然傳神。
洞庭之名，即源自湖中的洞庭山，即現在的君山島，有“神仙洞府”之意。
宋代，范仲淹受好友滕子京之託，寫下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當時，范仲淹因公務繁忙，未能親自來到洞庭湖，多虧滕子京寫信時，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圖》，讓他得以想象這一方煙波浩渺的水土。
到了明代中後期，洞庭湖地區取代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成為全國最大的糧食出產地。
即使在現在，洞庭湖區的糧食總產量，仍佔湖南全省的1/4，而水產品產量佔全省的一半，堪稱“魚米之鄉”。
如今，洞庭湖扼長江之中游，被稱為“長江之腎”，是一個巨大的天然水庫，其湖泊容積多達160多億平方米。
在古代，洞庭湖一度號稱“八百里洞庭”，但根據1995年的測量數據，洞庭湖的實際湖泊面積，已從古代最鼎盛時的6000多平方公里，萎縮至當年的2625平方公里，降格成了中國第二大淡水湖，轉而將第一寶座讓給了江西的鄱陽湖。
儘管洞庭湖因湖面萎縮，面積已不如鄱陽湖，但多年平均入湖水量為鄱陽湖的3倍，它吞吐著長江洪水，守護沿岸的生靈。現已瀕危的長江江豚，也曾在洞庭湖中露出微笑的面容。
洞庭湖的水量來源中，向北主要來自長江下洩的“荊南四河”，向南主要來自湘江、資水、沅水、灃水四條河流，其中，湘江是洞庭湖最主要的水量來源，洞庭湖所處的湖南，也正是因為湘江而簡稱“湘”。
中國的江河，大多走向是從西向東，但流入洞庭湖的湘江，與流入鄱陽湖的贛江一樣，都是從南向北走向。
湘江有東源和南源兩個源頭，其中東源白石河是主源，其發源於南嶺山脈的廣西興安縣；南源則發源於南嶺山脈的廣西靈川縣。
在從南向北奔騰867公里後，湘江在湖南湘陰注入洞庭湖。
圖片｜衡陽石鼓湘江江景航拍圖 · 圖蟲創意 ©
對於湖南為何有“三湘”之稱，有一種解釋是，因為湘江上游與灕水合流，簡稱灕湘；中游與瀟水合流，簡稱瀟湘；下游則與蒸水合流，簡稱蒸湘，所以合稱“三湘”。
作為洞庭湖主要支流，湘江上游有秦始皇時期開鑿的靈渠。秦國統一天下後，秦始皇派屠睢率兵50萬南征百粵，但由於翻越南嶺山路崎嶇，軍糧物資轉運艱難，為了解決運輸問題，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監御史祿督工，在廣西興安境內的湘江與灕江之間修建一條人工運河，運河耗時五年，最終於公元前214年鑿成，是為靈渠。
靈渠出現的作用，是將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連為一體，這對於秦朝軍隊從北向南的軍事征服和物資運輸意義重大，靈渠鑿通後不久，憑藉著便利的水路運輸，秦朝軍隊最終征服百粵，佔領了今天的廣西、廣東等地，將南粵大地納入了中華帝國版圖。
湘江的中游，則有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傳說北雁南飛，至衡山而返。而道教所稱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就有四處位於衡山之中。
衡山山體由雄偉的花崗體構成，呈南北走向，坐擁大小山峰72座，以祝融、天柱、芙蓉、紫蓋、石廩五峰最為著名。
最高峰祝融峰海拔1300.2米，為尊崇傳說中的火神祝融氏而命名。
由於地處湖南，南嶽的氣候也如火般熱情，山上終年翠綠，奇花異草四季鬱香，並建有萬畝植物園。
與其他四嶽一樣，南嶽衡山也有專屬於本地的信仰。
南嶽集賢峰下，有一座供奉衡山夫人的黃庭觀。相傳，魏晉大臣魏舒生有一女，名叫魏華存，她酷愛老莊，志慕神仙，後來出家成為一名女道士。正逢永嘉之亂，魏夫人攜二子南渡避亂，隱居修道，被後世稱為“衡山夫人”。
衡山夫人在湘江流域留下諸多傳說，也開創了古代女子出家修道的先河。
湘江的下游，則有嶽麓山等風景名勝區。作為南嶽七十二峰之一，嶽麓山坐落於湘江邊，俯瞰江中的橘子洲，每逢秋季，“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嶽麓山腳下，是享有“千年學府，百年名校”之譽的湖南大學，而其前身，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的嶽麓書院。
歷史上，朱熹、張栻、王陽明等大師，與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等風流人物，都曾在嶽麓書院留下足跡。
清嘉慶年間，嶽麓書院來了一位新山長（相當於院長）——湖南寧鄉人袁名曜。
袁名曜接手書院掌門人後，門人請他題寫書院大門聯。袁名曜說，我出個上聯，你們對出來就是大門聯。
“惟楚有材！”他說。
學生們苦思良久，這時，湖南貢生張中階走進來，應聲對道：“於斯為盛！”
袁名曜所出的上聯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的“惟楚有材，晉實用之。”
張中階的下聯則出自《論語·泰伯》：“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二聯皆語出典籍，又一語雙關，可謂天下絕對。
而今，嶽麓山上，處處皆是典故，愛晚亭在紅葉簇擁下盡顯詩意；黃興、蔡鍔、陳天華、禹之謨等近代愛國志士的墓碑靜靜佇立；儒、釋、道三教遺址遍佈山間，天人合一。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那副天下聞名的門聯，至今仍是嶽麓書院的門面擔當，也承載著大江兩岸的楚湘文化。
洞庭湖水系中，湘、資、沅、灃四水中的資水也稱資江，資水全長653公里，沿岸山高谷深、行船險峻，有七十二險灘之說。
1962年，位處資水乾流的柘溪水電站開始投入運營，這使得資水航路從此被阻斷，雖然險灘和英勇船工的風光不再，但他們的故事，卻仍然流傳在資水兩岸。
湘、資、沅、灃四水中的沅水，全長達1033公里，是洞庭湖水系中最長的河流，
沅江流經貴州、湖南，其西北是武陵山，東南是雪峰山，皆呈東北-西南走向。
東漢時，在沅水注入洞庭湖處，曾經設立武陵郡的郡治臨沅縣。東漢時的武陵郡包括了今天的整個湘西地區，以及今貴州的東部地區。漢末三國時期，孫權與劉備在赤壁之戰擊敗曹操後，約定兩分荊州，雙方約定長沙、桂陽、江夏歸屬孫權，劉備則控制武陵、零陵、南郡，相當於孫權控制原來的北荊州地區，劉備則控制南荊州地區。
由於劉備控制武陵郡，一旦其越過武陵山，則長沙等郡基本無險可守，為了解決北荊州的隱患，於是孫權決定趁著關羽北伐襄陽，趁機偷襲南荊州，從而使得關羽進退失據、最終被殺，而劉備則因此徹底喪失了從荊州北伐的可能，在三國的軍事戰略上從此陷入被動。
三國雖然已成往事，但到了後代的東晉，出生在今江西九江的詩人陶淵明，卻對這個南方不遠處的武陵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耳濡目染之下，懷揣著對安寧生活的渴望，陶淵明在亂世之中，寫下了《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
因為陶淵明的一篇《桃花源記》，“世外桃源”從此成了人們心生暢想的浪漫名詞。而位處湖南省桃源縣的桃花源風景區，也留下了李白、孟浩然、王昌齡、王維、杜牧、劉禹錫、韓愈、蘇軾、陸游等古代文化名人的詩詞墨跡，桃花源也被稱為中國古代道教聖地之一，享有三十五洞天、四十六福地的美譽。
除了桃花源，沅水的二級支流沱江，也因為孕育了湘西名城鳳凰而名聞遐邇。
鳳凰縣在漢代時隸屬於武陵郡，到了民國時期，鳳凰名人輩出，例如民國第一任民選內閣總理、教育家熊希齡，著名作家、歷史學家沈從文，著名畫家黃永玉等人都是鳳凰人。
1934年，作家沈從文發表了中篇小說《邊城》，在小說中，沈從文以1930年代的一座湘西小城為背景，敘述了一個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故事，小說中所描繪的純美湘西山水和風土人情，使得作為沈從文故鄉的湖南鳳凰縣聲名鵲起，從此，鳳凰開始成為國人心中浪漫純美的名詞象徵。
湘、資、沅、灃四水中長度最短的灃水，全長388公里，灃水的上游，有世界地質公園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其分別由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索溪峪自然保護區和天子山自然保護區組合而成。
以絕美風光聞名於世的張家界，原為大庸縣，是古庸國所在地。
明朝弘治年間，永定衛大庸所指揮使張萬聰鎮守有功，朝廷就從這片土司佔據的山林中，劃出一塊作為其封地（今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一帶）。
張萬聰那叫一個感動，舉家上山，守山護林，傳了幾代人後，這一帶被老百姓叫成“張家界”，再到後來，“張家界”成為一個景區，甚至是城市的名字。
圖片｜張家界風光 · 攝圖網 ©
上世紀80年代，畫家吳冠中對張家界的評價是：“養在深閨人未識”。
當時，張家界成為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中華名山大川幾乎都已被人踏遍，神秘的張家界卻才開始露出真面目，並在此後成為火爆幾十年的“網紅打卡地”。
張家界中，大自然雕刻的天門山，巍然支撐在天地之間，四面絕壁矗立。
遠眺過去，穿過999級臺階，那個巨大的天然石洞，宛如通天之門。
湘、資、沅、澧等四水共聚洞庭一湖的水系格局，是長江中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湖南的水系命脈所在，但是由於開發較晚，湖南全省在晚清以前，一直人才凋零。
曾經在晚清擔任兩江總督的湖南安化人陶澍（1779年-1839年），曾經在國史館參與編纂《嘉慶一統志》，編書過程中陶澍感慨說，當時湖南除了王夫之以外，幾乎沒有產出多少有影響力的文化名人，這讓陶澍覺得很沒面子。
民國社會活動家丁文江，曾經對“二十四史”列傳中的人物進行籍貫考訂，統計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屬於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佔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陝西（505人）、江蘇（505人），湖南的人才歷史簡直慘不忍睹。
但是從晚清陶澍之後，湖南的人才開始井噴般出現。
後來官至兩江總督的陶澍，一生大力提倡實學，認為“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主張“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強調讀經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時，為現實所用。
在他的提拔賞識下，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才開始出頭，而胡、曾、左三個人，曾同時名列個別版本的“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中，儘管有的版本沒有胡林翼，但是曾國藩和左宗棠，卻是各個版本都公認的晚清四大中興名臣之一。
作為湘軍的三大主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三個人的出現，也標誌著近代湖南人才井噴的開始。
清朝咸豐三年（1853年），因為母親去世辭職返鄉丁憂的曾國藩，在天平天國席捲東南的危急形勢下，主動請求建立地方團練武裝對抗太平軍，在獲得清廷批准後，曾國藩以自己的老鄉湖南人為班底，開始組建起一支此後影響中國百年的武裝部隊：湘軍。
此後，以曾國藩為首，湘軍隊伍中湧現出了左宗棠、劉錦棠、王德榜、曾紀澤等大量人才，到了1864年，由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率領的湘軍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南京），最終平定了歷時近14年的太平軍之亂。
在鼎盛時期，僅曾國藩名下，就坐擁湘軍達30萬人。後來，曾國藩為了規避清廷的猜疑，激流勇退，主動裁撤湘軍。
整個晚清時期，當時從湘軍中共走出了15位總督、14位巡撫，其他文武官員更是不計其數。
而從1842年到1912年的整個晚清最後七十年中，當時大清帝國境內的375名總督、巡撫中，湖南就佔據了40人，高居各省榜首，佔全國的10.67%，以致晚清有“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的說法。
湘軍的創辦者曾國藩於1872年去世後，湘軍另外一位主將左宗棠，又率領大軍先後平定陝甘回亂和新疆的阿古柏之亂，為晚清平定西北、收復新疆立下了不世奇功。
在此後進行的中法戰爭中（1883-1885），由左宗棠派出的湘軍將領王德榜和其所率領的恪靖軍，也在鎮南關戰役和諒山戰役中立下了大功。
當時，湘軍勢力幾乎把持了半個大清帝國的軍政大權，而湘軍從士兵到將領，也以“耐得煩、吃得苦、霸得蠻、捨得死”而聞名天下。
湘軍的興盛，也直接帶動了湖南的崛起。
近代以來，有個說法是“湘運之興，從湘軍起”，隨著湘軍的崛起，經濟富有的湘軍將士紛紛返鄉建設，這直接帶動了長沙乃至湖南全省的公共建設和經濟發展。
作為“湘運之始”，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勢力，也開始在湖南境內大規模舉辦文化教育事業、創辦書局、刊印書籍，為近現代湖南的人才崛起，奠定了教育和思想基礎。
湘軍崛起之後，湖南人才不僅是在軍政兩界稱雄全國，而且在文化科教領域，各類人才也開始不斷湧現，如數學方面人才丁取忠、黃宗憲、左潛、曾國藩之子曾紀鴻等；外交人才郭嵩燾、曾紀澤等；文史人才王先謙、王闓運、周壽昌、周帶鈞等。
而參與戊戌變法，在1898年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就是湖南瀏陽人。
對此，史學家譚其驤評價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左右。”
對於這種局面，湖南人也非常自豪，並喊出了：“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的口號。
清末民初的湖南湘潭人楊度（1875年-1931年），有一句話曾經廣為流傳：
“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中國……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湖南人的這種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無法企及的。
儘管湘軍後來衰落了，但湖南這個人才庫，依然源源不斷走出一流人物。緊接著湘軍人才群，就先後湧現出兩撥湖南人才：
一是光緒年間，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湖南維新志士。他們是全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左翼激進派，在湖南建學堂、辦報刊、設學會、倡辦近代工礦企業，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二是辛亥革命時期，以黃興、宋教仁、蔡鍔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是同盟會的核心，多次武裝起義的組織者、領導者。湖南是武昌起義後的首應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護國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
在蔣介石當年北伐統一全國的國民革命軍中，高級將領也是湖南人最多。
據統計，黃埔軍校1-7期畢業生中，湖南學生2526人，佔比高達28.9%。
另外，湘軍對湖南的影響，不僅深遠綿長，而且形成了偉人影響偉人、一流人物影響一流人物的格局。
到了當代，1955-1965年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授少將以上將帥1614名。湖南雖然排第三，落後於江西、湖北，但是其開國將帥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開國將帥，其中元帥3名、大將6名、上將19名、中將45名、少將131名。就全國佔比來看，湖南籍元帥佔了將近1/3，大將超過一半，上將佔1/3，中將佔1/4。中將以上將帥人數，湖南絕對全國第一。
長江吸納洞庭湖水後，轉彎北上武漢，然後出湖北黃梅進入江西九江，在九江，長江將與鄱陽湖進行融合。
江西省名出自唐玄宗設立的江南西道，流經江西九江的這段長江，也有一個古老的名字——潯陽江，而在江西境內的鄱陽湖，猶如一個寶葫蘆，繫於萬里長江的腰上。
鄱陽湖，古稱“彭蠡澤”，與中國其他大湖一樣歷經滄桑，早在《尚書·禹貢》中，就有“彭蠡諸渚，陽鳥攸居”的說法。
唐宋時期，古彭澤隨著自然演變與人類活動，逐漸向東南擴展，遂為鄱陽湖。
元朝末年，朱元璋與陳友諒大戰於此，這場驚天動地的大戰，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最終，朱元璋以少勝多，陳友諒6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一個新生的王朝，逐漸嶄露頭角。
如今，鄱陽湖位於長江中游南岸，接納贛、撫、饒、信、修五水，補充長江水量，形成了南北長173公里、東西寬70公里的中國第一大淡水湖。
流經鄱陽湖的五大支流，以贛江最大，江西因此有了“贛”這一簡稱。
鄱陽湖地跨長江中下游平原、華東南山地兩大地貌單元，地勢低平，四周山丘環繞，在九江湖口向北開敞，不像洞庭湖那樣有四口相通，可承洩大量洪水，因此，鄱陽湖的洩洪功能相對不如洞庭湖。
陽春三月，江南草長，鄱陽湖風光嫵媚。秋冬之際，鄱陽湖水位回落，珍禽翔集，正所謂“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長江干流在中游流經廣闊平原，幾乎一馬平川，唯獨在九江市以南、鄱陽湖之畔，“一山飛峙大江邊”。
雄偉的廬山拔地而起，躍然出現，在湖光瀲灩之中托出了匡廬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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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千百年前，匡俗七兄弟在廬山築廬修道，此山被稱為“神仙之廬”，得名廬山。
廬山置於江西的北大門前，北望長江，東臨鄱陽湖，素有“奇秀甲天下”之稱。
雲霧繚繞的廬山，有陶淵明隱居“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適，有李白筆下“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壯觀，有蘇軾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境界，藏著厚重的文化底蘊。
唐代，李渤及其兄長李涉，曾在廬山五老峰南麓讀書隱居。
據說，李渤養過一頭白鹿，世人又稱他為“白鹿先生”。
後來，李渤隱居的地方被闢為書館，題名為白鹿洞書院，經宋代朱熹重修，名列古代四大書院之一。
到了近現代，1937年7月，著名的《抗戰宣言》在廬山發出：“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1938年7月，日軍開始進攻廬山，當時3000多中國官兵奉命堅守廬山，他們在山上與日寇展開激烈爭奪戰，一直堅守到了1939年4月，才因漢奸出賣、陣地被日軍攻破而不得不撤退，堅守廬山9個多月時間裡，過半數官兵在此犧牲殉國。
廬山孤軍的英勇流傳後世，他們護衛了廬山的山河壯麗。
改革開放之初，電影《廬山戀》賦予了廬山新的浪漫，中國人第一次在電視中看到了廬山，也開啟了對新時代的嚮往。
為了紀念這部電影，山上有專門的電影院不間斷地上映該片，至今已連續放映了三十多年，創下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廬山之外，龍虎山作為江西和道家的寶地，也馳名中外。
龍虎山位處鄱陽湖下游的江西鷹潭，東漢中期，正一道創始人張道陵曾在此煉丹，傳說“丹成而龍虎現”，龍虎山也因此而得名。
作為中國第八處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和國家自然文化雙遺產地，龍虎山也是中國道教發祥地，根據據道教典籍記載，張陵（張道陵）第四代孫張盛，在三國或西晉時就已在龍虎山定居，此後張天師後裔世代定居在龍虎山，至今承襲了六十三代，歷經一千九百多年。
四大名著中，《水滸傳》開篇第一回故事“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講的就是宋仁宗因為京師開封瘟疫蔓延，特地遣派太尉洪信前往江西龍虎山，延請張天師前來祈禳瘟疫，沒想到洪太尉上山後求見張天師不成，竟然不顧眾道士勸阻，強行打開“伏魔之殿”放出妖魔，以致釀成大禍。
《水滸傳》雖然寫的是小說，但反映的卻是在宋元時期，當時龍虎山就已成為全國性的道教仙山，其在道家系統中的至尊地位，非其他名山所能撼動。
作為鄱陽湖的五大水系之一，信江全長359公里，它發源於浙贛邊界的江西玉山，並在江西餘干一分為二，分別匯入鄱陽湖。
唐朝安史之亂期間，陸羽為了躲避戰亂南下長江流域定居，期間，陸羽實地考察三十二個州，前後歷時十餘年，最終寫成了世界史上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
在今天的信江沿岸、江西上饒信州境內，有一座始建於唐代的茶山寺，寺內有陸羽泉，傳說，茶聖陸羽曾在這裡寫作《茶經》。
而信江中游的鉛山縣，則是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1140年-1207年）的晚年定居之地。宋寧宗開禧三年（1207年）秋，南宋朝廷決定再次起用辛棄疾，但詔令到鉛山時，辛棄疾已重病臥床不起，同年農曆九月，辛棄疾在鉛山病逝，據說他臨死前，還大聲叫喊著：“殺賊！殺賊！”
在信江流域，還有另外一座道教仙山三清山。
傳說，早在晉代時，著名醫藥學家、道士葛洪，就曾在三清山結廬煉丹，唐宋元明時期，三清山的道教傳播漸趨鼎盛，並建設了一系列遺傳至今的道觀建築。
2008年，三清山獲評成為中國第七個、江西第一個世界自然遺產。
2012年，三清山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地質公園名錄。
長江與鄱陽湖交匯處，為九江市湖口縣，這也是長江中下游的分界點。
在湖口臨江而立的，是被稱為“千古奇音第一山” 的石鐘山。
石鐘山，因山石多隙，水石相搏，擊出有如鐘鳴之聲得名，此處居高臨下，如同扼守長江的“江湖鎖鑰”。
宋代，蘇軾送他的長子蘇邁到饒州德興縣（今江西德興）為官，路過湖口，夜泊石鐘山下，在鄱陽湖畔寫下《石鐘山記》，辨明石鐘山命名的由來。
長江自此東去，帶走了似水流年，道不盡，永世不老的萬古山川。
全長823公里的贛江，共有東源、西源兩個源流，其中東源出自江西石城，西源出自廣東大庾嶺。
贛江與湘江一樣，流向都是比較特殊的從南向北，最終匯入鄱陽湖、注入長江。江西的省名簡稱贛，正是來自於贛江。
在今天看來，江西是一個略顯偏僻落寞的省份，但在古代，因為贛江通聯鄱陽湖和長江，這種水運優勢，也讓江西在唐宋明清長達千年的時間裡，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文化大省。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遷到長江下游的江淮地區，而位處長江中下游銜接處的江西，也因此迎來了發展紅利。
唐朝安史之亂（755-763年）和北宋靖康之變（1127年）後，北方人口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繼永嘉之亂以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規模南遷，這些南遷的北方人民，又從江淮地區沿著鄱陽湖、贛江南遷到了贛南地區和福建、廣東交界的山區，成為今天漢族客家民系的祖先，並補充了江西原來人口存量不足的缺陷。
在經濟上，唐宋元明清以後，廣州、泉州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對外國際貿易港口，由於農業社會陸路運輸不便，因此在溝通南方貿易上，水運就成了一種特殊優勢。
因此，利用鄱陽湖-贛江水運路線，江西在北京—大運河—長江—鄱陽湖—贛江—大庾嶺（北江）—廣州，這條長達3000公里的南北黃金水道上，佔據了核心地位，而鄱陽湖—贛江水道全長1000來公里，佔到了這條南北黃金水道1/3長度，江西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崛起成了中國溝通南北的最重要通道之一。
以江西境內的景德鎮為例，景德鎮在唐宋時期隸屬於浮樑縣，當時那裡出產的瓷器和茶葉已經非常有名。手工業發展，刺激了商業興起。南宋人汪肩吾說，浮樑之民，“富則為商，巧則為工……士與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
通過水路運輸，江西商人一方面將本省景德鎮的瓷器、長江三角洲的絲綢、閩浙的茶葉等“外貿三大宗”運往廣州供出口；另一方面在帝國內部從事大規模的貿易往來，將本省的大米、木材、紙張、藥材、夏布等南調北運。
如今看起來交通相對閉塞的江西，在明清時代的人眼裡，全省都是“水上高速公路”。以木材為例，江西撫州、贛南出大木，砍伐後運入贛江，溯流而下，就能一路漂浮到鄱陽湖，然後入長江，一路東下轉銷江南，或入大運河運往華北。
明朝中後期至清代前期，江西商業繁榮，沿著水路形成了樟樹、景德、吳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鎮。
在獨佔優勢的鄱陽湖-贛江水路運輸刺激下，早在北宋時期，贛商就開始興起，到了明朝初期，被稱為江右商幫的贛商，更是成為一時翹楚，當時甚至有“無江（右）不成市”的說法。
江西在唐宋以後的經濟地理崛起，也帶動了江西的文化和人才崛起。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代的韓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人均屬於宋代，其中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三個人都是江西人。
除此外，江西還走出了晏殊、晏幾道、陸九淵、文天祥、湯顯祖等文學、哲學大家和仁人志士，由此可見宋明兩代，江西的文化與人才之鼎盛。
根據統計，全宋詞1397位詞人中，江西詞人就有170人，佔比八分之一。
中國科舉史上十萬進士，十分之一在江西。
江西在科舉史上的輝煌地位，更是在明朝初期的百年間達到巔峰。建文帝在位第三年（1400年），當年科舉結果公佈後，大家才發現一甲三人中，狀元、榜眼、探花，胡廣、王艮和李貫等三人，竟然都是江西人，而且還都是江西吉安人。
不僅如此，二甲頭名和第二名，依然是江西人。也就是說，這場科舉全國前五名，被江西人承包了。
四年後，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舉行的科舉中，前七名，竟然全是江西人。
統計整個明代進士籍貫分佈可以發現，明代時，江西全省共有進士3114人，排名全國第二，僅次於後來崛起的浙江（3697人）。
但是，從中唐以後開始發展，宋明兩代趨於鼎盛的江西，卻在鴉片戰爭以後逐漸走向衰落。
1853年，太平軍開始進入江西，一直到1865年太平軍餘部最後退入廣東為止，13年間，太平軍與清軍在江西連年對峙爭戰，導致江西省境化為焦土，根據歷史學家曹樹基的測算，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剛爆發，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達到2400多萬；1865年，太平天國戰爭結束，江西人口銳減為1200多萬。
13年太平軍之亂，導致江西人口銳減一半。
與太平天國之亂中，湘軍崛起帶動湖南發展不同的是，太平天國之亂帶給江西的，卻是徹頭徹尾的破壞和打擊，太平軍之亂期間，清軍對江西商民課以重稅支持戰爭，導致江西商民被敲骨吸髓，經濟遭受重創。
對近代江西更致命的影響，則是來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濟地理格局的轉變衝擊。
在19世紀中期兩次鴉片戰爭以前，江西憑藉著北京—大運河—長江—鄱陽湖—贛江—大庾嶺（北江）—廣州的南北黃金水道，多次在戰亂中重生崛起，但是隨著鴉片戰爭以後上海的開埠，中外貿易重心逐漸由廣州轉移到上海，加上後來外國輪船獲許在長江上通航，全國的內外商貨流通改道，這使得鄱陽湖-贛江的南北通航區位優勢一去不返，傳統由江西至廣東的商業運輸路線完全衰落。
江西，一下子從經濟幹道變成商路死角，地位陡然失落。
在喪失水路優勢後，晚清時期，中國也跟隨世界開啟了鐵路時代，在這波晚清的鐵路興建浪潮中，當時的南北通道京漢-粵漢鐵路，選擇了從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的走向，此後，原本與江西毗鄰、一直默默無聞的湖南，在湘軍和鐵路等多重優勢扶持下迅速崛起，而被南北運輸幹道“拋棄”的江西，則在中國近代化的交通格局中被徹底邊緣化，儘管此後又修建了浙贛鐵路，但其僅從贛北穿境而過，整個贛中、贛南遠離交通線，過境貿易稀少。
至此，江西成了中國陸運（鐵路）和水運（海運）的雙重盲區，最終，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江西在鴉片戰爭和太平軍之亂以後，逐漸從原本的全國經濟、文化翹楚，淪落成為邊緣落寞省份。
此後180年來，江西唯一讓人稱道的，就是誕生了全國最多的開國將帥。據統計，新中國開國將帥中，江西共有325人，佔比20.14%，是全國各省份中最高的。
但是，革命事業在江西的蓬勃發展，和江西在民國時期走出來的新中國將星群體，恰恰是利用了江西的落後，而不是發達，儘管禍福相依，但從經濟文化角度，其根本原因也值得深思。
但江西的文化影響力仍然頑強地持續至今，並走出了像修水陳氏這樣的名門望族。
修水，是鄱陽湖的五大水系之一。籍貫江西義寧（今修水）的陳氏家族，其祖上是於清朝雍正末年，從福建上杭遷居江西義寧的的客家移民，在當時，他們被稱為“棚民”。
但是，經過幾代奮鬥和耕讀，這個家族培養出了一位晚清的湖南巡撫陳寶箴。
陳寶箴是維新派積極擁護者，戊戌變法期間，陳寶箴積極支持光緒帝變法，使得當時的湖南在全國風氣一新。變法失敗後，陳寶箴被革職永不敘用，後來甚至被慈禧賜死。
陳寶箴雖死，但他的兒子、詩人陳三立卻不屈不撓，維新變法期間，陳三立與譚嗣同等人一起，被稱為“維新四公子”，名動一時。陳三立擅長詩歌，也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古典詩人”。
1937年抗戰爆發後，陳三立拒絕逃難，他對人說，“我決不逃難！中國人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
當時，日本人試圖招降陳三立，陳三立讓傭人拿掃帚逐客。之後，為表抗議，這位當時已經85歲的老人連續絕食五日，憂憤而死。
陳寶箴、陳三立兩代人為理想而死，而陳三立的五個兒子、修水陳氏的第三代，也個個都是人傑。
陳三立的長子陳衡恪（陳師曾），是著名書畫家，是吳昌碩之後、齊白石之前，中國畫壇最重要的人物，沒有之一；
陳三立的次子陳隆恪，是著名詩人；
三子陳寅恪，更是蜚聲國際的史學大師；
四子陳方恪，也是著名詩人，風流倜儻，被稱為“金陵最後一個貴族”；
五子陳登恪，則是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中文系“五老”之一。
而修水陳氏的第四代、陳衡恪（陳師曾）的兒子陳封懷（1900—1993），也是中國近代植物園的創始人之一。
可以說，修水陳氏，也是江西乃至長江流域的文化巨族，堪稱贛人之光。
而浩瀚的長江中游流域，從湖北宜昌至江西九江，流經湖北、湖南、江西三地，無論是山川河湖，還是物華天寶，這段中國長江的龍腰地帶，都以深沉的歷史、壯闊的地理、多姿的人文影響著中華文明，併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長江中游，不愧龍腰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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