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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歷史性鉅變，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這次革命雖然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辛亥之後，中國的革命運動如同高山滾石，奔騰向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從辛亥革命出發向前推進的，是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中國共產黨不僅完成了辛亥革命遺留下來的歷史任務，而且進一步把它推向前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他的遺願，同一切忠於他的事業的人們繼續奮鬥，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首先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完成了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的轉變，並且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遵循孫中山先生遺囑和新三民主義政綱，為實現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繼續奮鬥。
孫中山革命主義的基本內容就是三民主義。1905年，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詞中，根據世界發展的潮流，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並認為中國要進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民生主義“不可不併時而弛張之”。在當時，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核心是反對清政府。但反清並不是狹隘的種族復仇主義，而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和條件。民權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創立民國”，也就是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孫中山把民權主義當作政治革命的根本，認為專靠民族革命不能推翻專制的政治制度，必須同時進行政治革命。他指出：“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平均地權”，實行土地國有，其目的是為了防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兩極分化的弊病在中國重演。孫中山說：“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民”為中心，貫穿始終，“充滿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但就其所處的時代而言，“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他領導了辛亥革命，而且在於他為了實現革命理想，與時俱進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鬥爭方略，毫不妥協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各種勢力進行鬥爭。”辛亥革命後，政權落入舊官僚手中，革命派所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並沒有實現。“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為了實現革命理想，孫中山又相繼領導了二次革命和護法鬥爭，但也沒有成功。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為孫中山認識世界和中國打開了新的視野。他開始主動尋求蘇俄的幫助。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孫中山決心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重新解釋後的民族主義突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強調“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民權主義也不是抽象的“天賦人權”，而是強調“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民生主義包括“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個方面。平均地權是要改變“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的局面；節制資本是要“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明顯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的影響，三民主義在內容和性質上發生了根本改變。這樣，孫中山“就把適應於舊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改造成了適應於新的國際國內環境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
新三民主義的各項主張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一致，因此也就成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兩黨攜手建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掀起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然而，當北伐戰爭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迅猛發展之時，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卻先後背叛革命。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曾一度對三民主義持批評態度，但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上仍未超出新三民主義的範圍。正如毛澤東所說：“在過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期，我們共產黨員曾經堅決實行了三民主義。就在一九二七年兩黨合作不幸破裂之後，我們的一切做法，也沒有違背三民主義。那時，我們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這是符合於民族主義的；我們實行了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治制度，這是符合於民權主義的；我們又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這是符合於民生主義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是華北事變以後，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中國共產黨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和主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呼籲國民黨“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三大政策”，“堅決地擔負起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責任”。同時，中共中央也告誡全體中共黨員，面對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為了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必須“再行整頓革命三民主義的精神，實行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與此同時，國民黨的政策也在逐漸發生變化。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日本的政策，確定了和平統一的原則，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後宣佈，“中國共產黨從來就贊助革命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現在依然贊助革命的三民主義，主張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繼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精神。”“七七”事變之後，中共中央再一次鄭重向全國宣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願意為之奮鬥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願意為新三民主義奮鬥，是因為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中，系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新三民主義若干相同之處。毛澤東指出：“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瞭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裡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就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總理遺囑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制定的。邊區政府努力抗戰，打擊日寇，同時充分尊重邊區境內各民族平等地位，這是實行民族主義的表現；邊區和敵後各根據地民選政府，實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身體等一切自由，這是實行民權主義的表現；邊區軍隊和機關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人民的負擔，這是實行民生主義的表現。
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一些合理主張在抗戰勝利後乃至解放戰爭勝利後仍然得到重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忠誠地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三民主義而奮鬥，但並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也沒有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國共產黨清醒地意識到，“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綱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則均不相同”。中國共產黨只是如同列寧所說的那樣，繼承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並加以保護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其次表現為完成了孫中山先生開啟的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並把這個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槍聲一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在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都帶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客觀上也都動搖了當時的封建統治，但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這是因為，辛亥革命不同於此前一切舊式的革命，它具有鮮明的近代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特點。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意識。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就是有感於當時列強“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希望能“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同盟會的三民主義綱領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反清，但反清不是狹隘的種族革命，而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須將中華民國國家臻進於獨立之地位，然後民族主義，始為圓滿解決。”民權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創立民國”，也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它將保證人民直接參與政權。“即如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民生主義就是要“平均地權”。孫中山稱之為“社會革命”，也稱“經濟革命”，其內涵是“社會上之財產，須平均分配，不為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總之，按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綱領，革命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推翻清朝政權，而是在於推翻清朝政權之後，徹底改造中國，使中國從半獨立變為獨立，從君主專制制度變為民主共和制度，從封建小農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這表明，辛亥革命儘管在反帝反封建的問題上還不徹底，但已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質。
然而，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從民族革命的角度看，“革命以後，滿清雖已推倒，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仍操諸外國，未能收回。”“由此現象觀之，中華民國固未可謂為完全獨立國家也!”從民主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革命之後，政權落入北洋軍閥手中，民國的招牌雖然還在，但實際上“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藥”。儘管孫中山先生為挽救共和繼續奮鬥，但都沒有成功，直到臨終之際，他留下遺囑：“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同時孫中山還囑咐國民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與蘇俄“合力共作”。
孫中山逝世後，中國共產黨立即向全國民眾宣告：“中國共產黨對於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所領導的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始終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後對於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民族運動，仍舊協同全國工農群眾予以贊助，決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歿而有所變更。”同時，也致唁中國國民黨，對於孫中山先生臨終之政治遺囑及其畢生反抗帝國主義反抗軍閥的革命事業表示極深之敬意，並希望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承繼此偉大的革命遺產，領導中國國民革命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看來，中國革命的內容是“反對封建的經濟關係，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同時也“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這兩方面都是“繼續或完成辛亥革命”。然而，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逐漸背離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最後走上“分共”的道路，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宣佈與“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實的信徒”合作，“繼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偉業，努力為解放中國廣大的勞動民眾而奮鬥，而犧牲，力求革命之最後勝利”。1928年六七月間，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確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革命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大會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背叛了革命，因此革命的動力“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據此，中共中央宣佈，“無產階級是辛亥革命唯一的完成者與領導者。”從此，中國共產黨獨立承擔起領導人民完成孫中山先生遺留下來的歷史任務的使命。
中共六大盡管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但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過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系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他指出：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孫中山在1924年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後，毛澤東又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中進一步發揮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從孫中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革命，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主要對象沒有變化，但革命的領導力量已經發生轉移。中國共產黨自覺承擔起了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重任，去完成孫中山先生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明確宣告：“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一切真誠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對於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誓與全國一切革命真誠志士一道，誓與全國人民一道，繼續奮鬥，不達目的，決不休止。對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一定要使之徹底實現於全中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孫中山先生追求的革命目標也“終於達到了目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停下革命的腳步。按照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進行第二步，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準備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年，黨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三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中國共產黨在完成了孫中山先生開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礎上，又把這個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革命就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還表現在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偉大抱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孫中山有感於當時中國的積貧積弱，於1894年在檀香山組建革命團體興中會，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吶喊。孫中山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他認為中國歷史悠久，土地廣袤，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堅信革命成功以後，中國一定能趕上並超過歐美強國。1905年，他在東京對留日學生髮表演講時說：“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1917年，孫中山在為《民權初步》所寫的序言中又說：“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孫中山的一生都在為振興中華而奮鬥，而且愈挫愈奮。儘管孫中山先生沒有實現振興中華的理想，但他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勵著後人。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遺志，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今天，經過長期奮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備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同時也是建設中國的探索者。孫中山先生認為，革命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建設，因此在從事緊張的革命活動的過程中，他一直思考著建設中國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開始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問題，寫出了實業計劃六種，構想了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該計劃的主要內容是：修建10萬英里的鐵路，建立中央、東北、東南、西南、西北、高原鐵路系統，把中國沿海、內地、邊疆連接起來，其中包括修建蘭州至拉薩、成都至拉薩的鐵路；在中國北部直隸灣、中部上海、南部廣州各修建一個可以跟紐約媲美的大海港，同時沿海岸修建各種商業港和漁業港；修建100萬英里的公路，形成遍佈全國的公路網，並進入青藏高原；開浚運河，整治長江水路及河岸，實施黃河築堤、導淮工程，建設三峽大壩，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利、電力事業；增設電報線路、電話及無線電等，使遍佈於全國；開發山西等地的煤鐵礦源，設立制鐵、鍊鋼工廠，在長江沿岸創建大士敏土廠；發展糧食工業、衣服工業、居室工業、行動工業和印刷工業，以滿足人們食、衣、住、行及文化生活的需要。孫中山實業計劃公開發表後，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該計劃“過於偉大”，難以實行。的確，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孫中山先生的這些宏大構想是難以實現的。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孫中山當年的許多構想已經變成現實並且有更大的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今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頑強奮鬥下，孫中山先生當年描繪的這個藍圖早已實現，中國人民創造的許多成就遠遠超出了孫中山先生的設想。祖國大地上，鐵路進青藏，公路密成網，高峽出平湖，港口連五洋，產業門類齊，稻麥遍地香，神舟遨太空，國防更堅強。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建設的獨立、民主、富強的國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孫中山先生說過，振興中華的目的，不只是要把中國變成足以和西方各國並駕齊驅的國家，也是要讓中國人民享受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他提倡實業、實行民生主義，目的也是“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晚年他仍然在強調，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目的都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和一個快活世界。”孫中山先生的這種為民情懷也為中國共產黨所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孫中山先生的夙願，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夙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夙願。”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幸福美滿上，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增進民生福祉是我們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補齊民生保障短板、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是社會建設的緊迫任務。為此，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向貧困宣戰。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宣佈，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當前，中國共產黨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
孫中山先生不僅關心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前途和命運，也關心世界和人類的前途與命運。他心繫中國，又胸懷天下；渴望中國富強，也希望世界和平。他把中國的發展視為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和責任。他指出：“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的這一思想。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和202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兩次引用了孫中山先生關於中國“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的話並指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發展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都能擁有幸福安寧的生活。中國將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90週年時指出：“事物總是發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如今，距離毛澤東說這番話又將過去66年，距離辛亥革命已經過去111年，中國的面目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中國已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正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邁進。孫中山先生一生為振興中華而奮鬥，但沒有實現。只有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才找到了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正確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