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日︱包茂紅：中國的環境史研究話語體系構建芻議

文丨包茂紅

構建中國的環境史研究話語體系既是史學研究深化和時代的需要，也是人才培養和現實的要求。就史學研究的深化而言，經過多年的引介和研究，到了該考慮構建中國的環境史話語體系的時候。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需要思考如何構建中國的環境史話語的路徑和方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時代正在發生鉅變，歷史學家的立場、位置性、認識技術等都在變化。這就要求歷史學家必須更新歷史認識，建構符合時代需要的新型歷史。就人才培養而言，僅僅停留在全盤學習外國學者的環境史研究成果是不能滿足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的需要，至少應該引導和培養他們構建中國的環境史話語體系的意識，鼓勵他們進行堅持不懈的探索。就現實需要而言，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2010年超過日本之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責任都與以前有了很大不同。這種變化需要相應的歷史觀來解釋和支撐。在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的崛起都需要歷史觀的配合。英國、德國、日本、美國、俄國（蘇聯）都不例外。顯然，構建中國的環境史話語體系已然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一、外國學者的中國環境史研究的特點

在國際環境史研究中，中國環境史研究是後來者。相對於美國環境史、印度環境史、非洲環境史等研究，中國環境史研究不但起步晚，而且成果少。但是，中國不但歷史悠久、史料豐富，而且具有獨特的人與環境關係的認識與實踐，是環境史研究中令人豔羨的富礦。自1995年出版中文版的《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灣地區“中研院”）和199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以來，外國學者陸續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國環境史的著作，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青年學者成為研究中國環境史的生力軍，出版的論著和通過的博士論文越來越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也被迅速翻譯成中文出版，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

孟一衡的《杉木與帝國：早期近代中國的森林轉型》研究了1100-1600年之間中國為應對森林危機而形成的從天然混交林向人工針葉林的景觀轉變，分析了轉變背後的市場和國家驅動力，修正了前輩學者對中國一直處於毀林和環境退化的趨勢的判斷，對中國在這一時期的森林轉型在世界環境史上進行了新的定位。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視野廣闊、推陳出新的優秀學術著作。結合其它幾部翻譯過來的中國環境史著作，如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卻》、馬立博的《中國環境史》、彭慕蘭的《大分流》、穆盛博的《洪水與饑荒》和謝健的《帝國之裘》等，大致可以總結出如下的共同特點。

第一、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環境史的問題意識是從他們的學術譜系中梳理出來的。換句話說，中國環境史研究是被置於西方學術發展脈絡中來認識的，中國環境史或者成為一個獨特的案例，或者成為深化認識的一個助推器。例如，《杉木與帝國》就是從加州學派的問題意識出發，探討森林問題在中西分流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而深化了關於環境主義起源的認識，反過來又拓展和強化了對大分流的認識，同時還構建了中國環境史（森林史）演進的新序列、新體系。

第二、分析問題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來自他們學科的基礎理論。例如，《杉木與帝國》的來自強市場與弱國家的市場經濟理論，《洪水與饑荒》的來自環境史的能量流動理論，《帝國之裘》的來自新清史中的民族、帝國與民族國家的理論。其中，《杉木與帝國》中關於政府、社會與市場的關係，與萬志英的《劍橋中國經濟史》的敘述是基本一致的。《大象的退卻》中關於三千年中國不可持續的基本觀點，與《中國過去的模式》中對帝制時期中國經濟特點的總結是一脈相承的。這說明，中國環境史的建構實際上是建基於已有的相關研究基礎的，理解外國學者的中國環境史研究應該置於其宏觀理論背景和方法論中。

第三、結合前瞻性方法和回溯性方法，採用相互比較來展現歷史的複雜性和偶然性。傳統的歷史研究思路是從事件往前推，在過去中尋找歷史發展的動力和原因，這樣易於形成事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的模式和體系，問題在於它剔除了當時歷史發展的多種可能性，進而在必然性的迷思中把歷史簡單化和同質化。這就是福柯所揭示的歷史知識生成機制。加州學派從王國斌開始一直探索和運用回溯性方法和前瞻性方法的結合，通過展示在過去某個時刻出現的多種歷史發展可能性來體現歷史的複雜性，通過把這兩種方法結合揭示從多種可能性走向歷史發展的現實過程中偶然性因素的關鍵作用。相互比較就是一方面以西北歐為參照與中國江南比較，另一方面以江南為參照與西北歐比較。這種相互比較毫無疑問有利於突破歐洲中心論，但也不會走向中國中心論。在結合兩種方法和相互比較方法的運用上，彭慕蘭的《大分流》是個範例。《杉木與帝國》中經常會出現“本來應該這樣但最終卻那樣”、“如果不是”等表述。這實際上就是這兩種方法結合運用在研究中的體現。

第四、研究結論的理論化。歷史研究毫無疑問是具體的，但過於具體就比較容易瑣碎化，甚至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化。外國學者的中國環境史研究，由於其問題意識、基本思路等都來自更大的學術關懷，因而其結論都是既具體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對推動本領域的學術研究效果明顯，還能輻射到其它領域。例如《杉木與帝國》除了修正中國森林史和環境史的已有研究結論，還對現代性、帝制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等產生積極影響。雖然這是一份具體研究，但對重新認識唐宋變革之後的中國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理解歷史大轉變時期的中外歷史地位的變化富有啟發性。

總之，外國學者的中國環境史研究是從他們的學術背景出發的，具有鮮明的、基於自己價值立場的學術關懷和理論思考。這樣的研究無疑對我們是有啟發性的，但我們不可能全盤接受。而且如果刻意去模仿，可能會出現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滑稽結果。

二、中國的環境史研究的特點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環境史研究發展較快，取得了一系列成績，甚至因為與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契合而掀起了環境史熱。在經歷了初期的融合轉型之後，在專題研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體系建設，通史編撰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同時，中國的環境史研究也展露出自己的特點。

第一，中國的環境史研究具有雄厚的先行研究基礎。從現有的從事中國環境史研究的人員構成和學術淵源來看，先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分別是歷史地理學中的人地關係史研究、經濟社會史中的農史（包括林史）研究、和災荒史研究。這些成果豐碩的研究領域中的部分學者或因應時代需要或適應學科內在發展需要或受到國際環境史研究的影響，紛紛轉向環境史研究。在轉向的過程中，或者借鑑吸收國外的環境史研究成果（主要是中國環境史研究成果），或通過與國外研究機構的合作，顯現出既立足中國學術傳統又融入國際環境史研究潮流的追求和傾向。

第二、中國的外國環境史研究和中國環境史研究有待進一步、真正地融會貫通。外國環境史研究按照研究的對象國或國際學術界的潮流走，試圖在這個學術譜系中發出自己的弱小聲音，爭得立足之地。中國環境史研究依然堅守中國傳統的歷史研究範式，在守正中創新，產出了引人注目的學術成果。例如，外國環境史研究主要以國別史和專題史的方式進行，而中國環境史研究主要採用以朝代劃分的斷代史範式。這兩者各有所長，並無優劣之分，但也各有所短。儘管中國的環境史從業者已經開始進行有意識的互鑑融合，但還需要進一步擴展，進而匯聚出共同的討論主題。

第三、即使是研究同一個主題，中國環境史和外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概念方法和理論關懷也大不相同。例如，森林史研究，研究外國的森林史更多關注森林變化與經濟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問題，特別是林產品商業化之後的森林濫伐及其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影響等；中國的森林史研究重在整理史料和梳理不同朝代的森林變化、森林培育與利用、林業科技與文化、林業政策與管理等方面的演變。這兩者之間雖有溝通和對話，但仍然處於初級階段，難以對已有相關理論形成補充和修正。

第四，進而言之，中國的中國環境史和外國環境史研究缺乏一個自己的整體世界史的理論體系作為支撐。1949年後，中國的世界史體系建設經歷了從學習蘇聯到學習西方的過程。無論是僵化的五種生產方式演進還是現代化理論或全球史，都是你方唱罷我登場，1990年代之後更是進入了一個只研究具體問題不進行理論建構的奇特階段。這也導致中國的環境史研究雖然很活躍，但理論基礎至少可以說不明確。這有點類似於美國曆史學界，各種新領域、新觀點層出不窮，但一談到根本都不得不說法國人福柯。換言之，中國的環境史研究需要創新的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支撐。在史學界，有一個影響深遠的“約定俗成的常識”，即案例研究和斷代研究是通史研究的基礎。該說法甚至變形為先進行斷代的具體研究，然後才能考慮通史研究。這種說法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把它絕對化肯定是不利於學術發展的。通史或體系研究與斷代專題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史料來源和運用、結論指向等都不盡相同，兩者完全可以平行並進，也可以相互促進。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一個世界史的理論體系對中國的環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中國的環境史研究發展迅速，具有自己的特點。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對比反思一下發展歷程，不但是必要的，還能為未來發展提供有益啟示。不同領域需要進一步溝通和融合，假以時日，才能形成中國的環境史研究的主導型主題、獨特方法和代表性觀點或理論範式。

三、如何構建中國的環境史研究話語體系？

構建中國的環境史話語體系，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耦合。只有當各方面的條件具備並形成正向的相互作用，構建才能順利進行。毫無疑問，構建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不但需要其它學科的配合和整體進步，還須在開放的狀態下才能進行。建構中國的環境史話語體系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形成既具有中國特點又具有普適性和影響力的體系。

第一、根據中國對世界和中國局勢的判斷和追求設定研究的主題。在和平與發展是時代潮流、改革開放是基本國策的年代，中國的世界史和中國史研究主題自然圍繞這個判斷展開，儘管有人可能沒有明確意識到。在對時代潮流的基本判斷已經發生變化之後，歷史研究的主題隨之會發生變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僅僅是調整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文明與文明之間的關係，更應該是在一個地球的背景中調整人與環境的關係。在這個框架中，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做出合理解釋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以合理定位。

第二、主要採用中國概念構建具有滲透力和穿透性的體系。概念是建構體系的基礎。先前的體系都使用從歐美歷史中提煉出來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把歐美經驗普世化的、帶有歐美中心論色彩的各種體系。現在建構中國的環境史研究話語體系不是要走向中國中心論，因為如果是這樣，實際上並不能跳出歐美中心論形成的邏輯。而是要從中國的世界認識出發，建立以包含了世界不同民族和國家以及環境的世界為本的話語體系。這樣的中國概念，既有中國特色，又有普適性。在這方面，日本學者探索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鑑。既有杉原薰、川勝平太、濱下武志等打破歐洲中心論、啟迪加州學派的成功經驗，也有安田喜憲等走向日本中心論的教訓。中國概念的發掘和總結需要回到中國歷史，與此同時，要用這樣的概念來解釋和重構外國和世界的環境史。

第三、在不同學科協同配合中構建話語體系。狹義來說，歷史學科內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要相互配合；廣義來說，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需要打破畫地為牢的格局。就環境史而言，還需要與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進行深度融合。不同學科的協同不是通過計劃學術能夠達成的，而是要自覺通過跨學科或交叉學科研究來完成的，也是在營造自由探索氛圍基礎上通過學術競爭達成的。不同學科的從業者要意識到自己學科的優勢和弱點，只有認識到侷限性才能開放和包容，才能在整體研究和體系建構上實現突破。

第四、構建中國的環境史話語體系需要重視語言的作用。語言不僅是話語的載體，也是話語本身，還是傳播和交流的工具。歐美話語體系的霸權建立與英語作為一種世界通用語言的功能是分不開的，而英語成為世界語言又與歐美的擴張（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後來的全球化）密不可分。確實，不同的民族語言表述的是不同文化，但不能絕對化，互譯是溝通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不二法門。因此，既要重視漢語表達，也不能忽略世界上其它語言的表達。中國的話語體系不僅要建構，用適當的載體進行傳播和理解也不能忽視。

第五、構建話語體系也要配套具有時代特點的傳播方式。僅僅依靠書籍文本的方式已經遠遠不夠了，數字技術的應用是值得重視和開掘的選擇之一。在信息逐漸數字化的時代，不但要利用數字技術研究歷史，其實我們每天創造的歷史也以海量數據的方式被記錄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話語體系的建構和傳播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對歷史大數據的處理和擴散。這樣的處理和擴散無疑能夠適應現在和未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需要。

總之，通過比較中外的環境史研究，發現其各具特點和優勢，也都有自己的侷限性。中國的環境史研究的話語體系建構是需要正視和立即開始做的事情，但它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既需要夯實基礎建設，也需要無畏開創的勇氣和魄力。